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183;席姆博尔斯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波兰论文,斯卡论文,博尔论文,奖得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斯瓦娃·席姆博尔斯卡是继旅美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于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波兰诗人，也是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获得此奖的第四位波兰文学家。早前亨利克·显克维奇（1846—1916）因小说《你往何处去》获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符瓦迪斯瓦夫·莱蒙特（1868—1925）因长篇小说《农民》于1924年登上了瑞典文学院的领奖台。
席姆博尔斯卡和米沃什虽然只相差12岁，却是属于两代诗人。米沃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小有名气，而席姆博尔斯卡则是波兰战后才涌现出来的众多诗人之一，但也绝非等闲之辈。她和同时代的诗人塔德乌什·鲁热维奇（1921—）及兹贝格涅夫·赫贝特（1924—）并称波兰当代诗坛三杰。他们三人近年来都被多次提名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他们中任何一人折桂都在情理之中。他们三人和米沃什的共同点是，都继承了波兰18世纪理性主义诗歌的传统，都用诗歌的手段表白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米沃什是冷静地探讨生活和历史的意义，不断追求人生的真谛，透过光怪陆离的现实认识生活的本质，“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①a]鲁热维奇创造了一种称为“反诗”的独特诗歌形式。他的诗是大声疾呼，具有强烈的醒世特点，诗中涤除了一切美化、修饰、象征、借喻、影射等经常使用的诗歌表现手法，用最节省的词汇，“直接说”的方式，超越通常习惯的概念转换，以丰富的哲学内涵震憾读者的心灵。赫贝特常以欧洲古典文化和古代历史为背景，思考当代文明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借助古代神话、古代历史、古典艺术和文学形象，用反讽和譬喻以古喻今，以古讽今，表现当代文明中的精神和道德冲突，融哲学和诗为一体。席姆博尔斯卡的诗也富有精神反思的特点，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和感受。但她是带着女性特有的矜持和敏锐洞察人生的，既从独一无二的个人角度，又从普遍的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人的生存意义和目的，展示偶然和必然、想象和现实、希望和失望、追求和幻灭的复杂辩证关系，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生活悲剧和意识错位。她通过人生万象表述一种无序的有序、混乱的和谐、混沌的清晰，把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端给读者去品味。她戏称自己的诗是“愉快的无章，麻烦的纠葛，让它去给赞成传统的感情分化的人们驱走眼睑上的梦魇”。[②a]她的诗充满了智慧、嘲讽和自嘲，既委婉地流露出对人的苦痛的同情，又显示出抒情主体同客体之间的距离，对人性的“恶”的一面进行鞭笞和嘲讽，然而这种鞭笞和嘲讽又是以一种戏谑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她的诗写得很凝练，戏谑中蕴含着庄重，玩笑里又不乏真诚，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暖意。她将人生经验的酸楚和对生活的宽容态度结合在一起，“以精辟的嘲讽揭示人类现实片断中的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法则”，[①b]这正是她有别于鲁热维奇和赫贝特之处。此外，上述两位诗人尽管都在不断追求诗歌的完美，可他们诗中涉及的题材多使读者感到似曾相识，在风格上变化也不大，而席姆博尔斯卡则在不断地发现新题材，不断地探索新的写作技巧，以令人赞叹的机敏和丰富的想象力而独树一帜。她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富有魔力的音韵、感情和思想的和谐，无怪瑞典报界把她喻为“具有贝多芬的狂热力量的诗坛莫扎特”。
