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哪堪歌——读王安忆《长恨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恨歌论文,王安忆论文,长恨哪堪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是很早就定下要写的一个题目。当时手上正赶着翻译，便像搁一桩心事一般搁了下来。但是《长恨歌》罢的那个午后，那被魇住了满梦里都是王琦瑶的场景，那挣扎中窗外一树葱笼的摇响，却成了心底里一个再也抹不去的水印：干了，也留一块黄黄的斑在上面。
这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流水似地过去了，仿佛怅惘也没来由的样子。而女人的一生，略具代表性的，不外是和几个男人的纠葛。现代中国文学里，情欲早就成了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主题，只是全部落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上，又少有斗争，便成了不堪回首的一生。
王琦瑶最好的岁月在四十年代。上海好像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动荡里都能偷来一段歌舞升平的地方。在四十年代初，她参加选美在身世背景都不足的情况下做了“三小姐”，因为“她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人享用”。有了这段风光做底子，她的一生便要揭幕了，约略有点姿色的女人那一丝不甘全给撩拨出来。于是有了她和“李主任”的一段，这是她情爱生活的开始。
上海女孩子的精明，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她们成长一世也达不到“聪明”的程度。王琦瑶跟李主任，当然是“精明”的举动，但不“聪明”，因为单纯得不晓得望一望未来。然而或许正是惟其单纯，虽然这个头开得并不算完满，究竟也成了她情爱生活里比较美的一段，再加上“死生契阔”的大背景，这美竟是有点凄凄。她成日只知道等待（等待仿佛一直是女人的强项），委屈是孩子般的委屈，她无法开口问他到哪里去了，是在做些什么，更甚她不懂，只要他来便是好的，是寂寞里的一点点欢愉。
依然是六年前我读的那首诗，诗里说：|所以我去，总穿一袭蓝衫子|我要她感觉 那是季节|或者候鸟的来临|因我不是常常回家的人
原来那种幽蓝的颜色，我找寻很久，竟是隔了四五十年时光记忆的颜色。寂寥，还有等待，是女人如水的温柔。所以“李主任”对王琦瑶，不是没有恩情，也不是没有爱的。尤其动荡得几乎心力交瘁了，倒只有这个女人是抓得住的一段浮木。在两个人都预感到分离在即的那个夜晚，“屋里一片漆黑，李主任的脸却是清晰的，俯视着她，将一个西班牙雕花的桃心木盒放在她枕边，又抽出她的手，把一枚钥匙放在她手心，说要走了，汽车已在门外，王琦瑶不由搂住他脖子大哭起来，从未有的失态。她像个孩子般耍赖不让他走，心想他这一走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来了，她又要日等夜等，寝食不安，数着墙上的光影度日，墙上的光影是要它快时它慢，要它慢时它快，毫不解人意，梧桐树也不解人意，秋风未起时就已落叶满地”。——一个男人予一个女人的爱，一个女人予一个男人的爱，大抵也只能如此了。当男人都无法再给女人提供荫庇，提供等待的机会时，这个男人便真是做人做到了头。果然，“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飞机坠毁，罹难者名单上有位名叫张秉良的成年男性，其实就是化名的李主任”。而从“死生契阔”中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女人，尽管她们的眼睛里有那样不明就里的茫然和无辜。
王琦瑶和大多数被耽误了一生的女人一般，比谁都要知道归宿的重要，那是一个女人的衣食着落啊，有一间具体的房子，有一个具体的人在身边守着，心里才踏实。然而耽误是她自己做下的，甚至宿命都解决不了问题。王琦瑶等“李主任”，哭“李主任”，不过是在哭自己的一个依靠。那个时候爱成了回忆里的轮廓，越来越模糊，只知道曾经有过，曾经把心，连同身体一道寄放在某个地方过。可是这个底子经过了生生死死的渲染，经过了“哪里由得我们作主”的悲戚，昭示着她以后只能是一步不如一步了。
