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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0年3/4月号
在20年前，多数人已相信西方民主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民主共和似乎就是帮助西方国家政府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事实上，全球并未陷入所谓的“意识形态真空状态”。美国的明智之选是帮助那些能够包容民主理念的国家构建民主机制，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向全球各国输出“美国式的民主”。
1989年，《国家利益》杂志刊载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在这篇毁誉参半的文章中，福山敏锐地抓住了历史的转机，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他并没有泛泛而谈美国的长远外交政策，而是重点阐析其对美国在未来15年外交政策走向的设想。约翰·洛克(John Locker)曾宣称：“世界之初都如美国那样。”而福山则巧妙地对这一理念加以反转。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苏东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未来全球各国已没有其他的发展方向，唯有成为“美国式国家”。简言之，唯有舍弃形式上的民主体制以及有关民主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地接受美国独特的文化，并且获得令人羡慕的物质生活水平。
不过，福山尚未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明确地阐述上述观点。直至三年之后，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对“历史终结”进行了更为理性、深刻的阐释，并作出了更具说服力的结论。福山的崇拜者与反对者由此更加坚信“美国式民主必胜”。福山认为，美国凭借其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优势，最终将无可厚非地成为人类文明的继承者。
有关“美国终将成为人类文明继承者”的论断，显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误判。但是，许多学者的文章与著作依然秉承与之相似的观点，许多美国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此表示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始终不遗余力地维护资本主义体制及其成就，并断然抵制其他所有与资本主义相悖的经济体制。不仅如此，全球范畴内的民主政治发展与美国历史发展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约翰·康夫纳(John Kampfner)所著《待价而沽的自由：为什么全球用民主交换安全》(Freedom for Sale:Why the World Is Trading Democracy for Security)与约翰·基恩(John Keane)所著《民主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则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与福山相比，康夫纳不仅文笔犀利生动，而且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新闻记者。作为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周刊的知名编辑，康夫纳尽力支撑着这个成立数十年且已度过鼎盛时期的左翼政治刊物。康夫纳曾经游历过全球许多国家，其中包括新加坡、中国、俄罗斯、阿联酋、印度、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康夫纳的主要论点是显而易见的：多数人为了提升自己福利水平，几乎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大部分自由（乃至他人的自由）。康夫纳的这一论断虽然颇有讽刺意味，却不涉及政治立场，也不乏合理之处，至少可以合理地解释英国民众为什么会接受政府用闭路电视进行安全监控。
与康夫纳相比，基恩的观点则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过去的10年里，基思曾经访问了伊朗、委内瑞拉、美国、德国和葡萄牙等十几个国家200多位学者、记者与政治人物，其中多数就职于图书馆、博物馆、智库、大学及融资机构。基恩的主要观点是，必须从全球范畴来审视民主的历史发展。福山在宣布“历史的终结”时显得十分审慎，宣称这只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相比之下，基思则认为历史悠久的民主要超越传统的界限，仍需经历时间与空间的漫长考验。基恩深信民主对于当前历史持续的作用和价值，并未仔细考量民主对于未来数十年人类社会的影响。
对于民主的未来，人们的既定理念似乎出现了转变，美国公民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不断在全球拓展国家利益的美国。回溯历史，美国的民主在漫长的岁月中历经沧桑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对于远东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国家而言，美国民主却时常被视为痛苦的根源。福山试图将“社会主义已经衰落”视为一种无可辩驳的理念，可是俄罗斯和中国却未像福山预计的那样走向衰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部分学者对于美国民主的执著，是期望将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例如，康夫纳强调，历史上任何持久的统治都得益于“威胁”与“利益”之间的平衡。或许对于美国而言，武力比意识形态更具吸引力。这是因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武力的表现，也适用于扩大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对于民主的理解仅限于“美国民主要对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假如美国不择手段地征服其他国家，由此滋生的怨恨则会远远超过循序渐进地增进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好感或忠诚。有关“全球各国厌恶意识形态真空”的假设，无疑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例如，在阿富汗、索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正日趋降低，基于意识形态而构建的机制亦摇摇欲坠。美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美国民主能否继续在全球范畴内保持其垄断的合法性？
就目前的形势发展来看，美国民主至少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美国应如何重组政府机制？其二，美国为什么要重组政府机制？其三，为什么美国民众要赋予政府这种权力？在明确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之前，美国民主的外延与内涵恐怕是无法被明确界定的。从学术角度来看，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反应存在很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社会群体的信仰与理念各不相同。对于每个人来说，有关民主的界定都是因人而异的。例如，在界定种族灭绝时，涉嫌参与种族灭绝的“胡图族”与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图西族”显然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再比如，南非黑人显然不会将“种族隔离”等同于政治正义。
