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杰论文,晚清论文,古今论文,外国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2-0035-14
明治时期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强大影响，在学界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具体到女性史，因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仍有许多课题未及深入。本文拟加讨论的《世界古今名妇鉴》，便是这样一部尚未受到应有重视的文本。考察晚清妇女思想变迁史时，该书本为不可逾越的文献。而其在翻译与流传过程中的选择性接受，也成为笔者关注的重心。
德富芦花与《世界古今名妇鉴》
《世界古今名妇鉴》为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德富芦花（本名健次郎，1868-1927）所编，明治三十一年即1898年4月由东京的民友社出版。按照编者撰写的《例言》可知，其所收各文多半采自《家庭杂志》与《国民之友》。因而，此处有必要先从德富芦花之兄德富苏峰（本名猪一郎，1863-1957）说起。
明治二十(1887)年二月，由于所撰《将来之日本》印行而名声大噪的德富苏峰，趁热打铁，迅速创办了民友社，同时发刊了《国民之友》。这份杂志的创刊号居然销售了数万份，使德富苏峰大受鼓舞。于是，三年后的2月1日，日报《国民新闻》也开始发行。再经过两年，1892年9月，《家庭杂志》接续面世。①如此密集的出版动作，足以显示德富苏峰在此时期日本舆论界如日中天的号召力。
与报刊相辅佐，民友社出版的各种图书也受到读者的追捧。1881年出生于日本的冯自由曾忆述，当时“各书店所刊各类小丛书以民友社为最风行”②。而且，不只在日本读书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广有好评，其出版物在居留日本的中国知识者中同样有口皆碑。《新民丛报》的说法可为代表：“民友社著译之书，其论断常有特识，其文体为日本文界之革命军。”③显然，由德富苏峰开创的这一文坛新风气，已作为民友社的整体风格，为世人看好。
身为苏峰之弟的德富芦花，此时也追随兄长，为《国民之友》等报刊大量撰稿。据其自述，收录22题的《世界古今名妇鉴》，除五、六题有署名者外，“多从余数年来刊载于《家庭杂志》及《国民之友》之文章中集来”。④当年，德富芦花尚为二十多岁的文学青年，其激情与文采也浸透于笔下文字。因而，这些外国女性传尽管多有所本，芦花的工作却并非简单的翻译，而更应该名之为“改写”。当其去世后，德富苏峰评述乃弟的传记写作时，也正表达了这层意思：
芦花弟弟在东京的工作，是以翻译为主的。说是翻译，他的翻译工作并不仅仅是把原文原封不动的变为日语，为了让读者在头脑中可以很好的接受，都经过了消化，差不多彻底用日本文化抹去了翻译的痕迹。
当时的材料都是我所选择的，我亲自作为指导者，给了他很多建议。这样，经他的手成篇的，就有了《布赖特(Bright)传》、《科布登(Cobden)传》、还有接下来的《格莱斯顿(Gladstone)传》等几篇。⑤
由于文中列举的传记仅限于有单行本者，故未包括《世界古今名妇鉴》中的散篇，但其同出一源，且均为民友社刊行，在文风与格调上便十分接近。
毋庸讳言，编写《世界古今名妇鉴》时，德富芦花的思想也深受其兄的影响。而当时德富苏峰倡导的“平民主义”，按照研究者的概括，乃是“从一般人民的立场出发，使欧化主义在内心里贯彻到底，以谋求日本社会近代化的东西”⑥；简言之，这是一种针对上层贵族的欧化主张而标举的平民的欧化主义。显然，其与梁启超等中国维新人士所提倡的“开通民智”意涵接近。
而以西方文化作为启蒙之道，此一思路在《世界古今名妇鉴》也有清晰体现。德富芦花撰写的《例言》篇幅虽短，对此却有不厌其烦的申说，当然，话题更集注在西方妇女的楷模意义上：
世界日渐狭小，人与人相涉之范围则日广。方当今日，渐趋多事，非但男子，即我日本之妇人，亦毋庸置疑尚需更进一层之进步与活动，此诚为人所皆知。其理虽然，不启不发；如其不知，则不能有所望。一求可以振兴妇人诸君志气之道，一为增加开阔诸君见闻之路，其为今日之急务欤！寻古代妇人于历史上发光之旧迹，并今之妇人在世界四方正在进行之事业，如介绍此等人物，或可成其一助。余辑此一编，诚怀斯念。
里尚仁，友择高。观感所及，实有大者。此篇所载，每每不尽中庸之行，其实为发挥妇人之光辉者。蔷薇一辫，犹不减其芳。此篇中所举妇人之事历固过简略，如有幸及于姊妹诸贤之目，聊成慰藉，或得有所感奋，则于编者实为望外之喜。
其中虽未道出“西方”，但编者心目中所谓“世界”，对照内文即可知，实在并不包括日本在内。也即是说，无论“古代妇人”还是“今之妇人”，“世界古今名妇”之可取为借鉴的尚友对象，足以“振兴妇人诸君志气”者，在德富芦花看来，非西方女杰莫属。这与早十年出版的西村茂树编《妇女鉴》⑦之内外兼收、中西并列，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
应该说明，并非德富芦花对本国妇女的缺席毫无意识，《例言》第三则即以致歉的口吻提及：“泰西之名妇人，而为本编遗漏者固甚多，各种方面各种事业之代表人物，遗漏者亦复不少。况和汉妇人界当传之人亦不暇屈指。他日若有机缘，切望有为其作传之时。”而其预告终未践诺，相信在芦花眼中，发掘日本与中国杰出女性的典范价值实非当务之急。
为下文比较的方便，有必要先将《世界古今名妇鉴》各篇的目次开列出来；并且，考虑到晚清人名译音的歧义，故所录为日文原题：
有趣的是，迄今为止，《世界古今名妇鉴》并没有完整的译本，不过，书中叙述的三十余位女性的事迹，又确实经由反复的译介，多半在晚清知识女性中耳熟能详。即便就译笔而言，德富芦花激情洋溢、抒情色彩浓郁的写作风格，也成为独特的标记，使之区别于其他来源的译文，为晚清西方女杰传的书写增添了浪漫、壮快的别样情怀。
尽管笔者认为，在已往的研究中，《世界古今名妇鉴》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的阐述，但这不等于说，对该书与近代中国的关联无人察知。实际上，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本学者松尾洋二已最先在此用力。其《梁启超与史传》一文，便揭破了梁氏传诵一时的名文《罗兰夫人传》（罗兰夫人，Jean-Marie Roland,1754-1793），实出自《名妇鉴》中的《法国革命之花（罗兰夫人传）》。⑩松尾所发之覆虽只一端，笔者跟踪追击，从晚清女性史切入，却是收获良多。德富芦花所谓“其理虽然，不启不发”，用在此间，也很恰当。
女性语境中的《罗兰夫人传》
晚清西方女杰传记的译介，自然并非始于《世界古今名妇鉴》。起码在其成书前一年，由西方传教士创办于上海的《万国公报》，便已连续刊载过王文思翻译的四篇西妇传，内含女科学家、画家、慈善家等。(11)其中人物也有与《名妇鉴》重合者，但王氏既明言其“爱就英文女史报中译登《公报》”(12)，故二者之趋同处也只能谓为来源一致，均取材于西方，而非互相袭用。不过，这样的寻根究底，仍然无碍于《名妇鉴》之为晚清最重要的西方女杰资源库的地位与事实。
由于松尾洋二的探究，现在我们已可以知晓，最早将《世界古今名妇鉴》引进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乃是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梁文初刊于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7至18号，时间为1902年10月。其时距《名妇鉴》的刊行只有四年，身在日本的梁启超自然不难看到其书。
