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负甚麽福利责任？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因素分析_自由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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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6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4)06-0088-19

       二战后，许多欧洲国家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福利扩张，由政府为民众提供高水平、广覆盖的福利内容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特征。直到19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财政危机以及保守主义政治精英的上台，通过高税收维持高福利的状态难以持续，因此反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被加强(Mishra，1984)，控制社会福利开支、减少福利供给的措施纷纷出台(Pierson，1996)。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否将会消亡曾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讨论(Esping-Andersen，1996；Brooks & Manza，2006a)。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福利国家并未消亡，高水平的社会服务及津贴水平仍然构成许多欧洲国家的重要特征。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青年一代对福利国家需求不断增长(Ljunge，2011)，为民众提供慷慨的福利仍然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

       在这些讨论的背后，实际隐含着一个核心问题，即政府究竟应该承担何种福利责任？政府大包大揽承担福利倍受批评，认为这样会造成养懒汉、福利依赖，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进而影响国家竞争力、并使得高福利水平难以持续。一些新的概念，如福利社会(Welfare Society)、工作福利(Workfare)等被提出，说明国家是福利提供的其中一方，个人、家庭、市场等其他部门也应承担福利责任(王卓祺，2009)。另一方面，一些关于社会福利的共识已经达成，即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社会公平、保障社会团结的有效手段。

       民众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支持态度被认为是福利国家存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74年和1990年代所做的关于7个主要欧洲国家的调研表明，绝大多数公民支持由政府来负责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健康照顾以及失业救济等福利(Huseby，1995)。公众的支持态度让某项社会政策更具合法性，从而影响到政策制订的过程(Guo & Gilbert，2014)。布鲁克斯和曼萨(Brooks & Manza，2006a)发现公众对社会政策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开支的水平，并提议将公众对政策的偏好研究纳入福利国家理论①。

       政治精英对公众福利态度及其对未来福利国家政策的影响给予密切关注。他们发现公众舆论在推动政府行使且确保公民福利责任上具有压倒性优势，政党选举需要充分考虑公民对福利政策的期待和意见(Brooks & Manza，2006a，2006b)。佩吉与沙皮诺(Page & Shapiro，1983)发现政策走向与福利态度往往具有较高程度的吻合性，当福利态度发生转变时，社会政策也随之进行变革。随着对公众福利态度的广泛关注，“通过民意调查、媒体及公共关系技巧，政治精英开始理解如何操纵及管理民意”(Ginsberg，1986：224)。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公众福利态度的关注和研究还较少。最新的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的角度，探讨民众对不平等以及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态度问题。比如，怀特与韩春萍(Whyte & Han，2008)通过选取北京、华沙这两个城市进行比较，探讨市场转型的中国和波兰市民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态度。他们发现华沙市民比北京市民对分配不公平感觉更为强烈，但北京市民对政府有更高的信任感，更赞成由政府主导、利用再分配的一系列措施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韩春萍(Han，2012)还针对中国城乡居民关于政府承担何种社会服务责任的态度进行比较，发现城市居民更希望加强政府在福利上的干预，而农村居民对政府期待则相对较低；两者态度的差异反映了户籍制度对形塑公民福利态度有重要影响。从市场转型角度讨论制度或结构对微观个体态度的影响，说明社会不平等不仅客观影响到经济、福利等方面，而且对人们主观态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西方福利态度研究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首先，中国城市福利制度改革面临相似困境，即政府究竟应该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我国福利经历了由国家—单位对城镇居民大包大揽到福利社会化、市场化的改革②，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改变了国家—单位全面承担福利责任，而突出市场及个人对福利责任的承担。改革带来的政策碎片化问题使城市中不同人群(“老人”“中人”及“新人”)享受不同的制度安排，加剧了人们的不公平感及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了解公民的福利态度，特别是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期望和看法，有助于制定更公平、能获得广泛支持的福利政策。其次，我国福利改革还面临扩面的问题。东部经济发达城市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阵地，流入地政府对城市新移民承担多大的福利责任，并如何承担责任是地方政府亟须思考的理论难题。而了解新移民的福利态度或许能给地方政府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再次，国家及个人对福利责任划分将影响中国未来福利制度改革方向的选择。欧洲国家较中国在福利制度建设上更成熟，且已经演绎出不同模式的福利体制，这些不同的福利体制为中国未来福利制度发展提供了借鉴。而区分不同福利体制的方法之一是甄别政府在福利领域扮演何种角色。及时了解我国公民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期望，或许能为中国未来福利制度改革方向的选择提供建议。

