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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汪辜会谈”十周年的临近，海峡两岸两会能否恢复商谈的问题再次成为华人社会热门话题之一。新加坡一些热心人士积极推动汪道涵先生与辜振甫先生以共同出席研讨会的形式再次正式接触。对此，台湾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宣称“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海协会董事长汪道涵四月份能否在新加坡再会，即是胡锦涛对台政策态度的试金石”(注：许惠佑：《辜汪是否会面将是胡锦涛对台试金石》，台“中央社”2003年3月12日。)。就此，国台办副主任周明伟则对台湾媒体记者表示：“汪道涵早已决定不去了。‘这有多重理由，你们都很清楚，但与身体因素无关’”(注：引自台湾《联合报》2003年3月14日第13版。)。知名台湾问题专家陈孔立直言不讳地表示：“既然不能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人们何苦要劳动两位80多岁的老人不远千里来到新加坡，仅仅为了‘同台演出’给大家乐一乐”(注：陈孔立：《汪老来不来?》，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2月24日。)。笔者也认为，从两岸关系互动的角度来看，汪道涵先生与辜振甫先生能否再次公开会面的问题，确实是两岸关系的“晴雨表”之一，我们很难撇开两岸关系互动的气氛和政治基础来评说现阶段的两岸关系。
一、祖国大陆对台政策解读
要准确把握现阶段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立场，就必须从两岸政治互动的历史高度来解读。比较过去50多年的两岸政策互动历程，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具有鲜明的“原则坚定性”、“政治包容性”和“政策进取性”三大特点；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立足点，较之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更注重两岸中国人的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又体现出以和为贵、互谅互让的包容性；而且在涉及两岸人民切身利益的事务性问题上展现出积极进取的政治责任感。两岸双方这一差异性自20世纪90年代后越发明显。
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本政治框架解决台湾问题，历来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两岸问题坚定不移的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政权成立新中国54年以来，不论遭遇什么样的内外困难，祖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从未改变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20多年间，两岸政治斗争的主题就是中国代表权之争。依照国际法，新中国的成立是在同一国家领域内对旧政权的政府继承，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失去对绝大部分中国领土控制权后，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在国际上继续代表中国的实际能力和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应继承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然而，在冷战格局下，新中国政府的这一正当要求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力阻挠。其间尽管曾经有少数西方国家提出以“双重代表权”的方式让两岸同时加入联合国，但这一分裂中国的主张遭到海峡两岸的同声反对。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议案。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台湾问题必须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解决的认知成为主流国际社会的共识。
至今为止，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被要求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做出明确的承诺，这一主张最终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1972年，中美两国共同发表“上海公报”，在这一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注：国台办研究局编：《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5页。)在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注：姜殿铭等编：《当代台湾大事典》，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正是在主流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大背景下，祖国大陆方面从1979年元旦起，大手笔地调整对台政策，“和平统一”的主张取代了“武力解放”的口号。祖国大陆方面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开始更多地从两岸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是从“零和”对抗的角度规划其对台政策。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是祖国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政治包容性的最佳体现。为早日实现两岸统一，1983年的“邓六条”提出：实行“一国两制”以后，台湾“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等方面都得到切实保障”；“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去”；“大陆不仅不派行政人员到台湾去，中央政府还要在全国性政权机构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让台湾各界人士参与国家管理”(注：中台办国台办编：《中国台湾问题》，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2页。)。尽管台湾方面仍有一些人对“一国两制”方针中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外政治安排和构想抱持疑虑，但笔者要提请台湾朋友注意的是，“一国两制”所体现出的包容性和务实精神难能可贵——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代背景下，祖国大陆方面能够提出如此宽松的政策，确实需要极高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事实上，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政治包容性并没有停留在“邓六条”阶段。