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其动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一个后进国家寻求赶超的发展道路时，对外贸易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焦点。适宜的外贸发展战略能够支撑一个好的国家发展战略，开放型经济尤其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重大转变，外贸发展战略自建国之初至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总结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演变历程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宝贵的经验既是我国进一步开放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也能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问题提出
本文着重研究中国外贸战略演进中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二是演进的动因。前者的研究有两个重点：首先是外贸发展战略的类型的划分，外贸发展战略演进就是从一种外贸发展战略向其他外贸发展战略的转变，因而确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种类及其划分标准就成了首要任务；其次是判断中国不同时期的外贸发展战略，这里需要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主要是针对一些指标的判断。对于演进动因，本文主要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目标”结构解释演进的连续性，“二元目标”的概念将在第三部分提出。
中国政府曾提出“以质取胜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大经贸战略”等贸易战略，但与本文研究的外贸发展战略存在本质的区别。尽管外贸发展战略无明确一致的定义，但本文认同学界的一般看法，即外贸发展战略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外贸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实际操作中指一国政府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选择而影响本国资源的配置和竞争效率的一整套政策和制度①。
前人已在贸易战略的划分上做过一些研究，这对本文研究至关重要。国际上关于外贸发展战略的划分大致有两种：内向型和外向型的外贸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外贸发展战略，但主要研究大都以贸易奖励制度是否“中性”作为划分标准。(1)如果对内销和外销的奖励制度中性就是外向型外贸发展战略，如果偏向内销就是内向型。Balassa(1971)②认为，如果对国外销售和国内销售提供同样的奖励，没有反出口倾向的，就是外向主导型战略，否则就是内向主导型战略。世界银行(1987)③也认为外向型和内向型这两种战略的区别在于贸易和工业奖励制度是否对国产货物和进口货物一视同仁，并进一步根据有效保护率、配额和许可证限制、出口奖励办法和汇率定值程度等四项指标，从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采集了1963-1985年的数据资料，将外贸发展战略细分为四种：坚定外向型外贸发展战略、一般外向型外贸发展战略、坚定内向型外贸发展战略和一般内向型外贸发展战略。(2)若对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的奖励制度中性就是出口导向，若倾向本国产品就是进口替代。安妮·克鲁格(Krueger，1983)④和贾格迪什·巴格瓦蒂(Bhagwati，1985)⑤认为，出口鼓励战略是对可进口商品和可出口商品提供同样的奖励。H.钱纳里等(1988)⑥以与世界银行同样的四项指标，从具体的政策选择角度将外贸发展战略分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基本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了极端出口促进战略、温和进口替代战略及平衡战略。
然而，前人以“是否中性”的划分标准存在三方面的问题：(1)战略类型不完整。以制度中性划分外贸发展战略，制度偏向出口的非中性就不能纳入其分析框架，很多学者因而避而不提，H.钱纳里等(1988)派生出了极端出口促进战略弥补了这一空缺，但因其仍以制度中性作为分类标准，这一派生也就显得缺乏逻辑根据。(2)应用上存在难度。尹翔硕(2006)⑦指出“中性”是一个点的概念，但外贸发展战略的划分通常涉及一个范围，以一点来划分显然是武断的。实际上，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于一般外向型战略的界定与其承认的中性定义存在矛盾，因为“注重为内销的生产，不注重为外销的生产”⑧属于总体偏向内销的政策制度，应当划入内向型，但却被分入一般外向型，显示了理论与应用的不至恰。(3)扩展不合理。在对外贸发展战略进一步细分中，多数经济学家都要考虑初级产品导向和制成品导向的划分，但这并没有很强的逻辑依据。外贸发展战略反映了国家开放程度对产业结构的导向作用，但仅限于对比较优势产业(出口产业)和暂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幼稚工业间(进口产业)的选择，而并非一定对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存在歧视。
(二)研究思路
确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类型和划分标准应该紧扣定义，依据上文的定义，可以概括出其中包涵的两层意思：一是外贸发展战略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是外贸发展战略反映国家的产业结构导向。
既然外贸发展战略体现着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那么划分标准就可以依据国家对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的政策倾向，基于此，本文将外贸发展战略分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大类。进口替代是以保护国内生产和排斥进口、以内销替代出口，通过扶持幼稚产业发展经济的外贸发展战略；而出口导向是指以鼓励发展并出口优势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