       福利态度不仅是了解公民对国家承担福利责任的态度和期望，电是了解公民对不平等问题看法的一扇窗口，同时也是促进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福利态度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研究热点，数据资料及方法都较为成熟。本文写作目的在于选取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四个欧洲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并为研究中国公民福利态度提供借鉴。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将回顾已有关于影响福利态度因素的理论视角，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再次是数据分析及研究发现；最后是对本文的总结和讨论。

       一、理论视角

       福利态度，简言之就是公民对福利的看法和观点，特别是对政府在福利供给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的看法，因此福利态度是微观层面的研究。对福利态度的讨论主要源于对福利国家合法性的质疑(Lv，2014；Hasenfeld & Rafferty，1989)。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府规制福利的供给和传输，然而公民才是福利政策最后的受益者和买单者，他们的观点对于福利国家的扩张或收缩、政府福利政策能否获得广泛支持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对福利态度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理论视角：

       (一)意识形态与福利体制

       一种解释认为福利态度是来自对不同国家文化、价值观念对公平及正义的解读，即物质与非物质的商品基于何种原则在不同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Hasenfeld & Rafferty，1989)。将价值观念进行明确划分来源于主流宗教或意识形态，例如天主教与新教的划分，还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划分。一般而言，新教或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责任高于国家责任，即国家更多扮演残补性(Residual)角色；而天主教、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则更多强调公平以及国家的去阶层化(Classless)，因此公民对国家广泛的干预有更高的期待。

       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根植于不同国家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中。艾斯平—安德森依据福利的去商品化程度将福利国家划分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Esping-Andersen，1990)。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主要分布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在这些国家，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国家福利提供的角色被限制在最低水平，只有在需要得到证明时才发挥作用，因此社会保险及大范围的转移支付非常有限，福利绝大多数的时候应该由个人承担责任，只有在个人无法承担责任时，国家才提供福利。保守主义的福利体制主要在欧洲大陆国家，比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中国家介入水平高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国家提供保障与收入多少密切相关。在保守主义的福利体制下强调家庭的保障功能。妇女应该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通过减免税收和增加收入奖励的方法来补贴养家糊口者的收入。因此，它更强调家庭在福利提供中的角色，福利水平与工作绩效、收入水平及职位状况相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主要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瑞典、挪威及丹麦，国家在资源分配中扮演主导角色，其目标是最大程度的公平，因此去商品化程度最高，福利保障更广泛且水平更高，公民享有福利权利的范围和程度在这三种体制中居于首要地位。

       福利态度是否根据不同的福利体制而表现出差异性？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斯瓦富斯(Svallfors，1997)选取了8个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公民对国家再分配角色态度以及对收入差距的态度是否与福利体制假设一致，他证明公民福利态度是由福利体制形塑的，即根据福利体制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变化，公民对政府再分配的支持态度表现出从低到高的差异性。这个观点同样被其他作者证明(Andreb & Heien，2001；Larsen，2008)。而且，公民对政府责任的期望在一定程度是延续且稳定的。斯瓦富斯(Svallfors，2011)分析瑞典1981-2010年的纵贯数据，发现虽然瑞典经历了1970年代末的福利危机以及2007年的金融危机，但是更多的瑞典公民支持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支持政府承担更多的福利责任。