90年代中后期，台湾方面在一个中国涵义上提出的最尖锐问题有二：一是认为大陆方面所主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会使台湾当局未经谈判就成为非法政府，还没开始谈就已失去与大陆方面平等对话的政治地位；二是指出大陆方面所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主张，有“矮化台湾，口头吞并台湾”的嫌疑，并且提出：“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中国大陆何尝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台湾方面提出的这些问题，大陆方面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同时，也展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祖国大陆先后于1998年和2000年就上述两个问题做出回应：在两岸之间不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代之以“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用“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取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调整不仅由领导人以公开谈话方式表明，而且列入中共的十六大报告中。
笔者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两岸内政外交安排问题上，台湾方面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应是可以理解之事，两岸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讨论。以“一国两制”为例，近年来，有些台湾朋友们已能心平气和地探讨“一国两制”问题，而且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不乏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此，祖国大陆方面并没有简单排斥。正如江泽民所郑重提出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欢迎台湾朋友就“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实施内容提出他们的看法。目前，有关“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讨论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这再次体现了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极大包容性。
面对岛内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面对两岸年复一年的政治僵局，大陆方面并没有急躁冒进，也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知难而进，从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灵活务实地推动两
岸关系发展。为稳定两岸关系大局，大陆方面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影响和干扰两岸民间关系发展”的主张。2000年春，民进党人在台取得执政地位，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局面下，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时仍然明确重申：“台湾不管谁当权，我们都欢迎他来大陆谈，同时，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但是，对话谈判要有个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注：新华社北京2000年3月20日电。)中台办也受权发表声明，表示“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稿‘两国论’，承诺坚持海协与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湾方面授权的团体和人士接触对话”(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编：《2002年重要文件选编》，第73页。)。2002年8月，台湾当局领导人再次不负责任地鼓吹“一边一国”，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公愤，尽管如此，大陆方面仍然显示出极大的克制，更没有因此升高两岸政治军事对抗。
“不以政治分歧影响和干扰两岸民间关系发展”，体现了着眼于两岸民间关系发展的积极进取政策。尽管民进党上台后推翻了两岸两会商谈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两岸两会无法正式重开商谈，但是，考虑到两岸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工商业界的迫切需要，考虑到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进步，祖国大陆方面在两岸三通直航协商问题上提出了可以采取“民间对民间、公司对公司、行业对行业”的变通办法加以解决的积极政策。从过去的经验看，“民间对民间、公司对公司、行业对行业”的谈判方式是切实可行的。厦门、福州与高雄之间的试点直航、港台航权谈判、最近的台商春节包机返乡问题，都是在这样的方式下进行的。这些事例说明，在两岸两会无法立即复谈的情况下，双方已创造出操作性很强、切实可行的谈判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往来于两岸的船只和航空器的船籍、机籍、旗帜等问题都可以用变通的办法得到妥善解决。至于台湾方面非常敏感的两岸三通航线定位问题，祖国大陆方面也提出了“两岸航线”的中性概念，这一主张已经得到台湾岛内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肯定。
总之，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既有强烈的使命感，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既有政治的包容性，也有政策的灵活性，充分体现出促进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诚意和善意。
二、台湾当局大陆政策透视
相对于大陆的对台政策，台方的大陆政策具有矛盾性、自闭性和工具性的特点。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缺乏明确的政策目标，政策立足点更多地是基于岛内权力斗争，而非为两岸、为台湾社会和经济谋求更好的发展环境。