待到她和康明逊，连“死生契阔”都不是理由。这段完全是抄《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个人斗心斗智地捉了几回迷藏，遮不住了，范柳原的嘴脸暴露无疑，康明逊向王琦瑶示爱的第一句话竟是：我没有办法。其实按照他们的情境，平等的心态，倒是最有可能相依为靠的。说来也奇怪，王琦瑶的明理表现在这件事上，她却是不委屈了。后来她倒回头来想，才“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为他做什么都肯”。但这是后话，两个人在相恋之初都说得明明白白，说到底是不愿为自己尚存的一点点真心负责任。话说得明白就再也没有等待和希望了，所以也不存在日后的绝望。好像范柳原和白流苏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除了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去做出来的生死相随，现在世间的男女仿佛都只是文明坍毁之前一点点真心的问题。男人不再承诺，女人也不再相信承诺，天荒地老之类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取得彻底的谅解之后，“把彼此看得透亮透亮的”一刹那。
而这点真心，维持夫妻间“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总是绰绰有余，即便维持固定一些的情人身份也未必不够。王琦瑶和康明逊“偎在沙发上，裹着一床羊毛毯，看着窗帘上的光影由明到暗。他们手拉着手，并不说话，窗下的弄堂喧杂着，是代他们发言，麻雀啁啾，也是代他们发言。这些细细琐琐的声音，是长恨长爱的碎枝末节，分在个人头上，也须竭尽全力的。房间里黑下来，他们也不开灯，四下里影影绰绰，时间和空间都虚掉了，只有这两具身体是贴肤的温暖和实在”。
如果不是王琦瑶怀孕了，这样的“长恨长爱的碎枝末节“维持上十年八年也是情理之中，上海的女人最堪承担这种“碎枝末节”，她们固然不愿意对彼此的一点真心负责任，因为那是抓不住的，但是她们对于“窗帘上的光影”，对于“贴肤的温暖和实在”，就像对于李主任给的“西班牙雕花的桃心木盒”一般，还是愿意负点责任的。这点责任感有时会让她们生出空前的勇气和透彻来面对男人的逃避，“与子成说”的坚定像一个神话似的，王琦瑶没有以肚里的孩子为要挟去问康明逊哭天抢地地要个名份，这大约总是康明逊的幸运：这女人到了人生的关头却没来由地大方起来。“李主任”是刚刚交会了她爱，于是她把这点学来的知识全盘实践在康明逊的身上，难免一点夸张。她想她这“一生也就是如此，康明逊却还有着未尽的责任”。她不仅决定去打掉这个孩子，而且还要给孩子找个道德伦理上说得通的父亲。
这真是女人才有的心机和恶意，小说里从来不乏这样的情节：因为这心机，这恶意也都被限制在一个单纯的套子里，一方面它牵连进了旁人的牺牲，另一方面自己也是在牺牲中的：这无辜的来由是在哪里呢？找不到债主。萨沙在这个时候做了王琦瑶的猎物，于他未必是怎样的不幸。王琦瑶更是没有指望过萨沙给她下半辈子的依靠。她要的只是一个做人的借口与过渡。后来王琦瑶下了决心对萨沙说有了他的孩子，一向在女人堆里混的萨沙固然不信，也还是维持了男人面子上的那份担当。他知道王琦瑶欺他，不过是仗着那几分姿色和温存，“心里有限，又是可怜”。这时他仍然不能免俗地准备逃跑，逃跑之前却竭尽温柔之至。王琦瑶打胎的前一日，他北上去见他的苏联姨妈，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这里，王琦瑶已经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她从十九岁上跟了“李主任”，青春在懵然中过去，待到明白一些事理，却是抓什么都力不从心的样子。女人的能力真是有时间限制的，精明都不顶用。萨沙这个人物不是完全没有他的意思，尽管王琦瑶没有爱过他，他却是唯一给过她性的快乐的人。依靠是一回事，爱是一回事，性是另外一回事，女人分得清清楚楚。女人的贪心在于她们想同时一下子全要到，要不到时就一层层地讲究过来，讲究到最后是什么也没有的悲哀。所以说女人会退。