对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的政策倾向又分别可以划分为“高”“低”两个等级，从而相互组合成四种外贸发展战略，如表1所示。战略Ⅰ代表高进口限制和低出口鼓励，可以认为是进口替代；战略Ⅱ代表高进口限制和高出口鼓励，这是一种介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折中战略，称为混合战略；战略Ⅲ是低进口限制和高出口鼓励的政策组合，由于政府在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两方面都不作为时，已经能够产生出口导向的效果，若政府再辅以出口鼓励，则体现为激进的出口导向；战略Ⅳ是低进口限制和低出口鼓励的政策组合，由于自由化的倾向会导致微观主体(企业)依据市场经济信号发展优势产业，所以是一种出口导向，这里称为自由化的出口导向。
这种划分框架在符合定义的基础上存有三个优点：(1)包含了通常被忽略的出口鼓励大于进口限制的情况；(2)将“中性”的情况进一步细分为“作为中性”和“少(不)作为中性”两种情况，分别包含于混合战略和自由化的出口导向之中；(3)忽略了对初级产品导向与制成品导向的划分，便于研究。
二、中国外贸战略的演变历程
(一)中国外贸政策的倾向
借鉴世界银行(1987)的四项衡量贸易政策的指标，并结合中国实际，本文采用名义关税、配额与许可证限制、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及汇率定值等五项指标衡量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的政策倾向。图1显示了1979-2008年间关税、补贴额、退税额占比和汇率在数据可得年份的变化趋势，配额与许可证限制数据无法成图。
图1 贸易政策衡量指标走势图
注：为方便指标间比较，将名义关税率数据放大10倍，出口退税指标为“出口退税额/出口额×10000”
四项指标变化趋势显示出一些相似的阶段性，体现了外贸发展战略的改变，下面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五项指标的阶段性特征。
1.进口限制
(1)名义关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几乎所有进口都由国家计划控制，关税的存在可有可无，“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曾停止征收关税。但1980年后，随着我国对市场杠杆的作用开始有了认识，关税职能逐步恢复。同年，国家将原外贸部下属的海关局分离出来，成立了海关总署，并恢复执行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1985年，国务院又正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并在1985年对电视机等产品加征了“进口调节税”，关税税率也因而成为进口数量和进口构成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改革最初几年，中国一直维持较高关税率，且有一种提高的趋势。之后，尽管高度保护的格局开始改变，但进程缓慢，关税率一直很高。1992年后，伴随改革开放的加快，关税率的调整幅度和速度才明显加快，1992年至2001年间，我国对关税进行较大幅度自主降税，从43.2％降低到15.3％，总降幅近65％。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关税降低再掀高潮。2001年至2005年共进行了4次降税，从15.3％降至9.9％，降幅高达35％。2008年进一步降低鲜草莓、对苯二甲酸等45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但总体税率仍为2007年的9.8％。
(2)配额与许可证限制。在经济转轨阶段，许可证制度是衡量进口限制尤为重要的指标，我国的许可证制度从管理范围上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80年全面实施许可证管理，其中，1959-1980年经外贸部下达的进出口货单即起进出口许可证的作用。第二阶段，1980-1991年大规模实行许可证管理，1980年10月开始重新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并在1984年通过国家法律将此制度化。据估计，80年代初，受到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有21种，但到80年代末，增加到53种，受许可证控制的进口商品占总进口的46％。第三阶段，1992-2001年间共8次消减许可证管理商品种类。1992年，受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消减到占进口总额的25％左右。在1993年底取消了283项具体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和限额限制，1994年又取消了367项具体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和限额限制。到1995通过进口许可证及限额管理的进口商品仍有36种。1996年，中国宣布自1996年4月1日起取消占当时由限额和许可证管理的全部商品30％的170余项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⑨。1997年进口限额和许可证管理的具体商品数从1992年的1247个税目减少到了384个税目，仅占全部征收进口关税的商品的5％⑩。2001年，中国实行自1992年以来第八次削减非关税措施，自主削减了22个税号的机电产品进口非关税措施。第四阶段，2002-2008年逐步取消许可证对进口的限制。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2002年仍然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数减少到12种，总计有170个8位商品编码。之后，进口许可证限制趋于取消，2003年减少到8种，2004年减少到5种，2005年又减少到3种，到2008年，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仅1种，为消耗臭氧层物质，总计10个8位HS编码(11)。
2.出口鼓励
(1)出口补贴。根据世界银行(1993)得到的数据，我国在1986年由中央财政预算补贴的外贸亏损近250亿元，到1989年已超过336亿元。由于严重的亏损导致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1988年改革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承包定额补贴。财政对贸易亏损的补贴在1989年以后也逐步减少了。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同时也为了符合国际规范，更为了让企业逐步成为真正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国家又从1991年起取消对外贸企业的出口补贴，进口补贴仅对包括粮食、糖、化肥、钢铁和农药等在内的8类进口商品实施。
