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的殖民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沦陷区论文,侵略者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学者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殖民教育情况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在逐渐成型的阶段。所谓“沦陷区”，一般指1937年7月7日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后，在中国境内所占领的地区。自甲午战争后即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往往不包括在内。不过在学者的论述中，也将后面这两个地区列入泛论的范围，或作为比较的对象。本文讨论的日本殖民教育问题主要指前者所包括的地域。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侵占了大片的中国领土。在日占区建立了由日军一手操纵的伪政权组织机构，其中包括推行日本殖民教育的教育管理机构，并由其统辖占领地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对此，中国学者定性为奴化教育，通称为殖民奴化教育，本文简称殖民教育，而究其内涵本质言之则仍为奴化教育。
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原有的教育布局，毁坏了中国沦陷区文化教育，使中国教育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重创。日伪实施的殖民教育也毒害了青少年儿童，给他们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讨论上述问题。
一、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肆意破坏
学校不是军事机关，按理不应成为敌人轰炸的主要目标。然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常常有意识地以学校及图书馆等教育文化设施为破坏对象。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次重大战争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像中国这样遭受侵略者如此严重而且是蓄意的摧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教育灭绝人性的大破坏，成为中日教育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一）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是国民基础教育的关键。儿童是未来的国民，承担着国家的希望。日寇为了摧垮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以遂其灭亡中国的野心，对占领区的初等教育首先实施打击。看下面的统计材料：
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其中规定：全国学龄儿童的80％以上，除入普通小学者外，应受到一至两年的短期义务教育。该年度全国即增设短期小学25901所，附设短期小学班11974个，增设普通小学校35173所，简易小学129所，巡回小学119所，增收学生3841930人。1936年度再增短期小学38117所，附设短期小学班21444个，普通小学校13267所，简易小学161所，巡回教学735组，增收学生4405291人。综计至抗战前，全国已有初等教育机构32万余所，学生1836万多人[1]。
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底，学校数量就骤减为22万所，至次年10月，沦陷区的初等教育机关中有129700余所不得不中断其教育职能。其中教职员257000余人，学生6483000余人，因此而失去了教学与求学的机会。
作为初等教育的一部分，幼稚园教育急剧衰退。全国幼稚园数量从1936年的1283所，递减到1940年的302所，直到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以后才逐渐回升[2]（P253）。
（二）中等教育
战前，我国中等学校的数量已达3264所，学生627246人。1937年以后，战争短期内席卷了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各省，几达半个中国，所在地区的中学亦为池鱼。学校被迫停办，师生疏散。昔日的菁菁校园成了日军的兵营，学校的桌凳成了侵略者烧火做饭的劈柴，学校的图书、教学仪器大部分失散或被毁于战火，无以数计的教室在日军的炮击下变成了一片瓦砾。以河北、江苏两省为例：
七七事变前，河北的中等教育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战争开始，河北便成为前哨，除少数中学南迁外，其他中学全部停办。保定的省立六中、志存中学、培德中学等校园被夷为平地；教学设施、图书、仪器等丧失殆尽。育德中学、民生中学校舍被日军强占，河北省其他市、县的中学同样被严重摧残，河北的中学教育元气丧失殆尽。
江苏各地中学同样遭受战争重创，大部分校舍被毁或被敌军占领，损失惨重，少数学校迁往上海租界及农村，有的迁往四川等地。如省立镇江中学迁上海，不久因租界被日军占领而解散，后又随教育厅迁安徽屯溪。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先迁安徽屯溪，后又迁长沙、贵阳，最后迁重庆与青木关国立第十四中学互易校名，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迁浙江湖州南浔镇，又迁安徽黟县，后又迁上海。省立南通中学部分师生流亡余东镇办学，部分师生流亡上海办学。1940年、1941年，两校先后解散，后又在东台角斜复课。留存的中学，可谓颠沛流离、惨淡经营。
（三）高等教育
