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复苏与制度失灵———种以企业家才能为基础的周期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为论文,企业家论文,周期论文,危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2-0061-09
经济危机通常被认为是货币现象，但经济学家往往从利率、投资和储蓄等来分析经济危机，而忽视对货币本身的考察。门格尔早就指出，货币和语言一样，是一种在历史中自发形成的制度。①本文试图说明对这种自发演进制度的破坏如何导致危机。我们将指出，经济危机源于政府对传统法律原则和产权制度的破坏，使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失去应有的协调功能，因此，经济危机问题的实质是制度问题。文章将超越对危机本身的考察，而深入到对制度问题的探讨，指出现代社会的货币和银行制度已经不再是自发演进的制度，而是被“俘获的制度”，进而探讨为什么自发演进的制度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以及作为一种自发演进制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一、为什么会产生危机
1.货币制度的失灵②
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经济学对危机产生的原因的解释，可以归结到对“货币制度”的认识中去。在凯恩斯看来，“三大心理规律”导致货币制度不能灵活地调整市场，使得市场利率低于自然率，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而奥地利经济学认为，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货币制度失灵了，这才是危机产生的原因。
那么货币制度和经济危机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米塞斯认为，“信用媒介”(Fiduciary Media)是一种没有以黄金储备为后盾的货币，在商品流通中，这种信用媒介与货币具有相同的功能，与货币一样，这种信用媒介的扩张会导致市场利率系统性地低于自然利率，或者说信用媒介没有扩张时的利率，这个低利率将刺激企业家扩大生产，投资于被人为地压低了的利率下看起来具有“盈利性”的项目，生产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但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没有增加，增加的是信用媒介。投入到新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然要以其他企业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减少为代价，这就意味着生产资料价格和工资的上涨，并进而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这就造成一个繁荣的现象，但是这个繁荣的势头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米塞斯认为这种上涨的趋势只有当公众认为这种价格的上涨在未来某个时刻会停止时才会继续下去，而当公众认为价格会一直上涨，通货膨胀会一直延续下去时，恐惧将会降临，没有人愿意持有货币，因为持有货币意味着每天都遭受损失，每个人都不顾一切地去把货币换成商品，导致商品价格飞涨，货币价值体系崩溃，德国1923年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假如相反，银行为防止货币体系崩溃而采取措施终止信用扩张，那么，那些在信用扩张(低利率)情况下看上去具有盈利能力的项目就不再是盈利的项目而是投资失误了。一些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规模，而另一些企业关门或破产，投资在这些项目中的资本不能另作他用，丧失了价值，危机和衰退来临了。③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米塞斯是这么说的：“把全部企业家看做一个营造师，他的任务是要用有限的建材供给量造出一座建筑物。如果这个人高估了这个有效供给量，则他所拟的计划就是一个没有足够资料来实现的计划。他把这个基础打得太大，直到后来，在建造过程中才发现，他完成这个建筑所必要的材料不够。”④
与以维克赛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和货币学派对危机的解释的一个最大不同，同时也是米塞斯对周期理论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他把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引入到对危机的解释中，使人们认识到导致危机的是“错误的投资”，而非“过度的投资”，即资本从消费品生产部门“错误”地引向“资本品生产部门”⑤，因而，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就减少了，而资本品的生产是需要消费品去配合的，假如没有相应的消费品，资本品的过度扩张必然中止。资本的结构思想也构成了后来哈耶克批驳凯恩斯的基本立足点。米塞斯对经济周期的上述解释已经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经典解释。米塞斯之后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米塞斯理论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在对“繁荣为什么会突然停止”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哈勃勒(Haberler,G.)引入“时间因素”，极有说服力地指出“要完成那些由于人为的利率而被延长了的生产过程需要花费时间，而发现这一点往往太迟”，他进一步解释道“除非增加的信用货币在变成人们的收入之前，生产过程就已经完成，那么这时额外的货币就会有额外的商品与之对应，商品价格不会上涨，但实际上如罗斯巴德指出的，生产过程总是比货币的流通过程更长，在生产过程完成之前，物价就已经上涨了”⑥，从而解释了为什么被人为压低的利率又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甚至比自然率还要高，当然，由于利率的提高，那些在虚假的低利率下看起来具有盈利性的项目将不得不终止。
