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种转化的深刻内涵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而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当昔日的农民从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本生产方式，以封闭、分散的传统村落聚居制度，转化为机械化大生产和信息发达的城市聚居制度时，这种劳动力、资本及多种经济要素在空间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和合理流动，所产生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都是空前巨大的。正是由于城市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加快城市化成为各国政府努力追求的政策目标。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长期起伏、俳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在1978-1998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68个，城市人口从1.7亿人上升至3.7亿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也从17.92%上升为30.4%（见表1）。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70年至1980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3%，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6%；但是，从1980年至1995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2%，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了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见表2）。
表1：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状况
年份 城市
全国
城市
所占 农村
所占
数量 总人口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1978 193 96259
17245
17.92%
79014
82.08%
1980 223 98705
19140
19.39%
79565
80.61%
1985 324
105851
25094
23.71%
80757
76.29%
1986 353
107507
26366
24.52%
81141
75.48%
1987 381
109300
27674
25.32%
81626
75.68%
1988 434
111026
28661
25.81%
82365
74.19%
1989 467
112704
29540
26.21%
83164
73.79%
1990 467
114333
30191
26.41%
84142
73.59%
1991 479
115823
30543
26.37%
85280
73.63%
1992 517
117171
32372
27.63%
84799
72.37%
1993 570
118517
33351
28.14%
85166
71.86%
1994 622
119850
34301
28.62%
85549
71.38%
1995 640
121121
35174
29.04%
85947
70.96%
1996 666
122389
35950
29.37%
86439
70.63%
1997 668
123626
36989
29.92%
86637
70.08%
1998 668
124810
37942
30.40%
86868
69.6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虽然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实实在在地增长了12.5个百分点，但是，与世界城市化发展平均水平比，甚至与一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比，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还够不上“拍手称快”（见表3）。
表3：1980-1995年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及发展速度
低收入国家 1995年人均GDP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
及周边国家
（美元）
1980年
1995年
1980～1995年
莫桑比克
80
1338
1.5
塞拉利昂180
2539
4.9
蒙古
310
5260
3.6
民主共和国
350
1322
6.3
尼加拉瓜380
5362
3.9
巴基斯坦460
2835
4.6
印度尼西亚
980
2234
1.8
菲律宾 1050
3853
4.9
土耳其 2780
4470
5.4
韩国 9700
5781
1.5
中国
620
1930
4.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7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事实和数据再一次提醒我们，中国城市化仍远远地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认真学习国外各种有关人口迁移及城市化的理论，从理论上弄清城市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加快我国城市化的进程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的重要意义
1.城市化：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必然选择
在对城市化所作的诸多研究中，较著名的有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存在一种二元的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为现代工业部门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使工业部门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增加，而工业部门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吸收更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的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得到提高，二元经济的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生产率、工资和生活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则是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转换及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运用二元经济的理论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我们可以认定，对于中国一个典型二元经济的国家来说，“民工潮”不仅具有经济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将是中国新世纪所要面临的长期任务。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的城市化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没有占人口80%的农民生产力及素质的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行列。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能有利于中国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
2.城市化：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首要前提
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第三产业发育不足，比重偏低。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2.5%，而世界平均水平为6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45%左右。造成我国第三产业发育不足、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恰恰就在于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缺乏第三产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空间条件和相应的产业载体。没有城市，没有人口的集聚，就没有第三产业。从生产上看，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人力密集特征；从消费上看，第三产业的消费与生产具有高度的同一性，难以异地生产、异地消费。这两条决定了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密度大的城镇地区才易于发展，也就是说，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不但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强烈抑制，吸收就业能力难以提高，而且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摩擦。
今后要加快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农村居民的城市化问题，这样我国第三产业才能够找到加快发展的现实道路，提高其在三次产业增加值中的份额。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只有26.8%，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0%左右，发达国家为60%以上，美国则高达80%，基本与其城市化水平相一致。若能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把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则可增加9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将大大缓解。
3.城市化：启动消费的现实选择
众所周知，消费不仅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我国经济告别短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新形势下，居民消费在引导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最终消费率一直占6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1990年除外）。而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已从1978年的78.6%，上升到1998年的80.2%，这意味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得的地位。