(2)出口退税政策发展历程。我国从1985年4月1日实行对出口产品的退税政策，1994年1月政府进一步改革退还产品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建立以新的增值税、消费税制度为基础的出口货物退(免)税制度。自1985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额连年增长。
出口退税率方面，1996年前退税率呈上升趋势，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全球经济危机开始后，都有短期上升维持经济稳定的格局。具体而言，1996年出口退税率曾大幅消减，从11％、13％、17％分别降为3％、6％、9％，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出口退税率又逐步提高，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由原来的6％提高到15％。2002年起，国家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出口退税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办法。2003年，由于经济局部过热，出口欠税严重，政府将出口退税率由15.5％调整到12.51％，同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正式出台。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后，政府分别于2006年1月、2007年4月、2007年6月公布全面下调出口退税，大多数产品退税率被取消或降为很低的水平。受2007年8月全面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我国四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其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财税[2008]138号)，调整了3486项出口商品的退税率，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涉及调整范围较广、力度较大、数量较多的一次。
3.汇率定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汇率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汇率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汇率定值先后经历了高估期、低估期和升值期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之前，外汇统收统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人民币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长期高估。(2)1979年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而后中国银行于1980年开办了外汇调剂和额度借贷业务，允许留成单位将闲置的外汇卖给或供给需要外汇的单位，实现余缺调剂，即“外汇调剂市场”建成。1981年我国采取了贸易收支的(官方)内部结算汇率和非贸易收支的官方汇率，但于1984年被取消。1994年，中国终止了实行多年的双重汇率体制，通过汇率并轨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同时，外汇留成制亦被取消，代之以售汇结汇制。1996年12月1日，开始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向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体制靠拢。(3)由于人民币汇率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存在低估事实，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1％，至此，人民币放弃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升值迅速，到2008年汇改三周年，累计升幅超过21％。
(二)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划分与演进
确定中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就是判断进口限制和出口鼓励的高低，这里以两个时期的数值作为标准：计划经济时期(1979年之前)，进口限制高、出口鼓励低；加入WTO之后(2001年之后)，进口限制低、出口鼓励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来支持重工业的发展，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行业是一种损害，对进口行业则是高度垄断和限制，是典型的进口替代战略。与之相对，加入WTO后，国家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贸易自由化各方面的要求，WTO成员国是当前国际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代表，外贸发展战略理应属于对进口限制低、对出口鼓励低的自由化的出口导向。
那么在1979-2001期间，外贸发展战略是哪种类型呢？上文的数据显示，这段时间进口限制经历了从高到低的变化，而出口鼓励则经历了从低到高、再到低的变化，但用什么标准区分这里的高低临界呢？中国转轨时期的数据统计难以完整准确，而且某一年份的具体指标是否达标也具有一定偶然性，所以构建恰当指标衡量政策倾向的高低颇具困难。然而从中国外贸政策倾向的分析中发现，五项具体指标的变化具有相似的阶段性，各阶段的端点正是国家政策转变的年份：1978年底改革开放政策确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合图1的指标变化率发现，这些代表政策倾向改变的年份正是具体指标的间断点，作为划分外贸发展战略质变的临界最为合适，具体划分见表2。
在确定外贸发展战略类型的基础上考虑其演变历程，则如图2箭头所示，我国外贸发展战略沿顺时针方向发展，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混合战略、激进的出口导向和自由化的出口导向四种战略。
图2 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演进路径图
三、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演变的动因
(一)分析的基准点
1.外贸发展战略的确定
