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农业文学（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代论文,下篇论文,农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下篇先论述民众的农事诗《七月》。《七月》描绘了周代农夫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以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展现了周代农民生活的历史画卷。它与本文上篇所述的农业史诗和贵族的农事诗一起，使周代的叙事性农业文学盛况空前。周代田园政治文学和田园抒情文学均已初露端倪，尤其是农民对赋税和王事的抗议之声和田园理想国概念——乐土乐国观念的提出，对后世的农业文学有一定影响。周代之所以成为叙事性农业文学最鼎盛的时代，是由农业生产第一次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的主题、农业诗歌的神话、宗教语境和原始文学固有的模仿性写实性特征决定的。
【关键词】周代农业文学 农事诗 田园政治诗
四、民众的农事诗
与周代数量较多的贵族农事诗相比，民众农事诗就显得稀少了，——只有《豳风·七月》一篇。《七月》虽然是周代唯一的民众农事诗，但它全面地反映了周代下层农民的田间生产劳动生活，提供了全景式的农夫生活的历史画卷，对于认识周代农夫生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论述《七月》的具体内容之前，还应排除历史上对它错误的解读。关于《七月》，历史上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它也是贵族的农事诗，其主要根据有两个：一是《周礼·春官·龠章》所载：“豳龠”用于“迎寒”、“迎暑”和祭祀田祖等宗教场合，于是有人认为“豳龠”就是《七月》，它是祭神的诗，便不是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了。这种观点是从《七月》的用途来立论，其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反映实际田间劳动的诗也可以用来祭神，并非贵族的作品不可。第二个根据是“王业”说。《毛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这就是说，《七月》的作者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其内容是叙述周族历代先公先圣创业历史，以教育他人。照这样理解，《七月》当然是周王室的创业史诗。但是，这个说法是以豳地是周代先圣先公们所居之地来立论，而未顾及《七月》的具体内容，这与《七月》的内容不符，也是站不住脚的。《七月》反映的是直接从事田间生产劳动的农夫的生活，这种常年耕田的人只能是农夫，而不可能是王公贵族。周代的王公由农夫供养，他们本人并不以耕田为生，《国语·晋语四》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诗经·小雅·小宛》也云：“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均可证周代耕田力农的人是“庶民”。如果认为《七月》中的劳动者是周族的先公后稷等人，那么诗中的“上入执公宫”，“献豜于公”，“跻彼公堂”，“殆及公子同归”等诗句便不可理解了。故郭沫若说：“这不是王室的诗”，[①]是可信的。既然《七月》的内容不是陈述王业，那么毛诗所谓《七月》为周公所作也靠不住了。而且从《七月》的内容看，它缺乏严密的体系，也不象出自一人之手的作品。《七月》在内容和形式上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杂揉性。例如在时序条理上，它大致描写了农夫一周年的农事，但它又不象后代的农事月令歌或《礼记·月令》那样井井有条地按月按季按顺序地展开。又如在结构形式的条理性上，诗的前二章均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开头，具有《诗经》以重章叠句的结构方式统一全诗的特证；但是在第三章便开始改变这一形式，从第四章起则完全抛开这一特征了。又如在诗句上，首章末三句的“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与《小雅》中的《甫田》、《大田》中的诗句完全相同，这本来是描写国王到田间以酒食犒赏农夫的诗，它在这里出现不甚合适，这有可能是《小雅》中的诗句窜入《七月》的结果。这些问题不大可能是同一作者在创作中出现的混乱，而有可能是大众性歌谣的“风诗”在编辑整理过程中所留下来的一点痕迹。当然，《七月》也具有一定的条理性。全诗八章，每章均十一句，诗句数目上是统一的；全诗写到农村的农事、桑事、打猎、建房，还兼及杂务，涉及上古农村农夫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上基本统一有序；在诗的时间上，首章写过冬，当为岁首事，末章写凿冰和过年，当为岁末事，它大体描写了一周年的农事，表现出大致的时序性和首尾衔接性，这些当是通过编辑整理而产生的表面统一性。这种表面的统一性和前述的内在不完全统一性的矛盾表明，《七月》并非一人之作，更非一时一事之作，它可能是大众的田间歌谣，但经过了采风者的缀合和整理。但是，尽管它不是一人所作，它客观上是直接从事田间生产的农歌，它描绘了上古时代下层农夫一年四季的生产劳动生活，是农民大众的农事诗。
