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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称帝，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为元，至元九年迁都大都。从此，大都开始了其作为有元一代唯一正都的历史。都城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不仅仅意味着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还一定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甚至是军事重镇。都城的选定和迁移，必然与国家的政策，甚至是性质相关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忽必烈作出这一抉择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探讨。
（一）忽必烈成长经历是迁都大都的先决条件
忽必烈“以己亥岁八月乙卯生”（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即为1216年出生，“睿宗皇帝（即拖雷）第四子”（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成吉思汗之孙，这是他的身世。而后，他30岁以前的经历在史书中是一段空白。虽然没有记述，这30年对忽必烈来说不可能是无所作为的。可以推测，他应与他的父兄辈在一起，其父拖雷按照蒙古幼子守产的习俗自成吉思汗去世后，一直呆在漠北。1231年，窝阔台攻金，“拖雷总右军自风翔渡渭水，……涉宋人之境”（注：《元史》卷115，睿宗传。），与金、宋转战于中原，忽必烈虽年幼不一定会参战，但却可能随军抵达中原，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原不会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窝阔台灭金后，1235-1237年攻掠南宋，同时1235年派兵西征，其中有蒙哥，但未提到忽必烈，所以他可能随军伐宋，也可能留在漠北，但他一定十分了解哈剌和林，因为是他邀请海云和尚北上漠北（1242年）到自己的帐下，他也十分了解中原，否则又如何会请海云北上呢？“岁甲辰（1244年），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之前他绝不会是庸庸碌碌地度过的，肯定参与了一些政事，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时“忽必烈从青年时代就已结识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汉地人情况”（注：《中国通史》第7册，第71页。），“一二四二年，忽必烈把他（指海云和尚）请到漠北帐下，问询‘佛法大要’养生之道和安天下之法”（注：《中国通史》第7册，第71页。）。他请到的“文学之士”有刘秉忠、赵璧，又召纳王鹗、张文谦、元好问、窦默、姚枢、许衡、赵复、郝经等儒学名师，并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延到的“藩府旧臣”中包括史天泽、杨惟中、董文用、董文忠、廉希宪、张柔、严忠济等人，这些人即使不是儒生，也是深受儒家影响的地方军阀。这样，在忽必烈身边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注：《元史》卷157，刘秉忠传。）的以儒学治理天下的幕僚集团，从而使得他逐渐接受了“帝中国，当行中国事”（注：《新元史》卷185，徐世隆传。）的统治思想，接受汉法，推行改革。1251年蒙哥即位后，忽必烈以“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并且在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推戴有功，受到器重，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领治蒙古汉地住户、西夏故地以至吐蕃地，这给他提供了一个行“中国之道”抱负的好机会，
“遂南驻爪忽都之地”。（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忽必烈选择金莲川作为潜邸，广招贤才，探求治国平天下之道，试行“汉法”，施行仁政，整饬军屯，收到了显著效果，充分展示了他的军政才能，使他成为蒙古诸王中愿意接受并实行汉法的代表人物，在蒙古统治集团中逐渐成为一支得到汉地地主阶级支持的势力。