       然而，也有不少研究发现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Gelissen，2000；Blekesaune & Quadagno，2003；Edlund，2006)。普菲富(Pfeifer，2009)与文特等(Wendt et al.，2009)发现在最低收入保障以及健康政策方面，并没有显示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有何差异性。同时，关于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也没有达成统一结论。一些实证研究没有证实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期望(即政府应该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高低排序一定遵循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到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变化的趋势(J

ger，2006，2009；Dallinger，2010；Roosma et al.，2013)。例如，在公民对政府再分配角色的态度上，加戈(J

ger，2009)发现对政府再分配最支持的福利体制是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其次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最后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达令戈(Dallinger，2010)也发现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在对政府再分配支持程度上并不高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他同时还发现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公民对政府责任期望上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造成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大多数研究对福利态度进行操作化时比较笼统，缺乏多维度的视角(Roosma et al.，2014)。福利态度包含一系列迥异的子变量，如再分配态度、基本生活保障、对老年人、失业者以及非健康人群的政府责任。不少研究仅仅选取其中一个子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忽视了其他变量的代表性。仅有非常有限的文献对福利态度的子变量进行划分。如哈森费德与拉斐绨区分了对缴费型项目的福利态度与对家计审查项目的福利态度(Hasenfeld & Rafferty，1989)；诺斯玛等通过讨论欧洲民众对福利国家的目标、范围、过程、结果等不同维度的态度，认为欧洲国家对福利国家的目标和范围认同度较高，但不同国家对政府提供福利水平的高低有不同态度(Roosma et al.，2013)。诺斯玛等(Roosma et al.，2014)还将政府的福利责任区分为理想的福利责任与现实的福利责任这两种不同内容，并发现在这种区分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具有显著差异。

       其次，批评者指出实证研究过于依赖对福利体制的传统划分，而这种划分过于简化，并没有能展示制度安排的复杂性(Jordan，2013)。实际上，不少学者对艾斯平—安德森的三分法不断进行扩展。比如雷布弗莱德(Leibfried，1993)建议加入地中海福利体制；卡斯特斯和米歇尔(Castles & Mitchell，1992)还对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进一步细化为真正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美国为代表)和激进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郭静和吉尔伯特(Guo & Gilbert，2014)比较欧洲12个国家儿童照顾的政府责任态度时，发现国家变量比福利体制变量在解释福利态度差异性时更有说服力。

       (二)经济自利与社会分层

       另一种解释认为福利态度源于经济个人主义和经济自利。经济个人主义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中，它认为个体应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经济成功是通过努力和汗水换来的。而贫穷则是个人缺陷造成，或生理或文化造成的。这些缺陷造成个人缺乏职业道德，而职业道德正是成功的决定性力量。政府的干预滋生了依赖，形成道德上的腐败。因此，政府的角色应该限定为残补型的角色，只有当非个人原因或不可抗力陷入贫穷，政府才为其提供福利。这样我们从中获得假设是个体如果认同经济个人主义，可能较少认同政府在福利中承担较大责任。

       哪些因素会影响认同经济个人主义呢？第一个重要因素是自利(Self-interest)。胡博和佛姆(Huber & Form，1973)认为从不同的意识形态中获利最多的人更容易相信经济个人主义。比如，收入较高的白人比黑人或收入较低的白人更容易接受经济个人主义。罗宾逊与贝尔(Robinson & Bell，1978)认为非自人、职业地位或阶层地位较低的人群更容易赞成公平公正原则。

       自利因素实际上与社会分层、尤其是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当个人具有强烈的经济安全感时，比如处于收入上层的人士，包括管理层、白人、男性等，他们更容易认同经济个人主义。相反，经济弱势地位人群，包括年轻人、非白种人、女性及低收入者，他们更容易认同社会公平和集体责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是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之一，然而受教育程度也与民主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福利态度就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意味着尊重社会公平、民主及忍耐等价值观(McClosky & Zaller，1984)，因此受教育水平越高可能更认同社会公平及社会权利的价值理念，可能至少是非间接性地支持福利国家项目。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可能仅仅表明他们的认知更加成熟，如果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成功的时问越长，可能越容易将其归于个人奋斗和努力的结果，因此也可能不太支持政府承担过高的福利责任(Andreb & Heien，2001)。

       个体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态度与公民如何看待公平和正义相联系，因此个人对公平正义具体现状的判断不同，可能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期望也不同。例如，加戈发现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对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支持力度最大(J

ger，2009)，这与假说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下的公民对政府缩小贫富差距力度最大相违背。造成该结论的可能原因在于公民对本国贫富差距的现实判断不同，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ISSP)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调研数据，调研时间从2009年到2012年，涉及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样本规模达到5万多个③。跨国调研涵盖了与福利态度、社会分层等相关的问题，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资料。因为不少研究已经发现不同福利体制国家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性，因此在样本选取时，我们仍然采用了艾斯平—安德森及后来者对于典型福利体制国家的选择，其中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选取了英国(n=958)，保守主义福利国家选取了德国④(n=956)，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选取了瑞典(n=1137)。另外，还选取了匈牙利(n=1010)作为不同于传统欧盟福利国家的东欧国家代表，由于匈牙利在苏东剧变后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匈牙利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也可以供研究我国公民福利态度参考。