大学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提升文化、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机构。中国近代的大学教育起步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有些已达到国际化的办学水平。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肆意摧残。
当时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大都集中于都市及沿海省份。如上海25所，北平14所，河北8所，广东7所。所以，战争一开始，高校便蒙受巨大灾难。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密集沪市的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3]。七七事变后，北平原有的专科以上院校因日军轰炸，近一半关闭，其余被盘踞。如1937年8月25日，日军进驻中国最高学府北大。9月12日，闯进清华搜查，随后3000名日军驻进校园，图书仪器被窃取，被日军汽车装载而去。其他的名牌大学亦纷纷遭厄运。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天津，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南开成为瓦砾之场，秀山堂及图书馆几成灰烬，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大量成套期刊被毁。洗劫一空的校园沦为日军医院和军马牧场。8月15日，日机空袭中国首都南京，就选定中央大学为目标，11天之内，该校就遭日机三次轰炸。差不多同时，日军出动一百余架飞机对上海实施狂轰滥炸，复旦大学更直接遭受战火摧残，学校内外，尽成丘墟，无瓦全可言。1938年1月，日寇五十余人用煤油纵火烧毁浙江大学，次年2月，日机轰炸广西宜山，内迁此地的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和教学区中弹118枚之多，损失严重。
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内地推进。战火从沿海城市烧向武汉、长沙、广州等华中、华南地区，聚集于此的湖南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等亦难幸免。如此情况，不仅发生在前方及沦陷区，即使当时的“大后方”亦受其患。由北大、清华、南开这3所北方最著名的高校组成西南联大，从长沙直至昆明，一直受到敌机的轰炸，以至于“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日常生活之一。1940年5月20日，日机袭击陕西南郑，投弹四十余枚，炸死国立西北医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其两名学生。5月27日，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以及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同遭袭击。设在重庆北碚嘉陵江畔夏坝的复旦大学遭空袭后，校舍设备、图书典籍被毁，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蒙难殉职。由此不难看出，日寇对中国高教事业和高级专门人才，怀着何等必欲除尽而后快的险恶用心。这种对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蓄意破坏的丑恶行径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世界文明犯下的滔天罪行。
应该说明的是，日本侵略者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学制体系中“直系”教育，还包括“旁系”中的师范教育及职业教育，甚至是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社会教育，如民众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部门。对此，本文不再细述。
二、沦陷区殖民教育的方针政策与教育行政
为了使中国沦陷区彻底殖民地化，日本侵略军在积极组织傀儡政权的同时，又强调“宣传教育”，借以收“以华治华”之效。为此，日伪首先制定奴化教育方针政策，建立相应的教育行政体制，以统辖沦陷区的教育系统，从而使沦陷区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殖民主义文化统治的精神枷锁。
（一）殖民教育的方针政策
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寇占据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面积包括了大半个中国。但同时，日本侵略军出现了伤亡严重、战线过长、兵源不足、士气低落等种种问题。鉴于沦陷区人民的英勇抗战，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日寇重新调整战争政策，在沦陷区大放“和平”烟幕、开展思想战、实施奴化教育，成为其“软刀子”杀人的重要战略。