假如仅仅只强调信用扩张的利率效应而不强调其结构效应，那么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就与货币学派没有大的区别了，如奥德利斯库和舍诺伊指出的“奥地利学派或哈耶克分析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商业周期过程中出现的比例失调，并强调这些失调的价格信号”⑦。
对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为，由于货币制度的失灵，市场不能实现跨时期(生产和消费)和跨部门(资本品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协调，这种失调表现为生产结构扭曲，而生产结构扭曲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
2.银行制度的失灵
既然危机是政府干预自发的货币制度造成信用扩张的结果，那么政府对货币制度的干预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与另外一种重要的制度——银行制度——的失灵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银行的出现不是谁设计的产物，或者说银行是自发演进的产物。但是，与货币一样，银行制度的演进受到了政府极大的干扰，其中最典型的是出现了“中央银行”这个怪胎。政府知道，通过对货币发行的控制，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因而政府授予银行特权，允许银行采取“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Fractional-reserve free banking)，就是说银行的贷款并没有以黄金和储户自愿的储蓄为后盾，⑧或者说银行把储户的活期存款都贷出去了，储户(尤其是活期存款的储户)把资金放在银行里是为了获得安全和随时提取的便利，储户有随时把资金提取出来的权利，银行把储户的这部分资金或把没有以自愿的储蓄为基础的货币投放出去显然是侵害了储户的财产权，也违背了货币本质上是黄金的原则，“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实际上是违背私法的行为。假如储户都向银行提取存款，银行必然破产，但是在没有信用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这种银行制度的存在，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央银行为它的存在提供了保障，更准确地说，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那里获得了以部分的储备就可以实施信贷扩张的“特权”。那么为什么政府要给银行特权呢？答案在于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互利关系，政府可以利用银行发债，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信用扩张，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而不必求助于税收，而银行在信贷扩张中多“销售”了本不存在的货币，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且还不用承担信用扩张的风险，因为所有的风险都可以让中央银行承担。⑨正是政府背后的怂恿，银行堂而皇之地践踏私法，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财产权。⑩
对于政府破坏银行制度的演进，使银行受特权保护而滥发信用货币的问题，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早已论述，他讲到“只因为政府已给一个或数个银行特权，因而阻止了银行业务的自由演进。如果政府从未为某些特殊银行的利益而采取干涉行动，如果政府从未解除某些银行遵照契约清偿债务的义务(在市场经济里面，这是所有的个人和所有的商号所应履行的义务)，则不会有什么银行问题发生。对于信用扩张所定的限制自会有效。每个银行，对于自己的偿付能力之考虑，就可使它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不敢过分发行信用媒介。否则就会破产”(11)。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进一步阐述了米塞斯这里的思想。
对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1简单地表示。
图1 制度失灵如何导致经济危机
3.假如政府不干预市场，是否会发生危机
奥地利经济学令人信服地说明，在政府干预、制度失灵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危机。但是，假如政府不干预自发形成的制度，是否会有经济危机发生呢？显然，凯恩斯对这个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而米塞斯与哈耶克坚持，只要市场利率能够反映消费者自然的时间偏好率，那么就不会有“系统性的”商业周期。(12)对这一论点，米塞斯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假如没有信用扩张，资本家和企业家扩大生产规模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扩大规模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限制规模的扩大；他说道：“这样拼命地增加投资，提高了那些辅助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借贷市场的利率。这些后果，如果没有信用扩张，就会马上限制了扩张的趋势”。(13)另外，奥地利经济学家相信市场价格的协调作用，如哈耶克强调价格具有“通信功能”、“信号功能”和“节约信息的功能”就体现了他对价格在协调市场方面所具有的能力的认同。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假如消费需求下降，那么并不会导致需求的普遍下降，相反，会使投资从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流向生产资本品的部门，也就是说投资需求会增加。