       在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前，应该注意到由于“态度”是对公民心理层面的测量，因此能否选取适用于不同情境的指标很关键，即每项指标能在本土找到与其对应的表达。如果一项指标在不同国家的含义不一样，这样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难以信服的。这个问题已经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内部得以解决，问卷设计都是针对具体国家国情进行的，由参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成员国研究者共同讨论商定的，以最大可能保障每个问题能在具体国家做到本土化。同时，第二部分已经提到由于福利体制如何影响福利态度并没有达成研究共识，因此在数据分析时最好还是针对具体国家，建议不要轻易合并不同国家的数据，以免造成不真实的研究结论。本研究也只对每类福利体制选取了一个典型国家。

       本文在对福利态度进行操作化时沿用了大多数研究的做法，将福利态度操作化为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的角色大小，即政府在福利中承担责任的大小。为了避免由于对福利态度单一化的度量，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尽可能保留问卷中所有关于政府责任承担的变量。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问卷中，针对福利态度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他们也是数据分析的因变量：①Q6b⑤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的责任；②Q6c政府应该保障失业群体有体面的生活水平；③Q6d政府应该减少给予穷人的津贴。回答选项包括：①同意；②中立；③不同意。表1是关于四个国家基本数据的描述。

      

       从三个因变量的平均值观察，在关于“政府应该缩小贫富差距”上，匈牙利公民的态度(1.19)与其他三国(英国：1.58；德国：1.65；瑞典：1.60)差距较大；在关于“政府应为失业者提供体面生活”上，瑞典(1.27)、匈牙利(1.28)与英国(1.67)、德国(1.60)公民的态度差距较大；在关于“政府应减少对穷人的补助”上，德国(1.32)、瑞典(1.40)与英国(1.62)、匈牙利(1.68)差距较大。这可以看出对于福利态度的不同向度需要采用不同指标进行度量。

       自变量选取了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状态、社会阶层、高收入人群税收水平以及收入差距大小这七个变量。性别“1”为男性，“2”为女性。年龄与受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婚姻状态包括“1”已婚，“2”其他。社会阶层变量是公民对自己所处阶层的判断，基于问题“Q20您将自己归属于哪种阶层？”，选项包括“1”下层，“2”中间阶层，“3”上层。高收入人群税收水平及本国收入差距太大这两个变量是基于问题“Q7b您认为本国高收入人群税收水平高吗？”及问题“Q6a您认同本国收入差距很大的观点吗？”，选项从“1”到“5”分别表示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这两个变量是作为公民对本国公平现状的判断。

       本研究旨在比较四个不同国家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态度的共性与差异性，以及影响福利态度的因素有哪些。本文有待验证的假设包括：

       H1：福利体制影响福利态度。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下公民相较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下公民更强调减少国家在福利中的作用。换言之，英国较德国、瑞典、匈牙利更强调削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

       H2：自利及社会分层因素影响福利态度。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年龄较轻、拥有伴侣及位于社会分层的顶端。他们与弱势群体(主要特征为受教育水平较低、年龄较大、没有伴侣、位于社会分层的底层)相比较，更倾向于减少国家对福利制度的干预，而强调市场和个人承担福利责任。

       H3：对本国公平状况的判断会影响福利态度。公民的福利态度像钟摆一样，无论是在左端或右端到达极限时，就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以寻求更平衡的状态。当公民认为本国较为公平时，公民倾向于削弱政府在福利中的责任，当公民认为本国较为不公平时，公民会倾向于加强政府在福利中的责任。

       本文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是多项逻辑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采用的软件是SPSS 19.0。

