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月派与审美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12-0122-06 七月派是指以抗战时期由胡风于1937年创办的杂志《七月》和1945年1月创刊的《希望》等杂志为中心聚合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这是一批有着相似文学观念的作家，他们融身于时代，深刻感受到了时代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他们的文学写作，一方面拓展和深化了30年代左翼文学批判的思想空间；另一方面，文学积累、作家体验与时代思潮的复杂拓展了七月派的表现空间，尤其是七月派现代主义诸种艺术表现方法的突出运用——生命意识、存在之思、主体焦虑等，赋予了七月派文学精神丰富的心理层面，丰富和深化了左翼文学写作批判的思想空间与表现的美学空间。 从抗战初期丘东平的写作到40年代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七月派创作的风格特征愈加突出与成熟，他们在现代文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审美风格。它集民族主义意识、阶级意识、个性主义及文化批判意识于一体，构成了左翼文学格局中的独特思想空间及美学空间。 审美现代性——溢出的审美意识形态 七月派文学写作与胡风文艺理论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胡风文学理论对七月派作家的写作有着精神指导性；另一方面，七月派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及文学写作与胡风文艺理论也构成了一种强烈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体现出他们彼此呼应的一致性。胡风对作家主体性及表现人物深层精神的强调，在七月派作家作品中体现为人物丰富的原始生命意识及潜意识心理的呈现，这无疑具有非常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胡风的文学理论建立在对主流左翼文学缺失的反思基础上：“胡风的反思一方面连接着左翼文学的社会政治批判，一方面又深入到人的生命存在深处的扭曲与搏斗，处在左翼文学与中国新诗派的连接点上，为20世纪40年代民族文化大反思的整体多元格局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①胡风对如何实现创作文学性深度的探索，是对主流左翼文学过于强调政治批判功利性的反拨。胡风文学理论的形成，既是他汲取各种文学观念积累的爆发，也是时代环境触发的产物。战时的政治文化氛围，鲁迅传统的继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对厨川白村对创作是“生命力”的显现奔突观点的吸纳，这些思想影响使胡风摆脱了正统左翼阶级斗争阶级意识二元化的固有思维模式，而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出发，形成了具有文化深度与人性深度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胡风的启蒙式左翼文学呈现出试图从深层的文化视角考察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探索与努力。同时，“主观战斗精神”强调创作中作家主体精神情绪介入使作品表现出现代主义文学关注人的潜意识心理的美学倾向，与“精神奴役的创伤”所强调深入表现人物精神心理世界表现的现代主义文学倾向，赋予了七月派独特的现代主义文学审美风格。不同于西方社会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资本主义世俗社会审美批判的特点，这种文学的现代性体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定文化与时代思潮背景的左翼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胡风对创作主体性意识及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强调，无疑是对左翼文学突入人物精神心理的深层探索。“胡风在一系列文论概念上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是比较突出的，但我们却也发现，这样的一些理论表述恰恰是得之于胡风本人对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深刻观察与总结，而模糊性与不确切性也正为他关于复杂创作现象的描述提供了超越一般规范的多种可能性。换句话说，胡风的理论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混沌之处，但它同时也为思考的纵深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可能。”②他试图将现代主义对心理的深层呈现与现实主义融合起来。 毋庸置疑，这种审美现代性的汲取，极大地发挥了作家个体的主体性，拓展和丰富了左翼文学表现的文学审美空间。七月派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运用于社会批判性的文学世界中，使左翼文学呈现出了丰富的表现层面：政治批判的维度，启蒙文化批判的维度，文学性的生命呈现维度交织在了一起。七月派作品与胡风的文艺理论一体构成了独特的左翼审美现代性，呈现出左翼文学写作的另一种探索，使七月派得以营造左翼文学最复杂、最丰富的文学表现空间。 