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着陆”的“善后”策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着陆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软着陆”的“善后”问题出现的必然性
“软着陆”的“善后”问题,是指“软着陆”实现之后,宏观经济出现的一些不利于经济正常发展的问题,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不仅今后的经济发展得不到保障,而且将“软着陆”的努力前功尽弃,因而必须妥善处理,妥善解决。“善后”问题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软着陆”前后相连的必然现象。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从1993年开始,投资,消费增长加快,明显超过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经济过热,通货膨胀,1994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1.7%(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特别是开发区热,股票市场热,房地产热, 引发了经济“泡沫”,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出现“供给短缺”,国民经济形势严峻,如果任其发展,经济基础必然崩溃。正是在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能否健康运行的关键时刻,我国政府在总结前三次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较好地运用“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以抑制过热的投资消费、过高的通货膨胀,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经过三年的努力,一方面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速度缓缓降至良性区间,物价指数年均下降5.22个百分点,出口需求增长,货币供应渠道得到调整,1996年宏观经济发展初步表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运行;但另一方面“软着陆”政策的惯性效应,也使经济发展中积之已久的深层矛盾浮上表面。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开工不足;工业设备闲置率高达60%,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失业压力加重,产品积压,企业支付困难,社会信用瓦解,货款拖欠严重,市场相对萎缩,畅销商品不足7%, 钢材、水泥、机器设备、交通等投资品出现滞销,价格继续回落,出口艰难,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陷入严重的动力不足状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供给相对过剩”的矛盾。(注:王晓芳“稳定出口启动投资调整结构防范风险”,《发展研究》,1998年第10期。)这种状态使人们警觉:通货紧缩现象可能出现,若不及时处置,则会使经济运行陷入萧条危机,既对经济增长不利,还会使政府前几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可见“善后”局面本质上是“软着陆”之后的延续效应,既是客观的,也是严峻的。这种局面的出现表明我国宏观经济仍然未摆脱以往那种“一放就热,一管就死”的病态运行轨迹,于是能否选择好有效的“善后”策略,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说“软着陆”是顺应宏观经济规律,政府英明决策、调控得力的结果,那么“软着陆”的“善后”成功,应该包含在“软着陆”之中,联为一体,成为一篇好文章的上篇和下篇。
二、“善后”策略分析的依据
可靠的依据是提供可行策略的保证,而可靠的依据只能是客观实际和规律。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同为中、西方经济理论认同的是周期波动规律:从长期看,宏观经济运行具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乘数原理使然);从短期看,宏观经济运行因受具体经济变量影响而表现为周期波动性,增长是波峰,萧条是波谷;而把两者结合起来看,一条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便被人们揭示出来;经济增长总是围绕潜在增长能力上、下波动的。(注:闻潜“论经济波动与政策调节”,《中国社会科学》(京),1998年第5期。)毫无疑问, 用这一规律可以分析许多宏观经济问题,但要结合各国具体特点,深入分析宏观经济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仅靠这一规律尚嫌表面,我们以为,至少同时把握三种关系(或规律),才能由表及里,达到认识的目的。
1.经济增长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综合国力是广义上说的国力,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具备的实力。(注:《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就经济实力而言,衡量其大小的标志是该国人均剩余产品量的多少。一国宏观经济为什么能增长,如何运行,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关系:一方面综合国力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决定经济增长的状况。当综合国力允许时,经济得到推动,表现为增长的趋势。而当国力虚弱、力不从心时,经济失去支持,缺乏后劲,必然无法“长进”,这就埋伏着经济运行具有上、下波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能反作用于综合国力。当经济增长与综合国力相适应时,经济增长能增收财税、增加就业、振奋信心、壮大综合国力。当其不顾综合国力的支持能力而增长时,必然耗损综合国力,扭曲经济结构,拖累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妨碍全社会发展。总之,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关系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客观上,各国都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但经济增长一定要与综合国力相适应。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运行中,自发的经济调节使经济运行的消极效应与积极效应同在,无法避免,必然存在着时而经济增长,时而经济徘徊、下降的波浪轨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危机交替运行的经济发展历史证明,并从理论上揭示出一个道理:纯粹的市场自发运行不能保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政府适当干预,以避免经济增长的消极效应。所以我们可以从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关系中,把“经济增长一定要适应综合国力的要求”作为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在经济“过热”、“过冷”时发挥政府调节的有效能力。