维·席姆博尔斯卡1923年7月2日出生于波兰波兹南省的布宁（现称库尔尼克），1931年迁居克拉科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烈火中度过了她的豆蔻年华。1945年至1948年在克拉科夫雅盖沃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和社会学。1953年至1981年在克拉科夫《文学生活》周刊负责诗歌专栏的编辑工作并为该刊《课外阅读》栏目撰稿。她于1945年首次在《波兰日报》附刊《战斗》上发表诗作《我在寻找词汇》，195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此后又相继出版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1954）、《呼唤雪人》（1957）、《盐》（1962）、《一百个欣慰》（1967）、《各种可能情况》（1972）、《眼镜猴及其他诗》（1976）、《大数目字》（1976）、《桥上的人们》（1986）、《结尾和开头》（1993）以及各种诗选共15卷。她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法国诗歌翻译家。除了写诗和译诗，写书评是她的另一爱好。在1967—1972年间，她对130部著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既有波兰著作，也有外国著作，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经她评论过的有科普读物，尤其是有关动物的科普读物，也有字典、百科全书以至历史、心理学、哲学、音乐、美术各领域的出版物及日记、自学读物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但涉及的文学作品却很少。被她评论的书籍也为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不少题材和画面。她的书评大多写得短小精悍，充满了幽默感和智慧的闪光，格调高雅，见解不凡。她曾写过短篇小说，但不肯拿出来发表。她从未写过长篇小说和戏剧作品，所以说，她是位很专一的诗人，一生为诗歌煎心焦首，写书评只是她用以调剂生活、丰富知识的手段。诗不能写得像书评，但她的书评却写得像诗一样优美。
席姆博尔斯卡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她注重的是诗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在她已出版的各个诗集中，所收诗歌总共不到250首。她的诗没有那种“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的气派，在她的诗中很难找到绮丽、壮美、缘情写景之作，也很难见到那种淋漓尽致的抒怀和那种滚滚波涛似的奔放感情的渲泄，却处处显露出诗人的深思熟虑，显露出诗人在观察世风百态时心灵郁结的愁绪和高逸脱俗的清冷情致。她写诗缓慢而从容，久久地精雕细刻，诗中的意境和联想却与众不同。她正是立足于这种跟别人的区别上，力求把别具一格的感受、经验、见识展示给读者，以独特的思维、独特的体验去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她的诗中常有出人意料的神来之笔。她的抒情诗往往以简朴的语言表达复杂而深邃的思想，把对人生的思考表现得含蓄而微妙，使她的诗既诙谐，又耐人寻味。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遵循孟夫子的提示，对席姆博尔斯卡的为人作一番探讨是有意义的。诗言志，文如其人，“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席姆博尔斯卡的诗，沉浸浓郁，虽非错采镂金，却似芙蓉出水，称得上是“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这与她超然物外、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分不开。在漫长的生涯中，她绝少去寻找抛头露面的机会，从不参预任何政治斗争，从未表白过自己与社会的矛盾和对立。她不求闻达，也不善交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她生活的写真。她甚至很少参加文学界的活动，除了波兰笔会，她与社会上众多的文学团体、协会一概无缘。除了诗人这顶桂冠，她没有向人提过别的任何头衔和职称。她曾说过：“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伟大抱负，我的全部雄心都局限在能写出一首又一首的诗，赋予每首诗以令我自己满意的形式这一点上。我从未有过对整个一生的设想。从未有过。也许这是一种缺陷，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①c]的确，她是个最不善于“推销”自己的诗人，她不爱举行诗歌报告会，不爱参加讨论她的诗歌创作的座谈会，也不随意发表她对诗歌的理论见解。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向记者发表谈话，并为此而设置了许多禁区：个人生平、对自己的诗歌的诠释、崇尚什么诗歌理论、受到什么诗歌流派的影响、她的诗属于什么流派、她的灵感来源、她怎样生活等等。总之，几乎是涉及到个人的一切，她都不愿对人言。她强调：艺术家就是作品，作品就是艺术家，其他一切能给艺术家添光彩的事都是次要的，不值一提的，她这种态度并非恃才傲物，孤芳自赏，而是出于她那虚怀若谷的品性，出于她很有自知之明。她说：“我肯定知道有关我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对自己有不少意见；我并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至少是对我生活中的某些插曲不满意。