胡风文艺理论无疑是以左翼政治思想立场为中心的，但胡风强调这种思想立场应当通过作家突入生活而获得，同时胡风强调思想需通过文学审美性暗示出来，这使他的文学理论有更泛化的包容性，与主流左翼文学审美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而作为胡风理论文学表征的路翎小说，非常关注底层大众的苦难命运，书写着他们悲苦无告的生命。路翎小说从未明确书写农民或工人阶级意识的自觉性，而是将他们那种盲动的情绪与自发的反抗的复杂精神世界予以呈现。这种文学性的探索显然是胡风非常肯定的，胡风激赏路翎小说中对人物命运与真实困境的呈现，肯定路翎作品这种没有明确阶级斗争宣传的意识。 作为左翼批评家的邵荃麟对路翎的小说也颇为认同，他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肯定路翎小说的成就：“所谓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或者单纯地用科学的方法去剖解和指示社会的现实发展，而必须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掘发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具体关系……那么，我以为路翎的这本《饥饿的郭素娥》，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可以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射出一道鲜明的色彩。”③由此也反证出路翎小说对底层灵魂与精神表现的独特视角。 同一时期的刘西渭(李健吾)则认为路翎的小说体现出左拉的自然主义式的文学风格：“我们翻开《饥饿的郭素娥》，恍如当着高揭自然主义的左拉的理论，我们不期而在远眺的中国为他找到一个不及门的弟子。”④他指出了路翎的特殊性，而将七月派作为左翼文学异己者进行批评的开端始于《大众文学丛刊》，胡绳批评路翎小说表现着“不管作者所写的是什么矿工，但所反映的都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情……要写工人的思想，但写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是的，这个作家用他的作品相当明确地反映了在一个苦闷的窒息的时代中孤立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和烦恼心理”；批评路翎“我们的作者不但没有能真实地写出劳动人民，而且也没有很好地写知识分子”。⑤这两位批评家显然注意到了路翎作品的特殊性，但路翎作品并非自然主义式的生活实录，而是对人物深层欲求及自我心理的外射，是更具有现代主义质素的。显然这种非主流左翼文学的质素，是为主流左翼文学所批评的。 对七月派作家的写作呈现出的审美现代性，胡风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肯定的；但本质而言，潜意识、心理倾向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表现。胡风肯定这些质素丰富了左翼现实主义写作，肯定这种丰富感受性的书写：“实际上，虽然在初生的状态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多方面发展的面貌，特别是一些从生活深处出来的青年作家，他们从生活斗争得来的新的感受方法和新的感受能力，使创作底各方面得到了蜕变，为美学带来了一些新的收获。”⑥ 在胡风这里，现代主义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诉求而被肯定的，即他所强调的对民众深层的欲求和心理的表现，是深化现实主义的美学方式。他对文学自觉性的追求，尤其是对文学与作家主体性与人物深层精神心理的深刻关注，使七月派表现出与左翼主流文学明显的差异性。 生命意识——现代主义之意识书写 无论是七月派诗人融个体情绪感受、思考与苦难写实于一体的诗歌，还是七月派作家集作家主体精神与书写民众精神奴役的创伤表现深层情绪心理意识的小说，都体现出与胡风理论的高度共鸣和互动性。“迄今流行的自施蛰存等人向现实主义归依之后，小说界已不复有现代主义存在的说法是与实不符的。在40年代仍然有不少作家在进行着这种尝试，如‘七月派’企图把现代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为一体。”⑦ 丘东平的报告文学与小说及时对抗战战况进行报道，其创作反映了社会政治的复杂性及人性的复杂性，体现出与左翼社会分析小说截然不同的美学特质。他的战争小说以鲜明的战争现场性，对农民精神世界中理性蒙昧与自觉民族意识兼具的复杂性进行的书写，在左翼文本中首次标示出民族性的表征，尤其是以对人物心理意识深层掘进，体现出其对审美现代性的探索。胡风肯定其“直追人物底心理性格的写法”。⑧ 胡风强调作家体验及思考的重要性，肯定丘东平的写作不是概念的描写而是突入生活的结晶：“他参加过血的斗争，但看到了因为猜忌，自己人怎样残酷地屠杀自己的同志，所以觉得中国问题不那么简单，还得作进一步研究，还得充实自己……作者用着质朴而遒劲的风格单刀直入地写出了在激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意识的变化的悲剧。这在笼罩着当时革命文学的庸俗的‘现实主义’空气里面，几乎是出于意外的。……因而还是想求得作者与人物的高度的相生相克的统一过程。”⑨ 丘东平作品的复杂内涵及独特格调在抗战初期的左翼文坛中是个异数，尤其是在“七月派”尚未形成其流派特征的40年代以前。胡风肯定丘东平革命文学的独特性：“在革命文学运动里面，只有很少的人理解到我们的思想要求最终地要归结到内容的力学的表现，也就是整个艺术构成的美学特质上面。东平是理解得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他是把他的要求他的努力用‘格调’这个说法来表现的。”⑩丘东平的文学创作为胡风的文学理论提供了最早的文学实践样本。 七月派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当推路翎。