从1251年开始，在其一生中，忽必烈施行了无数汉法，这与其身边聚集了大量儒学人才有关，也与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及他自身的素质有关，“乃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注：《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注：《陵川集·夏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成吉思汗、窝阔台或许也感到了变革的必要性，但一则因为他们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希望变革，二则变革必然触犯蒙古贵族的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对，三则因为他们以征战为主，只掠夺不占领，所以变革还不十分迫切。另外，蒙古贵族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地位的考虑，一向守旧，反对“新政”，而且这种势力在漠北十分强大。所以忽必烈才智过人，且有宏图大志，为了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扩大势力，“丙辰、春三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三年而成”。（注：《元史》卷4，世祖纪一。）忽必烈势力的发展，汉法的推行，引起了蒙哥的疑忌，心血付之东流，但汉法取得的成功坚定了他继续变革的决心。1260年他登上汗位后，“以诏书中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封建政权。”（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第146页。）之后在儒臣的帮助下，先后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按受郝经“苟于是时正纲纪，立法度，改元建号”建议（注：《新元史》卷168，郝经传。），“丙戌建元中统”（注：《新元史》卷10，世祖纪。），委托刘秉忠等人“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注：《元史》卷157，刘秉忠传。）设十路宣抚司……。1271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大义乾元”，（注：《元史》卷7，世祖纪四。）即“根源、开始、永久”之意，“这就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不只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注：《中国通史》第7册，第89页。）1272年，采刘秉忠建议，改中都为大都，元朝从此定都大都。大都代替哈剌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
（二）、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是忽必烈定都大都的必然结果
1、政治目的。迁都大都的政治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推行汉法，减小阻力。忽必烈在漠北受到排挤，他主要势力在汉地，经过与汉地幕僚的同患难之后，政治抱负更加坚定，推行汉法之心愈坚，同时也为了逃避漠北强大的守旧势力，所以一旦时机成熟，他不可能不将统治重心南迁至中原。经过是这样的，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借总管漠南军政大事之机，“信用汉人儒士，参用汉法，学习汉地文化，引起了一部分蒙古守旧贵族的忌恨和不满”，（注：《六朝帝师八思巴》，第73页。）特别是“蒙格汗嘉汗平大理功，以关中户寡，益怀孟为分地，于是地广权重”之后，“亲贵多忌之。或谓汗深得汉土人心，财赋尽入王府，恐枝大于本，不利朝廷”。（注：《元史》卷126，廉希宪传。）“或谗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之心”（注：《蒙兀儿史记》卷7，第62页。），“谗者谓之府人多专擅不法”（注：《元朝名臣事略·左丞姚文献公》。）。另一方面，由于忽必烈权势过重，过于精明，也引起了蒙哥的疑忌与不满，“至是（蒙哥）命阿蓝答儿，刘太平检核所部，用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注：《元史》卷126，廉希宪传。）藩府诸臣都受罗织致罪，“终于使忽必烈在潜藩时代的一切改革机构和政策措施，都被‘自谓遵祖宗之法’的元宪宗蒙哥汗所废际，忽必烈本人几乎遭到不测”，（注：《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第284页。）最后甚至兵权也以其有足疾为名被解职，令其留驻桓、抚之间休养，（蒙哥宣谕道）“忽必烈合罕腿有病，……今可让他留在家中静养”。（注：《史集》第2卷，第288页。）“这场斗争实不亚于宫廷倾轧，远远超过兄弟阋墙，争权夺利的范围，它是‘汉法’与蒙古旧俗之争，关系到蒙古帝国的存亡和历史的进退。”（注：《新编元朝演义》，第163页。）在这场斗争中忽必烈暂时失利了，他在漠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蒙哥汗的‘先除羽翼，后治魁首’的策略面前，忽必烈忧惧非常”（注：《六朝帝师八思巴》，第74页。）。姚枢等人在危难时刻不但没有抛弃他，还帮助他摆脱了这次危机。“枢曰：‘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及世祖见宪宗，皆泣下，竞不令有所白而也，因罢钩考局。”经历这次共患难，忽必烈与儒臣和汉族地主之间结成更加牢靠的同盟关系。为保持这种关系，取得支持，他得势后势必进一步采用汉法，南移统治重心。但忽必烈毕竟不能只依靠汉臣，迁都并非完全代表汉族地主的利益，这也是塔
