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形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走向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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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又是能动的。 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需要借助人类创造的语言符号系统来进行，并通过概念来表述。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当人们以此去把握无限的对象世界时，也会对对象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定，即使是科学的概念也不例外。虽然，这种形式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伤害客观对象的无限丰富性，但是我们终于确信它是人类认识中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借助它，人类才得以在认识史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就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历史积淀及其趋势：由具体的形象模拟到抽象的符号形式，内容最终积淀成为形式。不仅审美意识，人类的科学认识也莫不如此。最终，人们对各门知识的认识都凝结在一系列的形式中，如公式、定理、概念、原理、规律等等。今天，各门科学向数学的高度综合（或许将数学化），各门艺术日益音乐化（即抽象化）的趋势，在又一个阶段上显示了这一规律。
西方文论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从古至今，西方文论有比较确定的形式。它的一些概念、范畴是比较清晰、实在的，如摹仿说、游戏说、形象思维、灵感、典型、结构等等，直到当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新概念、新术语。这些概念、术语可以提纲携领地反映文论的对象、范畴乃至学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等，我们能比较容易看清西方文论的理论体系和它的历史面目。应该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论的对象是一致的，这就是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甚至还应该承认，由于人类实践的某种一致性，东西方古代文论这两个系统的范畴及含义等，也是相距不远的（许多文章对此进行过比较）。但是，这两个系统的面貌及其表现形式却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我的目的并非比较二者的特点及优长，而只是想在一个必要的基点上思考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继承及出路。
我们似乎不怀疑文论的这个基点：文论的主要任务不是为人们描述直观的图景或是叙述文论家本人的感性经验，而是要提供制约着这些现象的规律。无疑，它是一种理论认识。因此，文论的存在及其发展都更应具备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特征。然而，中国古代文论往往是在抽象化、形式化方面有所欠缺，这个不足限制了它的发展、传播甚至是自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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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不断拓展、深化的过程中， 日益认识到了形式的重要。客观对象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客体的内容采取自身的形式而存在，同时，形式则把内容作为自己的另一方面。所以，人类不能超越形式（首先是形式的物质属性）去直接把握内容，人类也不能不依赖形式来标示内容。正由于形式物化的、稳定的属性和简洁的形态，所以内容必然以它的面貌存在，并不断地向它积淀。
在中国古代，诗词艺术发展的高峰，也培育和积淀出了完美的艺术形式，如诗律、词律、音韵等等。我国传统的直觉整体的思维方式得天独厚地滋润了诗词艺术这枝奇葩，使它以成熟的形态和辉煌的成就显示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优长。但是，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这种思维形式却不一定适合于文论的发展和成熟，中国古代文论因此没有走上形式化的道路（自然它也就达不到古代诗词艺术那样令人骄傲的高度）。
中国古代文论不乏丰富的内容，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文学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找出那些及其有价值的范畴涵义，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诗缘情境发”（皎然）、“思与境偕”、“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这样妙语连珠的句子不乏其例。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些阐述很具体，甚至还很形象，它传达的还是一种优美而蒙胧的“妙悟”。从思维形式的特征来看，它们也没有浓缩、抽象为所指对象即内容的替代物——概念术语。其实，借助诸如想象、移情、形象思维、含蓄、象征等等概念性的语言，也可以把那些“妙语”的内容揭示清楚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即使是那些概括水平较高的使用较多的术语，如：气、神思、风骨、气象、神韵、意味等等，有些也是其它用语的挪用，也没有摆脱具象的特点而真正成为抽象的语言，特别是它们缺乏对所标示内容的语义上的限定和阐述。然而，有些文论家恰恰对这一问题予以轻视，甚至认为那些亲验性的妙语是语言概念，进而是艺术形象都不能传达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而更看重所谓的“文外之旨”、“象外之象”，甚至是“得意忘象”。然而，这种超越语言概念、超越中介去把握客观对象的美好愿望再加上禅学的方法，却是难以真正把握对象的。由于没有采取概念的限定，所使用的那些语言词汇与所指事物的关系就不稳定，因而它们所指陈的范畴就很难准确，概括水平也不能很高。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肯定它们（这在一定意义上就限制了它们的价值）。显然，没有一定的形式，相应的内容就无法揭示。