胡风评价路翎《财主底儿女们》是“青春的诗”：“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的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的精神世界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跟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的搏斗的经验。……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重负和个性解放的强烈的渴望这中间的悲壮的搏战。”(11)他也强调路翎坚持并发展鲁迅传统，强调他学习世界文学的战斗经验的努力。 路翎小说重视表现底层民众原始的生命形态。《饥饿的郭素娥》等以书写底层被压迫者绝望的痛苦与反抗的作品，并不将书写的重点放在外在阶级压迫的描述上，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人物被压抑的情绪世界中，将被压迫的痛苦凝聚在人物绝望的生命原欲的表现中。这种表现的张力显然胜于外在写实性的苦难书写。《饥饿的郭素娥》抒写了人的本能的原始强力，郭素娥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压抑、张振山的躁动的情绪、魏海清的狂躁……这些突出的生命意志的展现，表达了底层被压迫民众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这类表现人民原始强力的作品在新文学中是一种崭新的文本，作家对人性中原始性、残酷性一面的开掘，体现了他们展现人性深度的美学追求；而心理体验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无疑丰富了作品的表现空间，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路翎在创作《饥饿的郭素娥》时，在给胡风的信中，这样解释他作品中的人物：“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里的女人，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12)路翎小说体现出的对底层民众强烈生命意识的表现，他的小说对人物非理性的潜意识情绪心理的表现，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及“精神奴役的创伤”确实有着极为突出的共鸣与回响。 无论是丘东平表现革命者内心的焦灼与痛苦，还是路翎书写底层被压抑的精神世界和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困惑，这种对心理和情绪世界内聚焦式的书写手法，均表现出突出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质素。 主观体验——现代主义之存在思考 七月派创作的诗与小说融合了作家主体的心灵和精神及现实民众苦痛挣扎的生存现实，民众绝望苦痛的灵魂与作家主体忧患深重的沉郁情绪融为一体，使七月派创作表现出逼人的叩问灵魂的向度。 路翎笔下的财主的儿女们，在战乱期间漂泊不定的生活及亢奋、骚动的情绪，在困惑迷茫中痛苦追求的精神状态，这些人物情绪书写的背后是作者路翎激越而痛苦的时代反思，折射着路翎作为一个精神的流浪者执著的奋斗精神和时代焦虑的纠结灵魂。阿垅曾把他们身上具有的这种忧郁称为“一种压抑的力流，一种更蕴藉的战斗”(13)。七月派主观、体验的心灵向度与写实主义的批判立场，表现出独特的七月风格。七月派为左翼文学提供了超越客观写实主义、深入人物心理意识和潜意识表现空间的现代主义因素，丰富了左翼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 七月派小说对主人公精神情绪世界的重视，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命意志与存在感受的书写体现出来的。这种书写赋予了左翼文学存在主义式的生命之思，丰富了左翼文学的审美内涵。丘东平有着丰富的革命生活体验，他对革命者内心世界的书写，包含着丰富的人性内涵，透射出对生命意识的深刻反思。他以实感的生活细节塑造人物性格，传达着作者对生命存在的感受与思考。 如《沉郁的梅冷城》中“一条小山溪，在那冷凝、峭立的山谷里苦苦地挣扎着，幸而打通了一条小小的门径，冷冷朗朗，发出悠闲轻逸的笑声。从海隆到梅冷的山路，逶迤沿着那小山溪的岸畔走，小蛇儿似的，胆怯而又诡谲地”……一段感觉化的环境描写尽显诡谲怪异的氛围，暗示着人物不测的命运，从事秘密工作的挑夫契米多里就是在这里被俘的。这种对环境的感觉描写具有强烈的象征和暗示性，表现出现代主义文学的鲜明特点。郭沫若高度评价丘东平小说《沉郁的梅冷城》与《德肋撒》中这种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运用：“他的技巧几乎到了纯熟的地步，幻想和真实的交织，虽然煞费了苦心，但不怎样显露苦心的痕迹。他于化整为零，于暗示，于节省，种种手法之尽量的运用，大有日本新感觉派的倾向，而于意识明确之点则超过之。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14)《通讯员》则更娴熟地运用了心理分析的表现手法剖析主人公心理症结的由来：作为通讯员的主人公在一次护送任务中，因同行小战士幼稚而导致其被敌人发现被杀害的悲剧造成了难以跨越的心结，最终陷入精神狂乱。主人公由于极端事件陷入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刻反思之中，革命的伦理显然并不能使主人公对生命的丧失获得安慰与认同，继续革命之路。死亡事件成为召唤，促使主人公思考超越政治伦理的生命存在问题。这样的思辨显然超越了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意味。