顺便要指出的是，假如我们把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和哈耶克的“知识”理论引入到周期理论中，我们就会发现，凯恩斯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些理论依据不能成立，比如我们来看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凯恩斯看来，利率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当资本增加时，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是导致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但是，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资本的边际效率”这个概念只有在资本不短缺，且在这种不短缺的情况下，以某个固定的价格供应资本时才是成立的；而在现实中，资本并不短缺，因此，资本的供应价格是变化的(这一点很重要，资本品的购买价格会随着企业家对资本品的利润预期或生产能力的预期的变化而变化)，这样“资本的边际效率”就无法成立。(14)我们可以从主观主义的角度对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再略作补充，“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隐含着这么一个前提假定，即资本是客观的存量，而且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存量，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存在于企业家的预期中，预期绝不是连续的，即使是同一个企业家，他的预期也是会变化的，或者说预期是跳跃的，因此，这种连续性存量假设是不成立的。
另外，在凯恩斯看来，“储蓄的行为，除了会减少目前对消费品的需求以外，还会减少目前对投资品的需求”(15)。但是，这在奥地利经济学看来是不成立的：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利率下降，利率下降会增加投资需求。
二、如何从危机中复苏
对于如何从危机中复苏，凯恩斯主义的立场很明确，就是通过政府干预，纠正市场自发形成的制度；而奥地利经济学恰恰相反，认为复苏的关键是让自发形成的制度发挥作用，使扭曲的制度回到自发演进的轨道上来，因此，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政府必须停止干预自发形成的制度。下面我们首先说明要实现复苏，凯恩斯提出的政策手段为什么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具体说明经济复苏的正确对策。
1.为什么凯恩斯的政策手段站不住脚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支出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但是在我们看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只是手段不同，结果是相同的，都是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也就是信用扩张。现在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信贷扩张解决不了危机。要说明这一点，关键在于理解作为一种自发演进的“货币”。假如是自发演进形成的货币，那么显然，这种货币代表的是一种现实的购买力，把货币储存起来，也就是储蓄，是现实购买力(代表部分现实的商品)的储存。而政府利用银行，通过财政或货币手段创造出来的信用却并没有现实商品的支撑。投资需要工人，工人需要消费，这部分消费品只能来自事先消费的节约，也就是储蓄所代表的购买力，而政府人为创造出来的货币与储蓄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完全不代表可消费商品的节约。假如政府干预下创造的信用货币被用于投资，其结果就是物价上涨，并导致危机的产生，其传导机制我们在上面已做了详细的分析。对于“自发储蓄”的增加与经济复苏之间的关系，J.Huerta de Soto做了解释，他说道，自发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下降，紧接着是消费品价格下降，消费品价格下降意味着真实工资提高，这时产生的李嘉图效应是资本代替劳动，更多的个人转移到资本品的生产中去，生产结构延长，这是其一；其二是自发储蓄的增加、消费品价格的下降等都意味着利率的下降，利率下降的结果是投资的增加和生产结构的延长。J.Huerta de Soto认为，由于自发储蓄的增加而导致的生产结构的延长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而信用扩张导致的生产结构的延长是暂时的，是要回到原来的生产结构中去的，甚至比原来的结构还要短(这个生产结构退化的过程就是危机爆发的过程)，这是因为这时自发储蓄所代表的现实的消费品为生产结构的延长提供了可靠的支持。(16)因此，按照奥地利经济学的周期理论，投资小于或等于储蓄才是健康的，相应地，在具体的政策手段上，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相反，奥地利经济学强调要增加储蓄，而不是刺激消费。
