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关于地位不一致研究的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家论文,美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社会学分层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分层标准有一元分层标准和多元分层标准，后者以M·韦伯（M·Weber）为鼻祖。 持分层标准多元观的社会学家们认为，单一的分层维度结构不足以解释社会群体结构的复杂性，并认为人类社会群体结构通常包含许多相互间平等的垂直层次，这些垂直层次间并不完全相互联系。韦伯就首先强调说，社会不是一个一元分层体系，而是多元的分层体系。他举出过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这三种范畴，并初步确定了与此相对应的三类分层标准，即财富、声望与权力。在三类标准间关系问题上，韦伯坚持认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这三个标准可以相互转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在理论分析层次上，必须将它们加以严格区分。但同时他也认为，虽然在理论上应当意识到上述三项分类标准都可单独使用，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但这并非意味着，在任何社会情势下这三个分层属性同等重要，特定社会情势常常将一个属性推到突出地位上。他指出，在给定的社会情势下，哪一个属性作用最突出，即如何去确定分层中轴，这完全取决于经验事实。韦伯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对以后的西方分层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者纷纷效仿，他们通常不固守某一特定标准，而是根据研究目的同时采用多种分层标准。地位不一致的问题，便是在基于多元分层观的实证研究中，开始受到社会学家们的关注的。
地位不一致的提出
本洛特·斯穆尔安（Emile Benoit Smullyan ）是较早着手系统研究地位不一致问题的美国社会学家之一。他认为，韦伯关于阶级、地位与政党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个人在这三个分层维度之间具有相同的位置，他将地位分为三种类型——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及声望地位。在比较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时，他指出经济与政治地位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两种类型的地位之间完全地相互对等并不是恒常的现象。例如“在苏维埃国家体系，尤其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一个高政治地位并不能保证一个高经济地位。政党领导人拥有无限权力，但其财富与其享受的收入却比那些政治地位低下的个体商人、艺术家、工程师低。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由于缺乏政治抱负或对民主的顾虑，很多富人并没有用财富去购买权力，因而比那些经济地位较其低下的人（政府官员和贸易联盟领导人）拥有较低的政治地位”。斯穆尔安同时还指出，声望地位也不同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第一，在一些社会中，拥有高声望地位的有学问或神圣的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却很低；第二，一些没落贵族当他们失去金钱和权力时还能维持着原来的声望；第三，那些暴发户的声望比天生继承同样财富和权力的人低。”（斯穆尔安，1944）
当代社会学界一般认为， 地位不一致的概念是由伦斯基（GerhardE ·Lenski ）正式提出的。 他运用地位结晶化（StatusCrystallization）这一概念来衡量人们的地位一致／非一致程度。 他指出，高地位结晶化是指运用各种标准得到的一致，无论这种评价是高是低；低地位结晶化是指运用各种标准得到的评价不一致。可以这样说，高地位结晶化是处于地位一致的状况；而低地位结晶化则是处于地位不一致的状况（伦斯基， 1954 ）。 在伦斯基之后， 休斯（EverettCherrington Hughes）指出个人同时具有一个受尊重的和一个不太受尊重的外部地位特征（例如，女性工程师、黑人医生），这种情形就是地位不一致。他认为，外部地位特征是相关的，由情境所决定，并决定人际交往的类型，除了突发事件外，所有情形下的社会互动都由地位特征所决定。（休斯，1945）
此后，埃尔登·F·杰克逊（Elton F·Jackson）指出， 地位一致性是指个人在社会地位等级序列中居于同一相似水平的程度。他将地位维度划分为职业、教育与种族，并通过对被调查对象在这三个维度中的地位状况比较的实证研究，归纳出以下四种情况，即（1 ）地位一致者：在三个维度中都具有相同的地位。典型的模式为111，222或333； （2 ）中等的不一致者：两个相似地位与一个和他们仅差一级的第三地位维度。模式为112或323等；（3）绝对不一致：模式为123或321；（4）两个地位差：它表现为两个相似地位与一个和他们相差两级的第三地位维度的集合。模式为113或313等（杰克逊，1972）。
