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文[1]2004年在《汉语新词翻译的描述性研究》文中指出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词新语。这些新词有的是指称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中国社会特有新事物或新现象的，当然一些是原来就有的但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另外还有很多是从外国语言中借来的，这些借来的新词包括借意词和谐音词。最近几年，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因此为了对外交往的方便，急需把一些汉语词汇翻译成地道的英语，这其中也包括汉语的新词新语。这一需要促使很多译者译家从事这一项工作，他们投入了很多热情和精力使得新词新语有了地道的英语表达。随之，对新词新语的研究活动也应运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也是大体发生在过去的二、叁十年。传统的翻译研究焦点已经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从微观转向了宏观、从规范转向描述。这一转向为考察文化语境、时间、目的等其它语言外部因素对翻译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支持。汉英新词的翻译能得以发展离不开中国目前所处的文化语境、文化心态以及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当然这些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也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全球化的发展也深远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它带给中国百姓的新词新语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也许并不过分。具体到翻译活动当中，这些语言外部因素常常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归化还是异化、抑或是二者并存相互补充)、翻译产品的变动等。本文运用描述翻译学的方法，以翻译研究的最新理论发展为基础对汉语新词英译进行一次宏观考察，以期揭示汉语新词翻译的语言外部因素及其对新词翻译的影响。
吴勇毅[2]2007年在《不同环境下的外国人汉语学习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大样本、小样本和个案的研究,对外国人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进行了四项定量和/或定性的分析,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这些发现为改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的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提供了依据。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学习策略的研究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今天——世界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汉语热”的形势下。文章还从理论上阐释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CSL)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CFL)的区别,突破了对外汉语界长期以来对这两者不加区分的认识观念。作者指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CSL)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CFL)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路子的教学,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策略均有所不同。第一章引论:我们真的以学生为中心了吗?本章从问题出发,探讨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汉语教学。作者从叁个方向上综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现状和成果,指出汉语学习策略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新兴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课题。第二章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本章介绍了第二语言/外语学习策略的定义及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并针对目前汉语学习策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本文主要进行的四项研究,即(1)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趋势研究。(2)成功的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分析。(3)意大利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个案分析。(4)善听者与不善听者的听力学习策略对比分析。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创新性。另外,从理论探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CSL)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CFL)的异同也是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叁章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趋势研究本章是一个535人的大样本研究。目的是探索在目的语环境下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及其特点和规律。研究的结果表明,留学生在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过程中最常用的策略是补偿策略,其次是社交策略、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再次是情感策略,最不常用的是记忆策略;策略使用与许多因素相关,其中有些是新的发现。第四章成功的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分析本章以参加第二届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复赛和决赛的部分选手为样本,用“语言学习策略调查问卷”(SILL),对“成功的汉语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进行调查研究,并与“一般的汉语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成功的汉语学习者最常用的是认知策略、补偿策略、社交策略,其次是元认知策略,最不常用的是记忆策略和情感策略。这与“一般的汉语学习者”不尽相同。性别与学习策略的使用有关。文章还讨论了学习时间与学习策略使用的关系等问题。第五章环境因素对汉语学习与教学的影响本章讨论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CSL)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CFL)的区别以及学习环境对汉语学习的影响,并且指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不同于汉语作为二语的教学规律,汉语作为外语学习也不同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面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大业,面对世界规模的方兴未艾的汉语教学,我们应该开始重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研究。