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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经济形势看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必要
在考虑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首先应该认识到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一般地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这还不够，应该说中国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即当前我们正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由不发达的经济转入发达的经济。转型与发展这两个任务都结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要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复杂得多。
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通常会遇到两个棘手问题：通货膨胀和失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让经济发展得更快，往往投资偏大，从而带动了价格上升，这就是投资需求偏大引起的通货膨胀；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处于产业结构失调状态。在发展中，一些薄弱环节更加突出，短缺现象更加严重，而关键性的产品短缺带动了物价上升，叫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总之，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由于投资过大引起通货膨胀，或者是出现结构性通货膨胀。而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发展中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要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复杂，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第三个原因就是隐蔽性通货膨胀的公开化。通货膨胀分两种：一是表现为物价的公开上涨，这是公开的通货膨胀；另一是表面上物价并未上涨，但有钱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凭票供应，这叫做隐蔽的通货膨胀。中国从50年代后期就发生了隐蔽的通货膨胀。隐蔽的通货膨胀与严格的价格管制结合在一起，价格管制如果继续，生产力就发展不下去。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取消价格管制；但物价一放开，物价必然上涨。这很难避免，就如同水缸中放入皮球一样，要把皮球压下去，需要很大力气，一旦松手皮球立即浮上来。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经过计划经济阶段，不存在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第四个原因是，投资过大引起的通货膨胀有体制方面的原因。这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甚至现在还未改变过来）投资主体不承担风险，企业不自负盈亏。于是无效投资、长期不能形成生产能力的投资、重复建设都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为什么？在他们那里，投资主体是承担风险的，哪有不承担风险的投资主体呢？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要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复杂。有人说，某个东南亚国家在经济起飞中，通货膨胀率不过4—5%，或6—7%，我国的通货膨胀率1994年达到21%，1995年约15%，1996年仍在10%左右，是较高的。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是转型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比他们复杂得多。如果再看看前苏联与东欧等国，他们在转型中，通货膨胀率都比我们高得多，与他们相比，我们在转型阶段能维持这样的通货膨胀率是很不容易的。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还会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失业。为什么会发生失业问题？要知道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在刚开始时，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占70—80%，实现现代化后农业人口的比重会降到30%以下，于是大量农村人口会涌向城市，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就出现了失业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即国有企业原来就已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改革过程中，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有些企业要把多余的人分流出去；有些企业在竞争中倒闭了，多余的人员也进入市场。因此，在我国，除了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外，还面临新的失业压力——国有企业中过多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一般发展中国家没有后一种压力，因为他们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没有那么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他们那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只有来自农村的多余劳力，所以我们遇到的失业问题也比他们复杂。
可见，要了解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才会对当前的宏观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么，对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该怎么办呢？
首先看一下通货膨胀问题。要让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总的来说，是不利的。但是，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举例来说，假定某人有病，对其治疗方法有两种：“逆势疗法”和“顺势疗法”。“逆势疗法”就是指如果发烧了就吃退烧药把烧退了。这种方法有时是有效的，但不是治所有的病都有效。“顺势疗法”是指要分析病情，不急于服退烧药，而是多方调理，把其他病治好了，身体也就恢复正常了，烧也就自然而然地退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地采取“逆势疗法”，因为前面已经讲过，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单纯是因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对中国的通货膨胀要采取“顺势疗法”，多方治理。目前，先让通货膨胀率保持一段时间，再逐步降下去，这样做，可能是比较有效的。1996年若能降到10%左右，1997年再降一点，维持到一定的通胀率，不能急于求成，急于求成的副作用很大。人民生活的升降，关键不在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而在于经济的发展，在于收入是否增加和收入增长幅度有多大。与1979年相比，虽然今天物价涨了10倍左右，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了。在转型发展时期，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我们要努力使经济发展，让人民的收入较快地增长，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此必须将企业改革搞好，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了，有效供给增加了，物价会逐渐驱于平稳，但这需要一段时间。
失业是当前新的问题，很难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把就业问题包下来的办法行不通了。怎样解决失业问题呢？靠经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工作岗位就会多起来；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消费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第三产业也会发展起来，这就增加了就业机会。经济学中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以用自行车做比喻，自行车不骑就倒，骑慢了不稳，骑快了就稳。经济发展也与骑自行车一样，能够快些就快些。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如果经济发展始终保持较快的速度，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逐步解决。当然，这一切应以深化企业改革，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前提。加快发展既是企业改革的成果，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果。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取决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
经济增长能否快一些？
我们要争取经济增长快一点。但是，在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能否快些增长呢？对经济增长率经济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大，经济增长率就不可能高。过去经济增长之所以快是因为经济基础小，现在经济基础大了，经济增长就要放慢，比如说只能保持在6%，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它忽略了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
