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运》：爱情叙事的N种可能与现代爱情的救赎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情论文,能与论文,桃花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有故事的最初原型，大约无非是两个：爱与死。它与弗洛伊德所谓的人类的基本本能相关。好莱坞电影对世界的征服，正是从以视听奇观满足观众的无意识开始的。从故事原型的意义上说，爱情故事早就写完了，太阳底下不再有新鲜的故事。留给当代的，不再是前人没有叙述过的故事，而仅仅是如何寻找新的叙述角度和叙述方式。至于2008年度的贺岁片为什么多与“爱情”和“喜剧”有关，也许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爱情表述的现代社会里爱情的匮乏。马俪文的新作《桃花运》，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爱情叙事的N种可能性，也表达了对于现代社会里爱情沦陷的救赎想象。以片断构成的五个爱情故事的交叉组合，在电影叙事的“无”结构中显现出现实中爱情故事的零散化。另一方面，它们又都可以在电影文本或现实文本中找到“原型”，诸如出自女性自身的处女情结，“拜金女”金钱至上的爱情梦想，“灰姑娘”故事的男人版，“师奶杀手”的杀手锏，还有老女人重获第二春的奇迹。它们都是当下中国社会复杂的感情状况的某种投射。
爱情叙事
做“那种事”，还是不做“那种事”，对于诸多现代年轻人来说，基本上是个伪问题。但它现实地落在并不是独身主义者的独生女、并且从未有过男朋友的已然28岁的剩女“梅婷”身上时，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超级难题。之所以说它是难题，是因为与梅婷扮演的章迎在舞会上一见钟情的由耿乐扮演的海归赵大主张婚前同居，于是便有了两人在同居试婚问题上的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中国社会的爱情与婚姻，向来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的事，涉入这一关系的，还有双方持不同观点的父母。“耿乐”远在海外的父母十分认同他们的关系，认同的结果是让他们先同居试婚；“梅婷”的父母同样支持他们的关系，支持的结果是主张马上结婚并且将试婚同居看成是对女方的侮辱，其实还隐含着对女儿在婚前失去贞操的恐惧。假面舞会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视为现代人际关系的某种隐喻。一见钟情的奇遇仅仅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端，它并不必然预示着“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的想象性承诺。“梅婷”既没有猜到自己爱情故事的开头，当然也没有猜到故事的结局。对于同居试婚的不同姿态直接导致“耿乐”与“梅婷”的分手，客观上又成了他们最终步入婚姻的理由。
“金龟婿”的说法出自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为有》：“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诗歌写的是闺怨，表达年轻的贵妇因为丈夫要早朝而舍弃春宵快乐的苦恼心情。金龟，则与唐朝官员的配饰有关。因此，所谓“金龟婿”就有了身居高官身份高贵的意思。这个概念延续到当代社会，更凸显了其“富”的含义，而弱化了其“贵”的成分。影片中以“白领、骨干、精英”而俗称“白骨精”的拜金女“李小璐”，其“三有(钱、房、车)一无(老婆)”的爱情梦想，事实上是现代社会某种变化着的情感价值观的投影。由李小璐扮演的晓美为此运用种种手段，处心积虑接近由段奕宏扮演的上司宗扬，并耍弄小技巧引起他的关注。所惜的是，故意崴脚的桥段因为观众太过熟悉而并没有产生该有的效果。