依据松尾洋二比勘的结果，收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的《罗兰夫人传》，“除了开头五行和结论部分的‘新史氏曰’，以及在正文中稍有改动以外”，基本上是德富芦花《法国革命之花》的翻译。而出于论题的需要，松尾文的中心也围绕此传在梁启超思想演进中的意义展开，结论是：“德富芦花的《罗兰夫人传》在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改良与革命’的大论战中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又通过梁启超使其成为东亚精神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13)论者因此又钩稽出梁氏《罗兰夫人传》流传到朝鲜的情况。
而如果将《罗兰夫人传》的译述仍然归位于《世界古今名妇鉴》系列，揭示其在树立女性楷模上的作用，则梁启超的添加与删改，甚至就是其中文译文本身，也自成典范，别具魔力。朝鲜译本的采自梁文而非德富芦花原作，已可为证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罗兰夫人传》，梁启超于开篇增写的两段文字便不但作为著名的警策妙语被不断记忆，同时也释放出新的意义。其言曰：
“呜呼！ 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国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临终之言也。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
罗兰夫人的临终遗言，在后文仍有表述。将其提前揭出，从梁启超的思想脉络考量，显然是为了突出对于暴力革命危害性的警告。而这一有特定政治内涵的话语，由于出现在标注为“近世第一女杰”的范本中，也成为普适于女性群体的格言而得到称述。《女子世界》尝辑录女性警句佳话成《新女诫》，梁氏《罗兰夫人传》中重复出现的此言便也脱离了原有的政治语境，而为编者摘录其中。(14)
不止此也，秋瑾遇难后，有意将其事迹与同样死于斩刑的罗兰夫人绾结一起的《轩亭冤传奇》，编剧者在自述写作缘起时，亦仿照“罗兰夫人何人也”诸句式而声言：“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秋瑾乎！秋瑾乎！中国规复女权第一女豪杰。”据此定义，在标题上，《轩亭冤》也一如《罗兰夫人传》的冠以“近世第一女杰”，而有“神州第一女杰”之命名。(15)而秋瑾为罗兰夫人精神传人一层意思，也在语句的摹写中呈现出来。
更有意味的是晚清流行一时的“国民之母”说，也与梁文不无干系。梁启超关于罗兰夫人为“拿破仑之母”、“梅特涅之母”、“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的譬喻，不但制造出了一段“拿破仑与梅特涅，一母所生，而一则为民权之先导，一则为民权之蟊贼”的“考试新笑话”(16)，其肯定罗兰夫人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一切之文明”的精神母体，也因推许奇高，加以造语新颖，而使人过目不忘。将这一与女性的生育能力相系连的伟人之母、文明之母的思路推广开去，导源于日本的称誉女子为“国民之母”的论说，也因得到罗兰夫人的生动佐证，而在晚清思想界迅速铺开。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晚清直接使用“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说法的，首见于金一（天翮）1903年闰五月（约当7月）完稿的《女界钟》。(17)稍早，则留日女学生何香凝撰写的《敬告我同胞姊妹》也有类似的表述：
且西谚曰：“女子者，生产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会之母也。”故女子为社会中最要之人，亦责任至重之人也。
耐人寻味的是，二人的论述中不约而同都出现了罗兰夫人的名字：或呼吁“我同胞，其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一如“当日罗兰夫人、美世儿、苏太流夫人者”(18)；或引述罗兰夫人（玛利侬）“吾等今日已不能救身，虽然，一息尚存，终不可以不救国”之言，而要求“善女子”以这些中西女杰为导师(19)。凡此，梁氏《罗兰夫人传》的印记分明可见。
当然，梁启超的比拟也并非横空出世，即在《世界古今名妇鉴》中，便已有“社会改良运动之母”的标题可供取法。不过，经由梁氏的尽情渲染，并以“近世第一女杰”置换掉原有的正题“法国革命之花”，再加上面向女性读者的上海《女报》（后更名《女学报》）的及时转载(20)，回归女性语境的罗兰夫人也作为爱国女杰的崇高典范，深植于晚清女界，而与德富芦花笔下那位一度激进的女革命家多少拉开了距离。
《新女诫》的编撰可为范例。篇中摘取罗兰夫人的警言总共四条，数量之多，仅拥有“圣女贞德”称号的法国奇女子若安(St.Joan of Arc,1412-1431)堪与比肩。而除前文已提及的关于“自由”的告诫以及《女界钟》引录的“救国”誓词，罗兰夫人尚有下述二则壮语：
在法庭审判时昌言曰：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欲，以身献诸人类同胞，而其报酬则待诸千载以后。
在狱中遗其爱女书曰：汝宜思所以不辱其亲者。汝之两亲，留模范于汝躬。汝若学此模范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虚生于天地矣。
其实，《新女诫》的写法并非班昭经典之作的翻版，其篇后用于补白的题句“东鳞西爪入我锦囊，暮鼓晓钟醒君大梦”(21)，概括最为准确。所取集锦与剪影的方式，将编者认为精华的片段展现出来，不见全人，却精神毕露。当然，摘录者的眼光也会对读者造成遮蔽，起码，四则语录均出自罗兰夫人政治立场转向反对暴民政治之后，便难免以偏概全之嫌。然而，我们却可以透过这样的剪辑，了解晚清人眼中的罗兰夫人的共相——用梁传中“新史氏曰”的说法，即是“志芳行洁、忧国忘身”，高尚的爱国女杰形象于此定格。
为理解梁启超译述的《罗兰夫人传》的感召力，还应该补充的一点提示是，在《新女诫》发表前一年出版的同样译自日文的《世界十二女杰》中，也有一篇专记罗兰夫人。但此“朗兰夫人”并未能从书中走出，甚至其译名也不敌梁氏的传之久远。《新女诫》的不予采录因此并非特例。毕竟，以德富芦花之作为主干的梁氏传记，合二人之才情笔力于一手，其能感动一世人心，自不待言。
《世界十女杰》的秘藏原本
晚清出版的单行本西方女杰传，以同为译作的《世界十二女杰》与《世界十女杰》二书为最先，均于1903年面世。其中前书为2月发行，比后作大致提早了3个月。(22)至于两书的来源，《世界十二女杰》很清楚，其同名原本由东京广文堂书店明治三十五(1902)年7月5日发行，作者署名岩崎徂堂与三上寄风；(23)而《世界十女杰》的出处则颇为含混，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按照编者在《例言》第一条中的说明：“是书以《世界十二女杰》为蓝本。”已然承认《世界十女杰》有取自日文本《世界十二女杰》之处，不过，后者显然不是该书唯一的源头。因此，尽管“近见广告中，知《世界十二女杰》一书已出”，这一中译本的刊行却并未使《世界十女杰》的作者放弃其已“于去年十月中译竣”的著作。而其“所以不辞重叠者”，自我解释是“以此书原系自著”。当然，晚清人对于“著”与“编”的界定远没有今日严格，故此间所谓“自著”，在《例言》中具体表述为：
是书内容，所记事实皆详搜博采，求之别书者十之七；而其文辞则悉出自己意以组织之。虽曰译编，实近于撰著矣。(24)