《七月》内容丰富，涉及农夫生活的各个方面。首章从冬末岁首写到春耕春种，重点摄取农民冬春生活中的两个镜头：一是在凛冽的寒风中，无衣无褐的农民哀叹“何以卒岁”的凄寒情景；二是初春时节的春耕生产。这一章在时间上横跨隆冬和初春，内容随着时间的自然迁流而变换。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初春而来，叙写春天女子的采桑劳动。第三章则承接上章采桑主题而来，从采桑写到织布、染布、缝制衣裳等劳动。这两章的内容有时序上的联系，时间从春写到夏，甚至更长。但这两章并不以时序为主，而是以“女桑”、“女功”的内容为主，描写原始自然分工条件下的女子劳动，涉及到从养蚕到制衣的全过程，是“穿衣”问题的专题记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穿衣问题是仅次于吃饭问题的第二大事，因而这两章的内容仍是农耕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七月》中，这两章是唯一的女子劳动专题，这种女桑女红专题的集中性，表现出强烈的编辑意识，这也可证本诗是经过整理而成的。第四章写秋后的打猎，前面四句“四月秀葽，五月鸣蜩”等，具有交代时令的物候学意义和填充诗歌韵律节奏的作用。周代与殷代相比在生产方式上有重大变化；殷代以畜牧为主，以农业为辅；周代则发展为以农业为主，而以畜牧为辅。周代的狩猎收入是农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因而狩猎生活仍是农夫生活的一个方面。第五章重点写修理自己的住房，前六句关于“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等描写，物候学意义更强，它是古人根据随季节变换而出现的自然现象来按排人类活动的表现。周代的农民平时居住于田间，即所谓“处农就田野”，“野处而不慝”[②]，只是到了冬天才到村子里的房屋中居住，即所谓“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③]。因此，整修住房大都在秋末冬初之时。第七章末还写到修理公家大房，其修理的时间不同，但这些修房建房的活动可以合起来看。在原始社会人与动物群处的时代里，动物对人的伤害和恶劣天气对人类的煎迫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威胁，故建房以避免灾害在人类生存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房文化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故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古的人类是“有巢氏”。《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举之备”，反映了动物状态的人类生活。“构木为巢以避群害”[④]的建房活动是人类摆脱原始生活、进入文明状态的伟大创举。这里把修理住房以备过冬作为专章叙述，显示出修房劳动在周代农耕社会的实用意义和文化地位。第五章的时间兼跨秋冬，它的叙述逻辑兼顾了时序性，但却更侧重于叙述内容的专题性。《七月》在第一章叙述了耕田劳动后，中间几章均未涉及农耕生产，直到六七两章才遥承首章，集中地叙写农业稼穑活动。第六章叙述农夫夏季的生活，主要叙写农夫夏季食品构成。其主要品种有：郁、薁、葵、菽、枣、瓜、葫芦等。这些瓜果蔬菜等现代的副食品大约是周代农夫夏季的主食。第七章主要叙述农夫秋天收获庄稼，所涉及的主要粮食品种有：“黍稷重穋禾麻菽麦”等。杨泉《物理论》曰：“梁者，黍稷之总名；稻者，乃粳之总名；菽者，众豆之总名。三谷各二十，为六十；蔬，果之实，助谷各二十，凡为百种。”这两章虽然只出现了十余种农作物名称，但据古代的百谷概念，它却基本上涵盖了周代农作物的范围，即主粮系列和副食系列所构成的“百谷”景象，为我们提供了周代农作物品种的全谱。这两章对于认识周代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业发展水平，对于认识周代农夫的食品构成，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农业物种学根据。如果没有这两章，《七月》便不成其为农事诗了，它对于认识上古农业社会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这两章还叙及孝敬老人、修理公房，以及第二年的春耕春播，时序和内容上错有杂乱的痕迹，这也是全诗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证据。第八章主要叙述严冬凿冰藏冰、岁暮祭祀和过年的生活。这里的“公宫”曾被解释为奴隶主的宫殿，其实，这公宫是部族（或宗族）祭神和聚会的庙堂（或祠堂）。上古农夫生活艰苦，“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
