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13(2015)03-0013-11 一、引言与回顾 流动人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群体，在流动人口规模剧增的过程中，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占流动人口半壁江山，其婚姻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很少有关于专门研究新生代流动人口婚姻问题的成果，尤其是与婚恋方面相关的问题。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的生活场域已从传统的农村转向了大城市，其婚恋观念与行为在城市现代文化和价值观冲击下也发生较大的改变(风笑天，2006)。可是，目前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婚姻问题研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将以通婚圈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通婚圈是指伴随着两性婚姻关系的确立而形成的社会圈子(唐利平，2005)，也有人将其称为婚姻圈(韦小鹏，2008)。通婚圈可以分为等级通婚圈(李雅南等，2013)和地理通婚圈。我国学者对整个通婚圈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关于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通婚圈研究更是寥若晨星。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通婚圈发展变化态势判断。其中有认为扩大的，如刘传江(1991)、李富强(2000)、段成荣(2003)等；有认为缩小的，如邱泽奇和丁浩(1991)、新山(2000)、周丽娜(2006)等；也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通婚圈变化不明显的，如雷洁琼等(1994)和满永(2005)等；还有认为扩大与内卷同时并存的，如韦美神(2008)、李长印(2012)等。(2)通婚圈变化的原因分析。唐利平(2005)把造成上述不同观点差异的原因归结为不同研究者的调查时间不同，调查地点的选择不同，甚至是调查角度的不同。孙燕(2009)则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通婚圈本身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影响通婚圈变化的因素诸如择偶标准、经济变迁等因素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3)通婚圈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如杨爱民等(1994)、许传新(2012)等。(4)人口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影响。如风笑天(2006)、郭显超(2013)等。(5)自王春光(2001)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之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问题才逐渐进入研究视野。 纵观打工潮背景下通婚圈研究发现，不同学者出现了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但大多认为通婚圈扩展的趋势非常明显，这些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已有的研究绝大部分建立在局部地区之上，缺乏代表性。并且也没有将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流动人口主体的认识转变过来，从而忽视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大部分即将在流动过程中完成的婚恋以及生育问题，而婚恋作为生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代表着社会角色与行为的重要转变，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值得深入探讨研究。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界定 本研究数据来自原国家计生委(现国家卫计委)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专题。虽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划分标准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当前使用较多的是出生年代法，本文沿用出生年份是否在1980年及以后为划分标准。按照出生年份是否在1980年及以后的标准来划分“新生代流动人口”，将新生代流动人口界定为(截至调查时点)：在调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年龄在16-31周岁之间的流动人口。本研究主要对初婚有配偶人群进行分析以展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通婚圈基本现状，同时将其分为流动后结婚的群体与流动前结婚的群体进行比较，以分析人口流动行为对通婚圈的总体影响，接着进一步分析流动后结婚群体的一些基本流动特征与通婚圈的关系，以便发现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通婚圈的变化。 (二)研究方法与说明 本文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单变量描述与双变量交叉统计分析。受数据的局限，本研究对通婚圈测量没有采用出生地法，而是用夫妻的户籍地取而代之，这样做有一定的缺陷，因为调查时点的夫妻户籍地由于婚姻迁移导致并不一定与结婚时点的户籍地完全吻合，而在婚后户口发生迁移的流动人口，调查时点有可能是远距离的通婚却被测为同地区的通婚圈，因此这是对现实的保守估计，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这被低估的水平下迁移流动还能对通婚圈发展起到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现实中的影响作用只会更加明显。 三、人口流动对地理通婚圈的影响 (一)新生代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的基本状况 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夫妻户口登记地的情况，将地理通婚圈分为流入地本地通婚圈、同县市通婚圈、省内跨县市通婚圈、户籍地邻省通婚圈和其他地方5种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通婚圈主要在省内同县市范围内，跨县市和跨省通婚的比例总体并不高，其中跨县市通婚占12.52%，跨省通婚只占5.82%。可是，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发现，在打工潮出现之前(1978-1982年)一些农村的通婚地域多为本村或本乡范围，而跨县和跨省通婚的现象非常少，而在打工潮爆发以后(1983-2010年)通婚圈逐渐由村内、村际通婚转向跨乡、跨县和跨省通婚(熊星星，2010)。因此，可以从中看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通婚圈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扩展。另外，还可以从不同代际的流动人口通婚圈变化中分析新生代流动人口通婚圈的特点。通过揭示不同亚群体之间可观察到的各种差异，可以直接引导我们去调查和研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与后果(W.P.Frisbie & F.D.Bean，1978)。 (二)分代际的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 在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下，不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有所变化，婚姻观念和行为也会有所不同，新生代流动人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之间的通婚地域范围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生于60年代、70年代的人口，他们大多“先成家，后流动”，流动对他们婚姻造成的影响可能表现在家庭团聚、夫妇感情培养与联络等方面，而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以后的流动人口，他们与老一代不太一致，不是“先成家，后流动”，而是“边流动，边成家”或者“先流动，后成家”。