作为投资之源的货币，只能来自储蓄，而不是人为创造的信用，这一点米塞斯早已有详细的论述，“不管情形怎样，银行的任何操作绝不能为经济制度提供资本财，这是确定的。健全的生产扩张所需要的，是增加资本财，而不是增加货币或信用媒介。虚假的繁荣是建立在银行钞票和存款的沙滩上。那一定是要崩溃的”(17)。而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复苏首要的是消费由于错误投资而形成的过剩商品。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隐含的结论就是刺激需求，消费过剩的商品；但是，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这是饮鸩止渴，重要的是纠正扭曲的生产结构，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使生产结构恢复到与自然率相对应的水平。但是，增加消费品的生产绝不应该是简单地复制原来的消费品，而是生产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有新需求的商品，就是说，要有新财富的创造。但是，储蓄所代表的资本财本身并不带来财富，从资本财到新财富，中间离不开一个关键的角色——企业家。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是没有企业家概念的，他假设“S=I”，也即储蓄会自发地转化为投资，银行信用扩张产生的信用媒介也会自发地转化为投资，这与现实显然不符。凯恩斯忽视企业家与他不关心资本的“生产率”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只要能刺激需求，造金字塔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凯恩斯只关心投资的支出，而不考虑投资的生产率。当然，这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是荒谬的，复苏要以企业家创造的利润为标志，人为刺激出来的需求绝不代表复苏。复苏的标志是企业家创造的利润，复苏的保证是企业家创造利润的动力，而无论是财政支出政策还是信贷扩张政策，毫无例外地都跳过了企业家。奥地利经济学家不是不重视需求，而是认为需求不能人为地刺激出来，而是要通过企业家去“发现”，这种被企业家发现的需求才是可持续的，发现需求的过程也是生产结构调整的过程。
在企业家和经济危机这个问题上，经典的奥地利经济学的周期理论认为是人为的低利率“误导”了企业家，从而扭曲了生产结构；而我们认为这一解释还不足以体现奥地利经济学周期理论中企业家具有的重要地位，没有把企业家的真正意义揭示出来，它的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弱化了奥地利经济学周期理论本该被认识到的独创性。货币对市场的协调作用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只有通过企业家之手，货币才能变为资本。(18)具有复苏意义的“投资”不可能通过人为的刺激产生，而必然是企业家“发现”的结果。“利润”作为企业家投资的目的，指引投资流向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活动中去，从而实现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利用信用扩张手段产生的投资不会产生具有这一功能的利润，不仅如此，一旦货币制度由于信用的扩张失灵了，那么市场利润也就失真了，引导企业家投资的将是错误的信号。我们注意到，经典的奥地利经济学的周期理论和货币学派的理论以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一样，强调的都是“利率”因素；而我们认为把“企业家利润”这个因素凸显出来，才更能体现奥地利经济学周期理论的独特魅力。
在上面，我们把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企业家因素作了重新认识，这样，我们就把一个静态的、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周期理论转变为一个动态的、以企业家为基础的周期理论，本文提出的“制度失灵”分析方法是以后一种周期理论为基础的。
我们可以用图2简单地表示包含了企业家因素的复苏过程。
图2 不受信用扩张影响的货币如何导致复苏
我们也可以这样表示货币制度失灵如何导致危机的产生：货币(信用扩张形成的)→虚假的资本→虚假的利润→通胀→危机。
传统的奥地利经济学反对使用扩张的办法治疗危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它的资本理论以及与之对应的生产结构理论。假如危机仅仅是货币现象，那么信贷扩张的政策是有效的；但是假如危机不是货币现象，而是结构的失衡和扭曲，那么用信用扩张的办法治疗危机是不可行的，财政政策同样如此，这些政策都会使原本已经扭曲的生产结构更加扭曲。例如，米塞斯指出，用信贷扩张的办法治疗危机，只会使危机变得更加严重。除非这些干预价格、工资和利率的手段被永远废止，否则经济不会和谐发展。(19)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也讲到“至于想用新的信贷扩张来重新调整，那是没有用的，这是对萧条的矫枉过程加以干扰，使它中断，使它延缓”(20)。与“生产结构”理论对应的是“货币的非中性”理论，即信用货币注入市场后，有的部门先得到货币，而有的部门后得到货币，结果是凯恩斯的信用扩张政策试图实现的稳定价格目标不能实现，并且导致生产结构进一步扭曲。
信贷扩张政策的结果是虚假的复苏，表现为GDP的增长。(21)而错误的投资、扭曲的生产结构并没有得到纠正，宽松的信贷政策促使人们更多地进行投机活动，而不是审慎的投资决策。它(信贷扩张)使一国(从整体上看)更穷，而非更富。(22)日本等国出现滞胀，是信贷扩张政策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收入分配效应上讲，信贷扩张使有资产的人的资产价格上涨，而劳动工资的购买力下降，换句话说就是掠夺普通大众，接济富人。
2.复苏之策：停止政府干预，纠正制度失灵
与凯恩斯主义扭曲货币制度的信贷扩张政策相反，奥地利经济学认为经济复苏之策的核心是纠正被扭曲的货币制度，使货币和银行回归到本来的面目。基于这一思路，奥地利经济学的复苏之策实际上是“两步曲”。第一步是政府立刻停止任何导致信贷扩张的政策。罗斯巴德指出在萧条时期，“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它应该大幅度降低它对经济的影响力，削减其开支和税收……总之，萧条时期正确的政府政策就是严守自由放任的信条”(23)。奥地利经济学把萧条视为治疗由于信贷扩张而产生的疾病的有益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过程，“萧条的恢复时期，这是一个必要的调整过程……(在萧条时期)由于大量的破产，重大失误被揭露出来，失业问题会加剧，但是它只是暂时的。调整的速度越快，解决失业问题的速度也越快”。奥地利经济学让萧条来治疗危机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是“货币变化的自可逆性”：“虽然货币扩张有实际的扭曲效应，这些‘纯粹’货币的变化是自逆转的”(24)。因此，要防备和警惕的不是萧条，而是导致萧条的信用扩张。