可这些都是纯属个人的事，我不会将其公诸于众。”[②c]她认为，一个写诗的人，同时也是个极其复杂的人，复杂到说不清道不明的程度，说出来反而显得贫乏。“我只是尝试着，至少是部分地，将自己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了诗中，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种得失直接说出来，不是我应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作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有人愿意读，可为自己作广告的事，我干不出来。”[③c]许多诗人都巴不得让自己的作品能在各种晚会上朗诵，以扩大影响，她却不然，她不希望自己的读者坐在大厅里去集体感受她诗歌的魅力，她只希望对她感兴趣的读者，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闲暇的时间，有兴致去静静地品尝她的作品。简而言之，她的诗是为“单个”的读者写作的，是为了向那些真正能深得其中三味的知音而倾诉心曲的。
“宠辱不惊”这四个字放到席姆博尔斯卡的头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无论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她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今年10月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她是199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各方记者纷纷赶到了波兰休养胜地扎科帕内的创作之家向正在那里的老诗人采访。她不得不出面接待，而那些谈话更是充分体现出她那“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气质。她对波兰《选举报》的记者说：“我感到意外。虽然有那么多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侯选人，可他们都没有获奖。我高兴主要是从波兰文学的角度考虑。我高兴的是，波兰文学受到关注。”[④c]当波兰《政治》周刊记者加布列拉·温茨卡问及她的获奖感受时，她说：“至少暂时是这样：我首先是感到不安，还有点儿惶惑。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是否能应付自己将要面临的各种义务，看来我得设法躲避形形色色的会见。热闹场面跟我的禀性不符。”[⑤c]这些话不由使人想起她的一首自嘲小诗：
这儿躺着位旧派的女人，象个逗点
几首诗的作者。在此长眠
多谢这方土地接纳了她，虽然死者
不曾属于任何文学派系。
可是墓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
除了这首小诗，一丛牛蒡和一只枭。
过路行人啊，请你从皮包里拿出电脑
对席姆博尔斯卡的命运作片刻思考。
（《墓志铭》）
坦诚、直率是席姆博尔斯卡品性的又一特色，有的诗人成名后会把自己说成是自幼就博览群书的神童，她却对温茨卡坦然承认自己发表第一首诗作时几乎没有任何文学素养，“除了家里仅有的两本薄薄的诗集外，没有读过其他任何诗”，“对于现代诗歌更是眼前一片黑”。在那个时候，当她未来的丈夫跟她谈起诗歌时，对她的“无知”竟“惊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幸好当时她未来的丈夫亚当·伏沃德克家里有丰富的藏书，在他的鼓励下，她才“慢慢对诗歌有所了解”。她发表处女作时已经是个22岁的成年人。她毫不矫饰地直言相告，她之所以当上诗人，除了勤奋还有机遇。在谈到当年发表第一首诗的意义时，她说：“我那首诗虽说写得平平，可对我很重要，当时我的心情是，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如果不被接受，就将是最后一次。也许我以后还会写小说，但绝对不会再写诗。”[①d]或许正是感念《波兰日报》附刊那位不知名的编辑对她的垂青，在她日后负责编辑《文学生活》诗歌专栏的近30年中，也特别重视别人的“处女作”，经她发现的新秀在波兰知名诗人中为数不少。战后克拉科夫诗歌创作繁荣，可以说也有她的一份功劳。
席姆博尔斯卡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一名抒情诗人登上诗坛的，自然也会给她的诗歌打上时代的烙印。50年代初期，波兰的社会环境要求诗人以乐观主义精神歌颂新制度，赞美新生活。当时评论界更鼓励诗人们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中寻找样板，并以其为尺度衡量诗歌创作。这位女诗人早期同样写过不少政治化的抒情诗，她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中收集的就多是带有这种色彩的应景诗和宣传诗：歌颂人民政权，歌颂人民军队和革命英烈，赞美波苏友谊和国家建设成就，痛斥帝国主义的罪行；也有火热的宣言：“不够，说我们的心脏在左边跳动”，还应“跟党一起畅想，一起行动”，“跟党一道去实现大胆的宏图”。