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旉农书》之农史地位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陈旉农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3)03-0316-05
《农书》或《陈旉农书》三卷是我国农书系统中的一部重要杰作，在农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书虽然有不同版本著录，但学术研究上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目前研究现状看，曾只有恩师盖建民教授撰写《全真子陈旉农学思想考述》发表在《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4期上，对陈旉生平和农书的版本、内容进行了详 *细考证和论证。后来又在其《道教科学思想发凡》一书的《农道合修——道教农学思想索隐：成体系的农学思想》部分中，依据我国已故农学家万国鼎先生的《陈旉农书校注》一书对《陈旉农书》作了进一步详细考证。笔者在博士论文《道教农学思想探微》中也对该书作了探讨和评说。但以上考述均只就其版本和内容进行考察，对该书的农史地位和作用的考察至今是一个空缺，所以，笔者今就此略作考述，还请诸位大家斧正。
一、《陈旉农书》的作者、版本与内容考
《陈旉农书》中作者无详细的自我介绍，且其好友之著述中对其引用和介绍也不多见，故对作者的考证缺乏直接史料证明。按盖教授考证，关于陈旉生平只能根据其农书中的序、跋得知陈旉自号“西山隐居全真子”，又号“如是庵全真子”，至于具体籍贯、出生以及死亡岁月均无法考证。因“全真子”是典型的全真教道士道号，所以我们由此可知陈旉是一名全真道士。并且由其同时代人丹阳洪兴祖后序称“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可知其是一名云游于江苏一带的自耕自足的道士，因其所隐居的西山有两处，但均在江苏，由此可以推测陈旉之籍贯可能为江苏，这还可从《农书》内容考察得出此结论。至于陈旉农书，版本较多，计有《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函海》本、《知不足斋》本等。当今在《传世藏书·科技卷》中亦有原文可查。但至今未见有单行本行世。
陈旉《农书》按照完整的体系可分为上卷、中卷、下卷。上卷是全书的中心和主体，论述“农道”，即农业哲学和相关的农学思想，又论述“耕道”，即具体的农业技术、方法等，两者内容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分别以农业生产经营十二宜为篇名加以论述和介绍：即“财力之宜篇第一”、“地势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天时之宜篇第四”、“六种之宜篇第五”、“居处之宜篇第六”、“粪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节用之宜篇第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虑之宜篇第十二”，此十二宜之后附有“祈报篇”和“善其根苗篇”两篇。中卷“牛说”，属于专业性农学部分，叙述耕牛爱护、饲养和使用情况，说明耕牛在农耕中的地位，表达作者爱惜役畜的思想；下卷“蚕桑”亦属专业性农学部分，论述养蚕收茧及桑树种植管理等内容。这些内容大部分是陈旉对自己躬耕垄亩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他对我国古代农学思想批判地继承的结果，因而《陈旉农书》在我国农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我国宋代以后农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二、《陈旉农书》对宋代以前农学思想的融摄与批判考述
从该书性质来看，它属于道教农书，它既有道教农书的特点，也融摄和批判了农史上其他农书的内容，可以说，陈旉既博览了诸子百家著作，例如，他“常引六经作为依据”[1](P39)；也纵观我国宋代前的农学史资料，尤其是《齐民要术》，可以说《齐民要术》中的农学思想是《陈旉农书》思想的直接来源。根据《中国农书系统图》可以看出，《陈旉农书》中的“时、地、耕、桑”四个方面内容均直接来源于《齐民要术》。它对道家道教的技术思想和宋代以前农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具体体现如下：