第二步是彻底根除政府干预货币制度的可能性。主要是银行与货币制度的重构，使之回归到自发演进的轨道，这就要求我们在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方面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革。
(1)实行自由竞争的银行制度。米塞斯认为自由竞争可以确保银行不滥发货币，“我们绝不可忘记：凡是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总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地位。它所最珍贵的资产是它自己的信誉。一旦对它的诚实和偿付能力发生怀疑，它就要走上破产的境界”(25)。米塞斯的这句话也说明了国家信用与个人信用的根本不同，以及个人信用的根本性意义。米塞斯进而认为，“在自由银行制下，信用扩张连同它的一切必然后果，不会发展到成为经济制度的常态。只有自由的银行制才会使市场经济安全，免于恐慌和萧条”(26)。
(2)百分之百的储备制度。自由竞争还不足以阻止银行滥发货币，还需要百分之百的储备制度为保障，所谓百分之百的储备制度就是银行的信贷规模不超过自发储蓄的规模，通俗地说，就是有多少存款，放多少信贷，“一个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替代品，绝不能多于它的顾客们在他们的现金握存中的可保存的数量”(27)，即不能无中生有地放贷，也不能以侵害储户的财产权为代价进行放贷。百分之百的储备制度要求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归还储户的所有存款。(28)罗斯巴德指出，传统的法律原则，在银行领域中就是要应用百分之百的储备制度。(29)
(3)货币的非国家化，取消中央银行，恢复金本位。上面两个对策是针对银行信用扩张而采取的限制措施，而这第三个对策是针对政府而采取的限制措施。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指出“应以彼此竞争的私人货币取代国家货币”(30)。中央银行是“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政府据以发行货币、实施信贷扩张政策、干预货币制度以实现自己特定目标的载体。中央银行的存在恶化了危机和萧条。(31)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银行并非自发的、演进的自由市场过程的产物，相反是政府有意识地干预银行业的结果。(32)货币本来就是黄金，金本位制度只是使货币恢复到其正常的状态中去。金本位制使货币的发行量不超过黄金的数量，是限制信用扩张的重要手段。有一个普遍存在的担心是，金本位制会导致萧条，这其实是一个流行的谬见。J.Huerta de Soto指出，没有一定的信用扩张或通胀，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这种观点是不可能成立的，他进而指出，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黄金的增长率是每年1％—3％，因此，假如劳动生产率增长3％，那么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将持续下降，这对所有的人——尤其是收入相对固定的劳动力所有者——都有好处，因为他们手中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提高了。(33)一般人把萧条理解为物价下跌，其实物价下跌有可能是信贷扩张所导致的危机的产物，但也有可能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更加丰富的结果，这种物价下跌显然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追求物价稳定作为目标。
上述手段似乎极端，但却是根除危机所必需的。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弗里德曼等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提出要从“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的角度讨论危机问题，他们提出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应急之策，治标不治本，这些政策只是暂时地解决了眼前的危机，却为下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埋下伏笔。由于没有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危机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几百年间，在西方国家，危机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三、“被俘获的制度”：论作为一种自发演进制度的前提条件
既然制度失灵是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导致危机的制度所具备的特征进行分析。经济危机的产生实际上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在“完全自发演进的制度”和“完全人为设计的制度”之外的第三种类型的制度，我们把这种制度称为“被俘获的制度”。
我们把“被俘获的制度”定义为一种既非自发的又非完全人为设计的制度(组织)。按照哈耶克的定义，自发的制度是目的独立的和平等适用的，而组织的规则必定依附于命令，而且只能调整命令所未规定的事项。(34)“被俘获的制度”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偏离了自发演进路线的制度，它既有自发演进的特征，又有政府干预的烙印。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就属于此例，因此我们绝不可以说现在的货币和银行是自发形成的，但是，又不能说不是自发形成的。