腊祭祀，无酒肉”。[⑤]而这章写大众杀猪宰羊，集中于公宫饮酒吃肉，当是全族聚集在一起过年的情景。这与《礼记·月令》所载：“季冬之月，……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的宗族聚会祭神过年的情景相符，当是氏族公社的遗风。全诗前七章均叙述农夫个体的生活，第八章则叙述部族的公共事务和年关群体聚会性活动，是对社会组织生活的描写，表现出社会群体意识和宗法文化观念。周代是一个宗法社会，其社会组织从上往下看，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⑥]的等级序列；从下往上看，则是个人从属于家庭，小家从属于宗族，小宗从属于大宗，大宗从属于公室，公室从属于王室。等级序列和从属制度，是周代宗法体系的基本结构方式。这一章从社会结构方式上对前面七章作了一个逻辑性的总结。若无这一章个人从属性的社会内容的描写，周代农夫的公共生活和组织生活便告阙如了。
《七月》以外在的时序线索和内在的主题线索为结构手段，把周代农夫林林总总的生活连成一体，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农夫生活世界。由于它注重农事的时序性，使农民的生活在时间的维度下得到了全面的表现；由于它注重农事的主题性，使农耕事务在空间的维度下得到了深入而集中的叙述。《七月》的这种结构艺术使它的叙述视角始终侧重于农业生产和农夫生活的事件性。农事描绘的全面性成为《七月》的根本特色。
这个特色使《七月》成为认识中国上古农民生活和农业社会的最重要的历史文本。关于战国时期的农夫生活，我们尚可得而寓目：“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及寒，击草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袯襫，沾体涤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敏，以从事于田野”[⑦]。而对战国以前农夫生活的认识就主要只有仰仗《七月》了。《七月》记叙了周代农夫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个人生活而言，它描写了人们的衣、食、住；从社会生活而言，它又表现了男耕、女桑、狩猎、建筑和杂役等各个方面；从社会结构而言，它重点叙写个人生活的各个侧面，但也写了个人所隶属的社会组织生活；从时间而言，它写了一周年中各个时期的生活。此外，它还把天文、物候、物种等方面的知识与农业经济活动相结合，揭示了原始农业社会里农夫依天而动的基本生产和生活规律，构成了原始风味浓郁的上古农夫生活的历史画卷，而且在资料的原始性和全面性上，是任何先秦古籍也不能与之比拟的。《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太王迁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鄗，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之本甚备”，《七月》堪称周代农夫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反映农事上的确完备。前人说《七月》是陈王业，今人说它是表现农奴的悲惨生活，均是片面的。《七月》注重的是农时和农事，它以农事资料的全面性和普遍性而卓然于上古农业文献。《七月》并不只属于某一阶级，它属于上古农业历史和中国农业社会。
五、田园政治诗
在周代的农业文学中，虽然叙事性农业文学占据统治地位，但田园政治诗也已经产生了。
现存的周代的田园政治诗的作品主要有：《诗经》中的《硕鼠》、《伐檀》、《鸨羽》；《晏子春秋》中的《穗歌》、《岁暮歌》等。这些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内容还较为丰富。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抗议王事妨农