由于语言与思维同轨迹，由于语言词汇是我们研究思维不可逾越的中介，所以语言的进程反映着思维的水平，反之亦然，思维的进程也离不开语言。正如文学不能不借助“言”传一样，文论也不能不同“言”（概念形式的）来论。离开了必要的思维形式，文学的理论体系就无法建构。语言由具体的感性的形态一经概念化、形式化的规定，它所揭示的内容就更少偶然性、不确定性而成为更普遍、更深刻、更稳定的东西，即成为一种规律的揭示。这应该是文论语言形态的历程。事实上，文论中某些范畴的获得和完善，往往也伴随着它的语言形态的这种演变过程，即向概念（形式）积淀的过程。在这方面，我国古代文论也有较成功的例子，“意境”这一著名概念范畴的形成就颇能说明问题。
众所周知，“意境”今天已经成为我们评价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它是文艺理论中研究创作和欣赏规律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但是，作为中国古典文论中这一著名的、发展较为成熟的范畴，意境说并非始于王国维，它也是经过多少人、多少代的探索积淀而成的。但是，在王国维之前，从陆机的“遗味”说（《文赋》），刘勰的“义生文外”说（《文心雕龙》），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说（《诗品》），皎然的“文外之旨”说（《诗式》），刘禹锡的“境生象外”说（《董氏武陵集记》），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说（《诗品》），直到严羽的“兴趣”说（《沧浪诗话》）和王世祯的“神韵”说等等，我们虽然似乎能从中找到某种感觉，但是却很难准确地把握它们所指陈的究竟是什么。还有，较它们更早就直接道出“意境”一词的记载，也由于没有形成概念和缺少论述，而未被我们所认可。而王国维则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树。首先，他在集大成的基础上，明确给出了“意境”这一概念（在王国维那里意境与境界二者是否同义尚有争议，本文暂不将它们区分），对它进行了限定和明确的语义解释：“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进而王国维又考察了意境的表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有造境，有写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在此基础上，王国维还运用他的理论具体分析了该范畴的文学现象，“‘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样详尽准确的理论阐述（而非点到为止），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中是少有的。王国维的学说一经出现，便被视为该范畴的最高成就，笼罩了这一范畴多少年的蒙胧色彩得以改变。借助王国维的意境概念，人们可以比较清晰、准确地认识对象和表达审美感受。所以我们说，意境范畴虽非起始于王国维，但确是在王国维手中完成的，是他第一个赋于了这一范畴以理论的形式，这就是王国维的意义。从意境范畴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认识在其中发展、积淀的轨迹：从具象到抽象，从经验到概念，从感性到理论，那无限丰富的对象内涵终究浓缩在它的概念形式中。这恰如玻尔所言，它似乎已经再一次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形式构架，内容就是无法把握的。
必须指出，我们强调形式对于内容，对于人类认识发展的重要意义，决不是说人类所创造的范畴概念等可以穷尽对象的丰富内涵。我们只是说它可以比较清晰、稳定、简洁地反映对象，而在对象的丰富性面前，那些概念、范畴等仍不能使人摆脱“文不逮意”的遗憾。但是我们也不应因此忘记，概念形式与对象内容之间的这种矛盾，也只能通过不断地完善并创造新的范畴概念等形式，通过丰富和完善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来解决，而不能指望通过放弃它们来解决。事实是这样的，由于形式和内容间的这一矛盾的永远存在，人们对于形式的追求与创造就永远不会终止。今天，我们如果离开诸如形象、典型、意境等等这样一些范畴概念去研究和评价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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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由于历史的积淀，由于实践方式的变化， 人类的认识活动表现出这样显著的特点：认识对象日益被符号化了，即人们所面对的越来越多的不是客体对象本身，而是它的符号形式。就是说，人们由直接面对客体而反映客体，变为直接面对符号，而间接反映客体。这说明，符号作为直接的认识对象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符号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用以指称对象的标志物，它不仅是人类以往认识成果的积淀，它还是我们今天认识活动的一个起点。因此，站在这一角度审视我国古代文论，我们应尽可能地将认识对象的自然信息转换为符号信息，并且使其摆脱个体悟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赋于它们的限定准确、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等形式，使之成为我们新的认识过程的可靠起点，进而实现它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