在探究美国民主是否能妥善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之前，至少可以论证君主制、专家政治(technocracy)或者其他政治体制无法解决上述问题。但是，人们不能就此论断美国民主的优越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此外，美国民主在冷战中的胜利也不足以说明其绝对优越性。尽管美国民主已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仍需经过长期、艰辛的跋涉，穿越政治与战争无穷无尽的、深不可测的迷雾。若要理性地将美国民主的优势与劣势一分为二，必须是无畏的勇者或者执著的愚人，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福山与基思力图论证美国民主的影响力、独特性与唯一性。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美国民主的崛起方式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令人困惑的程度。福山认为，美国民主的独特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其他意识形态如何令人振奋、雄心勃勃，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向崩溃。相比之下，基恩则认为，美国民主源自于人类滥用权力的悠长历史，因此美国民主一方面善于激励人心，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要想判断上述两种理念哪个更接近真理，有必要先搞清楚民主究竟是什么。首先，作为一个术语，“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并被全球各国赋予各自的文化理念。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有关“民主”的诠释差异已经远远超越了常人的想象。在“民主”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经遭遇过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是迄今为止， “民主”始终没有遭遇过旗鼓相当的对手。
福山对“民主”的词源兴趣不大，而基恩则致力于追溯“民主”一词在西方史前文字（尤其是腓尼基语和巴比伦语）中的来源，旨在反驳部分学者有关民主源于东方世界的论断。遗憾的是，基恩在其论著中既未有力地阐明“民主”一词的兴衰枯荣，也没有厘清“民主”的缘起与古雅典政治经验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对于人们深入剖析当前民主的助益并不明显。
“民主”一词能够经得起时间与空间的严峻考验，这本身就是对民主独特性的最佳验证。不过，民主悠长的历史并不能证明，为什么民主十分适用于当前部分国家，而部分国家却将民主视为洪水猛兽。要找到问题的答案，必须独辟蹊径。
人们有必要了解“民主”的其他两大特性，同时梳理这两大特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其一，民主绝不仅仅是一个术语，更是一种能够传播的理念，其次，除了术语和理念层面的含义之外，民主还意味着全球各国实现民主的机制。假如福山的预言真的能够实现，美国民主真的能够遍及全球，那么术语、观念与机构层面的民主的三大特性必须形成一统，而这也正是未来美国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
无论未来美国公共政策的走向如何，要想诠释美国民主内在的三大特性，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从实践层面来看，也面临着许多困难。面对美国政治中的重重迷雾（尤其是战争状态下的对外政策），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罪责归咎于对立面的顽抗、愚钝或固执。美国期望伊拉克民众重获民主，颠覆萨达姆政权也属于正义之举，这两件事理应会给伊拉克民众带来利益，为什么反而引发了预想之外的负面影响呢？
导致伊拉克等国陷入怨愤和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民主不成体系且缺乏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由此导致国内社会的混乱与动荡愈演愈烈。在这些国家，既没有权威的意识形态来支撑政权机制，也没有为其他外来意识形态提供滋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民主是不可能在此类国家生根开花的，甚至连渗透进这些国家的可能性都不大。不仅如此，在此类国家看来，美国民主的优越性不及君主制和专家政治，甚至在处理部分实际问题时，还不如“神权政治”更加适用。
基恩试图理顺民主内在三大特性之间的关系，认为民主的发展存在不同的轨迹：从古代规模有限的“议会民主”发展为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欧洲封建君主国家立足于公共决策与提高税收的民主政治，最终发展为以欧盟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跨国民主”，涵盖了国家行为主体与非国家行为主体，其影响范围已经超越了国界和主权国家的范畴。民主发展的诸多历史轨迹之间不乏谋合与冲突之处，这是从不同角度来诠释民主的本质。不过，在阐述有关“监督式民主”的相关问题时，基恩只是从传统的学术视角重申“监督式民主”的重要性，并按部就班地对其进行了再次诠释。
纵观基恩对于民主的论述，其中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善于从全球范围和历史深度展开诠释。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选择是十分明智的。与此同时，基恩在剖析“民主”的历史发展时，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其论述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误判，甚至对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导。只有头脑冷静、耐心且思路清晰的人，才可能全面了解基恩对于民主的理解。
从基恩的视角来看，澳大利亚（尤其是南澳大利亚州）的民主发展堪称典范。基恩曾经列举了澳大利亚众多民主人物的生平和传记，却没有作出相应的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基恩的学术贡献更像是记述有关民主发展的辉煌与艰辛，而并不是以批判性的视角来审视民主的发展。此外，基恩对于学术方法论显然情有独钟，这对于深入揭示民主的发展规律却并无明显的助益。
即便全球各国的学者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论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也未必能籍此透视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民主的优势所在，更不必说探究民主有待完善之处，或者展望未来民主的发展趋势了。