周代处在农业社会的早期，社会分工不太严格，实行寓兵于农、征役于农的原始兵役制和徭役制。农民农忙时在种田，收获以后农民集中起来从戎或从事徭役。尽管社会早有“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⑧]的惯例，有自仲春之月始“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⑨]的规定，社会贤达也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⑩]的呼声，但是因征戍徭役而使田园荒芜的事还是时有发生。《诗经·唐风·鸨羽》就是一首愤怒抗议王事妨农的诗。《鸨羽》三章，每章七句，以重章叠句的方式表现一个主题：“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极？”无休无止的王事使农民无法耕耘种植，以致农田荒芜，衣食无着，父母无法供养。因而诗人呼天抢地，悲愤已极。诗中表现出两种冲突：一是征役与农事的冲突；二是王事与养父母的冲突。诗人处在这两种冲突的中心。诗人并不否定王事，而是否定王事的无休止。但是专制的王权滥用征戍的权力，无止境的王事使田园辍耕、父母受苦。这种冲突表面上看是兵与农的冲突，实质上是民权与王权的冲突。暴虐的君王无视社会的成规，不顾农民的死活，无节制地征调民力，造成了社会生产的大破坏。诗人的抗议，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诗人在赴诉无门的情况下，仰首呼天，是对天理公道的呼唤。它从孝敬父母的情感角度，提出了农民生存和农业生产被破坏的社会政治问题，既有社会的普遍意义，又有文学的典型性。在《诗经》中，反映王事无休止的诗还有《何草不黄》、《君子于役》、《东山》、《采薇》等，但与对农业的破坏联系起来，情感最为激烈的应算《鸨羽》。
《晏子春秋》所载《穗歌》、《岁暮歌》也属于这个主题，但描写王事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更为具体。《穗歌》云：“穗乎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弗杀也，太上之靡弊也。”好不容易谷黄丰收了，但却无人收割，让稻谷烂在稻田里。这首诗的作者较为软弱，不敢怨恨统治者，只是祈求上天不要兴风作雨。但《岁暮歌》便不一样了，歌词云：“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兮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兮如之何？”诗人吐出怨恨，抱怨统治者兴役不止侵占了农时，使大批金黄的稻谷无法收割，随风飘零。稻谷不收，农家无食，这样的暴政苛役之后，将有多少农民会活活饿死！即所谓“数夺民时，大饥乃来”，[(11)]君王践踏的不仅仅是粮食，而是万众苍生的生命。因而大臣晏子在吟咏这些农歌时也“顾而流涕”，“涕下沾襟”[(12)]，于心不忍。这两首农歌哀怨凄楚，反映了农民在苛政之下民不聊生的情景，它与慷慨激昂的《鸨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农歌传达出真切的农夫感受，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普遍性。
（二）抗议剥削与幢憬乐土——田园乌托邦概念的出现
《硕鼠》是一首寓言性的政治诗，它在中国农业政治文学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硕鼠》三章，每章八句，以重叠复沓的艺术结构表达了农夫的抗议和反叛。如第一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前四句抗议“大老鼠”的无情和贪婪，后四句表达逃离鼠患，奔向理想中的“乐土”、“乐国”的决心。这首看似简单的古诗中包含了中国农业政治文学中的两大基本主题：1.抗议暴政主题；2.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主题。对于抗议暴政主题，前人颇为注意。《毛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13)]。《齐诗说》云：“及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作也。”[(14)]朱熹也说：“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而去之也”[(15)]。历代学者对于《硕鼠》的抗议剥削过重的主题的理解是一致的。《伐檀》中的“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的诗句，也可以归纳在这一主题之下。联系到墨家对君王“亏夺民之衣食之财”的指责、儒家对“苛政猛于虎”以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16)]的抨击，春秋战国时农税之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类诗虽不多，却有着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表现出反苛政、反剥削的时代精神。