外贸发展战略是政府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约束下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优化两方面，而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决定着其他经济结构，进而经济发展体现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方面，可以用函数①②分别表示外贸发展战略(Ts)对经济增长(G)和产业结构升级(S)的影响，O为其他决定因素。
2.经济发展的“二元目标”
对于(1)(2)两个效用函数，我们希望通过附加合理的假设条件使之成为一个效应函数，因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不协调的发展难以持续，在此之下的外贸发展战略也很难达到最优。这就涉及经济发展的“二元目标”(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统一问题。由动态比较优势观点可知，一国的禀赋结构可由人均资本存量(K/L)简单刻画，只要市场完全，价格就能准确反映资源相对稀缺性，并主导人们按照资源禀赋结构选择主营产品，从而决定一国的产业结构。所以经济的增长越快，资本积累越快，人均资本存量越高，资源禀赋结构升级越快，产业结构就会据此升级越快。因而从经济增长起步，经济发展可以实现“二元”目标的统一。但要注意两个必须满足的条件：一是市场是相对完善的，价格能够较准确反映产品、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二是可供选择的产业结构升级是连续的，即产业结构能随禀赋结构的变动及时调整。
(二)进口替代战略的背景(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结构理论开始盛行，理论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会持续恶化其贸易条件，且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结构刚性，价格机制不起作用，所以不能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实现工业化，而应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际方面存在两股作用相反的力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切断了我国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和交易；另一方面，前苏联的经济模式成功规避经济危机对我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加之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相应的外贸发展战略就是进口替代战略。
(三)混合战略的形成(1979-1992)
1.改革与“二元”目标结构转变
中国的进口替代战略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经济战略的需求。但1978年，中国如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计划体制与内向发展战略的失败效果，而且再难以维持下去。中国即在“穷则思变”的背景下进行了改革和开放。
改革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目标”相悖——经济增长滞后产业升级。因为这种“二元目标相悖”并不能实现自我收敛：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们的利益长时间得不到满足，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经济增长存在阻力，经济结构始终超前经济增长。改革确定的解决方法为：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让价格正确反映产品、资源的稀缺性，用价格代替计划调整产业安排。
改革模式存在激进与渐进两种，中国最终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这就要求改革要尊重微观主体的选择，同时还要保护微观主体的利益使得改革动力能够持续，所以，渐进的改革模式意味着渐进的开放进程，减少对开放、自由化的束缚需要一段时间的混合外贸发展战略过渡。
2.约束条件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转变面临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影响限制：(1)国内条件：生产效率低、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竞争不足、制度不完善，综合表现为企业需要政策扶持且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只能倒闭，因而国内条件要求外贸发展战略一方面不能快速开放，另一方面还要实行有利于培育企业竞争力的开放政策。(2)国际环境。20世纪80年代正是国际经济大调整、大分化的时期，最主要的两大特点，一是世界经济持续不平衡发展，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总体水平继续分化的同时，东亚几个国家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二是全球出现了新一轮的生产结构转换和转移，呈现国际分工新格局。对于东亚增长奇迹的研究基本都赞同外向型外贸发展战略的重要贡献，这对中国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而国际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转移无疑为融入国际经济提供了良好时机。
3.混合战略的选择及其合理性
改革的背景使得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需要同时满足：(1)有利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二元目标”统一，即以开放促改革建立市场机制；(2)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利益，开放不能一步到位，需要一个过渡，即对于国外的进口应当控制，但对于技术和中间资本品这些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进口应当予以特别照顾；(3)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获取国际环境带来的正外部性，包括经验和产业升级两方面的正外部性，这就需要承接发达国家逐渐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发挥国家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基于以上三点，外贸发展战略调整为对进口限制和出口鼓励都很强烈的混合战略。
(四)激进的出口导向转变