较为精确地描述地位不一致概念的泽尔蒂奇（Zelditch）与安德森（Anderson），他们是这样来定义地位不一致的：（1 ）在一个社会体系S中，行为者、阶层、集体或其它元素可能会根据准则r1，r2， …rn被排列为k个序列的地位；（2）在准则r基础上的地位是系统S中的一个评价特征，这意味着系统S的成员根据准则ri被评价， 这种评价与他们的身分相称，并认为是合乎需要的；（3）系统S中的成员若在每个k 中都具有相同序列的地位，则被称为平衡；反之，则称为不平衡（泽尔蒂奇和安德森，1966）。
地位不一致产生的六种反应
大多数地位不一致研究者们都把分析的焦点集中于地位不一致者的反应上，结论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六种反应。
1）身心病症
杰克逊在研究中发现地位不一致与身心病症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其表现因不一致性的类型而有所不同。他注意到，两种类型（高种族—低职业或高种族—低教育）的地位不一致者具有较高的身心病症发病率，而相反类型（低种族—高教育／高职业）者有身心病症的比例却很低。同时，他还发现，属于身心病症高症候群中的这两种类型的地位不一致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很微弱；而属于身心病症低症候群中的后两种类型的不一致者，却在政治上表现出较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杰克逊认为，引起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是自致地位（教育）与先赋地位（种族）之间的关系。他分析道，那些高自致—低天赋地位者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成功者，他们在种族劣势下获得成功，而把自己对地位不一致的反应向外渲泄，所以常表现为具有一定形式的政治倾向。而那些高天赋—低自致地位者则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失败者，心理上的表现便是身心病症的多发（杰克逊，1962）。格斯克文德（Geschwender ）则进一步对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反应作交叉比较，从而得出了某些类型的不一致者主要在生理上作出反应，而另一些类型的不一致者则在政治上作出反应的结论（格斯克文德，1967）。
此后，杰克逊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高职业—低教育的男性地位不一致者比地位一致者具有较高的身心病症发病率；而高教育—低职业的男性地位不一致者，这种比率却较低。他用流动机会的分析概念对这一现象作了解释，认为后一种类型的地位不一致者容易预期将来会有许多能带来一致性的流动机会；而前一种类型的对象这种一致性流动的可能性很小。并且流动还可能与年龄有关系。年轻的不一致者可能通过流动使地位变得一致，表现出比那些居于同样的地位不一致状况的年长者较低的身心病症发病率。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不愿流动，并放弃努力，从而生理上的反应也不断加剧。因而杰克逊指出，通过流动或政治反应来减少失调的失败可能促使某人试图与失调共生，在缺乏尝试减少失调行为的选择下，容易产生生理上的反应而导致身心病症。
2）偏见
在地位不一致性与偏见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至今还很少有研究涉及。而特雷曼（Donal J·Treim）尝试对地位一致性的相对功能所作的评价，可以看作是对偏见的附加解释（特雷曼，1966）。但有分析家认为他的结论并不能令人满意，其理由是：第一，他将自己限制在仅考虑教育—收入不一致上；第二，他运用家庭收入而非个人收入，这不能给出某一个人的地位轮廓，因为他的分析结果无法告诉人们有多少家庭成员对家庭总收入有贡献；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按照他的分类系统，那么许多“不一致者”应当被归类为一致者更为精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虽然其中具有一些靠不住的因素。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范德赞顿（Vander Zanden）对153个3K党成员的职业所进行的分析。他们中的98个对象从事那些属于地位较高的黑人常从事的职业（熟练工人、边缘商人、边缘白领职业），其余从事的也是黑人占优势的职业（运输工人、半熟练或不熟练工人）。在南部，由于职业地位不能符合种族地位而成为地位不一致者的3K党成员中，通过种族偏见这种方式来减少失调是非常常见的。
3）社会孤立