对于《硕鼠》的田园理想国主题，前人注意不够。《硕鼠》在抗议大老鼠税重食农的基础上，后四句表达了逃离苦海的愿望和对理想国土的幢憬。“乐土”、“乐国”、“乐郊”是诗人向往的田园理想国。诗人从“逝将去女”的坚决反叛出发，必然要找一个理想的农业国度作为归宿。这里的乐土乐国虽然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尚无具体的内容，但这个概念本身已十分重要，它表达了农民反剥削的社会理想，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田园理想国概念。在它出现千余年后，陶渊明才用具体的桃花源把乐土乐国化作优美的文学蓝图。
抗议现实与向往理想，是农业政治文学中的两大基本主题。前者着眼于现实，后者神往于未来。当现实的田园世界还可以忍受时，人们批评它、揭露它、抗议它，以期能够引起统治者的醒悟和改善。当现实的农村丑恶得不堪忍受时，人们不是掉头而去，构拟出一个田园理想国度；便是揭竿而起，构建起一个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中国历代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都莫不与这两个文学主题有关。所以，这两大农业政治文学的主题，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政治问题。因此，这两大问题和农民的基本政治情绪，在后代文学中还不断强化，有的还发展为农业文学的主潮。
六、田园抒情诗的胚芽
严格地说，中国的田园抒情诗要到晋代的陶渊明时才真正产生，但是含有田园抒情诗因素的文学萌芽，在周代已可以看到，如《诗经·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之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当然，在论述本诗之前，还需要廓清一些错误的解读。《毛诗序》云：“《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毛公把它理解为政治讽刺诗。这大约是从美、刺解诗的模式出发，并从古者“一夫受田百亩”的制度与诗中的桑园只有小小的“十亩”的差距中生出。但这为汉儒的想象之词，与诗中的愉快情调不符，不足为训。朱熹承其旨而别其说：“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17)]虽与诗歌的情调近了一些，但也为想象之词。清人毛奇龄等人则解释为淫奔之诗。其《国风省篇》云：“《十亩之间》何也？曰淫奔也。若非淫奔，何以曰‘桑者闲闲兮’哉？”因为有“桑者闲闲兮”便一定是“淫奔”之诗，这当是受古人所谓“桑间濮上”等所谓淫诗话语影响的产物，也由于对郑玄语“闲闲然，男女无别往来之貌”[(18)]的误读。毛奇龄大约也知其说之谬，故还自辩自解云：“彼男子不采桑耶？”这句反问中已包含了在一般情况下采桑为女子的常规命题，既然男子未必定然采桑，那么淫奔之说便缺乏充分的根据了。
这些误解均由于对《十亩之间》的艺术情调理解不够。古人劳动大多以性别为基础，实行男女两性的自然分工。墨子云：“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寝，纺绩织絍，多治麻丝葛绪捆布
，此其分事也”[(19)]，便揭示了中国古代农业劳动中社会分工的一般原则。由于这种自然分工实质上是在家庭内部，它不仅植根于女性与男性的生理特征，更具有家庭内体贴照顾的情感因素，故采桑等轻微的手工劳动便由女子承担。《十亩之间》便产生于“份事说”的自然分工原则下，它是采桑女子的桑园晚歌。诗歌一章写诗人所处的桑园，另一章写相邻的桑园。两章在空间上里外相对，在人物上是此呼彼应，在内容上和情调上是两个相邻桑园中的女子在傍晚收工时分以对歌踏歌相呼，以期结伴而归。“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桑园的女子隔园而歌，彼此吆喝，正是一台山歌戏。古代地广人稀，姑娘们喜欢热闹，害怕傍晚回家路上山野间的孤独，故在收工时吆喝一声，“走哟，我们一起结伴回家！”是十分自然的。不知前人为何一见到“桑间”便马上想到是淫奔？
这首取材于桑园晚歌的诗，荡漾着一种农桑悠闲的情调。诗前两句写采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时近黄昏，桑篮已满，姑娘们的劳动神情松驰下来，这是天晚时节劳动任务完成后的轻松悠闲。后两句以采桑女子呼朋引伴的语言入诗，是对真切的现场情景的随机采录，传达出原始生活素材的鲜活与真朴，两个桑园的女子在歌呼应答中的天真安闲情调，已跃然纸上。为了配合这种诗情画意的即兴传达，这首诗在韵律上也很特别，三个“兮”字一线穿珠，连贯而下，形成一种既舒缓而又悠长的咏叹调，语调音韵上也富有悠闲的抒情意味。这首诗从场面描写，语言描写到韵律，均有一种轻松悠闲的情味，具有一定的田园牧歌情调。由于女桑是农业社会中的一个部分，故这首桑园晚歌可视为中国田园抒情诗的胎芽。
