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新中国50年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绝不能论文,生产力论文,抽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走过50年风风雨雨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来审视50年的正反历史经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绝不能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
（一）
新中国建立后头七年，我们党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是遵循历史唯物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来搞社会主义的。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我国生产力状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作过这样的精辟分析：“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特别强调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还进一步指出：“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版，第1430—1431页。）。根据生产力这个状况，基于这个“基本出发点”，还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并允许其在孙中山所说“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条件下广泛发展的方针。遵循这个思路，贯彻这个方针，取得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惊人成就，也同时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正如胡绳指出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波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这个内容特别明显地通过他在建国前十来年间反复批评我们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中表现出来。毛泽东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按胡绳的解释就是“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注：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光明日报〉1999年6月11 日第5版。），究其实质就是脱离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现代发展， 而空谈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论观念。上面所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那些关于国情的精辟分析和对待资本主义的方针，与他反复批评党内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一脉相承，是他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情、确定路线政策的集中体现。党和国家在建国后的头七年中取得的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功，就是他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而制定的在人民政权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方针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历史唯物论的胜利。
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也出现了过急、过快、工作过粗的问题，原定的时间表被大大提前了，为后来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现在反思历史，恐怕与那种以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论观念为基础的民粹主义思想影响抬头、发展、乃至泛滥有很大关系。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头脑里就产生了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的念头，忽视了他自己讲的那个基本出发点中关于大约百分之九十的落后的、分散的、个体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差别的农业与手工业经济这个基本事实。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思想往下层层膨胀，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不久，又迅速地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胡绳说的“趁穷过渡”。以后近20年的政治运动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大批判，不断强化这种“趁穷过渡”的过程。由于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一味盲目地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人为拔高，结果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形成了日益严重的阻碍作用，以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以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论观念为基础的民粹主义思想影响泛滥导致的恶果。
产生于俄国的民粹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在广大农村进行，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党内很容易产生类似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集中表现就是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急性病，可见，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反复批评民粹主义思想影响，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据的。但不幸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实际上犯了他曾经反复批评过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急性病错误。在理论发展的逻辑链条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包含的反对民粹主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光辉思想，在后来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一度中断了，使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实践的条件下陷入空想，严重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既未最终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又使社会主义陷入危机，“左”几乎葬送社会主义。
邓小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几乎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开始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开拓的。他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上反思历史，总结我们的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于是，他也就以此为其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题。而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中，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就是历史唯物论的生产力观点。现实的出发点就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所以，社会主义还不合格。逻辑与历史一致。他在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与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他反复引证最多的就是历史唯物论的生产力观点。随后针对新时期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都是奠立于这个基本观点之上的。所以，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对他首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做概括时，列了十二个主要的科学观点，说“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然后，特别强调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注：见十三大报告第二、第七部分。）。这就是说，邓小平以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其生产力观点为基础，破除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陷入空想的社会主义又一次变成科学，实现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理论飞跃，近20年中国社会重现生机与活力，现代化步入快车道，社会主义也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
当然，50年中，也有所谓“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右的错误影响，这种思潮忽视或忘记了毛泽东讲的那个基本出发点中关于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进步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个客观事实，实质是离开中国现实生产力来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的另一个极端表现。
50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是这样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前进的发展历程。当下的中国，正沿着邓小平开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崭新面貌阔步跨入新世纪。
（二）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无产阶级的思想先驱和革命导师，在理论形态上把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一个多世纪之后，邓小平在中国，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形态上，把重新陷入空想的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这个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邓小平理论。而作为两次伟大转变的基础与支柱就是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其生产力论。相似并非相等。因为在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使社会主义陷入空想的错误，是共产党自己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偏离历史唯物论造成的，从认识论根源上看，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避免性。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特别是重申生产力观点，使一度陷入空想的社会主义重新变为科学，又是由共产党人反思历史经验和自我否定完成的。在这里，最引人注目和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两次转变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它充分说明了历史唯物论的巨大价值和无限生命力。或者完全可以说，历史唯物论、特别是生产力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的生命线、胜利线。什么时候遵循历史唯物论，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办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胜利；反之，就失败。
（三）
集我国5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及其正反历史经验之大成而获得的最大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形成、发展。上面曾指出十三大第一次对其轮廓概括为十二个主要观点，以后又多次进行系统概括。对邓小平理论不管有多少种概括，根据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概括时所讲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的思想，可以认为，不离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或者说破除离开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是贯彻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条红线，特别是贯彻于其中一系列带根本性的创新观点中的一条红线，也可以说是他能够实现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从而创立邓小平理论的真正奥秘所在。
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十三大到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基本特征的科学概括都表明，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最根本的就是以我国生产力落后这个最大实际为根据的，这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那个“基本出发点”一脉相承。
再如，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理论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概括为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和基础的本质规定，“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都只能以此首要的本质规定为基础。这个本质论概括是历史唯物论的生产力论的具体体现。这也说明，只有不离开生产力，才能从本质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真正科学的水平。
再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观点，从方法论角度看，就是他始终以是否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力作为观察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一个必然结果。
还有改革开放论，也是针对我国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特别针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个非常具体和紧迫的实际而提出的，并且，唯有改革开放，才是当代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
即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坚持和落实，也必须落实到以生产力为基础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上。
最近20年中，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始终不离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从而创立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主要在同那种由改革开放前2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形成的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要坚持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急性病为特征的“左”的错误反复斗争中实现的。
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具体地表现于反复出现的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中，这表明民粹主义思想仍然有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文革式思维模式和民粹主义思想影响形成一种具有历史惯性的传统，常常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如前所述，这种思维传统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近20年中，随着这个社会基础深刻的历史性转变，观念上的变革也是十分剧烈的，是否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这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就是这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的集中反映。20年中，思想解放都是以冲破这种思维模式及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的束缚为主攻方向和主要内容的。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92年南巡谈话和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等几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所掀起的几次思想解放高潮，冲破种种思想观念束缚，及其所导致的国内非公有制经济由异已成分到必要而有益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大的飞跃式发展，和对国外资本主义、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大量引进、借鉴、吸收，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全面的对立与统一、竞争与共存、互斥与互补关系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这一举世瞩目的结果，可以看成是对我们党内有深远影响的民粹主义思想影响，即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急性病的“左”的错误一次前所未有和势不可挡的大扫除。邓小平理论也就是在这个斗争与胜利进军中产生、形成、发展的。因此，这个理论也可以看成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反对民粹主义思想影响、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是对其中指出的那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波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的具体化和明晰化。当然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晚年因受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要坚持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束缚而形成的一套陷入空想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否定。因此这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我党历史上两次理论飞跃具有否定性的内在联系。
当然，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正在全面地进行过程中，所以，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并未结束，但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20年不同的是，绝不能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及以此为基础和核心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并已成为实际生活中的主流和主导意识，而且，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继续彻底地进行这个斗争，保证实践中经过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才开拓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沿着历史唯物论的正确轨道前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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