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论中，他没有单独地把“被俘获的制度”罗列出来并进行分析，但是他的确谈到了干预自发秩序的危害，他说“用孤立且辅助性的命令来补充那些支配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助益，因为在这些孤立且辅助性的命令所涉及的活动中，人们的行动原本是由一般行为规则所指导的。这就是反对‘干预’或‘干涉’市场秩序之论辩的要旨所在”(35)。哈耶克其实在讲到“为什么自生自发的才是有益的”，“为什么这种不受干预的、长期演化形成的制度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时，认为“这是因为与有意识的组织安排相比，自发过程能更多地利用信息和知识”(36)，但哈耶克更认为理解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超越了我们理性能及的范围。在我们看来，“主观主义”为我们理解自发演进制度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自发演进的制度意味着主体之间通过合作博弈达成某种协议，并且认同这种协议的前景，也就是说，对这种协议有助于各方是有共同认识的。而假如这种制度被“俘获”或“挟持”，那么这种共同的愿景是不存在的，并且只有通过强力或欺诈等手段才能维持这种制度。一旦一种制度被政府“俘获”，被用于实现某个特定的目的(如就业、经济增长)，实际上它就失去了“目的独立性”的特征，也就失去了协调社会的作用，失去了增进大众福利的潜在价值。J.Huerta de Soto明确地指出“传统法律原则的经济意义”，他说“法律和经济是高度相关的，绝不可能破坏法律与道德原则而不对自发的社会协调造成致命的、有害的后果”(37)。
既然“自发演进的制度”具有如此大的价值，那么我们自然会问，产生“自发演进的制度”的前提是什么？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遵循传统的法律原则(主要是产权制度)。在上面的例子中，信用扩张和部分储备的银行制度都是对传统法律原则的破坏。米塞斯说：“防止信用扩张所要做的事情，是要使银行业务受一般商业法规和民法的管制，这些法规是强制每个人和每个商号完全遵照契约条件充分履行义务的。”(38)二是没有强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机会的可获得性。哈耶克谈到在金融领域机会可获得性的重要意义，这对现代金融制度的改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哈耶克讲到，“我也相信，如果新一代的银行家获得机会，他们就会迅速地发展出新的银行形态所需要的技术，这种新的银行形态不仅是安全的、有利可图的，而且与以前的制度相比，更有益于社会”(39)。当然，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强制”，一是规则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对人的行为构成某种约束，也就是一定的强制；另外一种强制是外部人为力量的强制，这种强制是某个机构或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施加给他人的，如上文所述，这种强制导致制度的失灵，使制度的演进偏离正常的轨道。
拿现代社会的“货币”和“银行”这两种制度来说，显然由于政府的干预，这两种制度不仅都违背了“传统的法律原则”，也为政府的“强制力”所侵害，就是说成为自发演进制度的两个前提条件已经丧失了，因而它们已经是“被俘获的制度”，而不再是自发演进的制度了。
本文把经济危机问题归为“制度失灵”，即政府破坏传统的法律原则和产权制度，干预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使之偏离自发演进的路径。我们通过经济周期的制度分析，提出一种以企业家才能思想为基础的动态周期理论。经济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自发演进的制度具有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经济意义，可以说，经济危机是哈耶克自发秩序论正确性最有力的证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没有看到，经济刺激政策的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也就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伏笔。我们要再次强调，“制度失灵”绝不局限于金融领域，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其他存在干预、强制和人为垄断的领域，制度失灵的危害也是同样严重的，只不过不像金融领域的制度失灵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人所认识；在其他领域中，制度失灵的危害往往不像金融危机那样明显，而是隐蔽的。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去把这种危害揭示出来，也许是当代经济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注释：
①J.Huerta de Soto认为货币制度是“最抽象，因此也是最难理解的制度”。见Jesús Huerta de Soto,Socialism,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Compuesto y Maquetado por JPU GRAPHIC,S.L,1992,p.42。
②本文把“制度失灵”定义为“一种制度的演进由于外力的干预而偏离了它自发演进的轨道，从而失去它应有的功能”。
③Mises,L.V.,"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 in Littlechild,S.,Austrian Economics,Aldershot:Edward Elgar,1936,pp.293-294.
④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690页。
⑤Joseph T.Salerno,"Comment on Tullock's 'Why Austrians Are Wrong About Depressions',"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3,p.143.
⑥Haberler,G.,"Mone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 and Other Essays,Washingto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for Austrian Economics Inc.,1983,pp.305-307.