此话起码告诉我们，在《世界十二女杰》之外，作者还曾从其他著作中取材；并且，这样的素材占到了全书的一多半。因为是广采博收，再加上文辞自出，作者便有理由自许其书更“近于撰著”而非纯粹的“译编”了。
比较《世界十女杰》与《世界十二女杰》的人选，可以明显看出二书的差异。《世界十二女杰》列传的人物依次为：沙鲁土·格儿垤娘、加厘波儿地夫人（又译“马尼他”）、苏泰流夫人、路易·美世儿女史、如安·打克娘、朗兰夫人、俄国女帝伽陀厘、缕志·发珍逊女史、女王伊纱百儿、克路崎美苏女王（即依里琐比斯女王）、扶兰志斯娘、普国王后流易设；《世界十女杰》叙录的人物依次为：路易·美世儿、沙鲁土·格儿垤、独罗瑟女士、苏泰流夫人、络维恪扶夫人、傅蕚纱德夫人、马尼他、柰经慨卢、美利·莱恩、女帝伽陀厘。(25)也即是说，十人之中，只有路易·美世儿、沙鲁土·格儿垤、苏泰流夫人、马尼他及女帝伽陀厘与《世界十二女杰》相同，其他五人实已溢出《世界十女杰》明示的“蓝本”之外。若依照作者的说法，独罗瑟女士、络维恪扶夫人、傅蕚纱德夫人、柰经慨卢、美利·莱恩这五位西方女性，应属于其“详搜博采，求之别书者”。既为“博采”，“别书”当然不止一种。但笔者发现，《世界十二女杰》中失收的五人，实无一例外，均出自《世界古今名妇鉴》。其对应篇目如下：
ヲルヅヲルスの詩神
诗界革命军：独罗瑟女士
無官の露國全權大使（ノヴィコフ夫人）
外交家：络维恪扶夫人
英國女權論の勇将（フォセツト夫人）
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傅蕚纱德夫人
修羅場裹の天使
普救主：柰经慨卢
北米の教育家（メ一リ一、ラィォン女史）
北米大教育家：美利·莱恩
如此，尽管《世界十女杰》的编译者也可能参考了其他日本明治时期的出版物，而《世界古今名妇鉴》仍毫无疑问是其中最重要的源文本。
甚至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发现，除却沙鲁土·格儿垤与女帝伽陀厘，《世界十女杰》书中的其他八位人物，竟均与《世界古今名妇鉴》重合：上列五人外，尚有《无政府党女将军：路易·美世儿》之与《夜叉面の女菩薩（ルィ、ミセ一ル）》，《那破仑之劲敌：苏泰流夫人》之与《奈翁の勁敵（マダム、ド、スタアル）》，《红粉侠：马尼他》之与《英雄の妻（ガリパルヂ一夫人）》。编者所谓“求之别书者十之七”，以此看来，确实所言不虚。只是这里的“别书”，已从原文中的复数向单一品种《世界古今名妇鉴》倾斜。
实际上，由于日文本《世界十二女杰》出版在《世界古今名妇鉴》之后四年，岩崎徂堂与三上寄风在撰写时，极可能参考了德富芦花编辑的译作。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十女杰》编者的执意出版己作，原亦出于对《世界十二女杰》人物选择的不满。《例言》第一条即已尖锐指责，“其间又有无谓之人物，乃更删而补增之”。而其删去七人（其中因“《罗兰夫人传》已见于《新民丛报》中，兹特删之”(26)，属于特例），补增五人，一出一进，调整的数目均高达一半，可见在择录标准上，《世界十女杰》之近于《名妇鉴》而远于《十二女杰》。
而无论是《世界十女杰》，还是其有意隐藏的最重要底本《世界古今名妇鉴》，二书的编者在各自撰写的《例言》中，却无一例外，对选录原则全未作明确说明。《世界十女杰》另有一序，一则强调本书树立楷模的价值，认为女子教育应“立标本以为众目之趋”，并引用“时人”之论，“少年读传记书，为最有益，以其摄古人之影于脑，而能熔化其气质”，故决意将此书贡献给“欲于二十世纪历史上留一点遗迹”之“我同胞青年姊妹”；一则批评中国史书记载的女子，“有殉夫者，殉姑者，有殉父母者，其下有殉其所欢者”，“要之牺牲于一人，而非牺牲于全国”。此言如从背面理解，固然也可将“为国牺牲”认作《十女杰》的取录准则，但这明显只是其中之一，无法涵盖全体。倒是编者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斩钉截铁说出的“纵
尽列女、闺秀诸传，无以易我言也”(27)，可以让人明白，其所以弃中取外，乃是因为在他眼中，以20世纪新时代的要求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无一合格充当榜样。
至于《世界十女杰》认为合乎标准的外国女杰，以经由《世界古今名妇鉴》补进的五人为例，可略窥究竟。其中的独罗瑟（Dorothy Wordsworth，今译“多萝西”，1771-1885），乃是英国著名湖畔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妹妹。与原为《友姊友妹》之一则的《华兹华斯之诗神》相比，原本主要表彰独罗瑟激发其兄灵感、成就其文学辉煌的辅助之功，而《世界十女杰》另拟“诗界革命军”的标题，尽力凸显了独罗瑟自身创作的价值与独立性。络维恪扶夫人（Olga Novikoff，今译“诺维科夫夫人”，1840-1925）被德富芦花称为“无官职之俄国全权大使”，传记专写其以个人魅力与交际手腕，在俄土战争中，为促成英俄停战而奔走斡旋，《十女杰》因此盛赞其以一人之力而“保全其民族”。(28)被中日编者一致推许为“英国女权论之勇将”的傅蕚纱德夫人（Millicent G.Fawcett，今译“福西特夫人”，1847-1929），其所言所行对于晚清女性的典范意义不言而喻。柰经慨卢即中外闻名的现代护理专业与护士职业的开创者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十女杰》的编译者以“普救主”置换掉更具文学色彩的“修罗场里之天使”的正题，显然是为了直截明快地倡导仁爱精神，表达“吾将以此仁慈之事业告同胞”、“吾将以此仁慈之职任责同胞”(29)的热望。美国女教育家美利·莱恩（Mary Lyon，今译“玛丽·莱昂”，1797-1849），一生致力于教育，尤以创立女子大学垂范久远。《十女杰》为充分体现对莱恩的崇敬之情，亦径自改动墓碑文字，尊其为“全米（按：即“全美”）国民之母”(30)。
由上举各文可见，《世界十女杰》一如《世界古今名妇鉴》，都努力在为之立传的女杰事迹中，发掘出于今日女性思想、品格的再造有所助益的成分。并且，其示范对象也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在《北米大教育家：美利·莱恩》近结尾处，作者有一段直接面向读者的呼吁：
吓！听者：吾草斯传，有革命家，有外交家，有政治家，有文学家，其声则哄哄矣，其事则伟大矣。或凭其位，或凭其家世，或凭其才，皆足以崭然见角于世界。至若一无所凭，而停辛伫苦，独能造伟大无疆之盛业，如莱恩者，呜呼，其亦可以起矣！其亦可以起矣！(31)
因此，《世界十女杰》之荟萃各类女性杰出人物，也意在为晚清女界提供多种多样的取法典则。
不过，在记述这些足为中国女性表率的西方女杰生平事业时，作者强烈的教诲意识，也常常诱导其离开原文，按照中国的现实情景加以发挥、直至创造。上述篡改美利·莱恩的碑文，即为一例。而通过《诗界革命军：独罗瑟女士》的改编，亦可以窥见作者如何将革命思想融贯于全书。
本来，敏感、爱好大自然的多萝西对政治并无兴趣，《华兹华斯之诗神》也未在此用力。传记的命名来自文中的如下描述：“彼（按：指多萝西）自信乃一诗神，亦信其兄应为诗人。彼欲知以其呼吸吹入华兹华斯之笛时，可发出何等声音。”(32)《世界十女杰》的编译者显然觉得这样的直译冲击力不够，因而不只把“革命”二字搬上了题目，并且也将原作所记以优美的散文见长的女作家，径自改造成为以诗歌鼓动革命的女诗人。
传中写独罗瑟获知法国大革命爆发，“乃呆立若木鸡，移时欷嘘曰：‘我英吉利登天竟让人先，虽然，成佛岂肯居人后哉！’”于是毅然撕碎其刚刚获得的大学毕业证书，对其兄言：“妹不愿持此片纸，在不平等世界中为一乞食儿！愿兄扶我纤弱之质，同投身于革命火中。此妹至死不易之目的，舍兹无他希望矣。”如对照原文，可知从大学毕业，受到法国大革命激情感染的乃是其兄威廉·华兹华斯，而非多萝西；即使如此，威廉也并无扯碎文凭的举动。《十女杰》的移花接木，更有添加，显然是考虑到其读者对象本设定在“我同胞青年姊妹”。接下来的情节则完全是无中生有：