有些诗尽管很难说是诗人真正的最深刻的内心激情的直接体现，可诗中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对现实的肯定态度，在今天仍具有帮助人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文献价值。她的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展示出了一个崭新的抒情主体，由一个对生活怀着天真信赖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多思的智者。这部诗集的标题几乎可以概括她整个创作的特色：不断地向自己提出各式各样富有哲学含义的问题，自问自答，可同时对每个答案又都暗自窃笑和挖苦。在她的笔下只有问题是现实的、严肃的，而答案则往往是带有戏谑的情调。人生是如此复杂，宇宙万物是如此多种多样，要找到确切的答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席姆博尔斯卡的诗歌创作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哲学思辩的轨迹发展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异彩纷呈，虽然她不承认自己写的是哲学诗。她强调她写诗“只是出于对世界的多样性感到惊诧。而我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是惊诧。或许在我20岁时并不曾惊诧到这等程度。不错，惊诧对于我是个实质性问题。还有一点，至少对我而言是重要的，那就是：好奇心……惊诧、好奇心和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就构成了诗歌的某种素材”。[②d]正是这种惊诧和好奇心促使她去探讨人在历史上和自然环境中的位置，去探讨当代重大的伦理、道德问题，去展示20世纪后半叶人的恐惧、伟大和可笑。在席姆博尔斯卡看来，人表面上是个统计数字，同时又是整个宇宙，世界的命运依赖于人作出的抉择，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本身也不是自由的；人不仅受自然法则的制约，也受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人总是在幻想幸福，忍受痛苦和畏惧死亡；人的悲观主义总是源于提出问题而得不到答案。因此诗人便力图以幽默和感伤的戏谑方式寻找对人生的答案：人既然不能超越必然规律，最好是接受它，不要作徒劳的反抗。
人生之大幸
是看不分明
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上生存。
（《人生之大幸》）
她对人类文明史持有悲观的看法，认为历史上很难找到合理的秩序，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终解决不是靠思想而是靠宝剑，是拳头战胜理智，力量战胜美。为了确立自己作品的独立审美品格，她选择了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不是直接反映历史大舞台上轰轰烈烈的争斗、撕杀，而是展现演出了一场场悲剧之后的谢幕。
死者从舞台上的战场复活，
整理假发、戏装，
把刀剑拔出胸膛，
从脖子上摘下套索，
与活人一起成排地站着
面对观众。
单人鞠躬和集体鞠躬：
洁白的手按住心上的伤口，
自杀了的女人优雅地屈膝，
频频点着的是被砍下过的头。
成双成对的鞠躬：
狂暴向温柔伸出了胳膊，
牺牲者望着刽子手的眼睛乐呵呵，
造反者无怨无恨伴着暴君走过。
（《剧场的印象》）
杀者和被杀者今天欢愉而和谐地谢幕，明天又粉墨登场、剑拔弩张，如此周而复始，无止无休。诗人不是在说教，灌输，而是以弦外之音启迪读者的想象力，使人悟出人类的进步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残杀和牺牲，因此悲剧意识也将永远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她的不少诗都有点情节，或者讲一件事，或者讲段趣闻，但诗的意义却不在事件或趣闻本身，而在情节之外，给读者留下悠长的回味和遐思。似这种“叙寓情之事”、“抒事外之情”的手法，不夸张，不浮华，然而又有意境，有高涨，有情怀。诗中设置的场景，虽无浓墨重彩的描绘，却多是精心构思的，是诗人用来进行哲学思辩的借托，有内蕴，有深度，能牵动读者的心灵和情感。
席姆博尔斯卡的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变幻莫测、丰富多彩的世界，森罗万象各不相同，许多事物看似相象，其实不同，人生不能涉过同一的河水，没有一种事物能以绝对相同的形式出现两次：
决没有两个雷同的白天，
决没有两个雷同的夜晚。
决没有两个同样的吻，
决没有两个同样的眼神。
（《任何事都不会发生两次》）
正是这些纷然杂陈的事物，正是它们的不可重复性和彼此间的差异构成世界的动态美，才使这个世界令人惊叹，也令人震悚。瑞典文学院在评奖说明中特别称道这首诗，认为它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艺术特色，尤其是该诗的最后一节：
我们微笑着彼此拥抱，
我们在试图把一致寻找，
尽管我们彼此差别甚微，
象两滴纯净的水。
