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规制论文,效率论文,损失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1；F019 2；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6-0091-06
开放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并且迈向了工业化的进程，无疑，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工业化的基础并且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对中国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工业污染是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主要来源。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工业污染就如同危及生命一样的严重。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对工业污染进行环境规制，但是没有颁布环境法规和政策，以至于未能很好地控制工业污染的排放，严重的工业污染还在继续破坏着中国的环境，因此，加强环境规制是当务之急的使命。环境规制可以控制污染的排放并且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但是环境规制是以经济增长为代价，即，环境规制的约束将给生产力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中国严格地执行环境规制，具体地将对生产力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呢？本文将通过使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相关数据来研究其影响。
目前对于环境规制的实证分析的研究为数不少[l～6]，但是分析环境规制对于生产力损失影响的文章却为数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国工业的直接研究。本文在填补此空白上，将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的28个省和直辖市的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更为主要的是分析环境规制对三个地区的影响的差异。我们也试图比较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两者哪一个由于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成本更大。此外，还将研究在三个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之间工业污染的转移情况。
1 关于模型
1.1 理论模型
本文在模型中，假设在不同的生产设备和操作下的技术会带来不同的生产行为。在这里我们将生产技术分为强可处置性技术和弱可处置性技术，强可处置性技术是指不受严格的环境规制影响的技术，而弱可处置性技术是指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的技术。由于环境规制，在两种可处置性技术下的技术效率是不同的。因此，环境规制对生产力的潜在的影响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技术效率来测量。
我们将这个模型叫做联合生产模型，在联合生产中，生产者同时生产出正产出物和副产出物(即污染物)。在强可处置性假定下，正产出物和污染物的增加和减少是可以自由决定的，而在弱可处置性假定下的正产出物的增加和污染物的减少是有严格要求的。当由于环境规制而引起正产出物减少时，我们就称：环境规制的执行将伴随着一定的成本代价。
1.2 实证模型
本文引入距离函数，因为距离函数是用来在不需要确定行为目标(例如成本最小化或者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描述多个投入物和多个产出物的生产技术的。这个距离函数可以具体确定投入物的距离函数和产出物的距离函数，投入物的距离函数可以在给定的产出向量情况下，通过观察到投入向量的最小比例的缩小来确定生产技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生产方式是追求产出物的最大化而不是投入物的最小化，因此，本文将采用产出型的距离函数来分析。Shephard[7]最先定义了距离函数，之后Fare等人[8]进一步提出了以距离函数为基础的径向效率的测量。他定义所有投入物、正产出物和污染要素的同比例增长的径向效率值如下：
2 数据介绍和结论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1996-2005年期间中国各地区的产出物、投入物和污染物的值作为样本数据，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6)[9]。在实证分析中的实际数据分别是制造业的GDP值，工业废水、
的排放量，制造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
GDP和资本存量都被转换成了实际值。用线性规划方法计算在污染要素的强可处置性和弱可处置性下的不同的技术效率，由于在规划中生产边界曲线是有样本数据得来的，那么在样本中最佳效率的省份的效率水平值为1。我们用“What's Best”的计算机软件来解决这个线性规划问题，分别用现行规划方法来计算在强可处置性和在弱可处置性下的技术效率值。
在分析实证分析结果之前，我们来观察1996-2005年期间的样本数据的模式。我们所要观察的内容如下：首先，计算出正产出物、投入物和污染物的变化幅度，假定其他变数不变，正产出物的增加反映了技术效率的促进和生产力的提高，而污染物和投入物的增加则反映了技术效率和生产力的退步。其次，样本数据可以显示出正产出物、投入物和污染物之间的联系。如果经济增长没有伴随着控制污染排放技术的提高，那么污染将仍然随着正产出物的增加而增加。再次，我们将比较被分为三个地区的28个省和直辖市的不同的增长模式。