独罗瑟被界外之风潮一冲击，而其爱平等、爱自由之血益炽。然无所发泄，遂托于诗以嘲以吹。呜呼！芰衣湘水，而英吉利之现象盖因之一大变。
……独罗瑟复以己之目的，徧［编］为极清浅之俚歌，口授村儿童唱之，复作诗歌和以铁笛，闻者莫不且奋且惭。呜呼！盖天之木，其发生之原子，仅在一纤芥耳。独罗瑟乎，其为国民请命乎，吾知其功不在威灵格儿下也。
为强调独罗瑟的诗歌对于英国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竟不惜以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改变欧洲历史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相比拟，如此生花妙笔，实在令人讶异。而对于这样超脱历史的改写，作者似也略感不安，故最终又假借独罗瑟的焚稿，解释其诗作“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但即便如此，在拟写焚稿前的自叹时，独罗瑟所言也完全落在了中国语境中：
今日诸君竞以革命为口头禅矣，据此即我英吉利人死不可变之奴隶性根也。予自啮其舌，从今再不为虚空界上大言阔论。(33)
这些专门为中国读者量身打造的情节与言语，就作者一面考虑，自然是为了在一种异文化的情境中，拉近传主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将编译者的革命情怀直接传达给读者，以期引起强烈的共鸣。于是，一篇文学家的传记就这样被改造成为革命思想的载体。
独罗瑟传记的改编尽管足以体现译者的政治理念，却不能算成功，因为那些虚构的部分距离史实太远。相比而言，《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傅蕚纱德夫人》的编译处理则较为高明。并且，若论及《世界十女杰》对于晚清思想界的独特贡献，此篇应首屈一指。实际上，福西特传在《世界古今名妇鉴》一书中并不显眼，总共484页的正文，该传仅占4页，不过是《欧洲政界三女杰》之一。但其人入选《世界十女杰》后，地位与声望无疑已大为提高。
傅蕚纱德夫人传仍保持了编译者夺他人之笔、抒一己之情的“撰著”特色。不过，一些严重的事实错误，也暴露出其人的日文水平实不见佳。《世界古今名妇鉴》明明记福西特夫人结婚之日，丈夫已为盲人，故传文称，夫人是这位经济学教授、英国国会议员“多事一生之光与杖”(34)。《世界十女杰》述傅蕚纱德先生目盲，却是发生在结婚以后、选举之时，因其“有当选之资格，反对党大恐，乃买凶儿于路傍眯其目”(35)。此处或许尚可以“其间所搜，尝有与原书互错处，见闻弇陋，不能得确实考据”(36)的编者告白含糊过去；但其叙傅蕚纱德夫人的结局，乃是陪丈夫“乘快马赴会争选，中途以堕马逝”(37)，则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误译。实则原文写福西特夫人于竞选中“落馬絕息”事，句首本冠以“曾て”（曾经）(38)，故所谓“绝息”也只是一时晕厥，并非逝去，意思还是相当明了。何况，其人直到1929年方才谢世，当《十女杰》出版之日原自健在。应该说，此类误读在晚清其实并不罕见。为满足国人迅速、大量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的渴求，粗率的“豪杰译”作品也应运而生。
尽管在一些基本事实上出现失误，《世界十女杰》却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是作者对傅蕚纱德夫人女权思想的阐发，实为篇中最值得珍视的笔墨。德富芦花虽然也称誉福西特夫人为“英国女权论之勇将”，但除传记开篇概括其“以妇人参政之主张者、文笔畅达之论说家、明快简洁之经济书著者知名”(39)外，对其女权论说并未作任何描述，真正落在女权运动上的文字也十分有限，倒是将主要篇幅留给了对盲人丈夫的帮助、擅长演说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的叙写上。《十女杰》作者于是当仁不让，大力驰骋想象，使傅蕚纱德夫人作为“提倡女权之勇将”变得名副其实。她结婚之前已具独立自尊意识：
夫人不好修边幅，遇傅粉薰香事，乃大声诋斥之曰：“吾生也有至尊无二与世界平等之权，何持此
狐鬼之具，将以媚人乎？抑以自媚乎？媚人者奴隶，自媚，我即为我之奴隶，抑何自居于卑贱乃尔！”
定情之夕，亦告其夫君曰：“妾以仰望于君者，惟君为奴隶界外之人耳。”婚后，傅蕚孽纱德夫人更以绝大精力从事女权运动，不但“绞其汗血，组织一‘妇女议政社’”，发表演讲，“大声疾呼，以为英吉利女人皆禽兽牛马不若”；而且在社团被迫解散后，又“著《女权论》”，“三年始脱稿”。按照《十女杰》的介绍，此书应为英国女权史上的经典之作：“先是英吉利曾未有提及女权问题者，及其书行于世，而全国之气象乃一大变。经八月，其书再版者百五十余次。”(40)诸如此类的言行，均不见于德富芦花的原作，却又属于规定情境中的应有之事，故尚属合情合理。
尤其令人记忆深刻、过目难忘的，还是《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傅孽纱德夫人》仿照梁启超译述《（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之法，在正传开始前揭出的一段警句：
夫人之言曰：“女子者，文明之母也。凡处女子于万重压制之下，养成其奴隶根性既深，则全国民皆奴隶之分子而已。大抵女权不昌之国，其邻于亡也近矣。”(41)
这很可能是编译者制造出的格言，日后在晚清女权论述中被不断征引。与《世界十女杰》同年出版的金天翮著《女界钟》，已在书中称引此言，并以英国女界之进步，激励中国女性奋力挣脱奴隶地位：“然则十八世纪英国女子之奴隶根性，不弱于中国，其有今日，夫人之赐也。”因此夸赞“夫人其女界之明星，奴界之救世主”。金氏不仅表示自己要效法傅蕚纱德夫人，“热心锐志，欲救中国女子于奴隶世界，下放奴之令”；而且呼唤“善女子”“誓为傅蕚纱德夫人”，明白“汝之身，天赋人权完全高尚神圣不可侵犯之身也；汝之价值，千金之价值也；汝之地位，国民之母之地位也”。可见傅蕚纱德夫人已经立竿见影地进入中国“女子之师”(42)的行列。随后，晚清激进的女权论者柳亚子，也在《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与《哀女界》(43)中一再引述同一段话，使其言作为激发晚清女性争取自由独立与男女平权的警钟与号角，产生了极大的现实效应。
倘若以忠实于原著衡量、要求，《世界十女杰》无疑属于不及格的失败之作，单是独罗瑟与傅蕚纱德夫人二传，其中脱离原文的“自著”便都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可恰恰是这些添加、编造的成分，在晚清“女界革命”的论述中获得了最多的回声。(44)就此而言，其在可信度上的缺失，却因提升了思想的高度，切合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反而造就了其超乎一般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假西方女杰之口道出的革命箴言、假西方女杰之手作出的伟大功业，俨然已成为中国女性解放所汲取的精神源泉与行动榜样。(45)由此推测《世界十女杰》编者之所以不肯透露该书与《世界古今名妇鉴》之间存在的译介关系，也应该是因为其已移步换形，本意实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而在将来自日本的西方女杰传，改造成为适合晚清女子的思想启蒙读物这个目的上，可以说，它已经是大获成功。