察儿、未哥等蒙古统治阶级有识之士的要求。他们主要在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女真等地区活动，深受汉文化影响，要求推行“汉法”维护自身利益，坚决支持忽必烈迁都。
第二，躲避打击，确保汗位。1260年忽必烈登上了汗位，但并不意味着合法与稳固，相反，忽必烈称帝是不合法的，所以也是危机四伏的。蒙古大汗的产生要经过忽邻勒台会议推选，而且要有成吉思汗家族各支系、诸王贵族参加，在鄂嫩河、克鲁伦之地举行才算合法，尽管要经过明争暗斗，但形式上总要召开该会议，由诸王推举，被推选之人必经过一番推辞，才能即汗位。窝阔台虽有成吉思汗遗命，也仍然召开忽邻勒台会议，且推辞多日。忽必烈1260年3月在开平召开的忽邻勒台会议虽有塔察儿等诸王的参加，也保留了选汗的形式，却是在汉地举行并只召集了自己的亲信诸王，并没有术赤、察合台系后王的参加。忽必烈“无论在保存形式上怎样用心，也难以掩盖这个突然举行的推选，如果不说是一种骗局，显然具有同盟举兵的性质”，（注：《蒙古帝国史》，第255页。）因为他没有给予有选举权的其他各系诸王们时间和机会来行使权力。他不能等，他必须要赶在阿里不哥之前，所以忽必烈的即位是“不合法”的。同样，阿里不哥在哈剌和林称汗也“不合法”，“阿里不哥先据和林而自立，夺燕云以成犄角，党黠帅而为应援，盘势横恣，抗命拒兵”。（注：《纲鉴合编》卷38，元朝总记。）击败阿里不哥后，并没有消灭隐患，终忽必烈有生之年，“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注：《蒙兀儿史记》卷8，忽必烈纪六下。）北方诸王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海都等一此守旧的蒙古藩王主张蒙古旧俗，反对忽必烈实行“汉法”，1268年“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注：《元史》卷125，高智耀传。）甚至多次兴兵问罪。1271年，海都等骚扰天山南北诸地，1276年昔里吉叛，1287年乃颜叛，均被挫败。其中海都于1277年还曾占领哈剌和林，“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使我们不禁怀疑，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来说威权是否消失。他可能正在完成中国的征服，但是他不得不丧失上亚细亚”。（注：《蒙古帝国史》，第263页。）也就是说忽必烈已丧失了对漠北的控制能力。尽管元军后又恢复哈剌和林，控制漠北，但忽必烈绝不会留在这里，因为这里随时会遭到突袭，所以只能转移统治重心了。事实上北方诸王反对忽必烈并非只因为他行汉法，而是他们本就不服，希望推翻忽必烈，澄上汗位，“海都者，……世居北方，自定宗以来，日寻干戈。至元初即有叛意”，（注：《元史纪事本末》卷2，第15页。）反对汉法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西北动荡40余载。
综上所述，阿里不哥的存在，西北、东北诸王的存在，对忽必烈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经过40年残酷的战争，忽必烈击败了阿里不哥，但却不能彻底消灭掉反对自己的西北、东北诸王，事实上他在漠北的势力也不如阿里不哥大，并不能保证阿里不哥等人不会东山再起。因此，定都哈剌和林，实在是一种冒险，而把它作为中原的屏障，作为缓冲地带来抵御北方不断的叛乱，不至受到直接威胁，却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战胜阿里不哥后，1264年8月，“刘秉忠请定都于燕，元主从之，诏修宫室城池，以燕京为中都”，（注：《纲鉴合编》卷36，南宋纪。）也就是说，燕京从1264年夏改名为中都开始，就已经成为忽必烈事实上的统治中心——都城了。事实上，忽必烈迁都大都以中原的人力、物力为依托反而可以更好地控制漠北。
第三，统治中原，控制滇藏。从“蒙哥任命弟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军政，并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注：《简明古代蒙古史》，第42页。）以来，与宋联合灭金，做好了攻宋准备，蒙哥“分兵屯田，筑城列障，准备大举侵宋，派忽必烈率兵征服吐蕃、大理……，1257年，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侵”，（注：《中国历史纲要》，第26页。）至忽必烈称帝前，基本控制长江以北。1267年再度攻宋，到1272年迁都大都时，最后灭亡南宋的时机已告成熟，南宋已成囊中之物了。因此，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统治宋地的问题了。“忽必烈为了便于统治中国，在今北京定都”（注：《蒙古简史》，第185页。），“忽必烈将蒙古中心转移至中原，是基于加强对中国统治的基本利益的，为了统治中国必须将中心移至那里。”（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169页。）为了有效地统治金地、宋地、西夏故地以及西藏、大理，迁都大都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其中还有一个小原因，就是1263年发生的李某叛乱，使忽必烈对汉臣产生了更多的疑忌，乘机削夺汉人兵权，迁都至大都也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威慑作用，减少叛乱的发生。
