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与白话——谈中学语文的文言文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文论文,文言论文,白话论文,中学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有人提倡“儿童读经”，鼓励高考用文言写作；这一时期，又有人主张中学只读白话文，让学生“远离文言文”。看起来，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和主张，其实，在对白话和文言关系的认识上，前者将文言与白话等同混淆，后者将文言与白话分离对立，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对基础教育都是有害无益的。
一、文言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汉语的历史上，出现过一种被称作文言的书面语言。它原是先秦口语的书面化，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人们口头上说的就是这种语言，写成的书面文献，比如大家熟悉的记载春秋各国历史的《左传》，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谈的《论语》，诸子百家的哲学著作《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也是用的与口语同样的语言，不过比口语更精练、更规范、更富于个人风格罢了。
人类的口头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人们思维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过了几百年、上千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汉语的口头语不论在语法上还是词汇上、语音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早巳不再用先秦的语言表达思想和进行交际了。汉初距周平王东迁几百年，一般人已经很难读懂先秦的文献，需要专家来进行注释了。唐代始于公元618年，当时的人读汉朝人给先秦典籍作的注释已经感到生疏，又要请专家来进行二度注释。可见时代造成的语言隔膜是多么大！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用白话文记录下来的俗文学，可以从中窥到当时口语的情况。这种古白话已经与现代汉语比较接近，而与先秦文献语言差距相当大了。按照语言发展的正常情况，文言——与先秦口语一致的先秦文献书面语，已经是一种既往的历史现象了。
但是，在长期的古代社会里，很多统治者把先秦文献语言规定为正统的书面语言，不管人们在口头上实际说着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在政治领域和正统教育中，凡提笔属文，仍要保持先秦文献语言的语法和词汇。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们要用儒家思想来安邦治国，维护社会秩序，需要让知识分子具有阅读古籍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中国这种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分歧的国家里，文言起到了有利于普遍交流的作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
后代的文人除了阅读用文言，写作也用文言，开始时这不过是提高典籍阅读能力的一种手段，后来由于科举的提倡、唐代复古运动的强化，便形成了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说话，用白话；写文章，却仿照先秦文献语言，言与文便脱节了。
言文脱节，对社会交流来说，固然是一种畸形现象，但这种现象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从上面对文言的界定我们便可以看出，文言有两大特点：
第一，它是脱离口语的，因此带有超方言性。不论是哪个方言区的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带进这种文言；而且；文言既是目治的书面语，汉字又不是拼音文字，那么，方音的差异就更不会影响人们用文言来交流思想。
第二，它是超越时代的，带有历史的综合性。要想把一种距今久远、脱离当代生活的历史语言长期使用下去，就势必要着力模仿，而且，按照古代正统文学和文章学的评论标准，越是模仿得惟妙惟肖，便越被认为语言修养高；这样一来，文言虽然不可能不增加一些反映后代生活的新词语、产生一些与先秦略有不同的新句式，但总的面貌没有多少变化。如果研究文言发展史，很难给它划分历史阶段，也很难探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二、文言文教学的现实意义
上述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文言的一大弊与一大利：从语言的社会职能来说，由于它失去了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价值，所以，就只能被少数士大夫和受过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多数的普通民众并不把它当作交流思想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更为广阔的交际领域里，文言已经是“死语言”。但是，由于它超越时代、超越方言的特性，它具有了两千多年记载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主要工具的资格，它是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共存的。
20世纪初，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北洋军阀打出“复古”的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强迫人民奉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这激起了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一场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由此诞生，这就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而新旧文学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僵化的封建思想对青年人的束缚、戕害，也免除了青年人再用脱离口语的历史语言写作的弊病。早在20世纪初期，文言文已经基本上退出了社会写作的领域。此后的几十年，虽然偶或有人写文言文而能够流传发表，个人的书信、日记也仍有人坚持用文言写作，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言文的统一已经实现，不需要再用文言去写作了。废除文言写作是一场很艰巨的斗争，如果我们今天还要用高考这种影响力如此强大的手段去鼓励青年人写文言，无疑是一种倒退。