女报传记栏的隐身作者
自1898年7月24日《女学报》在上海创刊，为中国妇女报刊史揭幕，继之而起的众多女报以其精彩纷呈，已然构成晚清女性生活中的亮点。从创办伊始，演述中外女杰事迹、“以作巾帼师范之资”(46)便成为晚清多数女报的自觉选择，为此设立的“传记”或“史传”栏，集中向中国女界介绍了大批杰出女性的伟业豪言。(47)而追溯其中西方女性传记的文本来路，《世界古今名妇鉴》仍不容回避。
不过，与《世界十女杰》的尚承认有“蓝本”、为“译编”不同，晚清女报中发表的外国女杰传，除极少数篇目外，均已各自标明作者，完全抹去了与原作之间的关联。并且，随着来源的增多，一篇用中文写成的传记已可以参考多种文献，早期那种一对一的适译越来越少见。因此，为其时女报“传记”栏出现的西方女杰寻找叙事原文本，也变得相当困难。出于慎重，下文将只讨论以《世界古今名妇鉴》为主要依据的传文，仅有个别段落借用者不在考虑之列。
述及《世界古今名妇鉴》于晚清女报的首次亮相，最先被提到的刊物应是陈撷芬1902年5月在上海续出的《女报》（《女学报》）。尽管由于稿源不足，该刊尚未设置固定的传记栏目，但从已经出版的十三期杂志看，陈氏有意识地组织此类稿件的编辑意图还是清晰可见。由其执笔、改作白话体的《世界十女杰演义》已开始连载(48)，此外，以正规传记体裁介绍的西方女杰则有美国的批茶女士（Harriet Beecher Stowe，今译“斯托夫人”，1811-1896）、法国的罗兰夫人、德国的俾士麦克夫人（Johanna von Puttkamer，今译“俾斯麦夫人”，1824-1894）与英国的涅几柯儿（即“南丁格尔”）。其中，《批茶女士传》录自《选报》(49)，《罗兰夫人传》原出《新民丛报》，《俾士麦克夫人传》初刊《大陆报》(50)，真正属于首发的只有《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51)后二作已明确归于“译件”栏，转载之文虽一入“论说”、一入“附件”栏，却均为译文，由此可以看出早期西方女杰传以翻译为主的大趋势。
除去前文已经提及的梁启超著名的《罗兰夫人传》与德富芦花《法国革命之花》的渊源关系，《女报》（《女学报》）所载与《世界古今名妇鉴》相关的尚有《俾士麦克夫人传》。这篇在《大陆报》“史传”栏刊出时即无任何署名的传记，实译自该书《政治家之妻》中的第一则《俾士麦夫人》。与原本对照，晚清译文中常见的删节、移动与添加无一不有，不过，放在当日，此传已可算是尽力贴近原文的译作了。
该篇对俾斯麦克夫人的描画，也涉及女性独立的话题，如记其致英国某女士书中言：“妾每以不与姊同国为憾。何则？盖吾国无妇人自由运动之余地故也。”如果换成《世界十女杰》的编者，可以想象，一定会有许多情节就此发生。而尽管接下来原本与译文之间出现分歧，原作清楚地表达出，造成俾斯麦夫人遗憾的主因乃在丈夫：“夫人实有其荣誉心。然正如其时日尔曼帝所称：‘日尔曼妇女均需效仿皇后修三事：教会、孩子、料理家政。’以如此之日尔曼，尤以如忌讳蛇蝎般忌讳皇太后参与政治之俾斯麦掌管之家中，夫人显无满足此荣誉心之机会。夫人知命安命。”(52)译文却在日耳曼帝之言后，改写为：“后皇太后以三者俱有关系于政治，沮止之，夫人闻之殊不介意。”抱怨的对象已转向皇太后。但无论如何，女权运动显然不是作者与译者关注的重心。因而，传记以最多篇幅叙写的仍是俾斯麦克夫人幸福的家庭生活。
不过，所谓“幸福”，当然还是落实在妻子对于政治家丈夫的扶助上。从出嫁前的父母“知其无赖状”拒婚，而俾斯麦克夫人偏能慧眼识英雄，“独慕其为人，固请于父母”，婚姻始谐；一直到晚年，夫人始终陪伴在有“铁血宰相”之称的夫君身旁，“备尝危惧忧疑之苦”，实为俾斯麦在政界大展宏图的坚强后盾。传记由此展开的抒写，在作者是完全不惜笔墨，在译者也丝毫不嫌辞费。或称：“公出则登焰腾腾之发言台，而肆其舌战；归则入平和家庭，以享平和幸福。忽而浴身战场，忽而画眉绣阁。其惊天动地之事业，腥风血雨之生涯，每擘画于喁喁私语之时，亦奇矣。”或称：“公于户外之设施，不厌谲诈，独于家庭则温温君子，示人以最佳之模范。夫妇相处者四十七年，相爱如一日。”甚至为尽力渲染其爱情浓深，原文中“公断无不思日耳曼之日，于夫人亦同”，亦被改译作：“盖公有不思日耳曼之日，而断无不思其夫人之日也。”私情已不可想象地被俾斯麦置于国家之上。而最具画龙点睛意味的则是如下之言：
公爵一生遭际，其间大波澜屡起不一，而有静波澜之一港者，则公爵之家庭是也。然为公挥香汗，竭姣［娇］喘，停辛贮苦，以筑成此港者谁？夫人也。公爵一生之大运动，大策略，大雄图，大演说，其原动力固有在，初非公一人能演此种种离奇光怪之活剧也。原动力者何？夫人也。
尽管这些抒情性的描写很少史实成分，却构成了全篇的基调，反复咏叹，并经由译者附加的香艳陈词极力渲染，令人记忆尤为深刻。
由此，《俾士麦克夫人传》要告诉读者的是，女性并不一定需要直接从政，只要像俾斯麦克夫人那样，“以家为国，以家政为国政，能以其心电，成就公一生事业”，便可谓之“政治的夫人”（原文作“政治的妇人”），人生价值也因此可以得到提升与彰显。为了强调这一点，译者甚至改变了原作以俾斯麦夫人与英国首相格莱斯顿(William E.Gladstone)夫人相提并论、许为“双美联璧”(53)的结尾，而径称前者为“近世妇女界之唯一英雄”，评价之高无以复加。回头来看，被《女学报》编者删去的原译文开篇一段记述俾斯麦夫人去世之时的巨大哀荣，欧洲各国元首的唁电纷驰与报界的一致悼惜，倒是不该省略的前奏，起码可以让中国读者了解传主确切的卒年。
陈撷芬主编的《女报》（《女学报》）发刊之时，中国社会化的女子教育刚刚兴起。即使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到1902年年底，国人自办的女学堂也不过先后出现了三所。(54)因而，《女报》自觉以倡导女学为主导，赞同培养贤母良妻的教育宗旨，原很顺情合理。其选录、转载《俾士麦克夫人》即见此意。至1904年1月《女子世界》在沪上发行，“女界革命”思想已风云初现。前一年以《女界钟》行世因而获得女学界敬重的金天翮，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于是及时地提出了“振兴女学，提倡女权”(55)的口号。在此背景下，首先于女报开设“传记”栏的《女子世界》，也有了与《女报》（《女学报》）不同的侧重点。
以主编丁祖荫（号初我）而言，其在“传记”（后改称“史传”）栏的三次出场，推出了四位西方女杰。而列于《妇人界之双璧》中的扶兰斯德（Frances Willard，今译“威拉德”，1839-1898）传，毫无疑问是取材于《世界古今名妇鉴》的改编之作，其原本为《社会改良运动之母》中的《威拉德夫人》。虽说是“改编”，如与《世界十女杰》相比，这篇题为《黑夜之明星》(56)的传记改动的幅度其实不大。减省之外，基本事实的叙述仍然遵依原作，只是文辞确自己出，故少有翻译的痕迹。
省略的办法是撷取精华。关于扶兰斯德20岁以前的经历，《世界古今名妇鉴》用了近6页的篇幅，《黑夜之明星》却浓缩为11行。原文中诸如威拉德生来美丽、体弱，少年时受到母亲鼓励的好提问，搬家后之亲近自然、任意嬉戏，兄妹五人夭折其二，凡此，到了丁祖荫笔下，仅剩下“扶娘处和乐之家庭，受母君完善自由之教育”两句话。而扶兰斯德早年生涯中被认作“预播他日成功之种子”、能够显示其“生有组织的性质”的两项游戏，办家庭报纸与造成一“庶务毕举”的“缩影之小都市”，倒无一遗漏，全部保留，且构成此节叙述的主体。如此分配笔墨，扶兰斯德毕生从事的妇女禁酒运动才能成为传记的中心事件，得到充分张扬。