他们现在正处于恋爱择偶的关键时期，流动经历将对其择偶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择偶地域范围扩大，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以80后为时间界限，通婚圈的变化非常明显，在流入地本地结婚的比例差别不大，都较低，这反映了受社会现实生活的压力，不管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要想在流入地本地长久生存的比例都比较低，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同一县市”通婚的比例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减少，60后高达78.36%，70后降为74%，80后又降低到65%，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本县市通婚的比例只有60%；“省内跨县市”的通婚逐渐增多，60后只有9.4%，70后上升到9.53%，80后进一步增加到13.25%，90后已经超过14%，新生代流动人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的通婚圈相比，有了明显的扩展，通婚地域不断延伸。 (三)流动前结婚与流动后结婚的地理通婚圈 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初婚时间与初次流动时间的相对早晚，将已婚(初婚有配偶)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分为流动前结婚与流动后结婚的两个亚群体，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人口流动行为对通婚圈的影响，因为流动前结婚所形成的通婚圈没有受到迁移流动的影响，至少是不受本人的迁移流动所影响，而流动后结婚所形成的通婚圈，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人口迁移流动可以扩大人际交往圈子，因此，可能促进通婚圈的扩展。国外学者Jampaklay(2003)研究发现，有迁移流动经历的个体在不同地区通婚的可能性更高。迁移流动增加了流出地以外的婚姻市场，争取到更多的择偶机会，有利于选择配偶，具备了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双重婚姻市场，择偶范围扩大，婚姻选择机会也会相应增加(Jampaklay，2006)。根据已有的研究结论可以提出以下假设：流动后结婚形成的通婚圈可能比流动前结婚的通婚圈要更大。下面将通过此次调查数据进行说明，具体结果见表3所示。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流动前与流动后结婚的通婚圈具有显著的差异，流动后结婚的通婚圈明显比流动前结婚的通婚圈大。流动后结婚的同县市通婚的比例明显降低，而跨县、跨省(户籍地邻省)通婚的比例明显提高。 (四)在流入地生活时间长度与地理通婚圈的关系 国外研究移民通婚提出了同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移民婚前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越长，逐渐适应了流入地的文化习俗，掌握了流入地的语言，因此在流入地通婚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而且迁移者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接受了流入地的文化之后，又会衍生出一种新的亚文化，并可能将这种文化带回到原流出地，从而对流出地具有一种示范和模范效应，因而改变了流出地的婚姻家庭文化和制度(Massey，et al.，1987)。虽然流动人口与移民具有相似性，但毕竟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至于移民通婚的同化理论是否可以用于解释中国流动人口的通婚？还有待进一步地检验。在流入地生活时间长度与地理通婚圈的关系的结果见表4。
从表4统计结果发现：虽然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累计生活时间与通婚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特征，在流入地生活时间越长，在流入地本地通婚的比例也更高。尤其是生活了20年及以上的在本地通婚比例迅速提高，这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启示，虽然移民通婚的同化理论在流动人口中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但是20年及以上基本可以代表另一代人的出生到结婚的时间，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在流入地通婚，但是下一代在这里通婚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五)不同民族的流动人口地理通婚圈 从民族属性来看，不同民族的地理通婚圈差异也很明显。非常赞成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族群，其通婚圈比较广泛，而比较反对民族间通婚的族群，他们不愿意“引进来”，更不愿意“走出去”。如回族，他们担心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血统就会变得不纯正，历史上回族就是反对族际通婚，尤其反对族内女子外嫁。不同民族的地理通婚圈如表5所示。
导致不同民族地理通婚圈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饮食及生活习惯。如土族人民不吃狗肉、驴肉、马肉；回族人不吃猪肉，每天要经常做礼拜等生活习惯。另一方面，文化的因素。如在土族的族际通婚中，藏族是一个比较高的民族，其原因是土族人容易接受藏族文化，两个民族地域相邻、文化相似，体现在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上面。 四、人口流动对等级通婚圈的影响 国外研究提出了婚姻匹配的趋同性规律，认为大多数婚姻选择与自己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宗教信仰、种族类型、社会阶级等属性相近或类似的异性为配偶。古德认为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匹配，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古德，1986)。这与我国传统社会的“门当户对”相似。马戎(1996)对西藏藏族通婚研究也发现，夫妇结婚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家庭生活水平也符合这一规律。新加坡学者Saw Swee-Hock(2008)对新加坡新郎和新娘的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那么，人口迁移流动是否打破了以往婚姻阶层固化的圈层结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随着社会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不论人口的地理流动还是社会流动都日趋活跃，由于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口社会交往频率增加、社会互动机会大大增加，必然带来人际交往圈子的扩大，因而也可能带来等级通婚圈的扩大。下面将从夫妇的年龄差、受教育程度和户口匹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口流动对夫妇年龄差的影响 年龄是人的自然特征之一，也是择偶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核心要素。李银河(1989)对中国择偶标准研究表明：年龄是择偶标准中的第一位因素，其次才是身高、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夫妇年龄差，即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值(本研究主要研究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为初婚的群体)是婚姻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定时期和地区的夫妇年龄差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联(Casterline John B.，Lindly Williams，Peter McDonld，1986)。人口流动对婚姻行为发生时间的影响对男性与女性可能不一样。流动前结婚与流动后结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夫妇年龄差变动如表6所示。