周代还不是农村丰衣足食、歌舞升平的时代，更不是士大夫以审美的闲情逸志悠游乡村别墅、玩赏田园风光的年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和文化方面的原因，象《十亩之间》这样具有田园抒情诗因素的作品也很稀少。但是，“从容长闲，游戏南山”（《焦氏易林》），闲适的审美情调早已产生。
七、叙事性农业文学兴盛的原因
在中国的农业文学中，叙事性文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潮仅仅是周代的诗。在周代以后，这个主潮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其他农业文学主题。叙事性农业文学兴盛于周代，是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背景和原因。
首先，这是由社会物质生产的现实主题决定的。任何社会中，最根本的生产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生产力低下、人们还没有更多的余力去顾及生存以外的事情的周代，更是这样。换言之，上古时代人们的生存主题决定了他们的文学主题。对于以农业著称于上古的周人来说，农业主题必然是他们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题，也必然会成为他们的文学主题。在周代以前，中国虽然已有了几千年的农业历史，但却一直处于原始自然农业状态。传说舜帝时的农业耕作是：“自有群猪与觜耕地开垄，百鸟衔子抛田，天雨灌溉”[(20)]，如果剥去神话的外衣，这便是天种人收的自然采集型农业。在原始农业阶段，没有先进的农具和技术，农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在近代甚至现代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农业，便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中国的农业未必起源于周人的祖先，但是，周弃和周人的祖先对中国农业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周人揭开了中国农业史崭新的一页，却是可信的。史书记载：“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而且弃被奉为“成天地之大功者”的英雄[(21)]。在周族历史上，他们已有了：“周原朊朊”[(22)]的肥沃土地，有了“；畟·畟良耜”[(23)]的优良农具，有了自弃以来积累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知识，有了能保证“千耦其耘”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机构，等等。当这些新的生产力要素组合起来时，便产生了强大的生产力。农业使周族迅速发展壮大，以西方霸主的地位崛起在商人之西，并最终取商而代之。农业改变了周人的命运，农业改写了周族乃至中国的历史，这使周人对农业有着特殊的民族感情。周人对农业发明史的歌颂，对农业神祇和农业生产场面的歌颂，是对推动本族本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歌颂，是对农业所开创的新时代的歌颂，也是对农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的歌颂。周代的叙事性农业主题，植根于周人的生存主题和社会主题，也植根于周人以农业自豪的情感主题。“记叙文的主题决定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主要关心的事物，而故事的结构则描绘这一切”[(24)]，对于代表一个农业新时代的周代叙事性农业文学来说，尤其是这样。
其次，这是由原始文化的宗教神灵氛围决定的。周代的叙事性农业文学大都产生于西周，也大多属于事神通神的原始宗教文化范畴。原始文艺诞生于神灵文化的母体之中，同时也必须服务于这个母体。《生民》是以神话话语去叙述弃的神异秉赋和神奇功绩的诗，通篇弥漫着周初社会中盛行的神话气韵。在其他的农事诗中也有神灵的形象出现，即使朴实得象老农生活的忠实记录的《七月》也用于祭神的宗教活动。可以说，周代的叙事性农业文学均与农业神祇崇拜的宗教文化密切相关。