所以王琦瑶要下这个孩子的理由是女人退到了最后一步的力不从心，其情亦悲：“她这时想到肚里的麻烦还是一个孩子，但这孩子马上就要没有了。王琦瑶背上出了一层冷汗，心也跳得快起来。她忽然之间有些糊涂，想这孩子为什么就要没了？她的脸完全被雨水溅湿了，雨点打在车篷上，噼噼啪啦地响，耳朵都给震聋似的。王琦瑶想，她其实什么都没有。连这个孩子也要没有了，真正是一场空呢！……她想起她三十岁的年龄，想她三十年来一无所有，后三十年能有什么指望呢？她这颗心算是灰到底了，灰到底倒仿佛看见了一点亮处”。有了这个孩子，这一生算不上完满，倒也还算得上完整，否则就一点印迹也见不着了，真的是白来一回人世。如果稍作夸张还能证明她对康明逊的爱，没名没份地替他延续。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康明逊的软弱还是被王安忆不留情地揭了出来，兜老底似的，可见女性作家恶毒起来较男人更甚：“康明逊连连说道：对不起，对不起。自己知道说上一万遍也是无从补过，可不说对不起又说什么呢？王琦瑶只是摇头，心里知道不要这个对不起就什么也没有了”——原来一个男人所有的爱不欲生痛不欲生，只是这一句要来也无从藏无从念的“对不起”！
王琦瑶孤身一人怀着孩子时，倒是半路里杀出了个“程咬金”。程先生应该算是她感情生活中真正的劫后余生，也应该算是整本书里最为悲凉的地方。程先生是王琦瑶“三小姐”时代的朋友，是王琦瑶年轻气盛心有不甘地等待奇迹出现时的一个“退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逢到了，默不作声地照顾起她的饮食生活来。他看上去对她没有别的欲求和企图，只是搬家家似的，每天吃完晚饭就走。“王琦瑶曾起过留他的念头，却没有开口，因是自己怀着人家的孩子，生怕程先生嫌弃。心里是想，只要程先生开口，自己决不会拒绝的。倒不是对程先生有什么欲望和爱，而是为了报恩”。女人报恩，大抵就是拿自己的身体，仿佛这是唯一付得出的东西似的。这也难怪，因为依靠和爱，是她们问男人去要的，只剩下了这身体，是自己做得来主的。但是程先生是真爱她，也是真得爱了这十多年，都给磨光了。孩子生下来，两个人在一个夜晚喝醉了酒，话可以往明里说了，便是所谓的咫尺天涯，隔了一步，不是不想跨不愿跨，可就是跨不出去。两个人都是泪眼婆娑，心存遗恨，虽然两个人恨得不同。王琦瑶如果——和世上的大多数女人一般——嫁给了这个人，她身后的故事便没有了。然而嫁字是女字旁边一个家，不嫁又哪里来的家？
说明白，咫尺天涯是没有了，可程先生也无法再来了。到处的到处，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逢到了一个自私的女人，如果有地方，便可以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可是如果地方都给点满了，连容身的地方也没有。
书的最后一部，孩子也历尽沧桑地长大了。王琦瑶与薇薇之间的冲突，或者跟她不够正常的性心理有关。但是中国女人是收敛的，上海女人更是凡事都要讲个道理出来的样子，所以这不正常倒也是收敛的。她只是和大多数受了伤的人一样，闭口不谈过去的事情，可尚未老去的容颜里，那眉梢眼角里总透出“三小姐”的风情来。这风情又给一个叫做“老克腊”的年轻人看了去。作者这样写他：“人们都在忙着置办音响的时候，那个在听老唱片的：人们时兴‘尼康’‘美能达’电脑调焦照相机的时候，那个在摆弄‘罗莱克斯’一二零的；手上戴着机械表，喝小壶咖啡，用剃须刀刮脸，玩老式幼灯机，穿船形牛皮鞋的，千真万确，就是他”。
老克腊在这本书里突兀地出现，到底跟上海人有关。在看这本书不久前，我又回到了上海，在徐家汇教堂附近，周围是红红绿绿的摩天楼，还有红红绿绿的舶来品，在群楼之中，徐家汇尖顶教堂还是那样耀眼地闪了出来。那是殖民地时代的红砖建筑，只是身边的人影换了。真得能够叫人恍惚地怀旧，而这怀旧仍然是没有底子的，仍然是几十年前来不及精刻细雕的时尚的再现。只是红砖建筑隔了苍苍的时光，兀自也沾染了时代的眼泪。