⑦奥德利斯库、舍诺伊：《通货膨胀、衰退和滞胀》，载埃德温·多兰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⑧储蓄有自愿的和强制的两种，只有前者才代表结余的商品或购买力。
⑨银行的利润来自信贷扩张，只要它们可以，它们就会尽可能扩大信贷，直到它们被阻止。参见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75页。
⑩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u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809.
(11)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553页。
(12)Skousen,"The Great Depression," in Boettke,P.J.,ed,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Aldershot:Edward Elgar 1994,p.432.
(13)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720页。
(14)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u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556.
(15)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7页。
(16)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u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506.
(17)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691-692页。
(1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凯恩斯的周期理论缺乏一个资本理论(这是哈耶克所言)，不如说他的周期理论中缺少企业家理论。
(19)Mises,L.V.,"The Austrian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 in Littlechild,S.,Austrian Economics,Aldershot:Edward Elgar,1936,p.296.
(20)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711页。
(21)经济复苏不能用GDP的增长来衡量，而只能用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可购买商品量)的提高来衡量。
(22)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586页。
(23)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63-64页。
(24)奥德利斯库、舍诺伊：《通货膨胀、衰退和滞胀》，载埃德温·多兰编《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25)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560、561页。
(26)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556页。
(27)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550页。
(28)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l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707.
(29)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l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720.
(30)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13页。
(31)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l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637.
(32)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l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647.
(33)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l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773.
(34)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35)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73、74页。
(36)范伯格：《经济学中的规则和选择》，史世伟、钟诚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4页。
(37)J.Huerta de Soto,Money,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Aubum: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6,p.740.
(38)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555-556页。
(39)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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