宋佳扮演的富家女林聪和李晨扮演的穷小子厨师关祥之间演绎的浪漫传奇，是全片中最为接近“桃花运”题旨的。它的不可思议性和非现实性，恰恰是所谓“桃花运”的实质所在。华侨父亲的故去给“宋佳”留下的巨额遗产，在影片中承载了叙事转折的功能，它让“李晨”在收获爱情的同时，还成了饭店的总经理，所谓爱情事业双丰收。有意思的是，不断寻找爱情中的“感觉”的林聪，却是借由味觉而觅得了她的爱情对象。而那位把“腌都鲜”的口味做得像她爸的10号厨师，却又恰恰是公车上钩破了她裙子的城市打工仔，所谓的“无巧不成书”。当“梅婷”与“耿乐”因为对同居试婚的不同态度而终导致分手的时候，“宋佳”和“李晨”却在雨中演绎他们的浪漫。这个看上去落俗的桥段，因为有了从蛋糕中咬出婚戒的细节，而多少显得有些动人。爱情可以打破贫富的界限。厨师有手艺，却不够有钱，但他把自己的一切给了富家女，包括他的淳朴与勤劳，那正是现代城市的稀缺品质。对于银幕上的爱情来说，它已经足够了。
葛优扮演的爱情“骗子”是全片主角中我们唯一不知道确切姓名的。留了长发并且温情似水的“葛优”游刃有余地获取了“被离了婚”的叶圣婴的信任与爱情。这个故事的复杂性在于，它借助叶圣婴的前夫，即由著名作家刘震云扮演的魏翔，来结构起一种更为繁复的人物关系，尽管着墨并不算太多。必须强调的是，相比于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中的短暂出镜，其在《桃花运》中操着河南普通话的表现相当值得圈点，一点都不逊色于那些在演艺圈浸染了许多年的明星们。因为这种繁复的人物关系，也给扮演叶圣婴的邬君梅更多的塑造人物性格的空间。与在“做”与“不做”之间口头纠缠的“梅婷”和“耿乐”不同，在一场踢足球的戏之后，“葛优”与“邬君梅”在“要采取措施吗”、“安全吗”的简短对话中迅捷地进入了性爱关系，所谓“曾经沧海”。在“邬君梅”看来，“爱情就像得水痘和麻疹，人人有份。我宁可当白痴，也不能终生无爱。”
也因此，它与最后一个故事，元秋扮演的服装店老板高雅娟和郭涛扮演的张苏之间的故事，有了一种更为显在的对应关系。“葛优”和“郭涛”都是常规意义上的爱情骗子，不同的是，“葛优”骗色，“郭涛”骗财。“葛优”骗色的对象并不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不但“丛珊”已然老去不复有《牧马人》中的年轻风采，连被许多观众视为美女的“范冰冰”也是以丑女形态现身；“郭涛”骗财的对象则是一个既不年轻也不美貌如花的“老女人”。“悲情布鲁克”与“思想者蹲着”在一种近乎荒诞感的关系中，却将原初的骗局，终至演绎成了一个更具浪漫色彩的情感故事，那是“由内而外”的浪漫。于是，“郭涛”本意出于骗人的爱情表白，在影片结尾处却有了些微打动人心的力量。它是影片中又一个接近“桃花运”题旨的故事。只不过，这一回，“桃花运”从天而降幸运地落在一位表面上看来已然与爱情无涉的毫无姿色的“老女人”身上。
救赎想象
五对形态不同的男女，五个开端结局各异的故事，虽然并非在其内涵上都指向“桃花运”，却也在一定层面上显现了现代城市人爱情关系的一些基本模式。明星的荟萃组合，使得我们甚至忽略了他们在片中扮演的角色的名字。爱情，在中国电影中的表达，总是更多纠结着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这也导致了较为纯粹的爱情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的相对匮乏。另一方面则是，道德感常常成为爱情故事的基本伦理价值观而高悬于男女主人公的头顶，成为评价其爱情关系的重要价值标准。而在《桃花运》中，这种道德观被弱化了，或者说，被一种更为多元的价值观所取代。“葛优”与“郭涛”这两个常规意义上的爱情骗子并没有被导演作道德化的处理，相反还不时呈现出某种令人会心的真诚的特质。“葛优”与“郭涛”那种反其以往的角色定位而行之的温柔体贴，足以融化离异女人孤寂的内心。