虽然作为世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晚清译为“万国妇人矫风会”）的创办人与第一任主席，威拉德的主要业绩在使得戒酒有益经过强力推广，逐渐达成社会共识。不过，其于此之外的贡献也还多多。《世界十二女杰》已概括为：“而其所执之事业，不但组织禁酒会而已；普及监狱改良，小学校之完成，妇人风俗一般之改良，丑业妇之扑灭，万国平和运动等，于社会上有企图百般改良之势。”(57)许之以“社会改良运动之母”，正是名副其实。如此丰功伟业已足够令人惊叹，可丁祖荫仍以为不足，他显然更欣赏德富芦花的别有会心。因此在取材时，丁氏也舍近求远，放弃了更方便利用的译本《世界十二女杰》中的《扶兰志斯娘》，而远取《世界古今名妇鉴》作为蓝本。
比对两个文本，不难发现，其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黑夜之明星》一如德富芦花的原作，在表彰禁酒活动的同时，也特别看重扶兰斯德倡导女权之功。传文追述其投身禁酒运动的初期，对此已有明确意识：
扶娘起任书记时，大发展其活动之新手腕，熟思运动禁酒之前途，必以妇人得选举权为结果。一意欲达此目的，出而提议于大会之席上；而会长及全体会员，俱一意反对之。扶娘固确然自信，屹不为动，特不欲以此妨害禁酒之事业，致启其骚动。
为此，受到挫折的扶兰斯德自1878年起，十年间，“奔走风尘”，“凡联邦诸州中，自一万以上人口之都府，至五千人口之市村，游说殆遍”。甚至某一年中，即“遍访星章旗下四十四州、五处之直辖地”。而所有这些奔走游说，都关乎女权：
扶娘之演说也，每以禁酒事业，与妇人选举权并举，盖以主张女权之论，最易为世俗所风靡者。扶娘一生之目的，一经发布，世界之潮流，即随之而暗涨。自扶娘游说归来，而会中全体已大易其倾向，至今遂为二十世纪之一问题。
如此描述虽未必确切，但“女权”确为其时《女子世界》关注的一个中心话题（另一为“女学”）。实际上，上述关于女权论最易耸动听闻及以下诸言，除“会中全体已大易其倾向”一句有文本依据(58)，其他均为丁祖荫出以己意的补充理解。而女权“为二十世纪之一问题”的发明，正可与丁氏在同一杂志上称“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59)的说法相呼应。
比较而言，1907年2月创刊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从主编燕斌到其他撰稿人，多半为留学日本的女学生，其取用、移译日本的出版物，自然更为便易。不同于《女子世界》之外国女杰与祖国古代女界伟人交相辉映，《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史传”（“传记”）栏所选人物，原本与日本明治年间的“世界女杰”或“世界名妇”的概念一致，即均以排除本国的西方为“世界”。只是因为刊物出版到第5期时，燕斌要将其为“最亲最近”、“友爱之情，有逾骨肉”的闺友罗瑛所作传文放入(60)，方才打破了西方女杰的一统天下，但这仍然不能冲淡明治女性读物在此栏目中的浓重投影。
按照《社章录要》标举的“本杂志主义五条”，《中国新女界杂志》乃首重“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与“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61)据此，介绍西方女杰事迹实为题中应有之意。而受到其时正在日本流行的国家主义学说影响，燕斌办刊的终极目标实集中于造就“女国民之精神”(62)，故自表：
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杜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是这四个大字。本社《新女界杂志》从第一期以后，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翻覆解说这四个大字。(63)
这一既定立场使该刊在人物选介上也自成一格。
与《世界古今名妇鉴》相关的篇目，为杂志最后一期所载之《俄国女外交家（无官之全权大使）那俾可甫夫人》与《法国新闻界之女王亚丹夫人》。(64)二文作者均署名“振帼”，实则与丁祖荫相比，其人可算是更忠实的译者，甚至晚清译作中常见的大段删略，在其笔下也很少出现。两篇传记中，“那俾可甫夫人”即《世界十女杰》所称之“络维恪扶夫人”，与亚丹夫人（Juliette Adam，今译“朱丽叶·亚当夫人”，1836-1936）一起，同属于德富芦花眼中的“欧洲政界三女杰”行列。所谓“无官之（俄国）全权大使”以及“法国新闻界之女王”，正是《名妇鉴》二传正题的直译。《中国新女界杂志》于《欧洲政界三女杰》中，偏偏舍去为《世界十女杰》看重的福西特夫人，而补入亚当夫人，适可见其别有会心。
无可否认，诺维科夫夫人与亚当夫人确有许多共同处：二人均擅长交际，有文学才华。前者“尝者［著］有《俄罗斯及英国》一篇，公之于英国新闻”，大获赞赏，并有“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之英译”以及“关于时事问题寄书、论文数十篇”，被作者及译者许为，“以一纤纤女子，身兼数役，忽而为外交家，忽而为文学家，忽而又为一种之新闻记者”，实足令男子愧死。(65)后者更“善属［著］小说，而大小说家乔治孙（按：即乔治桑，George Sand）女史之高弟也”。其政论影响尤大，所主持之《近事评论杂志》，被称为“法国新闻杂志中之最有势力者”，难怪作者与译者一致赞赏：“彼为新闻记者，固可为后世女子之模范；而彼为政论家，亦大可为世界妇人之表率矣。”(66)
不过，二人受到译者振帼特别之青睐的缘故，还在其能以个人才干，为国效力。那俾可甫夫人于俄土战争爆发、其弟殉国后，始“发愤誓欲以一身纾国难”，而其生涯亦“自优闲之时代，乃一转而入于爱国者多忙之时代”：“自兹以往，自始迄终，凡历十八星霜，那俾可甫夫人，由俄往英，由英反俄，不知其几何次。英俄间每一问题起，夫人必亲诣伦敦，吮笔张舌，所陈述、所发挥，无往而非尽力于祖国也。”以致“有评之者曰：‘当英俄之争，夫人一身之力，殆优于精兵十万。’”作者亦推崇“其于国家有长城之功”。而亚丹夫人对法国之重要性一如那俾可甫夫人：
……彼以一枝之笔纵谈时事，议论风生，而卒翻甘必大（按：即Léon Gambetta）之余波，鼓舞民心，激扬报复之情，主张强硬之外交政策，而常刺戟当时之政府。俄法同盟之成，彼与有力焉。
在作者看来，亚当夫人“立于欧洲舆论之旋涡里，而俨若为法国辩护士之一人”，其功亦伟。虽然在现实政治中，二人一主英俄联盟、以存俄国，一主俄法同盟、对付德国，政见不免歧异，但其出发点均在卫护国家利益，却是毫无二致。
应该承认，抛开正义、道德，只讲国家至上，在国际关系中实带有极大危害性，乃是强权国家为动员国民、对外扩张一再祭起的法宝。而国家主义在晚清的盛行，其心理基因则主要出自国人对老大帝国起衰为强、抵抗外侮的殷切期盼。在此意义上，德富芦花一段总结性的话语，才会被译者稍加改动，用作结穴：
呜呼！时至近代，欧美几千万(67)妇人中，能间关出入于堂堂之政治（家）之间，而真有裨于社会、有益于国家者，二人而已：其一俄之那俾可甫夫人，其二法之亚丹夫人。(68)
值得注意的是其改易处，即以“有裨于社会、有益于国家”，取代了强调个人才能的“不落人后之左议右论、前辩后说”(69)，可见译者念兹在兹的中心大意，实在此不在彼。而福西特夫人之所以被召唤“女国民”的《中国新女界杂志》译者除外，自然也是因其仅为提倡“女权论之勇将”，与有益国家尚有一间之隔。
