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应着力于培育现代民族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工作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未圆之梦。然而，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终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好势头。要保持这个好势头，使得中国在下一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现代民族精神。
现代化要以现代民族精神作动力。凡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有一个民族精神现代化过程。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是对禁锢人们头脑达千年之久的封建神学的反叛，一大批文化巨匠提出以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思维，为欧洲现代化作了思想资料准备。英国科学主义哲学、自由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学的面世；法国理性原则的提出以及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德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意识的觉醒、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和文艺界的狂飙突进运动无一不是民族精神现代化运动，无一不对国家经济现代化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位于东方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出“脱亚入欧”、“论语+算盘”、“把刀剑换成算盘”的口号也折射出日本人对民族精神现代化的迫切愿望。
自英国实现工业化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实现了工业化，世界由相互隔绝的农业文明世界变成了一体化的工业文明世界。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实现工业化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现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着力于在大学生中培育现代民族精神。
一、着力培育理性精神
理性是现代民族思维的根本特征。西方的现代化是最近二、三百年的事，但现代化所赖以实现的理性精神却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把理性作为认识和伦理的基础；柏拉图从客观事物中概括出理念，并构筑了一个理念世界体系，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思维方式形式化和系统化，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甚至在中世纪的修道院，教父们煞费苦心地运用理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使人类理性思维能力得以缓慢发展。理性精神的代代传承，形成了西方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欧洲走出中世纪，高举的正是理性的旗帜，思想家们用理性摧毁阻碍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迷信与偏见，用理性作为批判一切，衡量一切的准绳。也正是依赖于人类理性之光的烛照，人们摸索出一整套理性化的劳动组织方式，理性化的科学研究方法，理性化的技术手段以及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管理规则。这套方式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各国现代化进程。
中华民族在哲学的童年时期就开始注意到理性思维过程的研究以及理性思维训练，如春秋战国时期，名、儒、墨、道四大学派共同参与了一场历时数百年的名实之辩。但与古希腊人相比，中国人更注重以名言隽语、比喻例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更注重于日用体验和直觉顿悟，而荒疏于严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特别是在汉朝中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一直处于受压抑状态。
思想政治工作者应着力于培育大学生的理性精神。（1）以冷峻的理性重新审视我们现有的一切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便区分出哪些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2）以理性精神克服主观盲目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曾支配了许多热昏的头脑，给经济建设带来了重大损失。如今盲目虚报产量，“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现象屡见不鲜，这都是主观盲目性的表现。（3）以理性精神克服感觉主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酒桌上拍板就是利用了领导者思维感情化的弱点。（4）以理性精神克服教条主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必须冲破旧教条旧本本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发展着的现实出发概括总结理论。（5）加强大学生理性思维训练。如利用哲学讲坛系统讲授辩证逻辑和科学逻辑。
二、着力培育科学精神
科学是现代民族的价值取向。现代化是在科技革命的激荡下完成的，科技革命在历史上成为工业革命的先导。与理性精神一样，科学精神也可追溯到古希腊。以泰勒斯“水是世界的本原”为起始，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都热心于对自然界奥秘的探索，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建立了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严密逻辑性的科学体系。千年中世纪，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社会处于发展停滞状态。直到十七世纪，以英国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喊出了时代最强音——“知识就是力量”。号召人们把眼光从圣经、从古代典籍转向自然界，向自然界获取新知识，英国人才重新抖擞起科学精神。培根整理出一套把观察、实验的结果上升到理论的新方法——归纳法，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实验室，并以朝廷重臣的显赫身份亲自作冷冻试验，牺牲在为科学而作小工的岗位上。培根之死决非偶然，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近代科学革命的根源在于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这种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在培根身上，则集中体现了这种联合。哲学家——科学家与工匠联合，使哲学走出玄虚空幻而面向现实；科学由少数人的秘密副业上升为时代精神，科学尽快地转化为技术被劳动者所掌握，成为第一生产力推动了近代经济发展。在争夺海上霸权与殖民地的斗争中，近代西方各国政府似乎都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真理，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如创办科学院，成立科学学会，发行科学杂志，提供科研经费，奖励科技发明。“美国专利局是在1790年，主要由于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约翰·史蒂文斯的努力而创设的。在其后的年代里，有独创性的美国人获得批准的专利多得不可胜数，以致于到1833年，人们传说专利局局长决心辞职，因为他感到每一件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可是，1860年以前批准的三万六千项专利权，只不过微露端倪而已，创造发明的滚滚洪流，还得要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年头里整个淹没专利局。在1860—1890年间，颁发了不下四十四万份专利证。1900年以后任何一年里获准专利的发明，数量都等于或超过1860年以前美国整个历史上所曾有过的专利总数。”[①]创造发明迅速地改变了美国的交通、运输、商业、农业和工业，使美国后来居上，一跃而为经济大国。
中国人民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技术文明，但科学技术在过去的社会生活中并不被看重。墨家学派重视科学技术，但墨家学派却一直被正统思想所排弃。老庄哲学主张复古倒退的思想。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②]老子是反对发展科学技术，开发民智的。儒家哲学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相对积极些。如荀子“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③]“善假于物”即指人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儒家哲学在总体上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重伦理而轻科技。历代统治者除了对天文观察，水利工程等少数几个领域的具体技艺比较重视外，对科技进步缺乏应有热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只重视古代典籍的学习整理，而认为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对它不屑一顾。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主要是读书不多或没有读书的工匠们之所为。