2.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是宏观经济问题的中心议题。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引起价格信号变化,调节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变化的微观机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总供给必须等于或略小于总需求,供求才能平衡,社会生产和生活才能协调。一旦这一关系失衡,则生产、生活的协调被打破,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经济运行必然受阻,因此,如何保证供、求平衡,便成为制约经济运行的又一关键和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将它看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又一规律。
借助供求规律分析经济现象已成为普遍的研究行为,西方经济学从微观厂商行为角度上建立了需求模型,对解决供求平衡的问题很有启迪,这里我们不再涉及。从这一规律出发,我们希望分析的是在不同的制度下,建立这一关系的主动性差别。
3.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转换关系
为什么社会的物质生产会引起供求总量失衡,使经济运行中断?宏观经济理论经常用“有效供给、无效供给”的说法解释。这里我们从社会产品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转换关系上理解,将更加简明、清晰。
把社会产品作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区分,是马克思论及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时所作的精彩论述。他认为社会生产可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的社会总产品可从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两方面考察。只有借助于流通(市场),两种形态成功交换,各自得到补偿时,社会再生产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不然便会中断。这一基本理论在我们认识宏观运行的供求平衡时,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意义。供求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平衡?并不是有供有求,供求关系就一定能够实现,供求就一定能够平衡,只有当供给的产品能够经过市场变成价值形态的供给,才是使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有效供给。如此说来,供求平衡的实现蕴含着一系列条件。为便于分析,我们可将供求平衡分解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可能的供求平衡。这样的平衡,只要构成供求关系便行,这时需求市场确实存在,但由于其他经济条件如:收入、偏好、质量、价格等问题,不能使供给物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有求不应”。如我国住房、汽车消费,市场需求很大, 但前几年商品房积压很多, 1995年未售出的商品房积压超过5000万平方米,1996年前10个月售出的商品房面积为63.7%,超过1/3的新峻工商品房又进入积压状态。(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1996—1997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其二是现实的供求平衡。处于这种关系中的生产供给,能够消化收入、偏好、质价等问题,使社会产品能及时在市场上转化为价值形态,做到“市场清”。只有这一种供求平衡,才能给再生产创造条件,使之顺利进行。而要实现这一点,投资生产的针对性、目的性很关键,具体要求:(1)对消费需求的形势判断力要强,这一判断力来自供给方的生产主体对市场的调查、研究、判别和宣传等工作环节;(2)开发研究创新能力要强,依据这种能力,才能“创造”需求;(3)质量、服务要过硬,“三天使用,两天修”的供给, 最终会倒消费胃口。显然,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对生产主体的创新意识、科技水平、社会道德等全方位的考验和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生产者会被“逼”到这一要求的程度,但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生产供给根据国家计划安排行事,缺少的正是这些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需求品位、鉴别能力在维护自身利益的约束下迅速提高,生产供给却暴露出很多滞后问题,使供求失衡,实物形态长期堆积,发生大量“资本沉淀”,成为启动生产艰难,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主要原因,“善后”问题多半与这一原因有直接关系。
以上三种关系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真情实景,分别描述了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的具体规律,他们相互联系,共同作用,成为制约宏观经济运行的“组合机制”。我们只有借助这一组规律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才能发现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真正问题,进而有效地分析出政府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着力点,找到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策略和措施。
三、“善后”策略分析
策略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既定的前提下,选择恰当的策略是保证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显然,恰当的策略选择需要解决目前的问题,但选择策略又决不是仅仅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是要为战略目标的实现服务。这种服务就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综合国力”,创设宏观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在这样的前提下对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作适当分析,我们以为:
1.我国经济发展能力仍然强劲
虽然经过1992年、1993年经济“过热”发展对“综合国力”的耗费,1998年又受到洪水灾害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削弱了发展能力,在从紧政策的调控下,经济增长下降,难以增进综合国力,但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我国的经济实力积累仍然有能力消化以上不利冲击。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996年达人民币7366.61亿元; (注:张卓元“迈向21世纪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8年第9期,第14页。)1995年我国GDP现值达人民币57277.3亿元,国家外汇储备到1996年11月12日突破1000 亿美元达1004.5亿美元;(注:滕泰“经济转轨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经问题研究》(大连),1998年第7期。)1998年可达1400亿美元;目前通胀很低,政治稳定,政府领导得力,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对经济建设有信心。这些表明: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虽有财政赤字增加、国债规模扩大的压力,但仍然很强,足能支持我们在经济转轨时期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经济发展条件。这是“善后”策略施行的基本立足点。