勿庸置疑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当局及其领导人虽然不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的政治现实，但仍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国领土的“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岛内社会泛起怀疑和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思潮，他们将“中华民国政府”在两岸中国代表权之争中落败的原因归咎于台湾当局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下，从80年代开始，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思潮逐渐形成一种政治势力和政治运动。成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不久就发展成为这一思潮的主要政治载体，并开始有组织地挑战国民党当局的“一个中国原则”立场。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民党政权内部立足未稳、并急于巩固个人权力合法性基础的李登辉发现：民进党人所主张的“台湾化”、“本土化”议题，以及民进党内部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意识形态，正好可以为他个人提供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此，否定“一个中国原则”、质疑“两蒋时代”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思潮在国民党内部也蔓延开来。1993年11月，国民党当局在李登辉主导下首次推出所谓“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台湾当局的“一个中国原则”立场明显松动，李登辉主导下的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立场不仅与“两蒋时期”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立场相矛盾，甚至也与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定位相矛盾。在李登辉的主导下，“两岸分裂分治”、“中华民国在台湾”、“一个分治的中国，就像当年的东西德、南北越和今天的南北韩”、“海峡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等分裂主张几乎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政权的主流意识。2000年5月20日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立场更是与所谓“中华民国宪法”相矛盾。
正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两岸政策支配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越来越显现出作茧自缚的“自闭性”。80年代以前的国民党当局先后提出“七分军事，三分政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大陆政策基调，这些政策立场就是为了体现国民党当局“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的政治抱负。但是，从9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大陆政策就越来越缺乏大局观，越来越趋于保守，其大陆政策的立足点逐步从“整体中国”的政治平台，退缩到“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平台，民进党执政后更画地为牢为“台独平台”。在这种以退缩求自保政策之下，“脱离中国
”的政策几乎成为李登辉及其后的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的基本目标，台湾当局对台湾民间社会希望正常交流呼声采取全力防堵政策，从李登辉上台初的“政策跟着事实后面”，到李登辉执政中期的“戒急用忍”政策，到李登辉执政末期的“两国论”主张，再到民进党上台后旗帜鲜明的“三通亡台”论，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沦为以“逸出中国”为特征的“政治自闭症”。
90年代以来台湾有关单位曾经做过多次有关台湾经济信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台湾工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两岸关系不稳定的非经济殷素是影响他们在台湾投资信心的首要因素。笔者在台湾遇到的一些民众用“蒋经国赚钱，李登辉花钱”，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台湾停滞不前的经济。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经济颓势更加明显，更多人清楚地认识到，台湾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投资环境恶化、经济竞争力衰退的问题，而非一厢情愿的所谓“主权归属”之争。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台湾不但不能在两岸之间“筑墙”，而且有必要加快步伐拆除政治藩篱，让台湾工商业界最大限度地降低营运成本。令许多台湾政治人物不解的是，虽然两岸政治关系紧张，但民间关系还是越来越密切。2002年的统计数据已经显示，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顺差来源地，据祖国大陆方面的估算，台湾对大陆的出超已达到320亿美元。此外，大陆也成为台湾的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大陆市场已不仅仅是台湾“全球布局”的一环，大陆市场简直支撑起台湾经济的半壁江山了，台湾要自绝于中国大陆已不可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编辑艾摩特与陈水扁会面后公开表示：“台湾因地处大陆旁边，无可避免将受到大陆改变的影响。”(注：香港凤凰网2003年3月10日。)
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矛盾性和自闭性，固然与两岸敌对关系有关，但更主要地还是由于岛内权力斗争过程中大陆政策被工具性运用的结果。民进党内除了确实有部分人主观意愿上强烈的“台独”意识形态外，升高两岸政治对抗更主要地还是出于巩固传统的“台独选票”。目前看来，“台独”这一独特的政治势力仍然是民进党政权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2001年前后，民进党人一直在闪躲、否定“九二共识”，当时就有民进党重要人士对笔者私下表示：“为了在选民基础上与国民党保持区隔，民进党不能简单接受国民党的政策。虽然当年两岸确有共识存在，但民进党不能直接沿用国民党人提出的‘九二共识’，否则民进党很难向支持者交待，‘九二精神’可能是民进党两全其美的提法。”由此可以看出，台湾的大陆政策议题早已成为岛内恶质化的权力斗争的工具之一。
陈水扁一上台就公开宣示“四不一没有”的两岸政策立场，曾经说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还曾经说过“两岸要从经贸的文化的统合走向政治的统合”，甚至也说过“三通是必须走的路”。这些话对于两岸关系稳定或多或少都有正面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些言论基本上是言不由衷的政治广告语，经不起“急独势力”在他耳边的几声抱怨，只要“急独势力”代表人士一生气，陈水扁立刻就得高喊“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口号。两岸政策主张的工具性适用于陈水扁，更适用于李登辉。日前，李登辉在“世台会”的场合高声叫喊“改国号”、“重新制宪”的主张，如果从学理的角度来比较李登辉本人在10年前的主张，几乎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但是，从岛内权力资源再分配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李登辉的所作所为。除了抢夺“台独运动”的主导权，延续个人的政治生命，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民进党2004年选举的政治祭品外，李登辉的高分贝“台独”言论也对陈水扁的连任之路起到了一定的要挟作用。如果我们从“工具性运用”的角度来观察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就不难理解“陈水扁当局拿‘汪辜再会’议题大做文章，除了想转移岛内民众对‘连宋会’、‘连宋配’的关注之外，更主要的是打‘两岸牌’、为2004年选举加分”(注：彭维学：《扁为何炒作“汪辜再会”》，华夏经纬网专稿2003年2月24日。)的判断了。