无怪乎本世纪初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在寻求救国方略时首先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继而又提出“科学救国论”。在这些思想的倡导下，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历史的积习并不是那么容易从头脑里清除的。近几十年来，我们热衷于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已认识到科学技术的作用，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国家努力增加科研开发的经费投入，企业也在加快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的开发应用。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百业待兴，资金短缺，用于科技开发的资金严重不足，“我国技术改造的投资占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989年为31.8%，1994年下降到20%左右，而有些经济发达国家则在60%以上。”[④]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中国科协等部门在全国农村中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培训农民达4亿多人次，不少农民依靠科技已步入“小康”。但有些先富起来的人却以大量金钱用于修坟墓、修庙宇。他们不是把致富的原因归于政策和科技，而是归于祖先保佑和神灵的照拂。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应用，而看相、算命、占卦、看风水大行其道。甚至，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文化经营单位，为了赚钱，竟打着“易经研究”等旗号搞封建迷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培养大学生的科学奉献精神，宣传科学、反对迷信。邀请专家学者介绍科技新成果，利用各种宣传阵地进行科学普及教育和科技成果推广，并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科学普及和科技成果推广活动。
三、着力培育合理谋利精神
合理谋利精神是现代人的基本行为准则。自从人类走出动物界，走出无知无欲状态后就有了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是堵还是导？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采取前者，其结果使人们懒惰或虚伪。近代欧洲思想家则清醒地认识到物质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因，正视人们对金钱、财富的欲望，把这种本能欲望引导到有利于社会进步方面，倡导合理谋利精神，使人们拼博进取，发家致富，建功立业，在为个人利益奋斗的同时促进社会利益，从而实现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首页中写道：“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尚武或艺术精神的热情虽然在各处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无时无地不是居于前列，它们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切影响合在一起还要重要。”[⑤]马歇尔说明了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对历史的作用力，但没有分析当经济力量受宗教力量压抑时，经济力量是苍白无力的。欧洲中世纪正是利用宗教的力量压抑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教化人们对物质利益无动于衷，从而使历史因缺乏动力而处于停滞状态。欧洲中世纪的教会认为禁欲修行才是理想的生活，追求财富是一种罪恶，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劳动的目的不是增加财富而是保持一个人出生时的地位，直到尘世转入永生。僧侣的修行是整个社会所憧憬的理想。追求财富必然隐入贪婪的罪恶，贫困起源于上帝，是上帝的意旨所决定的，不过富人应该用施舍来救济贫困。寺院就是富人的榜样。”[⑥]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则认为“一个人所以发家致富，不在于他的品德、智慧或勤劳，而完全靠上帝赐恩。”[⑦]获得财富不再是卑贱的行为而是蒙受神恩，财富不再是罪恶而是神圣的。甚至人人有责任努力获取财富。要获得财富，必须诚实，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必须守信，否则一次失信，朋友的钱袋永远向你关闭；必须勤俭，若一天乱花四个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镑为代价的。这些话虽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出，其思想却来自加尔文教。诚实、守信、勤俭等美德与发家致富的欲望相结合，禁欲苦修的旧宗教被改铸为合理谋利的新宗教。这种宗教神学理论给人们以心灵的解放、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谋利动机，人们以宗教虔诚来谋求经济利益，造成了对经济利益格外敏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气氛。荷兰、英国、法国人积极参加有可能获利的海上探险、商业冒险以及一切经济领域，连贵族也概莫能外。
十七世纪的思想家则进而论证谋求个人利益，保护私有财产是天赋人权。“全体自由臣民，关于自己的土地，又关于在自己所专务而赖以为生的职业中自由发挥勤奋一事，天生持有继承权。”[⑧]“每人借自然与理性之光的烛照，都要做有利于个人最大利益的事，这是无法否认的金科玉律。……私人的腾达向上就会是公众的利益。”[⑨]洛克认为“人类结合成国家，把自己置于政治之下，其伟大的主要目的是保全他们的财产”。[⑩]因为财产私有权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的劳动。除了极少数纯粹的自然物之外，一切都是劳动创造的。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意识到利益比理性更根本，它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体系形成的根据。如爱尔维修在《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中写道“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人们好象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利益的激流。”[(11)]
亚当·斯密论证说，就个人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福利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利益。每个人只要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劳和资本与其他人竞争。国家的职责则是监督私人的勤奋，并将它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
这种合理谋利精神使人们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开拓新疆域、创办新的股份公司、利用一切机会获取利益，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最终使西欧、北美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
中国人也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本能欲望，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直推崇“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便是它的极端形式。孔子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可见，孔子清醒地认识到人人有求利的欲望。但是儒家只看到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强调压抑人的欲望，没有看到利欲之心对历史的进步作用而给以积极评价或适当引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固穷”，“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受儒家哲学影响的人们宁愿放弃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为某种道义和人格作自我牺牲，对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漠不关心。
抹杀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社会将因缺乏精神动力而发展停滞。但单纯获取物质利益的原始冲动不受法律道德引导，将对社会产生更大的破坏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应着力培育合理谋利精神。（1）培养守法意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教育学生知法守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遵守法律发家致富。（2）提倡新型道德。提倡勤俭、踏实、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合理消费；提倡把功利追求与振兴实业联系起来，形成比成就，比贡献的社会新道德。
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合理谋利精神是世界上已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民族精神之共性，在校大学生将担当实现现代化的重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在大学生中着力培育这三种精神。
注释：
[①][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第61页
[②]老子《道德经》
[③]《荀子、劝学》
[④]参陈宗胜《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光明日报》1996年1月25日第5版）
[⑤]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23页。
[⑥][比]享利·皮朗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2页。
[⑦]转引自袁华音著《西方社会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36页。
[⑧][⑨][⑩]转引自[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56页、第159页。
[(11)]《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