在对地位不一致性与社会孤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伦斯基的研究是比较著名的。他发现与地位一致者相比，地位不一致者更不愿意与邻居交往，也不愿意在工作时间之外与同事交往，还不愿意成为自愿组织起来的协会的成员，更不要说成为那些协会中固定的参与者。伦斯基将此归结为那些人较少具备交际动机。但他并未分析地位不一致性的类型与社会孤立倾向间的关系。
霍曼斯（G.C.Homans）的调查数据表明，这种社会孤立的倾向并非总是自愿的。他发现，工作群体中的地位不一致者常常愿意与他人建立交往，但却很少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回报。霍曼斯认为，一般说来，他们通过恶作剧或玩笑来与他人建立交往，这可能是不一致者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境下的反应，而这样反而导致了他人尽量避免与之交往（霍曼斯，1962）。
格斯克文德认为，霍曼斯所指出的现象可以用桑普森（Sampson ）的期望不一致原则中的假设来予以说明：地位不一致性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形，使其中的当事人产生相互矛盾的行为期待，它会干扰易变的、较为愉快的互动。因而，互动变得令人紧张，并且有可能中断。在这个过程的开场阶段，地位不一致者求助于玩笑，而地位一致者却极力想使这类交往不持续下去，并且以后还尽量避免与之交往，其原因可以说正是由于期望不一致的缘故（格斯克文德，1967）。此外，还有的社会学家对由于互动失败而造成的社会孤立予以关注。他们认为，退却是地位不一致者对令人愉快的互动失败之后的一种最后的尝试，其中自杀是退却的最极端的形式。对地位不一致性与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已经在吉布斯（Gibbs）和马丁（Martin ）的研究中得到展开。
4）流动努力
斯穆尔安曾经指出，个人在三个主要维度：经济、政治与声望等级上寻找自己的目标，虽然这些地位类型是相互差别且彼此独立的，但其中潜伏着一个平衡趋势，即通过一个平衡过程将一种地位转换为其他地位的趋势。在斯穆尔安的这一论述中，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当个人在不同的分层序列中拥有不同地位时，会对个人产生压力，并导致他们遵从一个行为过程，这个行为过程将不同序列的地位都拉到一条直线上（斯穆尔安，1944）。
芬歇尔（Fenchel et al ）试图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大学生人群中检验隐含于斯穆尔安观点中的这一假设。芬歇尔要学生们根据自己在被指定的五个群体中所处的总体地位以及他们愿意参与的参照群体分别给自己列等级，两个等级如果有差异就被作为地位奋斗的指数。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假设得到了验证，因为学生们确实在所有参照群体中试图为一个共同的等级而努力。
霍曼斯则使用了另一个案例来描述这一消除地位不一致的平衡假设。这是有关两种类型的工作——现金出纳和总帐会计的女性办事员的例子。一般都认为总帐会计是一个较好的工作，能带来更多的职权，承担更多的责任，并能获得更高的地位，然而，两种工作却是同酬的，所以经常可以见到总账会计要求工资比现金出纳高，以使其待遇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相称的情况。霍曼斯认为，这是由于她们的物质回报与她们的职业地位不相符，使她们意识到自身地位的不一致性，因而试图通过将她们较低的待遇（经济）等级提高到一个与她们职业等级相一致的地位来减少失调（霍曼斯，1962）。
在上述三位的研究中都还指出了平衡过程中的可逆和非可逆性的问题。他们认为，个人由于地位不一致性所感受到的心理失调，可能会通过改变一种或更多的地位维度中的等级来消除或减轻，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不一致性具有相同的后果。例如，某一种族地位相对较低的个人，不可能由于在其他地位上的居高，就期望通过个人流动来改变他的种族地位，但是在教育中处于高位而在职业和（或）收入中居于低位的个人，则有希望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在职业和收入维度之间的平衡流动来减少失调。
5）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伦斯基关于地位不一致性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是非常著名的。他以民主选举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指标，发现自由主义的反应与地位一致性的低程度相联系，并且不同类型的不一致性有区分。比如，具有低种族地位的高收入、好职业或高教育地位；或具有低教育高职业地位；或高职业低收入地位的个体，显示出比相反组合的人具有更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