表6统计结果发现：首先，从平均初婚年龄来看，流动前结婚的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为22.6岁，流动后结婚的为24岁。女性在流动前后结婚的平均初婚年龄差异极为明显，流动前结婚的为21.7岁，流动后结婚的为23.1岁，证明了人口流动对婚姻的“干扰理论”。其次，从夫妇婚龄差来看，男性在流动前后结婚的夫妇婚龄差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都比妻子大一岁左右，但是女性在流动前后结婚的夫妇婚龄差有了明显变化，流动前结婚的比丈夫平均小2.4岁，而流动后结婚却比丈夫要小2.9岁左右，夫妇年龄差明显地在扩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人口流动不仅对婚姻行为发生起到阻碍的作用，同时还具有扩大夫妇年龄差的作用。 (二)人口流动对教育匹配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高低制约着机会的选择。择偶梯度理论认为，丈夫一般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方面比妻子都高，或至少是与妻子相近，并且这种特征一直都比较稳定。可是，在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以后，以及受现代化思想的影响，这种规律是否还保持原有的特性而没有受到影响？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同教育层级之间互相通婚的结果，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总体上，不论是流动前结婚还是流动后结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教育同类配”特征都仍然保持绝对的优势，即表格中的对角线上的比例不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即便在迁移流动日益活跃的时代，教育层级内婚配的特征仍然比较突出。但是分性别来看，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就男性而言，人口流动导致了小学层级内婚配的比例增加，由43.75%增长到46.27%，而初中及以上一直到中专的层级内婚配在降低，但是本科层级内婚配比例有明显扩大。就女性而言，人口流动导致了小学层级内婚配的比例降低，而初中层级内婚配比例增加，高中、中专和大专层级内婚配的比例也明显降低。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变化特点与男性一样都在增加，这可能与我国近年的高校扩招有关，导致每年均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步入社会，并且这些大学生刚好处于结婚的黄金年龄，他们在选择配偶时的主要对象也集中在大学生群体，所以大学本科的层级内婚配比较明显。 (三)人口流动对户口匹配的影响 户口性质对通婚圈的影响主要通过它背后附带的社会福利差异而发挥作用，尽管两类户口性质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并不平等。首先，从人口居住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农业人口集中居住在农村，而非农业人口则集中在城市；其次，从就业来看，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非农业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再次，从社会保障来看，非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健全完善。这些差别导致了两类户口的“含金量”不同，农业户口的“含金量”比非农业户口低，小城镇户口比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低。户口含金量可能使一部分女性将城市户口作为结婚甚至恋爱的重要筹码，户口匹配情况如表8所示。
从表8的统计结果来看，人口流动对户口匹配具有显著的影响。流动后结婚的户口异类匹配(即本人户口与配偶的户口性质不一致的情况)，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比流动前结婚的较高，虽然男性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女性流动后的户口异类匹配特征非常明显。流动前结婚的，农业户口女性与非农业户口男性婚配的比例只有4.93%，而流动后结婚的为9.41%；流动前结婚的，非农业户口女性与农业户口男性婚配的比例只有2.63%，而流动后结婚的为5.56%，均比流动前结婚的比例有所增加。因此，可以认为人口流动对户口同类匹配产生了冲击，不同户口性质的群体之间具备了通婚的可能性，这其实可以用资源交换理论来解释。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1年新生代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对我国流动人口的通婚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新生代流动人口的通婚圈主要在省内同县市范围内，虽然跨县市和跨省通婚的比例总体并不高，但与以往的本村或本乡范围为主相比，通婚圈有了明显的扩展。(2)新生代流动人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的通婚圈相比，有了明显的扩展。(3)流动前与流动后结婚的地理通婚圈具有显著的差异，流动后结婚的通婚圈明显比流动前结婚的通婚圈大。(4)移民通婚的同化理论在流动人口通婚中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即不一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年限越长，在流入地结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个过程不是几年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是代际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5)人口流动过程不仅对婚姻行为发生起到了延缓的作用，同时还会扩大夫妇年龄差。(6)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教育层级内婚配特征仍然比较突出，但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层级固化的结构。(7)户口可能成为我国婚姻市场上的一种重要资源而实现交换，人口迁移流动促进了不同户口性质的异性群体通婚，尤其是女性表现更为明显。 通过本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不论是地理通婚圈还是等级通婚圈都出现了扩大的特征，这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表现，反映了社会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在不断加强。研究表明：地理通婚圈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后代身体素质的健全发展、降低婴儿死亡率(郭献辉，1992)，也有利于智商(IQ)的提高(段振离，2004)。这些都是通婚圈扩展带来的积极效果，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通婚圈扩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地理通婚圈扩大对女性婚后生活的适应与社区融入问题。远距离通婚对婚入者带来的语言、饮食与生活习惯差异，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并且大多数流动人口结婚后很少在婆家老家生活，而是继续外出流动，从而与老家的公婆和其他亲人交往较少，容易疏远姻缘关系，这样加剧了婚入者本已面临着的家庭、社区融入难的程度，这些问题都需要给予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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