从基恩的相反视角来看，民主在全球范畴的扩张实际上是从美国建国之后开始的，这一发展趋势显然已经超出了古希腊哲人的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民主全球化仍未取得明显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国的有力推动之下，民主已经遍及亚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甚至在近些年逐步被非洲各国所接受。要想准确地把握民主为何能够达到历史的高峰，就需要从民主政治的发展中汲取经验。人们需要逐一研究全球各个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不过其中大部分经验无助于总结适用于本国民主发展的规律，更不用说全球尚未接受民主理念的国家了。
当前全球各国对于民主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自于美国民主的经验。恰如福山所言，在过去的2/3个世纪中，美国民主的兴衰沉浮始终与美国的国力紧密相连，同时也与美国对手的命运息息相关。尽管美国的宪法机制与政治制度均源自于历史悠久的西方政治文化，但是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何况今日美国民众对于民主的认同早已不同于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无论从执政者的视角，还是从平民的角度来看，美国民主均与古雅典民主大相径庭。
在美国，大多数人必须接受相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其中一部分人对此是相当不满的。客观地讲，美国的法律与社会机制保障了大多数公民的权益，这些机制不仅为公民设置了更多的保护措施，其平等观念也是以往民主体制所无法企及的。诚然，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有增无减，但是这并不妨碍民众对美国民主的固有观念。或许，不平等现象的增加应被视为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印度哲人圣雄甘地曾以倡导西方文明而闻名于世，或许美国民主正是甘地青睐的对象。
由民主衍生出一些绝佳的理念，例如美国式的立法选举（或总统选举）成为数十年来全球民主的亮点。不过，仅有美国式的选举，并不能确保公平或善政。即便是古雅典的民主议会制度对公民平等权益的保障，未必优于美国或俄罗斯，也未必胜过朝鲜。不过，这三种体制之间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古雅典的重大决策都取决于公民的决议；朝鲜民众是国家政策的受众；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民主体制中，公民对于国家决策的影响则是十分复杂的。
政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政体的统治者公然进行自我授权，而另一种政体的统治者则凭借公民的支持击败竞争对手，获取主导政府的权力。“自我授权式”的政体对于许多领导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假如国家的社会结构稳定且秩序良好，那么统治阶层便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国内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以新加坡为例，该国虽然国土面积狭小，财力却十分雄厚。假如未来其统治阶层无以应对内忧外患，那么民主选举也是无济于事的。回溯人类历史，几乎没有延续不断的政权，绝大多数统治集团迟早都会走向衰亡，而政治上的分歧很容易影响到本国的军事部门或警察部门。由此可见，基于广大民众授权的政体的确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可是，当美国将具有独特优势的选举民主移植到其他国家时，选举民主往往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尤其是那些深陷内战或社会动荡的国家，往往难以接受美国式的民主。事实证明，美国为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确立民主制度，已经付出了相当惊人的代价。即使美国式的民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得以确立，也没有人敢预言，民主选举能够在这些国家产生可喜的成效，或者在实践中赢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民主制度只是一种美好的政治意愿，而任何政府都无法构建完美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实践中，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发部分民众的质疑或不满。
尽管近年来美国将其民主制度转化为“军政至上”的机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过美国传统政治经验中的一些闪光点依然值得其他国家汲取和借鉴。例如，思想和言论自由、公民受法律保护等等。对于那些处于困境的民众而言，上述民主的基本原则无疑是最为适用的。假如由美国政府机构来教条地施行上述原则，它们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随着经济利益的逐步渗透，美国民主的实施被进一步地污染，最终蜕变为武力干涉的借口。
回溯民主的历史发展，民主既不需要用金钱作为诱饵，也不能用武力作为胁迫工具。美国为了维持其财富和物质生活水平，选择使用军事力量来保护其经济利益。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最大的资本是其独具特色的民主社会。对于美国来说，如何保持并不断改进民主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这也是维护美国民主免于外来威胁的最佳方式，同时也能有效地降低全球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怨恨与敌意。毕竟美国还没有强大到敢于四面树敌的程度。
诚然，仅凭美国民主对人类的吸引力，还不足以增强美国统治者的政治分辨力，也不足以扭转全球其他国家对于美国的好恶和成见。不仅如此，美国民主的吸引力未必能令那些崇尚君主制、专家政治或神权政治的精英转而接受民主理念。众所周知，民主的未来仍有待考验。面对最为严厉的批评与质疑，民主必须接受所有公民的审视和评估。基恩崇尚的那种民主，实质上基于权力机构的自我授权，这种监察式的民主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说，“监察式民主”是不信任与猜疑在人类社会蔓延的恶果。
尽管“选举式民主”也未能从实质上弥补民主范式存在的不足之处，但是至少可以定期增进成年公民的政治责任感。不过在美国，“选举式民主”也对其民主体制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内伤。至于“监察式民主”，既无法合理地分配司法权力，也难以通过统一的尺度来协调司法权力与其结果。可以说，“监察式民主”的致命弱点在于无法将司法公正与有效授权结合起来。
至今仍有人在推想，如果人们对于过去的错误行为毫无忏悔之心，或者未能及时纠正过错，或者因为谬误而导致集体的政治无能，那么人类的未来是否会因此而处于危险之中？依照基恩的理念，只要人类存续一天，民主就必将延续下去，这是未来民主发展的底线。假如民主真的走向衰亡，大多数人很可能会随之逝去。不过，人们还无法确定民主究竟何时才会衰亡。民主的衰亡是否会导致人类物种的终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民主的衰亡很可能会加快人类的终结。从相对乐观的角度来看，或许事态的发展可能产生其他结果：就算人类无法挽回民主走向衰亡的命运，至少还可以保留住民主的基本理念。
原文标题：Democracy & Its Dis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