2.主要问题集中在供求关系、特别是如何及时地使物质产品从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方面
在分析当前供求关系时,我们遇到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全社会经济已表现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如:内贸部的调查表明,1997年第二季度主要商品供给过度增加。在调查的613种商品中,一季度只有5.3%是供给过度的,而到二季度增加到31.8%,而36种家庭设备供给过度的比率从5.6%增加到55.3%,企业普遍感到销售困难、盈利下降。 且生产能力放空、产品积压、相互拖欠现象进一步加剧。(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但另一方面,据有人测算, 在目前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家用机电产品中,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11种产品的全国平均普及率仅在25%左右,家电机电消费市场刚刚步入成长期,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和设备更新,使它们的保有量和年产量分别达到5亿台和5千万台,那么中国的家电产业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 《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一方面住、行消费需求有很大潜力,在城镇,至本世纪末,若将人均居住面积提高9平方米,还需新增12亿平方米,目前民用汽车拥有量1200万辆,每年更新超过30万辆。(注:蔡珂“我国将进入新一轮消费周期”,《市场观察》,1998年第6期。)私人购车成为趋向。 但另一方面“国家信息中心消费者意向调查表明,城镇居民有意向在一年内购房的比例仅为12%,农村居民有意向在一年内建房的比例为6%。 (注:程建林“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度分析”,《中国软科学》(京),1998年第5期。)就住房而言,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积压了5284万平方米。(注:曾培炎“当前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经济改革与发展》(京))目前有7000多万平方米的住房闲置。(注:张塞“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几个问题的思考”,《中国统计》(京)1998年第5期。)这一组特殊的供求矛盾关系,真让人纳闷:我们的供给能力究意是强是弱?我们的需求到底是足还是不足?个中蹊跷究意是什么?
细细分析,人们找到诸如政府政策、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能力有限等许多原因,但我们认为,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原因还在于生产供给方面。目前“买方市场”形成的原因,不是表明市场供给能力强,反倒证明生产供给适应市场、把握市场的能力低、弱:它对国内市场不明“国情”、“民情”;对国外市场缺乏“前瞻性”。它开工不足、能力闲置,“过剩”的仅仅是生产能力的“硬件”,但如何利用这些硬件、改造这些硬件,与国际、国内市场消费相呼应,则是我国生产通存的弱点。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生产能力已有很大增长,但这种提高与消费需求的变化并不适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人们希望的物质、文化消费多种多样,并没有达到无需求的地步,市场空白应该存在,正如有些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经济常态应该是短缺型的。只是这种“短缺”特性,只作为构成经常性“可能的供求平衡”关系而存在,在特定的时期里由于人们的消费偏好发生了新的变化,消费能力徘徊,消费预期下降,其它经济、社会条件的牵制,必然打断“可能的供求平衡关系”走向“现实的供求平衡关系”的时间进程。如住房、汽车消费需求虽然大,但要变成现实的普遍性消费尚待时日。生产供给如果不能搜集、研究这些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伴着这种消费需求变化的节奏,只顾“埋头苦干”、“伸东进西”,怎能不供给过剩。说我国生产“过剩”的只是可见的“硬件”能力,短缺太多的是“软件”能力,或者说是把握市场的智慧。
对“软件”能力的“短缺”,我们可以从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上找到原因:1992年我们才开始搞市场经济,以此为界,之前的计划经济采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使具体生产主体缺乏确定的风险责任,在温暖的“父爱”下,容易置供求关系能否实现的研析于九霄之外,拼命争投资、上项目,从众跟风,结果是简单投入、重复建设、洒向社会是“浪费”;而在市场经济开始运行的初期,生产主体的行为在转轨时期尚有滞后性,不能很快适应,“旧病”易发难改。且这时市场运行尚未完全规范,以获利为目的的一大批假、冒、伪、劣产品,来自各条战线,走向千家万户,不仅“滥竽充数”使市场供给虚化,而且影响了社会供给信誉,让消费需求“望而生畏”。据1998年第三季度中国药品生产、经营、使用部门进行抽样检验,伪劣品有29种,涉及20个省市;假冒品18种。(注:参见《中国消费者》,1998年第10期。)新闻媒体报导的假烟、假酒等等,不时在我们身边发生,搅浑了市场环境。
在转轨的特殊时期,由于生产主体的能力“短缺”,造成投入简单、混乱,使供给结果无效,资本沉淀太多,再生产无法周转,工人失业,经济增长减缓,构成了“软着陆”后新问题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如何提高有效的生产、投资、供给能力是服从战略目标必须根治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目前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重点。
3.要处理好主要问题和其它问题的关系
全面提高生产供给的市场生存能力,这是目前宏观经济的中心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求我们研究相关的政策配置、合理的宏观经济结构关系,利用东南亚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有利方面加强生产技术设备的引进、改造、更新,逐步进行制度创新,增强生产主体的责任风险意识,提高经济主体驾驭市场的能力。在认真准备这些条件的同时,特别要正视那些宏观经济“软着陆”的“善后”策略施行的现实问题,如:失业问题、供给存量问题、消费需求的引导问题等等,把主要问题和其它问题结合起来处理。
第一,处理失业问题