但是，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所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已从1978年的62.1%降至1998年的47.1%，几乎每年平均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的大幅度下降，导致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1978年的31.93%降至1998年4.64%。这表明，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着世界上少有的“超级消费市场”，市场的消费主体是12亿国民，但是，理应是启动市场主力的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从消费总量分析，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总消费量的9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城市居民的1/8。按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计算，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7倍。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至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却比较低。因此，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
著名的经济学家D.W.乔根森在补充和发展二元经济理论中，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他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是根本原因，因为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的是生理极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则是无极限的。当农产品生产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农业发展就失去了需求的拉动，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乔根森的消费结构理论对我们分析城市化与改变农民消费结构的关系是颇具启迪的。不难想象，如果在未来的10年，如果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每年能以1.2%速度递增，即从目前的30%提高到2010年的45%，这意味着每年将新增城市人口约2000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所产生的消费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三、新世纪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稳步增长的时期，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进一步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为20%，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中国作为农村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我国的人均GDP将从1997年86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1200美元甚至更高，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然而，中国城市化又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困难和阴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和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巨额增长，使之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况，均有赖于城市化发展战略上的正确选择。在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战略选择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切实可行的城市化战略。
目前，我国在城市化总体战略上的原则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方针更侧重于城市的管理，而没有把城市化首先看成是一个经济过程。对于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点，大家基本形成共识，但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似乎有违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小城镇只是中国城市化战略中的一个方面，仅仅通过小城镇的数量扩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事实上，大城市在吸纳农村流动人口方面有内在的优势：一是大城市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最小；二是大城市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大城市吸纳劳动力的社会成本相对较低。中国的城市化在相当程度上要通过现有大中城市的功能调整和规模扩张来实现。城市过大、过于集中，固然容易产生交通和住房拥挤等“城市病”，但如果过度限制大中城市的发展，人为地阴碍大中城市规模的合理扩张，结果不仅会造成城镇发展数量过多、规模过小、布局过于分散，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不能很好地发挥，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会引发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
从我国实际出发，今后我国城市发展要实行大中小并举的指导思想，要有序发展城市带（圈），合理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中心城镇。在实践中要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全面推进，实行城市化形式的多元化，即：集中型城市化与分散型城市化相结合；“据点式”城市化与“网络式”城市化相结合；内涵式城市化与外延式城市化相结合；政府引导型城市化与民间推动型城市化相结合。
2.以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突破口，着力消除城市化的体制障碍。
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首要因素是，在我们的制度规则和政策设计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城乡分离的歧视性安排。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市场力量的冲击，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有所松动，但它依然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一大障碍。另外，以传统的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住房分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城市化进程。因此，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当务之急是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着重推进吸纳和安置外来迁移人口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努力消除农民身份变更和居住地变更的体制性障碍。首先是要放开在城市务工经商、并且已经有比较稳定生活来源和生活依靠、有固定居住地点的农民办理城镇常住户口的限制，促使他们改进消费方式，改变消费观念，并逐步鼓励他们实行家庭式迁移。同时，继续推进住房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努力促进住房商品化、就业市场化、教育普及化，进一步排除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各种障碍。
另外，在农村，要注意从体制上克服进城农民亦城亦乡、城乡兼得，造成资源重复占用、浪费很大的弊端。例如，目前许多人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农业，在城市已经有了固定的职业，但是他们在农村有宅基地、有住房，形成在城镇与农村的双重占地。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要逐步推进有利于外出人口最终剪断与原社区“脐带”的配套政策。
3.着力抓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要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抓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努力实现城市建设、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的“三个同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的“三个兼顾”。
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规划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因此，要高度重视城市的规划工作，从大城市、中心城市与小城镇建设相互结合的角度，从布局上确定好城市功能、经济功能、带动功能和辐射功能。要遵循经济、结合、配套、特色的原则，搞好城市建设的产业布局、建筑布局、设施布局、生态布局，避免过去搞城市建设布局不当所造成的功能不全、瓶颈制约等问题。
要抓住当前国家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需求的新机遇，进一步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积极探索建立新的有利于城市发展的财政、税收制度。加快财政体制和税收改革，为城市建设开辟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
总之，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必须唾弃那些“城市能‘养活’多少人”或“农村能‘养活’多少城市人口”陈腐观念，必须认清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潜力（包括产业结构、地域分布、就业市场和生产率等）在长期压抑中远没有发掘出来，关键是我们能否抓住机遇，能否充分利用国际的物质、资金、人才和信息技术交流，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利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加快我国城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