我们选取1996-2005年期间中国的28个省和直辖市的产出、工业废水排放量、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作为研究指标。1996-2005年期间全国的制造业产出的年增长率是10.82％，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出的年增长率是11.71％，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产出的年增长率是11.27％，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产出的年增长率是9.65％。东部地区的增长率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其次是中部地区，最低是西部地区。在工业废水的排放方面，全国的年变化率是-1.15％，东部地区的年变化率是1.13％，中部地区的年变化率是-2.74％，西部地区的年变化率是～1.93％。在我们的研究期间，除了东部地区以外，其他两个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都有所减少，其中中部地区的减少幅度最大；在的排放方面，大多数省份都显示出一种上升趋势，全国的上升比率是2.12％，东部地区的上升比率是2.49％，中部地区的上升比率是2.00％，西部地区的上升比率是1.89％。在资本的年增长率上，大多数省份保持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增长率是13.83％，中部地区的增长率是11.60％，西部地区的增长率是12.38％。在劳动投入方面，三个地区也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全国的上升比率是7.06％，东部地区的上升比率是8.64％，中部地区的上升比率是6.44％，西部地区的上升比率是6.12％。
从以上数据可知，中国制造业通过大量资本和大量劳动力的投入，有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同期的工业污水的排放有下降趋势，但SO[，2]的排放却有2.12％的增长。这说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中国对污水的环境规制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对排放的环境规制相对较弱。
表1显示了1996-2005年期间中国28个省和直辖市的忽略污染物排放时的技术效率值，在考虑到废水和的同时排放时的强可处置性和弱可处置性下技术效率值。用产出效率测量的线性规划方法来计算技术效率值。当忽略污染时，技术效率值较低：全国的技术效率为0.842，东部地区为0.896，中部地区为0.863，西部地区为0.771。在没有污染控制成本的污染要素的强可处置性下，所有的技术效率值都比忽略污染时的技术效率值大得多，原因就是生产商在做生产决策时考虑进去污染要素，另外也考虑进去技术效率。全国的技术效率值是0.927，表明它的技术非效率部分为7.30％，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最低为0.921，中部地区为0.940，西部地区为0.922。由于技术上效率，实际的正产出y和污染物w将扩大为y/λ，w/λ。因此，技术效率值越小正产出物和污染物的值越大。从上面的结果来看，三个地区中无论从正产出还是污染物排放上，东部地区都是最大的，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在假设生产者支付控制污染所需的成本的基础上，测算污染要素的弱可处置性下的技术效率，我们可以计算出由于对污染排放的控制所引起的对正产出物的减少的影响程度。在此，在污染要素的弱可处置性下的技术效率是指当环境规制严格实施时的效率。由于中国在跨世纪阶段不能做到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本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将与环境规制严格实施时的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有所不同。
表1也显示了考虑环境要素的弱可处置性下的全国及各地区省市的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率值。在弱可处置性下的全国平均技术效率值是0.948，比在强可处置性下的0.927要高。弱可处置性下的三个地区的技术效率值都高于各自在强可处置性下的技术效率值。在弱可处置性下的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956，中部地区是0.952，西部地区是0.936。三个地区在弱可处置性下的技术效率值都很高。三个地区在强可处置性下的技术效率值与在弱可处置性下的技术效率值的较大的差距显示了由环境规制引起的强制力的影响，这个差距表明环境规制给省级地方经济带来较大的生产成本负担。在两种条件下的技术效率值有较大差距的省份或直辖市，东部地区有北京、天津、福建、山东和广东，中部地区有江西和湖北，西部地区有青海、新疆；技术效率值没有较大差距的省份或直辖市，东部地区有辽宁、上海，中部地区有黑龙江、湖南，西部地区有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宁夏；其他省份的技术效率值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一定的差距。
在污染要素的强可处置性和弱可处置性下由两个技术效率值来计算的环境效率指数(EEI)是用来测算环境规制对于生产力的影响程度的。EEI接近于1表明较低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环境规制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较低，即，它表明由环境规制引起的生产力损失比率比较低。然而，当EEI远离1时，表明较大的技术效率变化和较大的生产力损失的负担，即由环境规制引起的生产力损失比率比较大。当同时考虑两种类型的污染要素时，全国的EEI是0.978，非常接近于1。东部地区的EEI最低，是0.964，西部地区是0.985，中部地区是0.988。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损失的比率是2.16％，东部地区的生产力损失的比率是3.62％，西部地区的生产力损失的比率是1.47％，中部地区的生产力损失的比率是1.21％。因此，东部地区由于环境规制引起的技术效率变化幅度最大，即，在三个地区中东部地区因环境规制担负的成本最高。我们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在生产力损失上的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事实上，在跨世纪时期东部地区实施的环境规制力度要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
因此，明显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在三个地区中因环境规制所付出的成本最大，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对工业依赖较高的污染排放水平，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大到足以吸收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通常认为，较高的EEI意味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省有足以大到可以吸收环境规制的经济规模，但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较高的EEI并不是因为有较先进的经济结构，而是由于在同一时期相比较于东部地区，有一个相对较低的污染排放水平。