1992年后，国内的制度变迁阻力变小，总体发展水平提高，这两点的改变通过函数(4)迫使外贸发展战略进一步演变。简言之，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为外贸发展战略演变提供了条件，而发展水平变化引发的关联变化才是真正的变迁动力。
1.制度阻力消除
混合战略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政府对企业的指令和指导仍然很普遍。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一定的松绑，企业积极性增强，生产效率提高，同时产生对更大的自主经营权和更灵活的市场的需求。当时最大的阻力来自对社会主义性质和市场经济兼容的质疑。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道路，这种微观主体为改革探路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遵循帕累托改进。因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解决了思想包袱，坚定了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2.发展水平与理论逻辑
混合战略实施期间取得了较好成效，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快速提升。国内商品、外汇基本由市场配置，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汇率的并轨条件逐渐成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然而国家高度限制进口的行为随着时间延长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价格扭曲，即进口限制的边际成本递增，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以及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这种类似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正外部性效用却边际递减，因此对进口行业的特殊保护也应当逐步减少。而对于出口所给予的鼓励政策却并不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减，因为国内劳动力仍有大量闲置，出口鼓励会带来更快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出增加，所以这一时期出口鼓励并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消减进口限制本身就是减少对出口的征税)。这种总效用最大化的演变逻辑最终推动外贸发展战略演变为激进的出口导向。
(五)“贫困化增长”的规避——向自由化的出口导向发展
1.贫困化增长的趋势
彼得·林德特(1991)(12)针对贫困化增长给出了三个关键必要条件：国民经济必须偏向出口；国外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无价格弹性的；国家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国内学者王如忠(1999)(13)进一步补充了第四个“必须是贸易大国”的必要条件。经过激进的出口导向发展，中国已完全满足了上述四个必要条件。尽管相应的实证研究还存在结论上的争议，但中国长期的高增长率、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与较慢的第三次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显示虚假繁荣已经滋生。这说明经济发展的“二元目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收敛后又出现了发散的趋势，但开放前是经济增长滞后于结构调整，这次正好相反。
2.外贸战略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不一致时，经济发展战略首先要促进“二元目标”统一，也就是改善其前提条件：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连续性。中国政府正是沿着这个思路促使外贸发展战略向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演变：
(1)对于前者条件的改善可以借助更大程度的开放，即以开放促改革。中国长期封闭搞计划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知之甚少，而渐进式的改革是依靠微观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制度需求引发制度供给的制度变迁，若不借助国外经验就相当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过程，十分漫长。以开放促改革就是加大开放，增添企业活力，引进一些发达国家竞争者，提高我国制度需求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2)对于后者条件，需要综合考虑理论可行性和国际环境。造成产业结构升级滞后于资源禀赋升级可能的两个原因：一是资源禀赋结构升级短期不能造成比较优势逆转，继续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另一个是外贸发展战略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利，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讲，对出口的鼓励政策能够增加出口企业维持现有产品结构的“支付”(效用)，使其进行产品结构升级的机会成本增加，最终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比较优势陷阱”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与国际市场隔离，发展内向型经济从而避免其不良影响。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各种对外经济政策都要考虑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更为可行也是中国采取的解决方法：通过消减、消除出口补贴和汇率升值的方法修改出口企业的“支付函数”，增加企业按照资源禀赋结构及时升级产品的动力，从而加快产业升级。
3.经济危机下的新挑战
2007年8月全面爆发经济危机，这给高程度自由化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新挑战。全球需求降低增加了我国出口难度，出口导向的外贸战略面临不适应的困境。据有关部分统计，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上半年有6万多家规模以上企业歇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但肩负大国责任，中国并没有封闭国门，限制进口，走改革开放的回头路，而是积极主动地通过暂时上调出口退税率、减缓人民币升值速度以及降低贷款利率等方式稳定经济、力保增长、塑造全民信心。