       三、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

       我们首先对公民福利态度进行描述性分析。表2列出了四国公民在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失业者生活以及给与穷人津贴上福利态度的排序。百分比排序与平均值排序的结果基本一致。然而，排序结果并没有验证假设H1。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匈牙利民众对政府责任的支持度(83.6％)要明显高于三个西欧国家(英国：60.6％；德国：59.3％；瑞典：58.0％)。这与匈牙利曾经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关，更强调国家再分配的作用。但是在政府保障失业群体生活与不应减少对穷人津贴上，匈牙利分别排在第2位和第4位。

       如果撇开匈牙利，比较西欧三国，发现：①在支持政府缩小收入差距上，排序最前的是英国(60.6％)。②在对政府保障失业者生活上，支持度最高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下的瑞典(77.8％)，其次是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下的德国(59.8％)，最后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下的英国(53.0％)。②在政府给予穷人津贴上，排序最前的是德国(75.7％)。因此，在撇开匈牙利之后，西欧三国仅在“政府保障失业者生活”上符合假设H1，其他两个方面的福利态度并没有验证假设H1。能够看出来的是，在不同的福利问题上，不同福利体制国家的公民的福利态度具有差异。

       通过进一步比较四国百分比和平均值，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差异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大，他们甚至表现出一些共性。首先，这四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对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基本持支持态度的，所有的百分比都超过50％，所有的平均值都在2以内。其次，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英国、德国和瑞典三国公民比较近似(60％左右支持率)，大多数公民都认同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应承担的责任。再次，在保障失业者生活上，英国和德国公民态度比较近似(55％左右支持率)，他们对政府承担责任的支持度低于瑞典和匈牙利，后两国超过76％的公民认同政府应该保障失业者生活。最后，在不能削减穷人津贴上，德国和瑞典公民态度较为接近(70％以上支持率)，英国与匈牙利公民态度较为接近(50％以上支持率)，德国和瑞典的公民更支持政府不应削减穷人津贴。

      

       四、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下面我们对这三个福利问题分别进行假设检验，看看三个不同维度的因素是如何影响福利态度的。通过观察多项逻辑回归模型中β系数以及发生比(Exp(β))，我们可以发现各个不同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大小以及作用的方向。所有的自变量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福利体制维度。英国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德国是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瑞典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匈牙利是转型国家福利体制的代表。第二个维度是关于经济自利与社会分层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社会分层。第三个维度是公民对本国公平状态的判断，包括对税收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判断。表3是这三个维度对三个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一)福利体制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

       表3验证了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福利态度具有差异性，福利体制对所有三个因变量的影响都得到了统计检验的支持。首先，在缩小收入差距上，β系数全部为负，说明西欧三国公民支持由政府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比匈牙利要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对政府责任的支持度排序依次是匈牙利、瑞典、英国和德国。其次，在保障失业者体面生活上，英国和德国的β系数都为负，这说明英国和德国对政府责任的支持度比匈牙利要低。瑞典的β系数为正，发生比为1.6，表明瑞典公民支持由政府保障失业者生活的可能性是匈牙利公民的1.6倍。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时，对政府责任的支持度排序依次是瑞典、匈牙利、德国和英国。再次，在反对缩减穷人津贴上，西欧三国的公民支持度普遍高于匈牙利，其中最高的是德国，其次是瑞典，再次是英国。

      

       然而，对这三个因变量的检验并没有完全验证公民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支持程度必然随着福利体制从自由、保守到社会民主主义表现出递增性。与表2研究发现一致的是在保障失业者体面生活上，福利体制影响的递增性是明显的；但是，在缩小收入差距和缩减穷人津贴上，这种递增性却有所出入。加戈在利用ISSP96、ISSP99数据进行分析时同样也发现了福利体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并不必然形塑相应的福利态度(

，2009)。他解释公民福利态度调研问题可能更偏重的是公民对政府责任的期待，而不是当下政府责任的状态。因此，如果政府责任在某方面表现已经很强，公民可能并不会要求政府应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福利责任。

       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的不一致表明福利体制不是福利态度的唯一决定因素。同时，不同福利体制下的福利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当福利态度涉及到不同福利项目时，公民对政府的福利责任期望可能会表现出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引入其他维度的变量进一步解释福利态度。