他在“财力之宜篇第一”中指出农业生产规模要与经济实力相称，提出：“凡从事于务者，皆当量力而为之，不可苟且，贪多务得，以致终无成遂也”。[2](P23)这是对我国“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2](P23)精耕细作农业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极力主张“农之治田，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2](P23)它还继承了我国古代农学史上的“三才”观，首先，他将《阴符经》中的三才互盗思想引入农书，阐述自己的“时宜、地宜”观。其“时宜”观是通过“天时之宜篇第四”体现出来的，他在文中引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强调“四序乱而不能生成万物”[2](P27)和“故农事必知天地之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也”[2](P27)思想，使道家纯属无为的思想转化为道教“络马首”思想，成为其农学思想的闪光点。同时，他还直接继承了《齐民要术》中的“时宜、地宜”观，《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根据《易经》各卦的上中下三段论和实际生产经验提出“上时”、“中时”、“下时”概念，引用“师旷占术”等资料[1](P274)对“农时”加以具体的论述。
在“地宜”思想方面，陈旉通过“地势之宜篇第二”和“居处之宜篇第六”两篇加以论述，“地势之宜篇第二”看到了地形、地势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强调农业生产和土地经营要因地形、地势变化而变化。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齐民要术》，但《齐民要术》中的“地宜”思想也是对我国古代著述中“地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中国农书系统图》来看，《齐民要术》中的“地宜”思想，直接来源于《周官》、《氾胜之书》、《管子》和《吕氏春秋》。由于《氾胜之书》中的“地宜”思想直接来源于《诗经》，《周官》中的“地宜”思想直接来源于《禹贡》，所以，《陈旉农书》也就间接继承了《周官》、《氾胜之书》、《管子》、《禹贡》和《吕氏春秋》中的“地宜”思想。同时，《易经》中的土地思想，《周礼·地官》中的土地分类思想、“土宜”思想，《国语》和《月令》中的“地气”观，《左传》的土地进行多种经营思想，《商君书·徕民》中所提出的“土”“地”“田”概念，《淮南子》中《地形训》的土地思想均纳入了《陈旉农书》中的“地宜”内容之中。另外，作为道士的陈旉，自然也会继承道教中的“地宜”观，例如，陶弘景的择良地而居思想，《亢仓子农道篇》中的“地宜”思想，《太平经》农学思想中的“地宜”思想，《山居要术三卷》，《化书》，《刘子·贵农》篇中的相关“地宜”思想均为《陈旉农书》所吸收。“居处之宜篇第六”则是受到农业谚语“近家无瘦田，摇田不富人”[2](P33)的影响，要求农民选择近田地之地进行居住，便于照顾农作物和改良土壤，所以提出“居民去田近，则色色利便，易以集事”[2](P33)思想，这也是人工构建“地宜”思想的方法论表达，是对我国古代《禹贡》、《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地宜”思想的发挥，它在我国古代农书中独具特色。正因为如此，《陈旉农书》成为山居农书中最有成就的农书，书中对于山区农业开发经验的总结是其他农书无法比拟的，它首创“地势之宜篇”，总结了按照高田、下地、坡地、葑田、湖田等不同地势对土地的规划利用的思想，其中对于高田的利用规划说得最为详细。书中所提到的“耘田之法”也体现了山区的特点。所以，其中的“地宜”思想对后来全真道的“任地”思想、道教宫观依据远近对土地进行多种经营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陈旉农书》中的耕道体现在“粪田之宜篇第七”中，其“耕道”许多内容也均直接秉承《齐民要术》，但它同时又突破了《齐民要术》内容的局限性，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有的观点，成为《陈旉农书》中最具创造力的部分。例如：他提出了粪屋积肥、沤池积肥等广开肥源、多积肥料和制肥方法，也提出了制造火粪、堆肥发酵等增进肥效、避免损失的有效利用方法。还一改以前农书只重视基肥和种肥，很少提到追肥的理论缺陷，认为“宜屡耘而屡肥”，提出了“用肥得理”和多次追肥的施肥观念，这对保护土壤肥力，保证农作物健康生长，促进农业产量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施肥方法的阐述对其农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其“地力常新壮”土壤学思想提出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有力批判了过去那种地力渐减论即地力随着耕种年限而衰减的传统观念，指出：“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2](P34)；和“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2](P34)。在施肥方法上，道教十分重视施底肥以粪本，强调其固内的作用，例如敦煌本《太上妙法本相经》就有此意。《道德真经疏义》则强调“木落则有所损，然且粪其本焉，是乃所以为益也”[3](P481)。