而老克腊不仅是作者怀旧情结下的安排，他在几十年前就有了伏底的。老克腊对王琦瑶说，他怀疑自己其实是四十年前的人，大约是死于非命，再转世投胎，前缘未尽，旧情难忘。“李主任”出事以后，王琦瑶曾经在外婆的苏州坞桥家小住一段，后来因为年轻，敌不过上海花花世界的召唤，还是回来了。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在无比的寂寞里，她调侃过一个少年对她模糊的情感。那个少年一闪身就没了踪影，想是等了几十年，再来寻她。只是如果是转世投胎，身上便不会有几十年时光的痕迹，除了与这世界格格不入的神情，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是“过去的人”。王琦瑶是不同的，无论这世界起了怎样的变化，她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所以少年的魂来找她，除了作弄，什么都不能给的——女人在这个时候真的已经山穷水尽了。她翻出了“李主任”给她的“西班牙雕花的桃心木盒”，想以此为代价让老克腊来抚平她的寂寞和终其一生的等待，老克腊拒绝了，但祸根从此埋下，王琦瑶命丧黄泉，被另一个贪财的年轻人失手杀死。在死的那一刹那，她还是努力地让自己的思绪“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四十年前，她灿烂人生尚未开始却已然定了调的时刻。
熟悉上海，熟悉张爱玲的——女人，才可以读这本《长恨歌》，评说值不值得，却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我十岁的时候就会背“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字句。那个时候不懂得男欢女爱，不懂女人的一生，但是懂其中的苍凉和执着，懂白居易的美丽，懂“哪里由我们作主”的悲哀。不用四十年，十五年足够，苍凉、执着、美丽和悲哀反倒成了不能懂的东西。王安忆不是要模仿张爱玲吗，女人的一生便成了“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珠”。
男女的偷世偷生，真的是不堪说的，说到了底，才是不堪歌的长恨。王琦瑶唯一的好处便是无怨。不知道她是笨得不晓得往何处怨还是明白得不去怨。有动荡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玩笑推给动荡，没有动荡的时候，就推给社会的促狭——真这样糊涂也就算了。于是述这样的一生，叫作“醉也无聊，醒也无聊”，加上技巧，才能成为“雨也潇潇，梦了潇潇”。可《长恨歌》的技巧不是王安忆的，语言也不是王安忆的，偷得倒是从从容容，用得也还熟能生巧。
四十年代是张爱玲的年代，是悲剧的，宿命的年代。但是上海依旧没有摆脱浮光掠影似的文明。把女人的一生镂在这样没有分量，滑动着的底上，长恨的那柱烟于是细细细细细地被卷在满路烟尘里。看不见，摸不着，女人兀自翻印着王琦瑶，好像王安忆翻印着张爱玲，这本身是怎样的长恨呢？模模糊糊的，做这篇笔记，不知道是为了清醒，还是宁愿糊涂地不去想这不堪歌的东西，这本身又是怎样的长恨呢？谈这样的长恨，往多里也没有得谈，只是会突然忆起熟悉里的尖顶教堂，两个人做梦似的坐着，也是书里的咫尺天涯，想起心底里的一个人，也是不明就里的等待，想起周遭的阳光灿烂，也是不可以推诿的自私与心计，想未来遥遥不可望的样子，到底到底——是怎样的长恨呢？
或是因为不遮不掩偷来的技巧，整篇小说是一气呵成的，只要具备了三个条件的，都会有一点悲，一点问。然而毕竟是偷，偷到八分就是了不起了的，原先张爱玲的影子罩着，怎么逃也逃不掉。张爱玲有同样写女人一生的《金锁记》，那种幽蓝的光彩，用了王安忆怀旧的眼光去看，难免不成为而今上海街头流行的婚纱照，有一种做出来的昏黄。隐喻的使用，意象的安排也有大致类似的问题，总像隔了一层没有到家的“咫尺天涯”——华丽也不是人人都学得来的。甚至转调技术与简略法的运用，也会不小心露了马脚：薇薇和王琦瑶的冲突来得不明，去得也不明。老克腊的出现虽有作者的在前的精心设计，终究也像地里冒出来的，不知怎么才会“藤缠树”地抱了的，真有好莱坞那种恋父恋母情节电影的味道了。色彩本来是昏黄的，因为是四十年代的原故，但是配了苍苍的底子，好像是太淡了。我译的克莱齐奥，他是淡的情节配上深的底子，很地道的。如果淡的底子，配的就应该是活蹦乱跳的人物，像曹七巧，着落在上面，寸寸分明。
不是要批评。
现代女性作家中，能逃脱张爱玲魔魇的，不多；但是敢这样丝丝入扣的模仿的，还是难得一见的。赚女人的一掬泪与赚女人的一声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批评原不必太苛责于这样的小说。无论如何，作为熟悉上海，熟悉张爱玲的——女人，我在某一个午后被长恨魇住了，醒来以后，竟也是微微的，将错就错的苍凉：这就是长恨虽不堪歌却已歌的成功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