第六章意大利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个案分析(上)第六章和第七章是一个探索性的定性的个案研究,采用的是类似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访谈(录音、转写),学生的自陈,结合观察、问卷调查、测试等其他手段,深入了解并探索意大利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及其使用的原因,以期寻求他们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过程和语言能力的发展轨迹。在原始描写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发现、归纳并概括出意大利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规律与特点,尽管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通过实录性很强的描写与分析,这项个案研究能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本章主要介绍了研究方案,着重分析了意大利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以及他们的口语和听力练习策略,考察了他们在学习和交际中的语言思维方式。作者还发现,在二语环境和外语环境下,学生使用了许多不同的学习策略,有些是很有“特色”的。第七章意大利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个案分析(下)本章继续分析意大利学生使用的汉语学习策略,着重讨论了阅读练习策略、写的练习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得到不少新的有趣的发现。作者发现,在汉语作为外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环境下学生的阅读练习策略有许多差异,尤其是在二语的环境下学生有很多“伴随性阅读”活动。学生运用了许多练习写和记忆汉字的策略,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使得学生不仅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学习,还能够实时监控自己的言语行为,发现错误并且纠正错误。第八章听力理解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的习得本章从认知的角度讨论了听力理解过程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习得的有关问题,涉及到被动与主动、还原与重组、“底朝上”与“顶向下”以及认知图式等问题。作者还对传统的听力训练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提出应提倡学生采用“顶向下”的听力理解策略,听力教学应建立一个新的“底朝上”与“顶向下”相结合的训练模式。第九章善听者与不善听者听力学习策略对比研究本章对善听者与不善听者所使用的听力学习策略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善听者和不善听者在听力的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善听者在听力过程中,在关注意义的基础上还非常注意语言的形式,他们运用各种听力策略,主动参与听力的信息加工过程而不是被动接收,在策略运用上比较灵活和多变,这使得他们在听力中遇到的困难有所减弱。第十章结语:汉语“学习策略”的描述性研究与介入性研究本章阐述了汉语学习策略描述性研究与介入性研究的性质和各自的任务,对目前描述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讨论了“策略培训”的作用以及方式和途径。作者还首次提出了汉语学习策略研究的步骤,论述了研究汉语学习特殊策略的重要意义。最后,作者指出,学习策略的研究将最终为寻求和建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的最佳教学模式提供依据。有效的汉语学习策略将为汉语国际推广与传播插上奋飞的双翅。附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的学习策略研究现状与述评本文附录介绍与评述了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汉语学习策略及其相关研究的全部成果(1998-2006)。
Andriantsimahavandy, Mino[3]2017年在《翻译政策:29*45.7761;描述性研究:2.8*16.0262;博士学位论文:112.25*292.599;篇长:384665》文中研究指明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岛国。在该国,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从事着频繁的贸易及外事活动,因而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这个国家并没有被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翻译研究热潮所触动。马达加斯加只是最近才制定了一项国家语言政策,而翻译政策则尚为一片空白。在当前的国际化背景下,马达加斯加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马达加斯加急需形成切实有效的翻译政策并予以实施,以便能够有效促进该国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活动。本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是多元系统论、规范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笔者认为,这些理论支持这样的观点:马达加斯加一直需要一个翻译政策,这不仅可以促进该国的文学和文学翻译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马达加斯加的外交、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为马达加斯加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由于马达加斯加存在限制本翻译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和障碍,因此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来化解这些障碍。这些建议涉及政府、经济、社会、文化、语言等方面。作为与政府相关的建议,我们认为,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或组织来制定和实施翻译政策,因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为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所需要的行政和资金支持。作为与经济相关的建议,我们认为有必要为需要翻译政策的相关行业领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在马达加斯加,旅游业是发展最为快速的一个行业,而翻译政策可以更好地协调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涉及到本土语言和外语之间的翻译问题。相应地,该行业需要得到经费支持以使翻译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作为与社会相关的建议,我们提出马达加斯加的不同学者之间,尤其是各代学者之间,应建立起强大的凝聚力,在翻译工作上应更多地进行相互合作。作为与文化相关的建议,我们提出翻译教学人员应提供丰富的本土作品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从而为学员和未来的翻译研究者提供学习外国文化的优质素材,毕竟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总是涉及文化问题。作为与语言相关的建议,我们提出应设立更多的机构或中心来进行语言及语言学教学与翻译培训。在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中应采用更有效的方法,如创设语言游戏(如“词典游戏”),来提高其语言能力,从而为培养其翻译能力打下语言基础。毕竟一个翻译者要达到翻译水平的巅峰,就要精通所涉及的双语。作为与文学相关的建议,我们认为要培养未来翻译领域精通语言及文学的翻译专家,就要在翻译政策上明确制定能促进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策略。