这是因为道教修道以洁净为本，把粪便视为不洁之物，所以植物生长之后一般不予施肥，尤其不施动物粪便之类的肥料。这种状况直到《陈旉农书》专设“粪田之宜篇第七”论述肥力与土地类型及土地改良的关系，一改过去重视施底肥的施肥方法，重点突出追肥的重要性为止才有改观。当然，陈旉也没有忽视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例如，他在《蚕桑》中指出“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不知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今一或幸焉，则曰是无法也”[2](P51)。这种桑耕技术也是对《齐民要术》思想和以往农学思想体系的继承，也直接来源于《齐民要术》。
《陈旉农书》中的重农色彩除主要体现在上文所述之内容外，还体现在“节用之宜篇第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和“念虑之宜篇第十二”中，“稽功之宜篇第十”要求务农者专心致志，尽自己最大力量务农，这也是对《管子》、《小匡篇》中所阐发的“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思想的发挥，展示了自古以来我国就已存在的重农意识，也暗含了要求统治者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安抚农民，使之以农为乐的内涵。“节用之宜篇第九”除了继承我国古代重农思想外，还提倡即使农业丰收也应该尚俭，因为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备荒作用。所以它说“古者一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者，良有以也”。[2](P36)还直接引老子所说“能知其所不知者上也。不能知其所不知者疾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2](P38)，来说明防患于未然之必要。他作为道士，在书中肯定配合月令体谈论道教教义“俭”和“报神”感恩。还喜欢用道教文献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些字眼，如“盗”字几乎是道教专用术语，是儒家向来最忌讳的字，这是由其道教人士身份所决定的。
《陈旉农书》除了上述的继承和批判内容之外，这种批判继承性还体现在其农业系统论思想中。陈旉所构建的农业系统论具体说明了因农业生产本身和外在因素的复杂性，要求务农者必须具有系统规划，进行立体式和时间继起式农业生产模式的思想。《农书》之“居处之宜篇”、“地势之宜篇”中所阐述的农舍安置、土地利用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其农业经营思想中，他主张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多种农作物套种，主张立体式农业生产结构，像《地势之宜篇第二》中所说的针对高田种植，凿筑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碮之上，疎植桑拓，可以系牛，水中养鱼。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充分利用土地的思想，也不愧是一种具有多种经营意识的生态农业观，同时还具有一种舍小利赚大利的经济效益观。
三、《陈旉农书》对我国宋代以后农学的影响考述
宋代是我国农业生产快速发展时期，也是我国农学史上的兴盛时期，“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4](P956)根据邱志诚的考证，整个宋代时期出现的农书有141部，[5]其中隐士、未仕士人、僧人等所著农书为16部。[5]其中道士陈旉所著农书——《陈旉农书》是宋代隐士农书的典型代表，具有“山居系统”农书的典型特征，全书三卷以技术性论述为主，这种论证方式是道教农书与儒家农书的根本区别，但陈旉是一个儒道双栖的道士，所以他的农书同时兼具儒道特色，对后来农书影响极为深远，例如，《陈旉农书》是《便民图纂》的直接理论来源，《便民图纂》就是直接继承《陈旉农书》、《秦湛蚕书》中的养蚕技术和《齐民要术》、《耕织图》中的技术思想融合而成。陈旉所总结的江南泽农经验后来一直被人使用，直到明末才出现又一本总结泽农经验的农书《沈氏农书》，在此基础上，清初的理学家张履祥从理学(理学是儒释道兼收并茂的学派)出发，讲究养生治生之道，出版了《补农书》。所不同于北方旱农的江南农书唯是而已。又如，陈旉以蚕桑为农家之重点，此后的农书除专论蚕桑之农书外，其他整体性农书也从此大都包含蚕桑部分，尤其是元代的三大农书《王祯农书》、《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更是如此，《农桑通诀》的“劝助”篇乃完全取自《陈旉农书》，《农桑辑要》(其作者表明是司农司，但这部农书成书时，“《辑要》这部重要农书的作者，是不易确定的。真正负责工作的也许就是畅师文”[6](P42)的“思想体系和项目安排均以《齐民要术》为范本”，[7](P269)以《管子》、《庄子》之言为是，这也可以说是《陈旉农书》间接影响的一个典范。