       (二)经济自利、社会分层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经济自利是基于理性选择假说，认为理性人倾向于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他们往往更强调效用最大化，对与自己无关或不能获利的方面持反对态度，而对能扩大个人收益的方面持赞成态度(Andreb & Heien，2001；

，2009)。在经济自利方面我们选取了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和婚姻状态进行验证。一般而言，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会下降，福利需求会提升。因此，与年龄较大的人群相比，年轻人由于较少受惠于福利项目，更容易反对政府在福利方面过多地干预。同时，他们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承担的税负往往比老年人更重，所以年轻人对政府增加税收进行再分配往往持反对态度。

       受教育程度在实证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变量。一方面，受教育越高，被认为越认同公平、民主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可能更支持国家再分配的福利项目。但另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可能更看重个人能力和努力，而反对国家的过多干预(Andreb & Heien，2001)。

       不少研究(Blekesaune，2007；Dallinger，2010)发现性别是影响福利态度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女性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度要比男性高，这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弱势地位相关，女性无论在收入还是升值机会等方面都比男性面临更大挑战。同时，由于女性在生命周期中很长一段时间都要担负照顾家庭的重任，因此他们非常有可能更依赖福利获得。与性别相关的是婚姻状态，我们假设单身和其他类型婚姻状态比已婚的人们在抵抗经济和社会风险方面的能力更弱，因此他们比已婚人群更支持政府在福利提供方面承担责任。

       社会分层是经济社会因素的综合反映。社会底层往往是政府福利政策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可能比社会上层更支持政府在福利项目中承担较大的责任。

       表3对经济自利与社会分层因素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进行了检验，部分证实了假设H2。首先是年龄的影响。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数据表明年龄越轻，越支持由政府承担缩小收入差距的福利责任。这与年龄越大，越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观点(Blekesaune，2007)相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不少年轻人越来越接受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的观点影响，他们对团结和社区的价值观念更赞成，而不是纯粹的自利(Andreb & Heien，2001)。但是，年龄对不赞成政府缩减穷人津贴上却得到了验证。年龄越大，越支持政府维持或提高穷人津贴。这或许表明老年贫穷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但是在保障失业者生活上，年龄的影响并没有得到统计学的验证。

       受教育年限在对赞成出政府承担缩小收入差距的责任上表现为反作用，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反对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的干预。但是，在不应缩减穷人津贴上，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赞成政府维持或提高穷人津贴。这表明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他们一方面认为在保障自己生活、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是个人责任，另一方面也认同政府要保障穷人生活。

       在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失业者生活和不应减少穷人津贴上，性别因素都验证了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时，女性相较男性而言更支持政府的福利责任。但是，在婚姻状态的影响上，没有验证已婚人群比单身和其他状态的人群更倾向反对政府责任，该变量在统计数据上没有得到支持。

       在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保障失业者生活上，社会分层对福利态度的影响也都得到了证实，社会阶层越低，越倾向于支持由政府承担对福利的责任，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但是在不应缩减穷人津贴上，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统计学上的支持。

       (三)公平现状的判断对福利态度的影响

       我们在进行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影响的分析时提到在不同福利体制下，对公平现状的判断可能会影响福利态度，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福利态度与福利体制不相一致的原因之一。对公平现状的判断引入税收水平判断和收入差距判断这两个变量进行检验。

       数据显示，在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失业者生活以及不应缩减穷人津贴这三个方面，认为当前税收水平较高或一般的公民，与认为税收水平较低的公民相比，更倾向于减少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责任。当公民判断收入差距过大时，则有可能更倾向于加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再分配作用。这表明公民的福利态度某种程度表现出钟摆特征，随着他们对国家不平等现状进行判断而发生变化，证实了假设H3。过于平等或过于不平等可能都不是最佳状态，当公民认为税负较高、收入差距不大的时候，就会希望减少政府在福利方面的责任；而当公民认为税负较轻、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就会希望增强政府在福利方面的责任。

       五、结论

       对福利态度的研究源起于对福利国家合法性的质疑。随着公民福利态度逐渐成为社会政策发展改革的源动力，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微观民意，特别是公众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态度问题。由于大多数已有研究在福利态度因变量的选取上较为单一，同时没有明确区分政府现实与理想责任的差距，造成实证研究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改善，因此本文尝试弥补这两个方面的不足，选取多个因变量进行分析，探索影响福利态度的多维度因素。