目前失业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现实问题。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约570万,下岗职工1200多万(胡鞍钢,1998),国有企业尚有2500万冗员还要不断加入到下岗行列之中,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于是,一部分人认为应把失业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解决,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政府投入拉动生产,达到增进就业的目的。这样做好吗?我们以为未必。首先,失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现象,它可能是重要问题,但不是制约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最主要问题;其次,解决就业问题,我们可作三方面的努力,主要途径应该是给失业一个“合情(对得起企业、工人)合理(保持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合法(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意志)”的地位,采取政府失业救济金的办法消化这一问题;同时加强再就业工程建设(政府已在进行);并在研究市场、开拓新层次的消费中,增加就业岗位和其它机会。
第二,解决供给存量问题
由前几年投入形成的供给存量不消化解决,必然加剧成本沉淀,造成全部浪费,于是要设法解决,尽量“市场清”。可行的途径已有专家、学者论及,我们只简单列举。
1.整顿市场,清理假、冒、伪、劣产品,提高市场供给质量和供给信誉,1998年里,政府加大力度打击走私犯罪,对改善国内市场供求关系产生了积极效应,立杆见影,可为经验。
2.适当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倾斜,逐步培育中、西部市场,构建全国沿海、内陆、中西部三层次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相互获利、共同提高的具有活力的内循环体系。
3.培育农村大市场(政府已有合理措施)。
4.仍然要积极寻求出口通道,开拓东欧、中亚、非洲、拉美市场。
第三,充实消费内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需求是供求平衡的另一极,有潜力可挖。在经历了20年的改革与发展后,我国已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看已经处于小康初期和温饱后期,并且已经蓄积了相当大的迈向小康生活的消费升级势能;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将进入一个以满足“住”、“行”为核心的结构升级换代剧变期。如在1992年——1997 年的5年间,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52.9%降至46.4%,下降了6.5%个百分点;衣着、家庭设备用品、 杂项商品及服务支出所占比重也下降了2.7个百分点;而居住、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以及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所占的比重则由同期的19.9%开至29.1%,比重提高了9.2个百分点。在1997年出售的商品住宅中私人购买的比重已达58.7%,比上年提高了27.7个百分点。汽车销售中私人购买的比重也有较大上升,1997年京、津、沪、粤等地汽车销售量中私人购买的比例已达40%左右。(注:历以宁“东南亚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影响”,《群言》(京),1998年第7期。)更为可喜的是,通过对近年城乡居民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见三个具有较高需求收入弹性的项目中,改善“住”、“行”条件将是城乡居民下一轮消费升级中共同追逐的热点;此外,城镇居民对个人发展和享受的文教娱乐用品与服务需求较大,而农村居民对方便实用的耐用消费品有较大需求。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居民消费贡献率和居民消费结构都存在巨大的差距。欧美等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消费支出中穿用、汽车、住房、旅游大体各占四分之一,并且住房、旅游的支出比重还在不断提高。而我国现阶段因受到大量体制性、政策性障碍的束缚,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六五”、“七五”、“八五”和1996年分别只有59%、53.6%、47.5%和45.9%。(注:《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这种差距向我们提供的启示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一切经济工作以满足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为目标,及时调整宏观调控的重点,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努力谋求高新尖技术的主导权,把握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动权,那么我国经济就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发展动力,就能实现国家的长盛永昌。这就要求我们要及时把握机遇,重新调整消费政策,顺势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目前政府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步伐,积极推动工资制度改革,同时,国家消费政策要为居民消费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尽快完善分期付款、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等信用消费办法,发挥金融机构在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中的作用,促成住宅、汽车等万元级与数十万元级商品消费热点的形成。并且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休闲旅游、健身保健、家庭服务等具有广泛市场前景的新兴行业,这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还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并赢得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当然,创造宏观经济运行良好条件需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但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以为与策略目标相比,都只能是当前的问题、局部的问题,当服从“善后”策略的主题。我们强调此意,是希望接受前几次宏观调控的“救火”(熄火时点火,火大时灭火)式措施的经验、教训,避免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机械方式,真正循着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围绕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事经济实践,顺利地完成经济转轨大业。
确立好“善后”策略,解决“软着陆”后的新问题,是我国经济运行的自我完善。我们独立自主完成这一特殊的经济实践,那将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又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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