2.经济目的。出于经济目的考虑而迁都大都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结果。“蒙古当时还处在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由于部落游牧经济与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的要求根本不同”，（注：《中国历史纲要》，第257页。）此时的蒙古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生产力极度低下，游牧这一生产活动方式需要“逐水草而居”，完全靠天吃饭，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而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封建农业经济高度发展，生产力较高，物质条件有较大的保障。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是“一个纯粹的蒙古帝国”与“一个占有中国北部的中国——蒙古帝国”（注：《蒙古帝国史》，第257页。）之战，“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的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第146页。）忽必烈占有雄厚物质基础的北中国，中原成为忽必烈争位的大后方，“大量的军用物资能及时地运到开平”（注：《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第286页。），从而有了胜利的先决条件；而阿里不哥远在贫瘠的漠北，因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漠北的物资供应，阿里不哥粮食断绝，终因“无兵无饷无助”（注：《元史译文证补》阿里不哥补传。），不得不南下投降忽必烈。
身临其事的忽必烈，不会不对经济这个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
第一，农业社会可以提供丰富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及大量的军需，而忽必烈无论进行征讨、还是对付内政，都需要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他推行汉法也就是为了达到更高的物质水平。
第二，中原地区物产丰富，农作物种类也多，基本可以满足忽必烈的需求。
第三，中原地区商业贸易发达，物资流通量大，流通速度也较快，大都是一个贸易中心，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
第四，中原地区交通便利，有陆路运输，有水路运输，其中包括海路运输与河路运输。
第五，中原地区人口虽比前代有所减少，但仍要比漠北多得多，人力丰富，兵源丰富，劳力充足。
同时，迁都大都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接近贸易通道，接近出海口，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物力，征服更多地区”。（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169页。）
总之，迁都到中原地区，忽必烈可以得到充足的物力、人力，以他为首的统治阶级可以从老百姓手中盘剥、榨取到更多的劳动，满足其进行战争、修筑宫城、大肆封赏等的需求。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为了这一目的，他推行汉法，为恢复中原的经济也作出了贡献。
3、军事目的。忽必烈也是在马背上成长起来的，父祖们开疆拓土，大展宏图，周边国家的软弱以及蒙古军队的强大，使他有野心、有能力完成父祖未完成的基业，并希望在对外征战中获得实际利益。在大都不仅从地理概念上缩短了距离，他还可以从经营多年的中原调集充分的人力、物力作保障。他迁都大都，是有一定军事目的的。
第一，忽必烈即位后，于1267年再次发起对南宋的战争，经过数次大战，南宋灭亡已是大势所趋，迁都大都，便于调兵遣将，便于组织强大的、近距离的后方支援，这无疑对加速南宋的灭亡有一定的作用。
第二，经过父祖们的创业，在漠北以外的西北、西南、西部等地先后建立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儿汗国等四个汗国，东北、北部也已由成吉思汗分封给了东道诸王，无法再行征战之事。于是扩张领土的目标就聚焦在东、东南、南部地区，“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注：《蒙兀儿史记》卷8，忽必烈纪六下。）。东有高丽、日本。忽必烈曾说：“高丽，朕之东藩也。”而“高丽守东藩，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注：《元史》卷58，地理。）。自成吉思汗起，都对高丽用兵，至宪宗末，高丽主“
