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全面探讨唐代对外开放的学术专著——《唐代对外开放初探》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唐代论文,述评论文,专著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亚光著的《唐代对外开放初探》1998年12月由安徽黄山书社出版，全书22万字，这是一部全面探讨唐代对外开放的学术著作。通读全书，获益匪浅，启迪良多。
一、对唐代开放的探讨，是一个富有学术新意的课题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发展和强盛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唐代，击败东、西突厥之后，建立起一个空前辽阔的封建大帝国。在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中著名的“盛世”。人们习惯上“汉唐”并称，但实际上唐代国土的辽阔和经济的发展，又远甚于汉代。不仅如此，唐代又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朝代，唐统治者不仅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友好、平等的民族政策，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也体现了不夜郎自大的开放精神和较为平等的交往原则。因此在唐代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贞观政要·诚信》）或“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全唐诗》）的恢宏局面。唐代的开放反过来又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唐文化的繁荣，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唐代高度发展的文明光被四宇，为当时各国人民所公认。
因此要研究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进而研究唐帝国在当时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全面研究唐代实行的内外政策，特别联系其对外实行的开放政策来进行探索和研究。但在以往的唐史研究中，对唐国内实施的政策研究较多，成果较多；对唐对外实施的开放政策则研究者少；把唐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唐帝国的经济、文化繁荣、唐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联系起来研究则更少。方亚光的这部学术著作，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薄弱环节。而且对唐代开放进行研究，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进行历史的反思，对提高当今国民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不无裨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如作者在《引论》中所说：“兴盛与开放，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因此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对外开放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方亚光选择唐代对外开放来进行探讨，进而揭示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是一个极富新意的研究课题。
二、该书对唐代开放的探讨，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深化
全书分引论、唐代社会对外开放的历史透视、开放的国际环境、开放的国内政治环境、开放的物质基础、开放的交通条件、开放的形式与途径、开放的成就——兼收并蓄的唐文化、光被四宇的唐文明以及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十个专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在这十个专题的论述中，首先是不少方面，作者在以往已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如作者发表的《则天朝中外交往述论》、《对唐代来华使节的考察》、《唐代外事机构论考》、《唐代宾贡科漫谈》、《论唐代中外交往诗》、《论“安史之乱”对唐代中外交往的影响》等已经对唐代社会的对外开放，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作出了一些探讨，而本书的撰写，正是在作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探索，使之更为系统化和深化。
其次，该书在探讨和论述中，也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唐史学界在该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如在纵论中国历史强盛、衰败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唐文化的融通中外、兼收并蓄、日本的遣唐使、则天朝的政治与开元治世的关系、唐代官制以及对唐及周边一些国家历史地理考证等方面，都充分吸收了近年来研究的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研究，把史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因此可以说，该书的出版，实际上代表了唐代对外开放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该书搜集资料丰富，考订严谨，注重量的分析，使研究结论可信