假如不考虑文本关系，单从人物选择考量，上述三种女报刊载的西方女杰传，以《女报》（《女学报》）与《世界古今名妇鉴》的重合度最高，所录四人全在彀中。其次则要数及最贴近日语环境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六期刊物发表的九篇传记中，有奈挺格尔（即“南丁格尔”）、梨痕（即“玛丽·莱昂”）、若安、那俾可甫夫人与亚丹夫人五人在其内。(70)而以重新发现与阐释中国古代女杰事迹为主的《女子世界》，总共出刊18期，只有七篇的传主为泰西女性，其中的南的搿尔（即“南丁格尔”）、海丽爱德·斐曲士（即“斯托夫人”）与扶兰斯德三位，却也为《名妇鉴》中人。(71)再加上《世界十女杰》的十中有八，《世界古今名妇鉴》所录西方女杰为晚清国人所介绍者，至少已达14人。这些人物包括：政治家罗兰夫人，革命家路易·美世儿，政治家之妻俾斯麦克夫人，救国女杰、军事家若安，社会改良运动领袖扶兰斯德，英雄之妻马尼他，护士南丁格尔，教育家美利·莱恩（梨痕），文学家批茶（海丽爱德·斐曲士）女士与独罗瑟，政治活动家苏泰流夫人，外交家络维恪扶（那俾可甫）夫人，舆论家亚丹夫人，女权运动领袖傅蕚纱德夫人。与原书目录对照，还可以发现，诸如贤母、艺术家、科学家、皇后，则很少进入中国译者的视野，这当然不会是无意的疏漏。而在此取舍之间，也正映现出晚清女界典范的需求指向。
如上所述，出版于1898年的《世界古今名妇鉴》进入近代中国的方式确乎不同寻常，起码自1902至1907年，此书的中文翻译一直在陆续进行；然而，所有的译文都不约而同地隐瞒了脱胎于原作的事实，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在场的隐身人。而该书之所以会被晚清译者看中，很大程度上与其使用了中国人易于阅读的日本“汉文调”文言体(72)有关。充盈书中的浪漫的文学气息亦极富感染力，恰好能够激发与应和其时先进知识者的心律与脉动。而其汇录西方女杰人数之多，在日本同类传记作品中也是一时无双，为移译与取用提供了最大便利。尤为重要的是，德富芦花选录人物的眼光，与晚清女界的现实需求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这样，在不出名的情况下，来自日本的《世界古今名妇鉴》，反而以其“百变身”融入中国语境，直接参与了晚清女性寻求独立解放的思想历程。
收稿日期：2008-10-06
注释：
①参见並木仙太郎、田中幸二郎编：《年譜》，“现代日本文學全集”第四编《德富蘇峰集》，東京：改造社1930年版，第570-571页。另见［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李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页。
②冯自由：《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革命逸史》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2页。
③《绍介新著·十九世纪外交史》，《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
④《例言》，蘆花生编：《世界古今名婦鑑》，東京：民友社1898年版。德富芦花在《例言》中称：“篇中《奥尔良少女》、《科学之妇人》、《友姊友妹》为宫崎湖处子君之笔。《北美教育家》为三宅天水君之笔。《贤母》中之《卫斯理之母》为冈田紫樱君之笔。在此明记以详其责。”实则《画家》一篇署名“黄花女史”，也应不是德富芦花的作品。又，本文引用的日文资料翻译得到了陈爱阳与邵迎建的帮助，特此致谢。
⑤德富蘇峰：《弟德富蘆花》，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年版，第100页。松尾洋二也认为：“果如德富苏峰所说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德富芦花的史传已超越了今天的‘翻译’的狭窄意义，可说得上是一种著述。”（《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⑥［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李民等译，第15页。
⑦西村茂樹编纂：《婦女鑑》，東京：宫内省藏版，明治二十(1887)年。
⑧题目误作《グラツドスン一ト夫人》，据正文改。
⑨人名误作“マリア、ミツチェル，据正文改。
⑩见松尾洋二：《梁啓超と史伝——東アジアにぉける近代精神史の奔流》，狭間直樹编：《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版，第273-278页。
(11)王文思译：《天文女史汉嘉禄林传》、《法国女画史濮耨氏小传》、《丹国许美门女伯小传》、《翕尔嬁善女创立代养婴孩院记》，《万国公报》第101、104、107、109册，1897年6、9、12月，1898年2月。
(12)王文思译：《天文女史汉嘉禄林传》。
(13)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65、273页。
(14)见尚声：《新女诫》，《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
(15)萧山湘灵子（韩茂棠）：《（神州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初刊1908年《国魂报》，亦载《女报》临时增刊《越恨》（第1卷第5号），1909年9月。关于罗兰夫人对秋瑾的影响，笔者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章第五节有专门论述，可参看。
(16)《考试新笑话·拿破仑与梅特涅同母》，《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17)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一节“绪论”，第13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初版，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再版。其中柳人权（柳亚子）的《后叙》作于癸卯闰五月，应为《女界钟》刚刚完稿时。
(18)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第4期，1903年6月。
(19)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一节“绪论”、第九节“结论”，第14、93页。
(20)见《女报》第8、9期，1902年11、12月。转载时未署名，亦未刊完。
(21)尚声：《新女诫》、初我《新女诫》，《女子世界》第3、4期，1904年3、4月。
(22)日本岩崎徂堂、三上寄凤合著：《世界十二女杰》，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2月版；《世界十女杰》，未署作者姓名及出版信息，根据1903年5月31日《苏报》广告《〈世界十女杰〉出版》，推知其大约同年5月出版于上海。有关晚清中外女杰传的情况，参见笔者《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23)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的《世界十二女杰》译本中，三上寄风误署为“三上寄凤”。
(24)编者《例言》，《世界十女杰》1903年版，序第1-2页。其中“译竣”原误作“译竢”。
(25)所有人名均保留原书题目中称谓。
(26)编者《例言》，《世界十女杰》，序第1页。
(27)编者《序》，《世界十女杰》，序第1页。
(28)《外交家：络维恪扶夫人》，《世界十女杰》，第29页。
(29)《普救主：柰经慨卢》，《世界十女杰》，第47页。
(30)《北米大教育家：美利·莱恩》，《世界十女杰》，第57页。
(31)《北米大教育家：美利·莱恩》，《世界十女杰》，第57页。
(32)
美生：《友姉友妹》之二《ヲルヅヲルスの詩神》，《世界古今名婦鑑》，第426页。