虽说在席姆博尔斯卡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一首直接描绘自然景色的诗，可是生意盎然的大自然却在她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诗人欣赏各种稀有动、植物的古怪名称，常以动、植物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它们有大有小，有现存的，有过去存在过的，也有只是可能存在的。她甚至以可能存在的动物作自己诗集的标题，如《呼唤雪人》。在她的笔下，大自然是神秘的、难以预见的，同时又是智慧的、慷慨大度的，是供养亿万物种的一个大生存链。任何一个小小自然的生物品种都有其生存的意义，都有权在这个大生存链中享有一席之地，从而也应唤起观察它的人对它的生存意义作出正面的回答。人当然也是这个自然大舞台的组成部分，是这个大生存链中的重要一环。人不仅属于人类大家庭，同时也属于整个自然界，不仅感受到自己同历史和未来的联系，也感受到同自然界万物的联系。诗人反复强调，大自然是个整体，各个物种之间没有什么严格的划分。所有的物种都和人一样有对生的渴求和对死的畏惧，不同物种虽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性，可同时又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并且跟周围物种一起分享这个共同体的慷慨赐予，一起支撑这个共同体的繁荣。物种的起始、进化和未来的前景，使席姆博尔斯卡入迷，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对她来说，更是一个谜。她对人下的定义是“既光荣又可笑的世界之谜”，是“处在虚无和神圣的中途的生物”。她不知人类为何存在，可她知道，人类既然已经存在，必然能期待新的发展阶段。她感到好奇的是，人类最终会发展成个什么样子？在她的诗中，无论是《葱头》还是《眼镜猴》都是质朴、可爱的，唯有人才是复杂得无法理解。她不明白人的种种“劣性”从何而来，她不明白人为何不懂得珍惜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在她的诗中，人经常是作为大破坏者、自我摧残者、恐怖分子、吸毒者的形象出现的。尤其是人对待被他们视为“低等”的动物的态度，使诗人感到困惑、惊诧、愤懑。她在《眼镜猴》一诗中，把人对大自然野生动物的掠夺和糟践揭露得淋漓尽致：
我，眼镜猴，眼镜猴的儿子，
眼镜猴的孙辈，重孙，
一种小动物，由两只大眼睛
和其他非有不可的部分组成；
未被再度加工神奇地得以保存，
因为拿我烹不出什么佳肴，
作衣领有更大的动物的皮毛，
我的腺不能给人带来幸运，
不用我的肠音乐会照样举行；
我，一只眼镜猴
蹲在人的手指上的一个小生命。
（《眼镜猴》）
一只小小的眼镜猴由于没有加工的价值而保住了性命，却未能逃脱成为人的掌上玩物的命运。接下来眼镜猴的诉说更是骇人听闻：自然界的野生动物被人随意宰杀、拔毛、剥皮、抽筋、剔骨。诗人通过眼镜猴的嘴，让人们在清夜时分扪心自问，如此暴殄天物，到头来被消灭的岂不是人类本身？
席姆博尔斯卡的诗中虽然流露出对人类前途的忧患意识，对人世间的道德标准，对善与恶、爱与仇的区分持有怀疑的态度，对人的“过失”进行斥责、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可她对这个世界并没有绝望，反倒是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也正是这种乐观情绪使她有别于西方和波兰许多与她同时代的诗人。她不象那些诗人对科学怀有强烈的敌意，在她的诗中也找不到“自然”与“科学”、“自然”与“人”之间的势不两立的对抗。在她的笔下，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也没有失去欢乐和希望，她们在向往《一百个欣慰》，憧憬着和谐、幸福，仍在追求《创作之乐》，渴望在怀疑和惊叹之间找到平衡。她的诗不是绝望，而是儆戒。她曾多次说过人类社会不能归结为只有消极面。有趣的是，她的这种乐观情绪恰恰又是源于自然法则加之于每个生命的局限性，一种无法超越的界限。有时诗人想超越自己，想成为“玫瑰花”，但她深知这是不可能的事：“只有玫瑰才能开出玫瑰花，别的不能。”可以说，她的诗反映出的哲学思想带有乐天安命的成分，历史也可说是她的生活态度的一种写照。
席姆博尔斯卡在意识到人的现状的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人的失落。失落感拨动着她的心弦。这个题材首先出现在《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中，此后在她的作品里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依她看，失落是能以各种方式感受到的：如丧失友谊、爱情、童年，各种生物品种、各种繁华美好的文明的消亡，观察和描述生活的斑斓色彩时的失误，许多民族、城市、陆地的消失等等。她认为：诗的任务就是弥补这些失落。换句话说，诗人就是对那些失落的美好东西永志纪念的人，她甚至把诗歌喻为博物馆，珍藏着人类文明的瑰宝：
只因天地间缺少的是永恒
人们便聚积千百件古老的物品。
衰老的讲解员在甜甜地打盹
展览柜上飘着他美髯如云。
（《博物馆》）