早在1938年7月，日军就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对文化教育规定：“尊重汉民族的固有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4]（P94）后来，又秘密颁布《对支宣传策略纲要》，把宣传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兴亚院”为此增拨一百万经费，并制定了宣传教育的基本宗旨。1940年12月10日，侵华派遣军制定“关于大持久战第一期战略指导”的政策，提出务必实现使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击破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要求在策略上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发挥投降派傀儡政权的作用。1941年5月25日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策略纲要》又一次强化了上述主张。以上规定的内容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者扶持的傀儡政权颁行奴化教育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1937年12月北平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教育上采取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如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删改教科书等，使学校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消除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及抗战意识。
日寇“宣传教育”的基本方针在于消灭我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在所谓“日满华共存共荣，共同防共和建立东亚协同新秩序”的原则下，实行“怀柔”政策，排除一切抗日思想，提倡复古，利用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道德，灌输奴化思想。1938年5月，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方针主要是：依据东亚民族精神，发扬中国传统的美德，以完成新中国的使命。很显然，这与日寇“宣传教育”的精神是一致的。1941年10月7日，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举办的教育行政人员讲习班上，督办周作人发表训话称：“办教育的主旨，本位教养国民，使其都能得着健全生活。”“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5]（P477）1942年3月20日，周作人主持召开华北教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伪教育署长张心沛及华北各省市教育厅局长。会上由周作人致训词并颁布指示事项：“1.教育方针，以协力东亚建设为目的，增加中日文化交流。”“2.肃正思想，务使一般国民咸具善邻防共，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理念”等共11条[6]（P484）。这些条款的实质就是封建主义与投降主义相结合，实施媚日、反共、卖国的汉奸教育，以适应日本殖民奴役的侵略需要。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叛逃河内。27日，他致电蒋介石要求同意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至此，汪伪政府配合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形势的需要，在教育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发表讲话，强调要把“对国民心理进行根本的改造”确定为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所谓的“心理”改造，就是要加强“亲日和平教育”。对此，伪宣传部宣传事业司司长杨鸿烈解释得更加清楚：“教育的目的，是要达到反共和平建国，而所养成的人才，也必须负起反共和平建国的责任。……忠诚谋国，应有切实苦干的精神，则往日浮嚣空泛的学风，不得不为之扫除。”[7]6月20日至22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教育行政会议。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省教育厅长及上海、汉口两市教育局长参加。汪精卫接见与会人员，并讲话说，和平反共建国，为一切施政方针，也即教育方针。并要教育部门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使青少年的思想与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意识吻合一致[5]（P445）。汪伪政府对学校教育的这些限制，根本用意在于运用一切机会、场合及手段，对学生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奴化教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集团紧紧地绑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为了适应日本侵略者的对华“新政策”，汪伪政府掀起了所谓的“新国民运动”。1942年元旦，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在伪国民政府“新年团拜会”上，宣读了《新国民运动纲要》，提出“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等8条要求，在沦陷区造就其所需要的“新国民”。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根据日本主子的意志，向英美宣战。除了为日寇在沦陷区大肆搜刮军需物资外，又加紧实施奴化教育，以配合日本战时体制。因此，对“新国民运动”加紧步伐，积极推行。同时，将沦陷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战时轨道。1943年6月，汪伪最高防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其中规定战时文化宣传政策的方针是：“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起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为贯彻这一方针，“须激扬举国一致之战时意识……适应战时需要，从事于体制之创立，力量之集中，思想之清厘，观念之肃正。”《纲要》提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的七个要点[8]（P230-232）。上述条文及其具体要求，反映了汪伪企图在青少年学生中灌输精神毒素，适应当时在沦陷区进行的“清乡”需要，从思想上进行“清乡”，以达到肃清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思想，强化其法西斯统治的目的。