(33)《诗界革命军：独罗瑟女士》，《世界十女杰》，第18-19页。
(34)《歐洲政界の三女傑》之三《英國女權論の勇將（フォセット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359页。
(35)《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傅蕚纱德夫人》，《世界十女杰》，第34页。
(36)编者《例言》，《世界十女杰》，序第1-2页。
(37)《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傅蕚纱德夫人》，《世界十女杰》，第35页。
(38)《英國女權論の勇將（フォセット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360页。
(39)《英国女權論の勇將（フォセット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358页。
(40)《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傅蕚纱德夫人》，《世界十女杰》，第33-34页。
(41)《英吉利提倡女权之勇将：傅蕚纱德夫人》，《世界十女杰》，第32页。
(42)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五节“女子教育之方法”、第九节“结论”，第45、93-94页。
(43)倪寿芝：《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亚卢：《哀女界》，《女子世界》第3、9期，1904年3、9月。前文实为柳亚子代笔之作。
(44)柳亚子在《哀女界》中亦曾援引由《世界十女杰》编者创造出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何事罪孽，而乃组织不平等之世界”（《诗界革命军：独罗瑟女士》，《世界十女杰》，第17页）之言。
(45)署名“潜诸”的江苏同里明华女学校学生孙济扶，曾在《女子世界》第10期（1905年2月）发表《读（世界十女杰）》一文，充分表达了仰慕、追步西方女杰的心声：“呜呼！女杰女杰，读君建伟业、立大勋之传，记诵君临危难、当剧敌之遗嘱，使吾心碎神驰，梦游十九世之欧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不谓壮哉！……我姊妹所处之境，视彼女杰，同病相怜。夫盍不振袂而起，以步诸女杰之后尘，逐群胡，雪国耻，为我汉族竞胜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
(46)《本馆告白》，《女学报》第1期，1898年7月24日。
(47)关于晚清女报传记栏的情况，可参考笔者《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一文。
(48)楚南女子：《世界十女杰演义》，《女学报》第2年第4期，1903年11月。因杂志停刊，此连载仅见一期。
(49)《批茶女士传》，《女报》第3期，1902年7月；原署“友人译寄、观云（按：蒋智由）润稿”，刊1902年6月《选报》第18期。
(50)《俾士麦克夫人传》，《女学报》第2年第3期，1903年5月；初刊《大陆报》第3期，1903年2月。引文取自《女学报》。
(51)乾慧译述、智度笔受《英国女杰涅几柯儿传》，《女学报》第2年第4期，1903年11月。
(52)《政治家の妻》之一《ビスムアク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114-115页。
(53)《政治家の妻》之一《ビスマアク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114、117页。
(54)此三所女学堂为中国女学堂（又名中国女学会书塾，1898年起）、务本女学堂与爱国女学校（均为1902年起）。其中中国女学堂至1900年停办。
(55)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
(56)初我：《妇人界之双璧·黑夜之明星》，《女子世界》第12期，1905年5月。
(57)岩崎徂堂、三上寄凤合著：《扶兰志斯娘》，赵必振译，《世界十二女杰》，第91页。
(58)见《社會改良運動の母》之一《ゥィルラ一ド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137页。原文意为“大会对妇女选举权之反对亦渐次消失”。
(59)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4月。
(60)炼石：《罗瑛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1907年6月（实际大约8月出版）。
(61)《社章录要》，《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3月。
(62)炼石：《发刊词》，《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1907年2月。
(63)炼石：《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1907年2月。
(64)振帼：《俄国女外交家（无官之全权大使）那俾可甫夫人》、《法国新闻界之女王亚丹夫人》，《中国新女界杂志》第6期，1907年7月（实则出版于8月以后）
(65)引文用振帼《俄国女外交家（无官之全权大使）那俾可甫夫人》。原文见《無官の露國全權大使（ノヴィコフ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351页。译文直译应为：“观夫人十八年之事业，以一身兼外交家、文人、小册子作者以及一种之新闻记者，实令男子亦愧死。”
(66)引文用振帼《法国新闻界之女王亚丹夫人》。原文见《佛國新聞開の女王（アダム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355-356页。译文直译应为：“彼女实为法国模范的女性新闻记者，以及妇人政论家之最雄强者也。”
(67)此下原有一“家”字，应自后文“政治”后逸出。
(68)振帼：《法国新闻界之女王亚丹夫人》。
(69)《佛國新聞開の女王（アダム夫人）》，《世界古今名婦鑑》，第357页。
(70)《中国新女界杂志》所刊西方女杰传篇次如下：《创设万国红十字看护妇队者奈挺格尔夫人传》（巾侠，第1-2期），《美国大新闻家阿索里女士传》（灵希，第1期），《美国大教育家梨痕女士传》（灵希，第2期），《法国救亡女杰若安传》（梅铸，第3期），《大演说家黎佛玛女史传》（灼华，第4期），《英国小说家爱里阿脱女士传》（棨旃，第4期），《博爱主义实行家墨德女士传》（第5期），《俄国女外交家（无官之全权大使）那俾可甫夫人》与《法国新闻界之女王亚丹夫人》（振帼，第6期）。
(71)《女子世界》所刊西方女杰传篇次如下：《军阵看护妇南的搿尔传》（觚庵，第5期），《英国大慈善家美利·加阿宾他传》（觉我，第6、8期），《记俄女恰勒吞事》（初我，第10期），《妇人界之双璧》（含《刑场之白堇》［记英国孟加列·罗巴］与《黑夜之明星》，初我，第12期），《女文豪海丽爱德·斐曲士传》（初我，第13期），《女刺客沙鲁土·格儿垤传》（大侠，第14期），《革命妇人》（大我，第15期）。
(72)周作人曾将德富苏峰等明治初期一些作者所用的文体称为“汉文调”（《和文汉读法》，《苦竹杂记》，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