另一方面，接下来两年的外贸发展战略有可能继续演变，鼓励进口，轻微扶持出口，或许可以称为“进口导向的混合战略”。这在国际上是不曾出现的大国举措，是一项新的外贸发展战略，但却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依据。现实意义方面，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美元贬值，其他发达国家的汇率也将相应贬值，这将使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面临蒸发的危险，如何将大量的外汇储备转换成一部分实物财富是下一步战略要考量的。而且，国内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结构调整都需要对基础建设进行投资，这部分的支出若以大量的财政赤字或加大财政收入作为依据并不合适，释放以外汇形式储备的财富是更好的选择。理论依据方面，经历了“激进的出口导向”，经济中必然存在一定的扭曲，“进口导向的混合战略”就是消除这些扭曲的过渡期，如中国的贸易顺差等外部失衡将在这一时期得到缓冲、过渡。
四、结论
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1.传统的以“制度中性”划分外贸发展战略的方法有弊端，以进口限制和出口鼓励两项政策的组合划分更合理。政策倾向分析显示，中国的外贸发展战略依次经历了进口替代(1949-1978)、混合战略(1979-1992)、激进的出口导向(1993-2001)和自由化的出口导向(2002-今)的演变。而且下一步的外贸发展战略很可能出现新的演变，主要为应对金融危机以及国民经济的失衡。新的外贸发展战略可能鼓励进口，轻微扶持出口，成为国际上一种新的过渡性外贸发展战略。
2.外贸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相辅相成，经济发展上的“二元”目标是否统一能决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类型，比如进口替代向混合战略的转变，而外贸发展战略也能够促进“二元目标”统一，比如激进的出口导向到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演进。外贸发展战略同时受到国内、国外以及理论三方面的制约，这些条件的变化同样可以产生外贸发展战略的演进，比如混合战略向激进的出口导向演进。
3.外贸发展战略演变的连续性在于其自身形成机制的内生性。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目标”相悖需要外贸发展战略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在促进经济发展后，一些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又进一步决定外贸发展战略的演变。而促使外贸发展战略连续演变的根本动力在于微观主体追寻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4.从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政府应该促进“经济二元目标”统一，外贸发展战略是其手段。随着我国发展进入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战略，政府对外贸发展的干预方法越来越少，这给政府在面临新的“二元目标”相悖和经济危机时带来了新挑战。但政府仍可以通过对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以指导和鼓励，提供良好的基础服务，具体而言可以考虑：(1)进一步加强法制市场规范，完善价格传导机制；(2)重视、完善行业协会在增强企业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3)完善金融服务，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它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4)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为其提供包括知识、技术、经验及其资金的各方面帮助。
注释：
①刘重力、胡昭玲：《21世纪的中国外贸发展战略》，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Balassa,Bela A.,"Trade pol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71,(61).pp.178-187.
③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78-85页。
④Krueger,Anne O.,"Trade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ynthesis and Conclusion",NBER Working Papers No.0232,1983(3).
⑤Bhagwati,Jagdish N.,"Development Strategy:Import Substitution versus Export Promotion",in Gene Grossman(ed.):Essay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MIT Press,1985,(2).pp.651-660.
⑥[美]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第56-103页。
⑦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⑧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第82页。
⑨林桂军：《放宽进口限制，合理调整汇率，促进出口增长》，《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8期。
⑩孟宪刚：《努力探讨符合国际惯例的进口管理体制，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50期。
(1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mof/)。
(12)[美]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6-234页。
(13)王如忠：《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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