因此，《陈旉农书》中的道教农学思想必然融会其中，例如，重视农业技术，注重农本观念，注重药农、丛辰等迷信观念。就《王祯农书》而言，《陈旉农书》中的道教农学思想对其影响也表现得十分明显，《王祯农书》的开头和结尾均以《陈旉农书》的内容为主题。“开卷依据《陈旉农书》三卷的三大主题，叙述了农事、牛耕、蚕事三样事情的‘起本’。最后是‘祈报篇’，则是全抄《陈旉农书》的内容，要求农民在耕种之前先祈祷上天保佑，收获后应设祭来报答上天。这些篇是和《齐民要术》序文中‘教民’这个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的，说教意味很浓厚”。[7](P56)在其“百谷谱”中的“饮食类”篇中，有“备荒论”，既继承了贾思勰那种利用野生动植物临时救灾之法，也抄集了晋后道教的“辟谷方”，并且用这些辟谷方于实践。明代的王象晋撰《群芳谱》，本人将其视为道门农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从该书作者的自序来看，具有类似于老庄思想的“无为”思想，和老庄以及《陈旉农书》中的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每花明柳媚，日丽风和，携斗酒，摘畦蔬，偕一二老友，话十余年前陈事。醉则偃仰于花茵莎塌浅红浓绿间，听松涛酬鸟语一切升沉宠辱，直付之花开花落”。[8](《〈二如亭群芳谱〉序》(P1)同时作者在此书中的《谷谱首简》中只是转载《吕氏春秋》的农学四篇、亢仓子《农道篇》、《管子》中的《地员》、《金粟》两篇。说明他对深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的农书的看重与熟悉。明代的俞宗本的《种树书》基本上是抄录《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和借鉴《陈旉农书》而成，缺乏创新，所以也不乏月占、涓吉、丛辰、禳镇、巫祝等“当时却也是大众生活中必有的东西”。[23]《〈二如亭群芳谱〉序》(P65)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明朝农书暗淡的时代，从130余种农书中脱颖而出，才使明朝农书没有留下空白，难怪李长年在其《农业史话》中称其为“珍贵的《农政全书》，具有扭转‘南粮北调’的意图”。[9](P195、P199)《农政全书》在其凡例中说“今所采全篇者，惟《管子》、《吕览》”。[10](P15)所以，徐光启在其行文过程中，尤其是《农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上、下)中对《周礼》、《庄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亢仓子》、《陈旉农书》、《齐民要术》等书中的农学部分全文引用，对《农桑通诀》、《农桑辑要》、《便民图纂》、《农说》等大加引用。我们由此可见《陈旉农书》及其中的道教农学思想对《农政全书》形成的影响，其内容仍不乏《陈旉农书》这种道家道教农学思想的痕迹。清朝时期还出现了我国最后一部大型整体农书《授时通考》。这是我国农学史上一部集大成的农书，引用书籍达427种，作为其直接理论依据的农学书籍就有《便民图纂》、《马一龙农说》、《耕织图》、《王祯农书》、《农政全书》、《齐民要术》、《月令广义》共七部。其中的农时观点直接来源于《农政全书》、《马一龙农说》和《月令广义》，其中的农图直接来源于《便民图纂》、《王祯农书》和《耕织图》，其中的“耕道”即农业耕作技术直接来源于《齐民要术》，其中的“地宜”思想和桑蚕技术直接来源于《农政全书》。而前文已述的《便民图纂》与《陈旉农书》的关系又是直接的相承关系，所以，《授时通考》也深受《陈旉农书》中农学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陈旉农书》间接影响的产物。该书最大的特点有如下几个：该书中存在历代农书中从未有过的“嘉禾瑞谷”项，“嘉禾”和“瑞谷”是道教幻想出来的神仙境界之物，经常出现在经典中，用来说明皇帝受命于天，重现天人感应思想。同时继承了《广群芳谱》、《农桑辑要》、《农政全书》、《御制耕织图》等书中关于祈谷、耕藉、祈报等具有天人感应和宗教仪式色彩的材料，这也和《陈旉农书》中的道教农学思想特征是相通的。
总之，《陈旉农书》是南宋时期七部隐士农书之一[26]，它和曾安止的《禾谱》既是当时建立和完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体系以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单产这一社会需求的产物，也成为当时这一体系成熟的标志。[5]它既继承了我国宋代以前的农学思想，也继承了道家道教思想中的农学内涵，使之成为农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有机结合体，对我国宋代以后农书的思想内涵起了直接和间接地作用，在我国传统农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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