（二）殖民教育的行政制度
日本侵略者把教育视为其推行殖民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不可缺少的工具。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管理，日伪注重伪教育行政机构的创设，以严密控制沦陷区的殖民教育。
以王克敏为首的傀儡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辖区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4省及北平、天津、青岛3市。最高一级设立伪教育部，为伪政府高级教育行政机构。1938年1月，伪政府公布了《教育部组织大纲》，伪教育部下设总务局、文化局及教育局。地方各省公署设教育厅，市、县设教育局、教育科，属地方一级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汪伪政权建立后，北平的“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作为中间过渡机关存在。汪伪政权的教育行政系统基本上沿袭国民党政府之前规。伪行政院设教育部，各省市伪政府设教育厅和特别市教育局，伪行营及行政公署设教育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设教育总署。伪教育部长由赵正平、李圣五先后担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署长先后由汤尔和、周作人、苏体仁、王谟等充任。为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各级教育机构中多由日伪派员“督导”。
汪伪教育部以灭绝党化抗日教育，贯彻亲日派思想，普及防共精神，宣传“新民主义”为教育的基本指导方针。因此，教科书的编辑，现有教职员的再教育便成了重要的课题。另外，废除了国民政府时代的公民课，引进日本式的修身课，目标是向日本型的教育课程过渡。这个政策同样为伪华北教育总署所认同并实施。
沦陷区教育行政的实权均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伪教育部受日本“兴亚院”文化局的直接控制和领导，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同样由日本人主宰。如青岛沦陷后，1938年1月17日设立了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教育科，直接受“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领导，汉奸陈命凡任科长，又“聘请日本人饭田晁三任顾问”。青岛各地的教育指导官多数是日本的中小学教员，他们经训练后被派赴青岛的中小学“指导”、监督学校事务，执行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监视师生言行，打击学校中的抗日活动。华南的厦门市1938年5月沦陷后，次年7月成立了伪“厦门特别市政府”，设立伪教育局，下辖二科一股，内有日本视学官8人，中国督学仅2人。日本视学官通过教育行政的法律干预力量，贯彻“中日亲善”、“东亚联盟”的方针政策，实行媚日教育，清除青少年中的抗日意识。
不唯这些日本顾问、视学官们在操纵沦陷区的教育，特务机关亦经常直接插手干预。1940年3月12日，日本陆军驻山东特务机关长给山东省公署教育厅发去一函，其文如下：
教育厅长殿下：
1.查公私立中等学校及省立师范学校学生思想之动向，并于三月末日报告本机关。
2.关于公私立中等学校及省立师范学校学生之思想善导，有鉴于现下之诸情况，势应给以适当之处置，故希将各学校不良思想、团体之取缔状况及善导状况等，于三月末日前报告为荷[9]。
特务机关俨然是在以“太上皇”的口吻发布命令，可见，山东教育的权柄实际上操在日本占领者手里，伪政权的教育官员们是按照日本占领者的旨意行事的。
三、沦陷区的殖民教育体系
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原有的文教事业进行破坏之后，即着手在占领区通过伪政权建立殖民教育体系。教育与政治，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范畴，各自有相对独立性，而实际上又是互相影响且有极密切的关系。教育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社会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客观需要，与社会的嬗变、演进相伴随，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要求。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沦陷区就是依据殖民统治的政治、军事需要，通过扶植傀儡政权，推行一整套以奴化、毒害儿童青少年的思想并培养“愚民”为核心的殖民教育。
（一）各级学校教育的“调整”与“恢复”
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华民族的心理。为此，便把思想战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宣称：“对华战争是一个总力战，而思想教育界应负起思想战全责。”思想战以肃正思想为中心，其训育方针是：根绝容共思想，以亲仁善邻之旨，谋东亚及世界之和平。因此，为了达到维持其殖民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目的，日伪着力对占领区的学校教育加以“整顿”及“恢复”。