遣其世子倎入朝（为质），至帝中统元年，卒，命倎归国，封为高丽国王，以兵卫送之”，（注：《元史纪事本末》卷3，高丽之臣。）“终元一代，始终把高丽视为属国”（注：《蒙古族简史》，第65页。），并设行省，也常派兵弹压。忽必烈早有使日本臣服之心，从1266年至1273年，曾5次遣使日本，均未成功。于1274年、1281年两次出兵，也均遭失败，1286年计划发动第3次战争，因欲报复安南而作罢。南有安南、占城、缅甸。“中统初，安西国王陈光昺被迫称臣入贡，接受忽必烈的册封”（注：《中国通史》第7册，第157页。），后因反抗，忽必烈便于1284年、1287年、1293年3次侵入安南，均未达到目的。1280年在占城设行省，1282年遣兵入侵，1284年败归。1277年、1287年2次攻入缅甸，缅王降元。东南有爪哇。1292年忽必烈派军爪哇，先胜后败，“掳掠所得不能偿其所失”（注：《中国通史》第7册，第162页。）。忽必烈发动的对外战争得不偿失，无功有过。从加速南宋灭亡这一点上看，迁都大都是忽必烈正确的选择，然而从其穷兵黩武，继续发动对外战争这一点看，却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三）大都的优越条件是忽必烈迁都的第一选择
1、大都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大都路，唐幽州范阳郡。辽改燕京。金迁都，为大兴府。”（注：《元史》卷58，地理。）1213年蒙古军队包围中都，“1215年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颜承晖自杀，蒙古遂入燕，吏民死者甚重，宫室为乱兵所焚。”（注：《纲鉴合编》卷35，南宋纪。）“本金中都，元太祖十年（1215年）取之，改用燕京旧名。太宗灭金后，置中州断事官治，统辖中原诸路，汉人称燕京行尚书省”。（注：《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大都，第14页。）“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注：《元史》卷58，地理。）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大都在唐时已是一个大郡（实际上其历史可上溯到春秋战国），辽时是一大重镇，到了金，更是在此定都，可以想见当时的繁荣景象。蒙古人占领后大都虽遭受严重破坏，但仍改变不了它的重要地位，它是当时“蒙古贵族统治汉地人重要据点”，窝阔台时“统辖汉地诸路”（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第27页。），可见，大都的历史悠久，基础雄厚。
2、大都地理位置优越，再加上得到重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人口较多。大都地处中原，北连朔漠，有燕山、长城为屏，可抵御漠北反对势力的突袭；南有黄河、长江，可防南宋；西拥太行，东濒渤海，素称“龙脉”，是风水宝地，是建都的好地方。大都虽遭受了严重破坏，但在忽必烈登基后，不断得到恢复重建。中统元年，立十路宣抚司，其中包括燕京路宣抚司，“世祖中统一年（1261年），修燕京旧城，即辽金故都，后世所谓南城是也”，（注：《元大都宫殿图考》，第11页。）1264年8月，“诏修营宫室城池”（注：《纲鉴合编》卷36，南宋纪。），“至元三年，加（张柔）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注：《元史》卷147，张柔传。）。“至元三年，城大都，（张弘略）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注：《元史》卷147，张柔传。）“庆端（王善子），……监筑大都城”（注：《元史》卷151，王善传。），“四年春……城大都”（注：《元史》卷6，世祖纪三。），“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于原燕京城东北）（注：《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下诏燕京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经过一番营建，大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号称“人口百万”，城中商业繁盛。
3、忽必烈势力在中原，大臣多主迁都大都。忽必烈因蒙哥的打击而失去了在漠北的势力，而在漠南经过10年的努力却培植了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迁都大都之议从忽必烈即位时起就已开始出现。“世祖即位，侃（郭侃，金降将郭宝王之孙，有谋略）上疏陈建国号，筑都城，立省台，兴学校等二十五事，及平宋之策。”（注：《元史》卷149，郭侃传。）“二年……命（张德辉）疏所急务，条四事……三曰易世官而迁都邑，……帝嘉纳焉。”（注：《元史》卷163，张德辉传。）“世祖在潜邸，从容语霸突鲁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对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怃然曰：“非卿言，我几失之。’……世祖至开平，即位，还定都于燕。尝曰：‘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注：《元史》卷119，木华黎传。）最终大都以其明显的优势打动了忽必烈，从而取代了哈剌和林，也取代了上都，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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