由于三个地区受环境规制影响的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不同，即，三个地区的污染排放的机会成本的不同，因此，出现了污染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转移的现象，尤其是污水排放的转移，这已经成为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也计算分析了只考虑废水排放的情况，强可处置性和弱可处置性的技术效率、环境效率指数和生产力损失的比率。在这种情况下，强可处置性下的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868，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904，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806；弱可处置性下的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921，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905，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811。三个地区的生产力损失的比率分别是2.93％、0.11％和0.62％，这表明东部地区的EEI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低，也显示了在只考虑到污水排放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在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上的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影响是三个地区中最大的，即东部地区对于污水排放的环境规制所付出的成本最高，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对于污水排放的环境规制所付出的成本方面上没有太大的差距。三个地区对于污水排放都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但实际上东部地区为污水的环境规制所付出的成本最大。这就是东部污水排放严重的公司都试图转移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甚至于把落后的技术和水污染都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主要原因。
当只考虑排放情况的时候，强可处置性和弱可处置性的技术效率、环境效率指数和生产力损失的比率。这种情况下，在强可处置性下的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899，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851，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895；在弱可处置性下的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906，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852，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是0.897。因此，三个地区的EEIs分别是0.992、0.999和0.998。三个地区的生产力损失的比率分别是0.77％、0.12％种0.22％。这个结果表明三个地区对的环境规制上所付出的成本都比较少。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期间内，的排放量是增加的，比较每个地区排放量的增长，生产力损失比率是相当低的。因此，中国日后对的环境规制是可以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中实施，不需要太多的相应的成本增长。
3 结论
本文采用DEA分析中的径向效率测量方法来推算强可处置性和弱处置性下的技术效率，并且分析了1996-2005年期间中国28个省和直辖市的受环境规制影响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生产力损失。从结果分析可知，环境规制的加强使这三个地区的技术效率提高，三个地区所受环境规制影响的生产力损失也各自不同，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所产生的生产力损失比率是3.62％，中部地区是1.21％，西部是1.47％。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对于控制环境污染所付出的成本是最高的，这就是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落后的技术和环境污染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主要原因。
此外，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严格实施环境规制的假设条件下，三个地区在控制上均未付出多少环境成本，这说明中国现阶段仍可以加强对的各种环境规制。除了以外，对废水而言，环境规制所产生的生产力损失比率却较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下，中国在现阶段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为了加强中国工业的环境规制的力度，中国需要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即单纯追求产出物的增长而不分产出物是正产出物还是污染物的生产方式，应该采用可以同时增加正产出物和减少污染排放的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作为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能源节约、循环经济和环保技术的大力发展是中国减少环境规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有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