“台独”主张的工具性运用除了造成岛内政党与族群的对立外，也影响到两岸关系气氛的改善。目前看来，民进党当局无力也不愿立即宣布法理意义上的“台湾独立”，但其讨好“台独势力”的政策取向还是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作用。当局内部仍有一些人以为三通可以成为换取“两岸两国”政治定位的筹码，还有一部分人则根本上就是提出大陆方面不可能接受的政治要求来阻碍三通。由于两岸长期分离造成的政治认知差异、政治情感差异和价值倾向差异，台湾社会还很少有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民进党当局错误政策的危害性。部分岛内精英分子，包括民进党内的精英分子虽然也认识到其对台湾长远利益的危害，但在恶质化的权力斗争下，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眼看着台湾“向下沉沦”。
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已开始进入倒计时，随着选情的升温、激化，“统独”议题仍将成为选举的焦点议题之一，还会有不少政治人物和激进人士要为此慷慨激昂，台湾社会免不了还要被凌迟一次。狂热的政治理想是暂时的，民众的生活才是永恒的。古诗里说：“长恨人心不如水，少时东去复西来”，政治上的民意变化也是如此。台湾的政治人物常常哀叹民心多变，笔者也确信民进党支持者的政治倾向还会改变。
三、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未来的一年时间里，两岸关系虽然不会出现重大的危机，但也难以取得令人鼓舞的重大进展。两岸能否在以下四个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将成为未来一年乃至更长时期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
1.两岸互信问题。
两岸关系能否平顺展开，关键要看两岸能否重新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对于已经在“中国代表权竞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祖国大陆来说，国际地位的确立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责任相伴相生，因此，大陆方面在两岸关系互动中最关切的是台湾社会存在的分离主义倾向问题。对于相对弱势的台湾当局来说，“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完整可能已不是他们最关切的问题，最关切的或许是在综合实力日渐强大且有着强烈统一使命感的大陆面前，台湾如何继续保持所谓“自主、安全和尊严”的问题。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李登辉分裂主义倾向的政治判断，对民进党“台独
”倾向的忧虑，使得大陆方面越来越对台湾当局失去信任感。目前看来，大陆方面除了对李登辉的分裂立场已有定论外，对陈水扁的“台独”立场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因此已不再公开强调“寄希望于台湾当局”，转而更加重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工作。反观台湾方面，除了视一个中国原则为大陆“吞并台湾”的政治陷阱外，还对大陆方面既主张“和平统一”又“不承诺放弃武力”的政策耿耿于怀，因此，除了突出“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述外，还以大陆方面对台湾有“ 安全威胁”为由，拖延并阻拦两岸民间关系的发展。
笔者认为，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必须从两岸及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最大政治公分母，否则，两岸互信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建立的。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的谈判精神，本着两岸双方各自奉行的“宪法精神”，笔者认为，大陆方面所提出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一个中国原则，可以作为两岸平等对话的最大政治公分母。长期来说，双方应暂时搁置中央与地方关系定位之争，致力于化解敌意，避免相互刺激对方，为推动两岸民间关系发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如此才能自下而上、从民间到官方重新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础。
2.两岸定位问题。
无论从历史、法理还是政治现实来看，海峡两岸关系不是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部之间的关系，这是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基础，也是两岸两会复谈的前提。两岸同为中国的组成部分，见诸历史，见诸两岸的法规，也见诸两岸迄今从未作为两个国家并立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如果不承认这些事实，双方就很难建立理性对话的共同平台。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如何在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的政治议题上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两岸双方至今各自控制着中国境内一定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并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为“国号”，这种各自定位的现象是内战遗留问题。尽管如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没有从法的意义上一分为二，两岸同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政治现实并未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在两岸之间是两个对抗性政权的政治符号。由于两个政治符号所涵括的领土主权和人民范围完全重叠，因而不构成两个国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发行的第一套纸币，仍以“中华民国”为标记(1955年起启用的第二套人民币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可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两个符号在特定的范围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两者实为同一国家，譬如人之有别名，名不同而人同。由于内战遗留的两岸敌对关系尚未正式结束，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仍可以相互定位为中国境内两个竞争性政权关系。两岸之间虽然存在“各自为政”的现实，却不同于任何国内法或国际条约保障下的分治或分立关系。只是由于两个政权之间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两岸在内政方面尚未建立法律上的管辖与被管辖秩序。