对于《桃花运》来说，更引人关注的还在于，在提供爱情叙事的多种可能的同时，也在探讨现代人爱情救赎的方式。为此，导演甚至不惜牺牲“真实性”，为影片中的各色人物设定了更具温馨感的结局。
影片并没有为“耿乐”和“梅婷”从分手到突然走向婚礼做出更多的铺垫和解释，除了“梅婷”去“耿乐”住处取电脑时两人欲言又止与怅然若失的无言段落。“世界真是不公平，怎么会丢弃了这么多的剩男剩女”的喟叹，在一见钟情遭遇“真命天子”的情爱模式中，在关于同居试婚一波三折的争吵中，以剩女的情爱复活完成了一个爱情想象的乌托邦。“梅婷”那“还没有过”的“中国传统美德”也许恰恰是因为稀缺，而成了爱情复活成就婚姻的催化剂。
除了“耿乐”和“梅婷”之外，“宋佳”和“李晨”是唯一一对被导演赋予婚姻结局的男女。在影片中，“鲜花”与“牛粪”再次呈现了它们的“绝配”功能。这是一个最为理想化的爱情故事。富家女和穷小子之间童话般的结局，在拍摄婚纱照时摄影师“要不要来套裸体婚纱照”的询问中，而带上了喜感而温馨的气息。
“李小璐”与“段奕宏”之间的爱情博弈，在所属公司遭遇金融危机之后，显现出由物质而至情感的爱情取向，当然它并不标明这部影片对于当下普遍存在的“拜金女”有任何道德讽喻乃至揶揄的成分。“李小璐”与患有小儿麻痹的青年富翁具有夸张风格的会面，标明其在“拜金女”的外表下，起码有对于未来那位“很有钱的男朋友”的健康年轻的身体想象，而段奕宏扮演的低调入戏的富家公子，恰好符合“李小璐”对于爱情的所有想象。对于《桃花运》来说，正是叙事上不期而遇的金融危机，为“李小璐”由单纯物欲层面的追求，而转入了对自身感情的注目。
如果说，上述三对男女的爱情关系尽管形态各异，但却都还显现出男女之间的某些同质关系的话，那么，在“葛优”与“邬君梅”、“郭涛”与“元秋”的关系中，我们却发现了更多令人省思的内容。这是两个与“骗”有关的故事，“骗”的主体被设定为男性。其实，即便是在常态的爱情关系中，又何尝不包含“骗”的成分？比如“段奕宏”、“宋佳”对自己富家子/女身份的刻意隐瞒。在爱情骗子“葛优”和“郭涛”面前，在面临着“桃花劫”的困境中，女性再度显现了中国电影中常见的宽容、忍让、富有爱心的伟大力量。“邬君梅”在“葛优”的骗子面目被揭穿之后，同时还要继续面对前夫“刘震云”因为其女友怀孕而带来的频繁的电话絮叨，而日渐隆起的腹中，却隐含着她对于未来生活的某种期许。在视觉层面离爱情最为遥远的“元秋”，恰恰是影片中最为打动人心的角色之一。这个因晚上睡觉卷走被子而与丈夫发生争执的“大肥婆”，很“爽”地完成了“主动分手”。即便在“郭涛”事发被抓之后，她也并不在内心纠结于自己的被骗，哪怕最后连服装店都盘出去了依然无怨无悔。在她看来，能够对她这样的老女人好的人，肯定不是坏人。“爱不只是付出，而是付出一个人的全部。”这种朴素的爱情观尽管多少有些说教，却在一定程度上理性地诠释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匪夷所思的故事的合理性。这份难以置信的情感关系，终于在影片结尾有了一个切实的落点：“郭涛”愿意改过自新，“元秋”执意等他归来。所谓“桃花运”，在这个爱情故事的叙述中，成为不可能的前提之下产生的一种可能想象。
有人说过，艺术是有缺陷的世界放出的理想之光。艺术中爱情救赎的前提，恰恰是现实中爱情的缺失，或者陷落。以教化为主体功能的中国电影，在社会文化转型的语境下，正以自身的创作努力使电影回归到以其潜在的情感力量和人性力量感染和打动人心的轨迹中去。在寻求爱情故事多重叙述和以此想象性地完成爱情救赎的意义上，《桃花运》是2008年度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电影文本之一，尽管它的叙事结构确实太过于没有章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