小说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揭示极为深入与丰富。而作者丘东平也曾谈到：“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15)显然，忏悔精神和现代主义思想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路翎书写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则更像是对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的反思。他们在纷繁的时代潮流中寻找自我的历程，有的被时代裹挟(蒋纯祖)，有的被时代遗弃(蒋慰祖)，这一寻求自我和知识分子人格的道路充满了对时代的深刻感受和思考。这种感受与思考试图透过复杂纷纭的时代乱象探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呈现出鲜明的存在主义式生命之思，也为左翼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然而我们发现，路翎描述的想象具有一种奇怪的特质，折射出在现代意识下的精神分裂的心理。”(16)它赋予了左翼文学更丰富与深广的表现空间。这既是特定生存空间和生存境遇下作家生命体验和意识的透射，也是战争文化氛围下生命意识得以凸显的时代思潮的折射。 而在这种精神世界书写的背后，则是作者审美意识和反思的折射。七月派作家没有停留于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书写的思想格局中，而是试图透过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揭示，探寻人物精神世界形成的深层动因。比起政治意图显豁的主流左翼文本，七月派显然试图在心理世界的张力表现中寻求左翼文学审美性探索的新路。“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在外来的影响中，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17) 分裂人格与主体焦虑——现代主义之焦虑书写 七月派小说着眼于对人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书写和人格的多重性与矛盾性的展示。七月派作家作品中展示的这种人物人格的矛盾性，实际上折射了作家主体在现实与自我之间的深刻思考。丘东平笔下的革命者不是简单革命意识形态的体现者，而是有着丰富人性感知的多重性格的革命者。其笔下人物如赛娥的幼稚与坚强，苦难与意志，林青史在军队纪律与责任之间的犹豫与矛盾，均体现出多重性格的特征，具有心理分析的现代主义特色。 路翎在小说中展示的人性丰富性与复杂性，是所有七月派作家中最为突出的。他在作品中书写着驳杂的人生和人性，通过复杂的外在事件展开对人物心理的深刻剖析。他笔下的底层人民既是忠实、善良、正义的，顽强地在幽暗中不甘地搏斗与追求，又是蒙昧无知的。路翎关注由于苦难与压迫造成的心理与人格的畸形与病态，郭素娥的蒙昧与顽强，屈服与抗争，张大山的强烈的生命意志与男性气概，近乎躁狂的反抗情绪；既展示着人物隐秘、晦暗的心理状态，畸形的病态心理，也表现了人物善良、令人同情和悲悯的苦难。 路翎笔下的人物，不是性格单一的，而是在多重人格中挣扎充满生命意志的人。这种人格的多重性，人性的复杂性书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表现空间，充满了对人性的反思与生命的悲悯情怀。《财主底儿女们》中对前期金素痕飞扬跋扈的施虐性格和后期寂寥悲哀的忏悔性格的表现，揭示了人物多重的性格层面。这种对人物性格、心灵的多侧面呈示，尤其对病态人格和变态心理的深层开掘，这种现代主义美学表现手法的引入和运用，为左翼文学书写更加丰富的社会人生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深化和拓展了左翼文学书写的广度及深度，由单纯的社会政治批判视野拓展到文化与历史的深度、人性表现的深度。 在关于《财主底儿女们》的自白中，路翎坦言：“我特别觉得苦恼的是我走进了某一个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时候，由于对这某一个世界所怀的思想要求和热情的缘故，我就奋力地突击，而结果弄得好像夸张、错乱、迷惑而阴暗了：结果是暴露了我底弱点。但这些弱点，是可以作为一种痛苦的努力而拿出来的；它们底企图，仅仅是企图，是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我一直不愿放弃这种企图，所以，也由于事实上的困难，就没有再改掉它们。……我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在有些地方，如前面所说，这是失败了。”(18)这种自我创作的焦虑，恰恰折射出知识分子在民族拯救与自我寻找的思虑中的困惑与焦虑。在谈到对人物命运的处理时，路翎剖析了客观现实与主体情绪的矛盾性：“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蔽了古国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事实也许并不如此，‘郭素娥’或许会沉下去，暂时地又转成卖淫的‘麻木’，自私的昏倦。”(19)显然折射了路翎创作的心理动机，表明他试图挖掘和表现客观现实现象下涌动的灵魂，而在理智上对苦难的大众麻木与愚昧缺乏反抗性却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正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路翎在作品中以自我意志赋予了人物反抗的动力。因此，书写底层民众精神心理深处的灵魂涌动与顽强的生命意志，这种反抗性也包含着作者自我对现实的反抗性。对路翎而言，创作是自我焦虑的外射，同时创作是个体对现实的超越。