诗人赋予人们认为已经消逝了的东西以某种生命力，用诗的艺术使逝去的世界又回到眼前。如果没有诗人，那些失落的美好东西很快就会被遗忘；而时光老人也只有在诗歌的博物馆里才会“甜甜地打盹”。纪念失落的一切，这在波兰文学中似乎是前所未有的题材。诗人希望不被遗忘的不只是消失了的人类文明，而且还有人，可以说主要是人。是一些平凡的普通人——她的死去的忠实女仆韩尼亚、她的已经谢世的父母双亲、战时被屠杀的数百万犹太人，都在她的诗篇里获得了生命；也有历史上的名人，对他们的纪念方式是涤除那些覆盖着他们的华丽辞藻的外壳，恢复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向读者展示他们曾经是跟大家一样的人，跟构成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诗人对消逝的一切的迷恋和幻想、回忆，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感受一种失而复得的欢愉。
席姆博尔斯卡写过二十几首情诗，约占她全部诗作的九分之一。写情诗而不偏重于“情”，是她的情诗的一大特色。诗中既没有月下花前和柔情蜜意，也没有追慕之思和哀怨之感，更没有任何色情的描写。她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研究的眼光来看待爱情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把人的感情经历写得含而不露。那是细腻的抒情，也是淡漠的嘲讽、幽默的调侃，是对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和思想的沟通有感而发的慨叹，表现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人生意蕴。
席姆博尔斯卡认为，诗人可以而且必须去吸取生活中所能吸取的一切，生活中除了政治，没有什么“非诗的”题材，尽管在她的作品中，属于政治题材的诗并不少见。她的创作表明，她很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作为“跳板”来抒发自己的感慨；报刊上的文章、她读过的书籍、歌曲、民谣、绘画、电影、舞台艺术、探亲访友时的见闻，都被她用来“借题发挥”。德国翻译家卡尔·德德修斯说：“读遍席姆博尔斯卡所有的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她的诗中既没有乡巴佬的土气，也没有自我欣赏的怯懦。席姆博尔斯卡的诗具有深刻的政治性，但这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政治，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政治：充满了对国家、城市、共同事物的关注，对人的公民责任感和公民的人性高尚的关注。”[①e]切·米沃什在1991年曾说：“席姆博尔斯卡是世界级的诗人，她的诗歌情调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她的诗是苦涩的，但与萨缪埃尔·贝凯特和菲利普·拉金对世界的绝望预见相反，在席姆博尔斯卡向我们展示出的世界上，可以舒畅地呼吸。”[②e]波兰著名评论家耶瑞·克维亚特科夫斯基认为：“在席姆博尔斯卡的诗中质朴掩饰着精美，幽默掩饰着悲剧性，现实掩饰着非现实。”[③e]而表面的直白掩饰着内在的艰深和隐晦则可视为席姆博尔斯卡诗歌的独特风格。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她运用语言的纯熟上。她的语言简洁灵活，生动，准确，充满了内涵的、隐喻的、魔术般的词汇。她爱用谚语、暗示、影射、哲学的格言、拉丁文的典故、搭配巧妙的借喻和比拟，使她的诗歌语言丰富多彩，尤其是多意词和双关语的运用，更是出神入化，令人拍案叫绝，可也给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她的诗中，细节更是耐人咀嚼，稍许粗心的人对一个词的误解，就有可能改变整首诗的含义。
席姆博尔斯卡并非像某些记者所说的是个“默默无闻”的诗人，她的作品早已译成了30余种外国文字，在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我国，对她的诗歌也已有过介绍。[④e]她是波兰波兹南大学的名誉博士。她早在1954年就获得克拉科夫城市文学奖，1963年因诗集《盐》获波兰文化艺术部二等文学奖，1990年获瑞士齐格蒙特·卡伦巴赫文学奖，1991年获德国歌德文学奖，1995年获德国赫尔德文学奖，1996年获波兰笔会文学奖。
注释：
①a引自瑞典文学院1980年10月授予米沃什诺贝尔文学奖说明，见《世界文学》1981年第1期第249页。
②a引自《作者序》，见维·席姆博尔斯卡《诗选》，文学出版合作社，华沙，1967。
①b引自瑞典文学院的评奖说明，见波兰《选举报》，1996年10月4日诗歌专栏。
①c引自《我将自卫》，见波兰《政治》周刊，1996年第41期，第16页。
②c同上，第17页。
③c同上。
④c波兰《选举报》1996年10月4日诗歌专栏。
⑤c引自《我将自卫》，见波兰《政治》周刊，1996年第41期，第16页。
①d引自《我将自卫》，见波兰《政治》周刊，1996年第41期，第17页。
②d同上。
①e引自卡尔·德德修斯在1991年德国授予席姆博尔斯卡歌德文学奖仪式上的讲话。见波兰《新书》月刊，1993年8月号第3页。
②e引自波兰《新书》月刊，1993年8月号第3页。
③e同上，第2页。
④e见《波兰二十世纪诗选》，易丽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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