1.基础教育
1938年4月15日，北平伪临时政府训令所辖地区教育厅（局）、各学校：严加取缔党化排日之教育。并规定：学校之恢复从小学着手，次及中学，大学之开办应事先向政府申请。学制仍按中学“三三”、小学“四二”之旧制办理。中学以男女分校为原则。童子军改称少年团。教科书一律采用改正本。中小学教职员应重新加以训练[5]（P390）。稍后，其他的伪政权也有类似的规定。
1938年以后，日伪在城市和铁路沿线为其控制的一些据点开办各类小学。对依然留存着的原有学校，则强化其统治，进行儿童登记，选派受过敌伪训练的教师到伪校任教，用法西斯主义的方法讲授日语课本。1939年，日寇华北方面军在其“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中提出“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伪临时政府与华中的“维新”政府曾会商决定两方教育的一体化，试图以村落为单位全面设立中小学制度。
中小学校虽然陆续开办，但比起战前仍是大为减少。据1939年统计，整个华北敌占区有完全小学1248所，初小20356所，幼稚园25所，合计为21629所，仅为战前107701所的1/5。其中北京市初等学校由1939年的312校减为291校，天津市由316校减为279校。北京市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为44.02％，而失学儿童的比率却占55.98％。特别市尚且如此，日寇占领的农村地区，失学儿童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战争初期，沦陷区的中等教育几乎停办。1938年以后，日寇强令各校开学。但在华北地区，中学除了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外，其他地区凤毛麟角。1939年统计，华北地区有中学134所，较战前387所减少了近2/3。汪伪国民政府教育部建立后，为效忠日寇，一些大中城市陆续设立中学，如江苏设有伪国立模范男子中学、模范女子中学、中央附属实验学校、南京中等学校理科实验所以及在吴县、无锡等地开办的5所中学，浙江共有10所公立及私立中学，安徽、江西有3所中学，湖北有5所中学，厦门特别市开办有4所中学。
从各地办学的情况来看，私立中学校占的比例较高，教会中学仍是重要特色，中学实行男女学生分设，其实限制了女子接受中等教育的权利。为了稳定学生，日伪费尽心思。如湖北安陆中学成立第一年，伪政府给每个学生做校服，一年两套校服，大衣一件。沙市中学开学还给学生免费发课本用。日伪试图用小恩小惠笼络中国青少年，以达到奴化其思想的目的。
由于伪政权兴办学校的目的在于对学生实施思想奴化，因此对学校的“硬件”建设往往漠然视之，以至学校设施之差使他们自己差派的督学们也无法掩饰，以山东沦陷区小学教育的情况为例：曲阜县立书院街小学有453名学生，校院宽大，但“门窗破烂不堪，图书、教具全无，设备亦极为简单，教室狭小，学生异常拥挤”；济宁县立第一模范小学，“房舍多半破旧，教室前面无墙，全系竹编门窗，用纸糊者”；峄县县立枣庄初级小学，“教室三座，房顶破漏，甚属危险，教桌亦不足用，一年级……教桌系用砖砌成，已破烂不整”；商河县立小学的一个班“只有教桌无有座位，学生站立授课”。许多乡村小学本来就是在伪政权催促下设立的，各地自无办学积极性，统计在案的村立学校名存实亡者多。1944年3月，一位省督学视察曲阜时，惊奇地发现，“自去年秋季迄今，学校停办者达一百余校”[10]。
2.高等教育
高级汉奸，社会专门部门机构御用的专业人才，都是需要高等教育来训练培植的。因此，部分“恢复”高等学校，也是殖民统治的需要。
伪华北临时政府为了推行殖民教育，除新建新民学院、外国语学院外，还接管改组了原有的国立大学，取消国立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为“国立”北京大学，分文、理、法、医、农、工6个学院（实际上文、法二学院并未开课）。将原北平师范大学分为两个学院，一为北京师院、一为北京女子学院。北师分文、理、体育、音乐四科及工艺专修补习科（至1941年10月，两师院始又合并改组为北京师范大学，设文、理、教育三学院）。原国立北平艺专改为北京艺专，设绘画、图画、雕塑、图案等5科。以上各校均于1938年5月开课，但投考的学生很少，如北京大学开课时，每个学院学生至多不超过70人至80人。北京原有的教会大学，除中法大学停办迁云南之外，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尚能维持办学。而且不去日伪学校读书的学生纷纷报考私立大学，以至私立大学学生数激增。如1939年燕京大学学生增至一千三百多人，宿舍不够用，辅仁大学学生亦增至九百余人。据1940年统计，燕京大学有学生962人，辅仁大学有1821人，中国学院有1237人，而“国立”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1055人，北师大有480人，北女师有584人（《北京教育史》（第一稿）2000年3月打印交流稿）。但从整体上来说，高等学校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呈下降趋势。七七事变前，华北地区共有专科以上学校37所（大学14所，独立学院12所，专科学校11所），而1939年，华北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只有14所，其中大学3所，独立学院5所，专科学校6所。而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总务局编制的统计表，1941年更降为12所（内“国立”5所，省市立4所，私立3所），在籍学生6737人（内“国立”2298人，省市立441人，私立3998人）[5]（P483）。这12所学校是：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北京艺专、外专、师资讲肄馆、河北师专、山东日语专科、北京体专、天津日语专科、辅仁大学、中国学院、天津工商学院。