       本文将福利态度操作化为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态度，即政府应该在“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失业者生活”以及“不能缩减穷人津贴”三个方面承担的责任的大小。本文建立了三个研究假设，分别是福利体制影响因素假设、经济自利与社会分层因素假设以及对公平现状判断假设，利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社会不平等”英国、德国、瑞典和匈牙利四国的数据进行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关于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的关系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仍然持支持态度，但是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福利态度具有差异性。通过观察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的影响，本文发现其影响方向并没有完全遵循福利体制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到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再到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递增的状态，换言之，并非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呼声一定比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要高。除了“保障失业者生活”，在关于“缩小收入差距”和“不能缩减穷人津贴”上，公民福利态度的变化并没有根据福利体制假设而发生相应变化。

       第二，本文对跟经济自利与社会分层相关的因素进行了检验。在“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责任上，除了婚姻状态外，其他因素对福利态度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数据表明年龄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男性、社会阶层越高，越倾向于反对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承担责任。在“保障失业者生活”上，年龄、受教育年限并没有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影响力，性别、婚姻状态和社会分层则对福利态度产生影响。在“不能缩减穷人津贴”上，除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性别对其态度有影响外，其他因素没有影响。

       第三，数据验证了对公平现状判断假设，表明公民福利态度呈现出钟摆式特征。当公民认为本国收入差距没有扩大但税收水平较高时，公民认为此时政府责任需要被削弱；反之，当公民认为本国收入差距扩大以及税收水平较低时，公民则倾向于强化政府的福利责任。

       通过对本文的数据分析，本文进一步建议在对福利态度进行研究时，要进一步对福利态度概念进行细化，从而避免单一变量测量造成结论可能出现片面性。另外，由于本文仅仅是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如果能获得不同历史阶段的数据，对福利国家福利态度进行历时性的纵贯分析，可能会更好判断福利态度的变化趋势，这将对福利国家未来走向是趋同还是长期分化进行预测提供实证支持。

       另外，西方国家福利态度影响因素研究对我国福利态度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虽然我国与欧洲福利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较大差异，但是随着公众对福利政策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社会福利被认为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Zhao，2009)。了解公民意见、制定合乎公众广泛利益的社会政策对增强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及信任十分重要。目前非常有限的、集中在政治学方面的研究集中讨论态度与体制合法性问题，他们发现政府在承担经济建设及社会福利发展方面存在角色冲突，而且公众对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态度具有差异性(Lv，2014：Saich，2007)。在分析影响公众态度影响因素时，主要分析了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Han，2012；Saich，2007)，精英态度对大众态度的影响(Lv，2014)。因此，在研究影响我国公民福利态度的因素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而无疑，西方福利国家公民福利态度的相关研究给中国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思路。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注释：

       ①布鲁克斯和曼萨(Brooks & Manza，2006a，2006b)还提出了一个社会政策响应(Social Policy Responsiveness)的重要假说：基于民主政治选举出采的官员，他们有动力去关注选民偏好，因为这将有助避免选举失败，以及公民对政策抵制所带来的风险。

       ②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推行统账结合，并突出个人账户对个人的保障功能。同时，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引入市场力量，实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强调国家以外的其他福利力量的支持作用。这些改革与计划经济年代的国家—单位制具有明显区别。

       ③该数据已经干2012年在网络公开发布，研究者已经注册使用，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没有违反伦理道德等禁忌。数据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考：http://www.issp.org/page.php?pageId=4(2014年4月27日访问)。由于各国调研时间不同，最后获得所有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成员国数据并于网上发布是2012年，成员国使用的调查问卷基本统一，只有少部分问题根据各国不同情况进行微调。

       ④由于前西德与前东德合并前在经济发展、福利体制、意识形态上有较大差异，到合并后这种差异依然延续，不少实证研究都将前东德地区与前西德地区数据分开进行检验(Swaffors，1997：Gelissen，2000；Dallinger，2010)，这里我们也仅选取前西德地区作为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进行分析。是故，在此意义上，本文所说“德国”主要指前西德地区。

       ⑤编号与原问卷一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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