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古人把原始文艺视为能够诉诸神灵、沟通神灵的神秘符号，所谓“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25)]，礼乐能够“极乎天而燔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26)]，因而农事诗也被当作人神往来的信息工具，因而农事诗之一的《梦茨》云：“祝祭于防，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诗中出现了巫祝与神灵对话的真切场面。乔治·汤姆森云：“在原始社会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与宗教无关的”[(27)]。既然原始文艺用于对神讲话，那么它的内容便必须具备个别性和特殊性，以符合该神的身份和特征，否则便会失去与神灵对话的作用，达不到降神祭神的效果。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哪首诗祭祀哪位神灵就必须描写哪位神灵的生活。神灵之成为神灵，皆因“有功烈于民者也”[(28)]，对神的最好歌颂便是讲述他的光辉事迹和卓越功勋。例如，《生民》用于祭后稷，它便必须讲述弃的成长过程和发明农业的事迹；《载芟》用于“春籍田而祈社稷”，它便必须描绘春耕生产的农事活动，以祭祀土神和谷神；《良耜》用于“秋报社稷”，它必须描绘秋日大丰收的农事场面，以酬答神灵的恩赐；《臣工》用于祭祀先王，因而它必须描绘先王的农耕生活。周代的叙事性农业文学大都有固定的祭祀对象，它们必须服从具体的神灵事迹的规范，——不仅在题材上、风格上，而且在具体的时间、空间、情节上都全面地受制于该神灵。在这种神灵原则的规范下，文学的内容被神话性历史事件或宗教性生活场景所规定，文学的风格被形象地再现的叙事手法所规定，因而周代的祭神文学大多是叙事性文学。
第三，从文艺自身的内在因素讲，叙事性农业文学盛行于周代，还因为原始文艺的基本特性——模仿性和写实性所决定的。现代文艺早已与实际生活拉开了距离，形成一种“高于生活”的创作和虚构，但原始文艺并非如此。原始文艺常常是从现实生活中截取的一个片断，是生活事实的一个部分，艺术事实与生活事实并没有两样。如原始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上古猎人制作弹弓和打击野兽的几个实际动作的再现，《候人猗兮》也就是拉长声调的生活用语：“我在等待那个人啊！”古代外国的一些原始文艺也莫不如此。例如，古代印度《本生经》第199篇中记叙，一个高等瓦尔那的青年婆罗门在饥饿难忍时吃了一个低等瓦尔那的食物。在此之后，他悔恨交加，食物和血一起从他口中喷了出来，他沉痛地写了一首诗，诗云：“他勉为其难地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剩余食品给了我，我一个婆罗门，吃了它，马上又呕了出来”[(29)]。之后，这个青年绝食饿死。这首诗是一个青年在门第偏见情境下用生命和道义铸成的。这个故事悲壮惨烈，动人心魄。但他所写的诗却只是平白的事实陈述，是朴质的原始白话文。中国远古的《伊耆氏蜡辞》、苏美尔古代史诗《吉尔伽美什》，以及《乌鲁卡基那改革》等原始文艺莫不与此相近。搬演生活事实，模仿生活场景，用叙述描写手法再现过去的生活事件，使艺术的审美事实与生活中的原始事件无多大区别，成为原始文艺的根本特征。周代的叙事性农业文学便产生于原始文艺时期，从艺术手法而言，它们除了模仿和再现实际生活之外，还没有更多的艺术手法；从思想内容而言，它们除了主要再现生活事实和生活场景之外，还没有更多的思想内容需要表达。
因此，可以说，叙事性农业文学繁荣于周代是不可逆的历史现象，它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始宗教文化和原始文学的背景。
注释：
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421页。
② ⑦《国语·齐语》。
③ ⑨《礼记·月令》。
④《韩非子·五蠢》。
⑤《盐铁论·散不足》。
⑥《左传》昭公七年。
⑧《盐铁论·徭役》。
⑩ (16)《孟子·梁惠王上》。
(11)《吕氏春秋·上农》。
(12)参阅《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及《外篇》，笔者以为是晏子吟引的农歌。
(13) (18)《十三经注疏》第359页、358页。
(14)《盐铁论·取下篇》引。
(15) (17)朱熹：《诗集传》卷五。
(19)《墨子·非乐上》。
(20)《敦煌变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21)《国语·郑语》。
(22)《诗经·大雅·绵》。
(23)《诗经·周颂·良耜》。
(24)〔美〕博厄斯：《原始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
(25) (26)《礼记·乐记》。
(27)乔治·汤姆森：《希腊悲剧诗人与雅典》，第63—64页。
(28)《国语·鲁语》。
(29)《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