之后,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促进马达加斯加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涉及政府机构和翻译机构这样的实体。首先,要促进翻译研究,AkademiaMalagasy(负责推广马达加斯加语的最大的政府机构)必须促进使马达加斯加语成为每位译者的目标语言或源语言这一目标。翻译机构则应高度关注马达加斯加语的术语演变问题,从而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词汇更新保持步伐一致。为了促进翻译实践,政府机构应该为推广和完善词汇表和词典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因为词汇表和词典是翻译从业者的主要工具。翻译机构也应创办语言和翻译方面的杂志和期刊。之后本文对制定和实施翻译政策的前景进行了讨论。从翻译实践层面来看,马达加斯加已经开始使用以前禁用的元音和辅音系统,同时各种新词也得到广泛的使用,特别是在广告业。翻译政策最积极的影响将体现在旅游业,以及对马达加斯加移民的指导。从翻译研究层面来看,翻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更好地整合翻译研究行业,并促进其发展。此外,本文还以南非和欧盟为个案,对其语言政策及翻译进行了个案研究,阐明了一项基于强有力的、受监督的语言政策和翻译政策对翻译的促进作用。由于被引入的官方语言(如法语)并未被少数族裔掌握和接受,因此由语言危机引起的不稳定局面在南非和马达加斯加较为少见。翻译政策在欧盟和马达加斯加都可发挥积极的作用,即能够促进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尽管一项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本很高,但这对于共存于南非、欧盟和马达加斯加的多语言使用状况而言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总之,本文对马达加斯加翻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旨在促进该国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必须指出,我们提出的那些建议仍是较为基础性的,也远非完善。尽管如此,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够成为马达加斯加翻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迈出的积极的第一步。时不我待。我们希望本研究能提供一些启迪,以使得马达加斯加政府、社会和学界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真正制定出有效的翻译政策并予以实施,以促进马达加斯加在翻译这一特定领域及在文化这一广泛领域更好的发展。
宋炳辉[4]2009年在《韩少功的翻译和我们的昆德拉》文中研究说明与鲁迅、巴金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两代作家相比,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大陆作家中,韩少功是少数能通过外文(英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作家之一,更是其中做过文学翻译的屈指可数的作家之一。因为建国后17年间"一边倒"的政治文化影响,更因"文革"期间中国教育所遭受的灾难性冲击,这一代作家的外语水平普遍有限。初中毕业就
倪波[5]2010年在《俄汉、汉俄翻译漫谈》文中研究指明汉语和俄语属不同语系,同时还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语言同人类的历史、文化、教育、习俗等有紧密的联系。语言在各自的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的架构上都有不同的特点。以上种种方面都有丰富的论着,笔者不想在此涉及。本人试着在具体汉俄翻泽中进行一些对比研究。汉俄语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出现在两种对比语言
卢丹怀[6]2010年在《汉语中的外语——从广电总局的一则通知谈起》文中研究指明汉语中出现了西文的表达形式,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语言新现象。对此,政界、学术界和民间褒贬不一。这个问题涉及翻译的一些原则和实践。本文从社会语言学和双语接触的理论出发,结合历史,分析汉语中使用外来词语的过程和原因。文章提出,随着两种语言互相接触,必定有词语互相进入对方的语言体系。这些形式会随着该语言用户的语言水平和该语言的文字体系产生一些适应性的变化。就汉语中的外语词而言,在国人外语水平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字母词和外语原词将不需要翻译而进入汉语,构成司空见惯的混合语码。混合语码有一定的语用功能是非人力所能阻止的趋势。
杨全红[7]2010年在《“充电”的新义及其英译——兼及recharge one's batteries的含义及中译》文中研究表明所谓译无定译当非虚言。也正因为此,实际翻译中切不可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具体语境而灵活运笔。1“充电”的本义是“把电源接到蓄电池等设备上,使电池重新获得放电能力”(《新华新词语词典》,2003)。由此本义,“充电”衍生出一种比喻意义,即今天大多国人(又特别是年轻人)业已耳熟能详的“比喻通过学习增加知识储备”(《新词语大词典》,
宋炳辉[8]2009年在《把神韵化进形式,让形式表现神韵——浪漫诗人徐志摩的文学翻译》文中认为在现代读者的心目中,徐志摩是一位浪漫诗人,一位风流倜傥,具有英国绅士风度的新派文人。特别是经过黄磊、周迅、刘若英等当红影星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柔情演绎,徐志摩更成为现代人想象中的大众情人了。22岁时,徐志摩肄业于北京大学法科预科,随后便自费出国留学。先于1918年赴美国修政治经济学,1920年又转赴英国,不久即放弃伦敦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投身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研习与创作,1922年秋回国,继续从事诗文创作并在南北方几个大学
张健, 雷蕾[9]2012年在《新、热词英译漫谈(7):红包、黑车》文中研究表明在特定的语境下,"红包"未必一定是包着钱的红纸包,而"黑车"也并非黑色的车。处理这类"刺头"字眼时,脱离语境,仅仅做到译文的表层,或对应片面地依赖个别辞书,都是不足取的,也是行之不通的。红包大凡从事一线翻译工作的人员常会遇到一些颇为棘手的新词、热词,如何将这些难以拿捏的"刺头"字眼译得准确到位,是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具体问题。不妨先举例一则如下:
李奉栖[10]2014年在《法律文本英译的工作方法》文中提出法律翻译的特殊性要求译者除了具备特定的素质(如法学专业知识、英汉双语能力)之外,还需要掌握科学、合理、高效的工作方法。但此前的研究过多地专注于法律翻译技巧的探讨,仅从微观上指导译者如何处理法律翻译中一些棘手的问题,而缺乏从宏观层面对法律翻译工作方法的全面阐述。本文旨在探讨法律文本英译的工作方法,认为一套完整的法律文本英译的工作方法应由译前准备、研读平行文本、理解源语文本、翻译源语文本、检查与订正译文五大步骤组成。
参考文献：
[1]. 汉语新词翻译的描述性研究[D]. 刘力文. 西北大学. 2004
[2]. 不同环境下的外国人汉语学习策略研究[D]. 吴勇毅. 上海师范大学. 2007
[3]. 翻译政策:29*45.7761;描述性研究:2.8*16.0262;博士学位论文:112.25*292.599;篇长:384665[D]. Andriantsimahavandy, Mino.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4]. 韩少功的翻译和我们的昆德拉[J]. 宋炳辉. 东方翻译. 2009
[5]. 俄汉、汉俄翻译漫谈[J]. 倪波. 东方翻译. 2010
[6]. 汉语中的外语——从广电总局的一则通知谈起[J]. 卢丹怀. 东方翻译. 2010
[7]. “充电”的新义及其英译——兼及recharge one's batteries的含义及中译[J]. 杨全红. 东方翻译. 2010
[8]. 把神韵化进形式,让形式表现神韵——浪漫诗人徐志摩的文学翻译[J]. 宋炳辉. 东方翻译. 2009
[9]. 新、热词英译漫谈(7):红包、黑车[J]. 张健, 雷蕾. 东方翻译. 2012
[10]. 法律文本英译的工作方法[J]. 李奉栖. 东方翻译.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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