3.“92共识”问题。
是否承认“92共识”的问题已经成为两岸两会能否复谈的关键，但民进党当局对“92共识”的解读仍缺乏诚意和善意。根据双方公布的历史文献，“汪辜会谈”之所以能成功举行，就在于双方能以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历史责任感，以诚意和善意构建了两会交往与商谈的共同基础，这就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当然，在一个中国原则共识之下，笔者注意到双方对一个中国涵义问题确实有不同的认知。在1992年11月达成的两会共识中，海基会向海协表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协向海基会表示“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由此看来，虽然当时双方对于实现国家统一前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解读有所不同，但对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个根本性问题的态度是相同的；双方承诺的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暂时搁置的是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争议；并且愿意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暂不涉及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情况下，平等协商，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当年的“汪辜会谈”能够产生政治互信并建立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的基础。(注：李炳才：《历史的昭示与未来的抉择——写在“汪辜会谈”八周年之际》，华夏经纬网2001年4月27日。)
“92共识”的相关文献早已由当事双方各自公布，是非曲直毋须太多争论。目前摆在双方面前的是：两岸民间交往过程中存在大量急迫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果台湾方面真有诚意以恢复两岸两会的接触和谈判解决问题，那么，回到“92共识”是最简便的办法。如果民进党政权方面不愿接受国民党人所概括“92共识”四个字，我认为双方倒也可以不必拘泥于过去，双方完全可以超越“92共识”的文字之争，进而找出新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概念来。如若台湾当局实在有困难，也可以暂时搁置“92共识”的争议，在两岸两会商谈的模式之外进行“制度创新”，创造出处理两岸民间交流交往问题的新的，更加便捷有效的协商对话模式。
4.外交空间问题。
从“宪法精神”和法理角度来看，目前双方仍然各自在国际上宣称代表中国，并且分别得到163个国家和26个国家的“排他性承认”。笔者认为，两岸在国际上进行所谓“零和外交游戏”，是《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规范下的必然产物，也是当今世界维护国际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问题是，在国家最终统一之前，双方如何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这一“恶性竞争”给两岸中国人造成的不必要伤害。
笔者认为，经过50多年两岸互动的经验和教训，多数人已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两岸在国际领域里的外交代表权争夺问题，就必须回到改善两岸关系的正道中来。只要双方能够重新达成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默契，在国家最终统一之前，双方就有可能就统一前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进行商谈，以达成政治谅解，相互尊重对方在不同场域内代表着中国的现实；进而才有可能相互帮助对方在各自代表着的场合，成立“合中有 分”的代表机构，分享一个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代表权。如此，既可解决大陆方面对一个中国原则问题的关切，又可解决统一前台湾方面在“国际活动空间”方面的艰困局面。
结语
从短期来看，两岸关系能否改善的“发球权”似乎掌握在台湾当局手中。受制于“台独”势力的政治压力，民进党人不会轻易放弃“脱中国化”的两岸政策立场，因此，人们对两岸统一和三通直航问题都不能太过乐观。在2004年台湾新一届领导人选举产生之前，两岸政治僵局将会继续维持不变。然而，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两岸发生全面政治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大。大陆方面将致力于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受制于大陆及国际压力、受制于岛内的“中华民国宪法”，台湾当局也没有从法理上贸然遂行“台独”的本钱。从长期的战略角度来看，笔者对两岸关系的前景依然抱持乐观态度，两岸双方虽然存在严重政治分歧，但也都有维持两岸关系稳定的意愿或压力。对于祖国大陆来说，统一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维持海峡两岸中国主权领土一体性的论述，既是两岸中国人维持现状的共同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期待；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台独”或分裂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改变两岸现状的论述，不仅无法得到大陆方面的同意，也不可能得到主流国际社会的支持，最终只能是台湾当局的再次自虐行为，受到最严重伤害的将是台湾民众的安全利益和发展要求。笔者同意张亚中教授的观点：“社会或国家认同所引发的危机，才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危机，而其绝不是国防安全政策所能防堵与化解。”(注：张亚中：《全球化与两岸统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4月版，第46页。)历史终将证明：继续坚持不切实际的“台独”分裂立场，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于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来说，搁置政治争议，真诚地为两岸民间关系开绿灯，或将成为两岸重新走上协商、对话和谈判之途的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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