可以把经济部门按产业结构分为三大产业：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把经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当经济发展处于第一阶段，农业比重大，工业比重小，第三产业基本没有发展。这时，尽管经济基础很小，但经济发展不可能快，因为单靠农业来支持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快，而且农业自身持续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实现。第二阶段，农业比重不断减小，工业比重不断增大。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是可以快的，因为工业连续快速增长是可能的，并能带动农业快速发展。第三阶段，农业比重进一步下降，工业比重适当增长，第三产业迅速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带动农业和工业快速发展，所以这一阶段也是可以快的。然后进入第四阶段，工业比重大了，第三产业比重也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率自然会下降。发达国家今天处在第四阶段，所以他们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快的。中国至今仍然处在第二阶段，或者说，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之中，因此今后二、三十年内经济仍能以较快速度发展，即经济增长率可以维持较高水平。比如说可以维持在9—10%，这样来说，我们的就业问题，供给问题等都将在发展中解决。
有人认为经济增长快一点，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了，因为经济增长率高，就要投资多，投资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为什么？投资有两个作用。一、投资可增加社会总需求；二、投资可增加社会总供给，只要社会的总供给增加了，而且是有效供给，那么社会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供求平衡。问题在哪里呢？在于总需求增加了，总供给不一定增加，因为有些投资是无效的投资，不形成生产能力，所以总供给中有效供给增加不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投资主体不承担投资风险。今后，为了避免投资过多引起通货膨胀，应该做到加快体制改革，让投资主体承担投资风险，让企业自负盈亏，这样就有好的投资效果。还有人认为，投资增加总需求在前，增加总供给在后，因此“时间差”是难以避免的，这样投资多了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把社会投资当成孤零零的单个投资来看。社会的投资是连续不断的，是若干个项投资组成的，所以“时间差”并不存在。关键始终在提高投资效益，不可能避免通货膨胀。
在谈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既然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的转为集约型的，那么说中国今后应主要发展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密集型的企业。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我们必须注意下述两个问题：第一，粗放型增长是单纯指扩大投入规模，增加投入量，集约型增长是指靠主要挖掘内部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要让产品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因此，集约经营对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是必要的。国内现有的某些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并不都是集约经营，而是粗放经营。可见资本密集不等于集约经营。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是走向集约经营。再者，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国家，失业问题如何解决，要靠增加工作岗位来解决，要发展能容纳更多劳动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必须注意就业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应在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同时，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关系到社会稳定。在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应该注意到：失业是“有吃没吃”问题，通货膨胀是“吃好吃坏”的问题，一个人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这时，即使通货膨胀率很低也承受不了。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起的作用非常大，不可低估。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要保证财政收入增长。不妨以水库为例，“上游有水水库满，水库有水水渠满”。水库就是财政，要让财政有“水”，上游必须有水，上游就是企业，企业先活，财政才有收入，下游才能有水。现在所以说第一，要让企业富起来；第二，要堵住跑冒滴漏现象，不能让“水”在流动过程中流失。总的说来，对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有信心，只要转换了经济增长方式，只要体制改革深化了，相信前景是美好的，今天尽管有困难，还是能够解决。
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
东西部收入差别的扩大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对这个问题，应当如何来看？东西部差距为何这几年越来越加大？有人说，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近一、二百年以来，东部地区就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内地一直较贫困。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近几年来差别扩大了？还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政策优惠的结果，这也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解释近两三年来东西部收入差别的扩大。我认为，这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副产品，宏观调控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特别是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任何一种政策都会有副作用，宏观调控政策的副作用之一表现在沿海和内地收入差别的扩大。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沿海地区的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内地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受宏观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非国有经济受影响很小，这就拉开了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别。其次内地是资源生产省份，沿海是资源加工省份。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国家对资源生产的控制较严，对资源加工企业的控制相对松一些，而且也没有办法严格控制，这样内地受到宏观调控影响程度就较沿海大。
内地和沿海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我们应该说，这种收入差别中，有合理成份，也有不合理成份。合理成份表现在经济效益的差别，也就是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反映了经济效益的差别，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不能人为地抹杀这种差别，否则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利。收入差别中不合理成分反映的是资源产品和资源加工产品之间价格的差别，资源价格偏低造成地区收入差别。这是历史造成的，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资源价格的合理化只能逐渐实现，如果立即实现资源价格合理化，对国民经济的震动会过大。我们现在只能使东西部差距中不合理成分逐步减小，至于地区收入差别中的合理的部分将长期存在。
地区之间个人收入差别，主要反映为农民收入差别上。内地与沿海的国家公务员收入差别不大，国有企业工人收入差别也不大，因为都有一定工资标准，但农民之间就不存在这种标准了。为什么沿海农民的个人收入会大大高于内地呢？除了气候、土壤条件外，主要原因是：1.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多，内地少；2.沿海农民多种经营，有多种渠道的收入，内地农民以种植业为主，收入少；3.沿海农民社会关系广泛，家庭中常有人在城里工作，或有人在境外工作，相互之间可照顾。内地农民的社会关系单一。
今天，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内地的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提高了，东西部收入差距也就缩小了。
最后，谈谈地区发展战略问题。看来“梯度推进战略”，即东部向中部，中部向西部依次推进的战略不一定有显著效果。“中心联网辐射带战略”作用更大。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是以省为单位的，这种方法不可能分析得很细。假定我们以县为单位（或者以地区为单位），把中国的县分成三种颜色的话，富裕的涂红色，中间涂黄色，贫穷的涂蓝颜色。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很明显，蓝的都在几省的交界处，红的在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周围，以缩小、最终消灭蓝色地带为目标，这样采取“中心联网辐射带战略”更为恰当。几个富裕地区联合起来扶持一个贫困地带，可能是开拓扶贫工作更为有效的方法。这些地区相距很近，社会风情差异小，扶贫容易见效。
乡镇企业少的地方，靠农业是否可以脱贫呢？回答是肯定的，各省要对省内情况具体分析，广西白色地区采取的“借地脱贫”、外迁脱贫”，很有成效。湖南的一些县大力发展养殖业也取得了丰富的脱贫经验。关键在于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 这是厉以宁同志1996年8月18日在国营黄泛区农场报告的录音整理稿，已由本人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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