众所周知，唐代对外开放这一课题的研究，涉及范围甚广，不仅要通联整个唐代300余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而且也与唐周边国家以及亚、非、欧相关国家有密切联系。而史书上对这方面的记载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十分零碎，很多有价值的片言只语还往往散落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之中。因此要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必须翻阅大量历史文献。方亚光同志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就注意广泛搜集。在这本22万字的著作中，所用资料注明出处的就有360余条， 这还不包括正文中直接引用写明资料来源的部分和后面所列年表中引用的资料部分。在所引资料中，不仅大量搜集了历史文献资料，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引用了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这些出土文物资料，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为唐代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该书不论在正文论述中抑或注释中，对唐代对外开放中有关典章文物制度、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关内容均作了不少考证。在这些考证中，作者旁证博引有关资料，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如在“行之有效的外事机构”栏目中，考证出：四方馆、鸿胪寺、礼宾院、互市监、市舶司、蕃长司是唐代掌管外事工作的几个主要部门。在论述它们职责和设置时间时，则又每每佐以严谨的考证。在这里，仅举互市监与市舶司的设置为例，以资说明。
书中指出：互市监主要掌管西北边缘地区与少数民族及外国商人的互市贸易；市舶司则主要负责处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事务。关于互市监，著者引《唐六典》：“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至隋，诸缘边州置交市监，视从第八品，副监视正第九品。皇朝因之，各隶所管州府，监加至从六品下，改副监为丞，品第八下，光宅中改为通事监，后复旧为互市监。”据此，著者得出了“互市监作为一个关边贸易管理机构，隋以前并未配置专职官员。隋朝虽有专职官吏，但品位较低。唐朝虽归地方州府领导，但行政关系已隶属少府监，且官员品位较高，监已由隋朝的“从第八品”提高到“从六品下”；副监则由“正第九品”提高到“正第八品下”。
关于市舶司，该书指出：唐代市舶司始于何时，史无详载，但从《新唐书·柳泽传》的记载看，开元之初已有市舶使之名。而从《唐会要》卷66《少府监》的有关记载看，唐高宗显庆六年所设立的“所司”已具有“市舶司”的功能，它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市舶司”的前身。因此，“唐代市舶司的设立至迟应在唐高宗显庆年间”。
书中不少地方所作的这一类考证，不仅使相关问题的论述更为清晰和深化，而且亦显示了作者较为严谨的学风和功力。
该书注重量的分析，书中表册多，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唐代对外开放研究，牵涉到人员、物资和文化的交流。该书在文字论述的同时，排列了许多表册，如唐开元年间与唐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统计表、唐代部分国家和地区遣使次数统计表、日本、新罗留学生情况简表、日本赴唐求法僧侣一览表、唐开元年间尝赐部分国家和地区来华使节物品一览表、骠国所献乐器和传入的乐曲表、《唐律》与日本《大宝律》对照表以及作为附录的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遣唐使年表，详细列出遣使年代、所献物品等。这些表册不仅有助于文字的论说；而且更能显示交流的‘量’，增加了可信度。
当然，作为一本研究唐代对外开放的专著，由于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作者的《初探》存在一些不足或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该书虽专列一节《唐代社会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总结了唐代社会开放的历史经验，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历史启示，但给人总的感觉，是理论上的分析尚显薄弱。唐代的对外开放，尽管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达到顶峰的，但由于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建立起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共产党宣言》）二相比较，中国封建时代唐代的对外开放只是与周边国家或更远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其中政治因素的驱使是首要的，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基于世界市场的建立而实行的开放政策，在性质和水平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愈越发展的时代，因而与我们当今的对外开放，更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这方面的区别，书中虽然也作了一些说明，但似乎还应强调得充分一些。
其次，个别地方行文有误，或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如60页“从秦汉的统一到隋唐的再统一，其间经历了三国鼎立、西晋的短暂统一、东晋北魏的对峙、南北朝的对立，历时数百年”。历史上与东晋对峙的主要是北方的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就是南朝与包括北魏在内的北朝的对立。再如91页：“从经济方面而言，唐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是从北魏乃至西晋以来所实行的均田制的废弛”。均田制是在北魏时开始实行的，西晋时并未实行均田制，而是实行的占田、课田制，尽管二者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情况显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在上述内容之后接着又云：“第二是赋税制度方面的变化，即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转变，标志着封建赋役制度开始向实物地租方面的转移”。从地租的形态而言，在租庸调制下，已经是实物地租占主导地位了，力役的‘庸’，也可以交实物，“输庸代役”；“两税法”是依户等纳钱，依田租纳米粟。从户等纳钱而言，倒可以说是开了以后货币地租的先河。但始立两税时，户钱多折绫绢，因此从租庸调制转变到两税法的实行，至少可以说是全面加强了实物地租的地位，而不是“开始向实物地租方面的转移”。
尽管如此，瘕不掩瑜，方亚光同志的《唐代对外开放初探》，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全面探讨唐代对外开放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