1938年10月，南京的伪维新政府制定“高等学校法”，其中第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遵照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完成高等普通教育为目的，尤要注意于充实国民道德。”1939年1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旧址设中华大学，后改为国立南京大学，内分设文、理、工、农四个学院，并办理维新学院，学生毕业后即派赴日本考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文化洗礼后回国。受日本侵略军炮火的摧残，东南各省的学校及文化机关蒙受巨大损失，有些学校被迫内迁，有些避往上海租界。上海租界一度成为日寇包围下的“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租界，于1942年9月制定《上海高等学校处理计划》，令汪伪国民政府执行。其中的“要领”是：国立大学除上海大学外绝不再设置；除上海市立男子师范学院及女子师范学院外，将圣约翰、南洋、大夏、光华、复旦等私立大学合并为一校，设法商、文学、理工、医学4个学院，不得聘用欧美人教授；对未经许可及不合乎规定的其他私立专门学校应尽可能由官方经营。对此，汪伪政府“极表赞同”。另外，汪伪政府还设置了广东大学、中央警官学校、交通大学，1942年又设立浙江大学。
我们可以看到，日伪在占领区实施的高等教育极不景气，一些省份在沦陷后，大学教育几乎摧残殆尽。一个缺了高等教育的民族其民智是不足畏的。日伪以限制高等教育的正常进程为手段，达到弱化国民民智的目的非常明显。
日伪在沦陷区设立的学校教育还有日语学校、军事学校、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等种类，对此本文不再叙述。
（二）社会教育
在中国，因为学校教育普及滞后，社会教育一直在民众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后，在把原有社会教育体系毁坏殆尽的情况下，竭力从垄断新闻出版业、推行汉奸文艺、培植各种强化殖民教化的社会团体以及鼓吹封建道德文化等方面，建立殖民化的社会教育体系，企图在其欺骗麻醉下，驱使我国人民“协力大东亚战争”。
为此，日伪专门成立新闻、通讯、出版等宣传舆论机构，控制舆论，操纵新闻出版机关，实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严格控制和检查。以报业为例，1940年5月1日，汪伪宣传部为谋“宣传国策，统一全国新闻通讯事业”，设立“中央电讯社”，使之成为全国新闻、通讯最高统辖机关，隶属于伪宣传部之下。“中央电讯社”秉承日本同盟社的指令，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喉舌。1941年，伪宣传部设置“中央报业经理处”统辖其直属的各报社，此外还颁布新闻检查法规，统制宣传与出版业。据统计，日伪在中国19省约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种至900种。日本侵略者通过地方伪警察机关或伪县政府强派报纸给学校、商店、乡公所等，强制民众阅读以防共和恢复东亚固有文化道德为中心内容的报刊。
日伪打着“东亚文艺复兴”的旗号，推行汉奸文艺。日伪政权尤其对在民众生活中有较大影响的电影、话剧、音乐、美术和体育活动，加大控制力度，设置电影垄断机构，统管电影的放映节目和内容，审查话剧剧目，培植汉奸剧社，严密控制音乐、美术及其他艺术部门，开展旨在奴化民众思想的体育活动，成立“中日文化协会”，推动殖民宣传活动。如上海影业，日伪通过1942年公开投敌的张善琨出面，合并原12家影片公司，成立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操纵上海影业。1943年5月，日伪又把伪“中联”、伪“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伪“上海影院公司”合并成立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即伪“华影”，将制片、发行、放映合在一起统一管理，其作品内容除歌颂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鼓吹“大东亚共荣”的殖民主义侵略观点外，就是麻醉敌占区人民的色情影片和描写风花雪月及身边琐事的作品，使之成为日本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殖民教化过程中，日伪重视培植社会教育团体。以“新民会”为例，“新民会”是华北日军司令部特务机关为扩充地方汉奸组织而炮制的，其目的是进行所谓“彻底的教化，以适应确保治安的需要”。新民会以各种形式把社会各个阶层、行业的人组织起来，为日军服务。城市按职业及原有的团体加以组织，如“教育分会”。农村按原有的保甲、自卫团、“青苗会”、“联居会”等加以登记、备案，组成农民分会，还让妇女、青年、小孩分别加入“妇女会”、“青年团”和“少年团”。
新民会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教化，其内容以日军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每个阶段的中心任务为主，手段多种多样。如新民会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主要利用报刊、电台等媒体及各种集会、讲演等活动，并开办新民教育馆、新民学校，开展活动，宣传“中日亲善”等奴化思想，并设日语速成班，拉拢青年学生为其宣传服务，还在城市及县城由上而下设立新民教育馆，作为经常机构对民众施加影响。据1941年山东沦陷区95县报告，已有91县在县城内设立了新民教育馆。1941年9月，山东省立新民教育馆成立，内设宣化部、陈列部、话剧部、阅览部和事务处，统辖指导市、县级新民教育馆，并提出殖民教化实施纲要25条。
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殖民教育，日伪在沦陷区大力提倡封建礼教，这种所谓的“中国传统的礼教”是经过殖民主义侵略理论重新解释的。日本侵略者在汉奸刊物上鼓吹孔子怀有的理想，与日本的道德“同流一轨”，是中日亲善的精神渊源，所以应该在中国提倡“孔子学说”。为此，1938年2月24日北平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王克敏下令，恢复祭孔，并要求各地长官各就所在地致祭。1939年，伪“临时政府”颁令：祀孔典礼如有失仪者，应交付惩戒[5]（P384）。汪伪政府不但恢复孔子诞辰典礼，还明令各报刊登《先师孔子纪念歌》，要求沦陷区人民发扬孔子“忠恕”之道，善邻友好，汪伪政府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张目。总之，日伪之所以在沦陷区提倡孔孟之道与封建礼教，根本目的在于打着让人民知“仁”、懂“礼”、讲“义”的幌子，使沦陷区的人民老老实实地当统治者的顺民。