“郭素娥与蒋纯祖或许可以看作是代表了路翎作品中象征性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从宽泛的视野来看，他们也表现出了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在内部的自我意识与次属的非理性感觉，在个体与历史本质的驱动力之间等根本的张力，关于自我问题的相关支点正是我所阐释的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核心问题。”(20) 丘东平小说塑造的人格矛盾与心理焦虑的革命英雄，也充满了作者自我思考的焦虑。对现实复杂性的体验与思考，在现实与自我之间作家主体的焦虑，使丘东平的小说超越了简单的战争摹写，深入到了人物复杂心理中。丘东平的作品写出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战争的复杂性，人性的丰富性。这种自觉的关注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文学写作态度，与身为一个革命者的组织要求，也成为作者自我焦虑与困惑的一部分。1939年10月10日在江苏溧阳写给胡风的信中，丘东平写道：“特别是因为我现在对于写东西还是保持着过去亭子间的习惯，常常把工作与文章对立起来，文章与工作互相妨害，好在这里的同志都了解：文章也就是工作。”(21)七月派这种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表现，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如钱理群所阐释的“丰富的痛苦”。 对分裂人格与自我焦虑的表现，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内容，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而七月派作家笔下的这种表现，并非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原色的现代人的困惑与焦虑，而是对战时中国复杂政治社会生活境遇的反思与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无疑有助于七月派表现现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七月派审美现代性的建构，超越了社会分析式的写作模式，为左翼文学提供了更为深广的表现空间，将表现与思考的视角伸向更为深刻的文化背景。审美现代性的因素，拓展和提升了左翼文学的深刻性及审美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单一左翼模式的克服与超越，改变了单调刻板的左翼文学构成格局。七月派文学自觉的审美法则即成就了其独特的流派与风格特色，同时拓展了左翼文学的发展空间。 ①黄曼君：《现代·反思·延异——胡风与七月派现代性重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9月。 ②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③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青年文艺》1944年第6期。 ④刘西渭：《三个中篇》，见《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辑。 ⑥《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92-293页。 ⑦孔范今、潘学清：《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文史哲》1990年第2期。 ⑧⑨⑩胡风：《忆东平》，见罗飞编《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2、353、354页。 (11)《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12)《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13)阿垅：《箭头所向》，《希望》1945年第1期。 (14)郭沫若：《东平的眉目》，见罗飞编《丘东平文存》，第338页。 (15)罗飞编：《丘东平文存》，第340页。 (16)Kirk ·A Denton,The Problemaitic of Self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78. (17)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第61页。 (18)《财主底儿女们》(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9)《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37页。 (20)Kirk ·A Denton,The Problemaitic of Self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p.190.本文作者自译。 (21)罗飞编：《丘东平文存》，第329页。标签：胡风论文; 七月派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财主底儿女们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现代性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人性论文; 路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