伦斯基的研究结果曾被很多人用来解释地位不一致者倾向于参与能带来社会变动的社会运动，但以后有不少分析家认为，这种解释也许不太适合，因为他所运用的测量自由主义的变量带有温和派的倾向，因而并不适合用来说明参与一个以扫清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类型的那些人们的激发机制。尽管如此，他的研究仍可解释由地位不一致而感受失调的人，为什么以及如何通过对政治的期望来减少他的失调，并且也可依此区别出特定类型的不一致性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之间的不同关系。
格斯克文德将霍曼斯的分配公平理论中投资与回报的概念运用于地位维度分析中，他将教育作为自致投资，将种族作为先赋投资，将职业与收入作为回报。他认为，低教育地位和高职业地位的不一致以及低种族—高职业／收入的不一致是过度回报的地位不一致，他们的投资维度低于回报维度，可能导致内疚。他们减少失调的尝试可能是改良那些回报比投资少的人的状况，或提倡种族不应作为影响回报多少的因素的信念，这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心理基础（格斯克文德，1967）。
6）社会变动的偏好
伦斯基假定地位不一致者可能会产生在反社会运动中充当领导者的反应。一个充满地位不一致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会产生使其变动的压力。然而，他并未实际验证这个假设。斯穆尔安也作出同样假设“当合法的、习俗的或其他障碍严重地妨碍平衡趋势，会产生大量的变革社会的紧张状况，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59）。他引用了那些支持纳粹党的人来自那些变得穷困却仍然保留他们先前声望地位的事实。还有一些研究者举出历史上地位不一致者支持社会运动的例子。 费瑞泽尔（Frazier）注意到黑奴所支持的一些象城市同盟、NAACP那样的组织，恰恰是由中等阶级的黑人组织起来的（费瑞泽尔，1959 ）。 李普赛特（Lipset）指出C.C.F.中的城市中无产阶级领导者来自于少数民族群体，自由派和保守派中的城市中等阶级领导者来自于英国—撒克逊多数民族群体（李普赛特，1950）。迈克尔斯（Michaels）注意到许多中产阶级的犹太人活跃于欧洲社会主义党（迈克尔斯，1959）。这三个例子都代表着那些种族地位低于职业地位的地位不一致性，其中，低种族—高职业的地位不一致者支持左派运动；而高种族—低收入的不一致者支持右派运动。
林格（Ringer）和西尔斯（Sills ）发现地位不一致者在伊朗的政治极端分子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不管是在革新左派中还是在国家主义右派的极端分子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代表人物。极端主义的这两种类型都是反殖民主义的，对抗殖民主义的共同原则使他们忽略左—右派区别而结合起来（林格、西尔斯，1953）。他们的研究还显示了高教育水平的过低回报的不一致性具有极端的反社会秩序的趋势。而研究NAACP，C.C.F.和犹太研究的社会学家指出，低种族地位的过高回报的不一致，则在反对既存社会秩序的问题上，表现出较温和的改革主义趋势。
戈夫曼（Irwin W·Goffman）认为，地位不一致性与社会中改变权力分配的倾向相关。地位不一致者表现出比地位一致者更大的变动偏好（戈夫曼，1957）。但分析家认为，他在测量这两者关系时，并没有分析地位不一致的不同类型间是否具有差异。
格斯克文德指出，地位不一致者可能试图通过反对社会秩序的行为，或至少在当今社会中通过表达对变动现存权力分配的偏好来减少失调。并进一步将分配公平理论与失调理论结合起来，预测过低回报的地位不一致者比过高回报的地位不一致者对社会秩序的反对持有更极端的反应（格斯克文德，1967）。
简短的结论
构成地位不一致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中的人们对社会地位的不同维度间相互关系所具有的特定期望的对应与否。地位的一致就是指特定的社会成员在不同维度的地位序列中处于大致相同或接近的等级；而地位的不一致则是指他们在不同维度的地位序列中居于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等级的状况。因此这个问题同时涉及社会结构与地位认知这两个方面，它既可被视为现实的个体在社会结构中实在位置的客观集合的结果，也可被视为是相对于一些期望评价而言的言说性的分析结果。自从20世纪40年代对地位不一致的研究在美国逐渐兴起以来，至今已有五十余年，许多社会学者认为其具有实在的构造，并试图将其概念化；另一些学者试图把对它的研究与社会化、社会流动联系起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关于地位不一致问题的议论过于空洞，或与实证相脱离。不管怎么说，虽然关于地位不一致的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理论框架，但许多美国社会学家在这方面所展开的理论和实证的开拓性探讨，为我们透视和研究社会提供了一些崭新的视角。了解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我们解释社会结构、社会平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也将使我们对社会认知、社会互动及社会流动的理解与认识有所深化，尤其是对研究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