（三）校外教育
日伪在着力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严密的殖民教化时，尤为重视对青少年学生的奴化教育。除了在校内加紧对学生的训育，日伪还利用多种形式，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以奴化为目的的校外教育，用以强化殖民教育的渗透力及加强意识操纵。
在北平，1938年3月，“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简称“青施会”）成立，是日伪教化青少年的专门机构，内设有大学组、中学组和小学组，分阶段对学生思想及活动加以控制。“青施会”所用书籍以新民会出版物为主，如《新民月刊》、《新民精神》、《新民主义》等都是青少年的必读物。“新民会”北平指挥部，编印了一本充斥“中国联日乃兴邦之道”言论的小册子——《告青年书》，印发5万册，北平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青施会”经常组织大中小学生，进行限定内容为关于“新民精神”的演讲和作文比赛，除了给予“优秀”者物质奖励外，还给他们登报、让他们到电台发言，以扩大影响，引诱其他学生，使之产生殖民同化的效应。“青施会”还举办“暑假青年团”、“暑期青年俱乐部”和大中小学“讲习会”等训练形式，要求各校派人参加，操控暑假中学生的活动与学习。同时，又以“恳谈会”的形式把学生代表分期分批地召集到北平总部，散布日本在各方面是如何优越，是当然的领导者，足以领导“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运动走向成功等殖民主义的谬论。
1938年5月，新民会在北平成立“中央青年训练所”（简称“青训所”），由各地“选忠实优秀之青年，保送入所肄业”，年龄在20—25岁之间，训期两个月，后来，训练期延至6个月，每期50人左右。青训生由失学青年、高中及大学毕业生、中小学教员、新民会各级职员和青少年组织的各级干部等组成。青训生受训期满，经过实习后分配工作，训练的主要科目有“公民课”、“教练课”、“劳动奉仕课”等。所谓“公民课”，即“新民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反共宣传，规定学员要学习“新民精神”、“满洲建国精神”和“日本精神”，要“批判三民主义”和“铲除共产主义”等。所谓“教练课”，即军事训练，并传授特务工作方法等，由日军派人充任教官。“劳动奉仕课”，主要是为日本侵略军修筑工事、营房、道路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青训所”竭力训练青壮年为参战做准备，军事课程成为各级青训所训练的主要内容。
此外，“青训所”还向地方上发展各级组织。据统计：在“新民会”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平津、冀东等地就有青训所五十多个，至1939年底达115个，到1940年有350所[11]（P122-123），其指导员由中央训练所的毕业生充任。当时北平市的11个区均有青训所，可同时训练1500人。这些青训所借用各区中小学校址，每周集训3次至4次。训练期满后，全市青训生在故宫太和门举行“终了式”。“新民会”的大小头目借此发表各种奴化宣传的言论。
与青训所相呼应的还有青少年团队，如“青年团”，1940年有745个。在不同地区，还有其他类似组织，如“少年团”、“少女团”等团体。1942年青年团及少年团成为新民会的联属团体，在新民会中央总会设有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并按地区、学校、职业的差别编成青年团。这样，在北平设立中央训练所，其毕业生被派到地方青训所当指导员，地方青训所的毕业生再去组织青年团和少年团，这种金字塔式的组织成为日伪实施校外教育，奴化沦陷区青少年学生的得力工具。
日伪经常组织教师、学生赴日参观，并接待日本来华的各种“学者”和教育团体。企图以强势国力诱逼中国师生，使之屈服于其殖民统治。以北平为例，仅1939年5月至1940年6月，即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海后中臣抵平调查各级教育机关状况，日本京都、东京、长崎及日本国四个教育视察团来平参观、考察；日本名古屋市商业学校索要北平经济资料，敌伪特务机关代日本广岛县文理科大学索要1937年以前中国小学的修身、国语、地理、历史、自然、算术等学科的教科书，由伪教育局征集径送。赴日参观人次也增多，1939年10月，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组织“华北各省市师范学校校长访日视察团”赴日参观，11月，又组织“华北教育行政长官访日视察团”赴日；1940年5月伪教育局组织中小学校长赴日参观（《北京教育史》（第一稿）2000年3月打印交流稿）。
日伪之所以如此煞费心机地开展校外教育，尤其重视青年的训练，其根本目的是培养“新民主义”的实行者，同时毒害沦陷区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意识。
总之，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推行的是赤裸裸的殖民奴化教育。之所以称其为“殖民奴化教育”，在于它是日本侵略者强迫施加给中国的教育，它强行传播日本的殖民侵略思想——“皇道文化”，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性和人性的荼毒、扭曲和戕杀，也是对文明史的一种反动和倒退。这决定了其殖民化教育的文化属性。同时，它以“皇道文化”来化育人，使之改变原来的文化属性、改变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而成为日本皇国的忠良国民，这决定了其奴化教育的政治工具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