但是，把封建思想和文言文等同起来，是带有片面性的。用文言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统称文言文，就其思想内容和历史价值看，是鱼龙混杂的，有民主性精华，也有封建糟粕；有值得今天继承借鉴的，也有妨碍进步必须批判的。总之，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区分是在语言形式上，不是在思想内容上。文言文与封建思想不能等同，文言文的价值要由它的思想内容是精华还是糟粕来决定。一般的人只知道新文化运动主张废除文言的激烈言辞，不知道当时还有一部分同样有爱国热情的文化名人，一直在反对“全盘西化”、呼吁重视自己本国历史。我们从他们的许多言论中可以提炼出这样的意见：文言文以及用以表述的文言，已经成了一种既往的知识、一种历史的现象，失去了普遍应用的价值，但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它们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当今时代是文化交流的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盲目尊崇所谓“国粹”，拒绝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同样不是一种明智的态度。但是，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己，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文化。一方面，我们只能吸收对自己的民族和对全人类有益的国外文化，也就是世界的进步文化；另一方面，对这些进步文化，也要更新改造，使它与本国文化融为一体，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切合本民族的特点。也许有人说，这些都是少数专家的行为，不需要在基础教育里提倡。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历史证明，只有本国人民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素质，才能成功地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文化；相反，在一个缺乏文化素养的地域，人们最容易把其实是落后、腐朽甚至在国外早被淘汰了的文化渣滓拣拾回来，冲击、破坏自己文化的纯净。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本民族的历史，熟悉本民族的优秀文学，热爱本民族优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懂得自己民族文化与国外文化的相同和不同，从而培养民族的自尊心与自豪感。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得以传播，必须从新一代也就是青少年开始教育，使这种传播自觉化、科学化。所以，仅有专家的研究，而不落实在普及上，是不可能产生实际的效应的。一个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人，在他走向社会的过程中，会遇到有关自己民族历史的问题，如果没有在中学所受的文言文基本训练，解决这些问题和进一步提高这方面的素养，将是不可能的。这种教育只能也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有精华，也有糟粕；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有美文，也有拙笔。古代的著作，写成于前代一定的历史时期，有着当时特有的历史背景，囿于作者的特殊性格与特殊环境，品评其优劣，必须有一个细致的研读、分析、发掘、理解过程。很多著名的诗文典籍，虽然经过历代的评论、介绍，但限于各种评论家自身的认识，也限于评论家进行评论时的历史背景，这些评论大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必都得其要领。在基础教育阶段，孩子们还没有这种分辨能力，一定要把经过整理和辨析肯定是优秀的作品选出来给他们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大力提倡文言文阅读又不赞成笼统地提“读经”的原因。
三、学习文言是学习汉语的一部分
既然需要在青少年时期培养阅读文言文的基本能力，当然也就需要学习文言这种历史的书面语。通过学习文言文来掌握文言这个语言工具，又通过掌握文言来阅读文言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不必再论证了。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学习文言也是我们深入学习汉语的需要，是学习汉语的一部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成分。现代汉语的句式，大部分来自古代汉语。有些古代汉语的特殊词组和句式，虽然在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了，但在构词法中还保留着。例如古代汉语中名词可作状语，现代汉语不再有这种造句法，但双音合成词的结构中还存在这种形式，以下就是这种形式的偏正式双音词或成语：
笔谈、舌战、珠算、囤积、耳闻、目击
桃红、天蓝、杏黄、银白、漆黑、苹果绿
冰释、龟裂、烟消云散、土崩瓦解、鬼哭狼嚎
略有古代汉语常识的人，都会理解上述词语的结构特点。把“烟消云散”解释作“像烟云一样地消散”，把“鬼哭狼嚎”解释作“像鬼似的哭，像狼似的嚎”，而不会把它们理解为主谓结构。又如，现代汉语中有这样一类词组：
热饭、松绑、松松裤带、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饱了私囊……
“热”“松”“红”“绿”“饱”都是较典型的形容词，而从它们的重叠式（“松松”）和后面出现的时态助词“了”看来，它们已经具有动词性。学过古代汉语的人一看就能知道这是形容词活用作使动词的遗存。
拿词汇说，古代汉语单音词的不少词义，在现代汉语里已经不再单独使用，似乎已经消亡，但是却保留在词素里。例如：
“志”在现代汉语里只有“志向”“意志”的意思，而在古代汉语里，它与“记”“识”同源并且通用，有“记忆”“记录”“记号”的意思，这个意思后来写作“誌”，简化汉字又简成“志”，反而是古字了。明白这个古义，才能懂得“标志”（标记）、“方志”“县志”“日志”“杂志”（记载、记录）等双音词的确切意义。
“失”在现代汉语里有“丢掉”的意思，但现代汉语里还有一组用“失”构成的双音词与“丢掉”没有关系，例如“失声”“失态”“失手”“失神”。掌握了古代汉语的词义，就会知道这里用的是“失”的本义（《说文解字》：“纵也。”即放纵，无法控制）。
在白话取代文言成为通行的书面语以后，还时时从文言里直接吸收词语，有的直用原义，有的引申发展。例如：
“比比皆是”，“比比”是一个挨一个。“无出其右”，“出”当“超过”讲，“右”当“优越”讲，是从古人尚右而引申来的。“妙趣横生”，“横”的本义是顶门的横杠，引申有“逆向”“不顺”“不整齐”“零乱”“方向不定”的意思，这里的“横”是形容众多的样子，与“江水横流”的“横”同义，极言其向四处流淌的众多貌。“实事求是”的“是”是形容词，当“正确”讲。
这些都是很常用的成语或熟语。在现代汉语里，使用频率极高的古词语绝非少数。一个古语词一旦被有影响的文学著作或政治报告所采用，一时之间，可以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例如“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有的放矢”“拈轻怕重”“奴颜媚骨”……但是人们未必能准确理解它的含义。在这些词素义里，古义并没有消亡，只是不能在单音词里使用了。所以，理解现代汉语词汇，有古代汉语知识与没有古代汉语知识是大不相同的。
文言与白话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没有古代汉语的知识，就无法深入理解现代汉语。有没有文言知识，还直接影响到解释现代汉语的准确程度。白话和文言是相通的，又是有区别的。因为是相通的，不懂历史语言必然影响学习现代语言的深度；因为是有区别的，二者的学习不能互相替代。文言与白话有传承关系，白话中当然有文言成分，但文言与白话是汉语不同阶段的语言，学了现代汉语并不就自然而然地懂了文言。何况文言除了对现代汉语学习有帮助外，也还有自身独立的认识社会的价值，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习文言，不但非常必要，而且刻不容缓。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有任何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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