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心轶[1]2003年在《论新闻网站的整体情境编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容易被复制、传输和切割是网络信息的一个巨大优势，但同时也是造成各个网站内容雷同的主要原因。在传统媒体中的信息发布，需要依赖专业技术；传统媒体的新闻编辑，除了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还需要专门的设备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相比之下，网站的经营组织却更加具有易操作性。因此在没有了技术壁垒的网络世界，新闻网站作为网上的信息发布机构，就更需要自身的特色和风格，对于网络编辑而言，更需要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编辑技巧。 对新闻网站的编辑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编辑，既延续了传统媒体的某些编辑手法，又具有自身的新特点。从对新闻信息的选取、编排和网页版面组织，到各个网页之间的组织结构安排、网站整体风格营造，都是网络编辑的内容。 本文针对网站的“情境编辑”为主要研究范围，按照网站的基本单元和基本组织结构，即：点——信息、网页元素；线——即其相互关系；面——网页版面；体——网站逻辑结构和整体风格，从这四个方面对其加以逐层分析。主要探讨在网络媒体“没有独家新闻”的现状下，如何对上述四个方面所构成的“网站情境”加以注重，如何营造一个适合受众阅读，并能够进一步引导受众阅读的整体环境，并使网站的风格、网页的版面语言、网站的诉求、编辑的意图、对事实的评价能够得以突出，进而回答新闻网站如何精编新闻，独树一帜的问题。
李冬梅[2]2010年在《网络时代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内容生产与营销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真人秀是一种非虚构类的电视节目,没有剧本,纪实性地描述现实事件,通常是普通人而非专业演员通过行动展示人们的个性心理的节目。由于制作速度快和成本低的缘故,电视真人秀节目在电视制作公司和播出机构开始流行。在国内电视荧屏上,不少电视真人秀节目是省级卫视或地面频道的品牌节目,因此对于扩大电视频道的影响力非常重要。电视真人秀节目和观众有着广泛的互动,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在电视产业链运营造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目前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模仿国外的优秀节目的居多,缺乏原创,这说明电视人还没有有效地整合相关资源。因此他们需要转变观念,追求创新。另一方面,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还没有完全落实到电视人的行动中,有些优秀节目由于缺少营销和宣传,没有获得很好的观众市场和广告市场,更不用说产业化开发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先行创新可以带动电视业的创新实践,因此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948年的《隐藏的摄像机》可以说是最早的真人秀电视的雏形,尽管当时这样的节目被称为“纪录片”。早期的真人秀也包括那些回答问题赢取奖金或奖励的游戏秀节目。自从1999年《老大哥》出现后,真人秀节目迅速兴起。网络推动着那些真人秀节目称为社会事件。人们在网络上讨论各种与电视真人秀节目有关的话题,年轻观众喜欢通过电脑、手机和其他工具与真人秀节目互动,双屏娱乐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国内,以2000年的《生存大挑战》和2001年《走入香格里拉》节目的播出为代表,中国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开始迅速发展,更多地运用网络技术,包括网络报名、网络投票、网络报道、网络评论等。2005年的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更是将整合营销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从国内的学术文献来看,目前国内研究电视真人秀的论文有200多篇,硕士论文28篇,没有博上论文。但从选题来看,基本上没有从电视与网络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同样,目前国内研究电视真人秀的两本论着对这个领域也没有深入探讨。因此这篇论文研究的是电视真人秀与互联网间的融合关系这个空白研究领域,重点分析电视真人秀节日的内容生产与营销的创新。第一章当代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现状。在这一部分首先梳理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历程,其次对当代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类型及形态特征做了分析,与国外电视真人秀节目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国内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尽管数量较多,但类型较为单一,更多地局限在才艺表演的真人秀节目,因此应该拓展节目内容生产和类型研发的思路,进行观念创新。最后分析了当代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传统营销模式,包括传统媒介营销、网络营销,线下活动营销、广告营销等,从中发现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传统营销中的潜在问题。第二章当代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媒介融合环境。本章首先整体上分析了全球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探讨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媒介融合环境,分析了它与网络在时间、技术上的契合点和文化理念上的相似性。在21世纪初,出现了博客、微博客、播客、网络社区、邮件、即时通讯等网络社会媒体,视频网站出现竞合的趋势,网络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叁网(包括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的融合,这些都为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另外从文化相似性来看,真实与拟态、偷窥与观察、广泛参与性和互动性等特性使得电视真人秀和网络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第叁章阐述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创新指标。本文提出了四个关键的评价指标,即观众注意力、网络影响力、节目竞争力和节目的原创力。还对2009年的20档省级卫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网络影响力做了实证研究,对这些节目的网络关键词搜索记录数、相关新闻量、相关视频量、博客博文数、贴吧发帖数等进行了详细的数据统计和对比分析。第四章讨论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类型。真人秀节目的类型多样,一个国外的研究认为电视真人秀节目分为13个类型,尹鸿教授认为可以分为9个类型,研究者胡波则提出有4个类型。本文尝试用系统观和层次论,对电视真人秀节目删繁就简,认为应该从四个不同层次即个体、家庭、组织和社会来研究节目选题,分析了四种典型类型的节目——才艺表演类、生活服务类、职场工作类、公益类真人秀,分别阐述了其制作理念和形态创新的方法,并强调真人秀节目必须关注普通人的个性心理和真实生活,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第五章分析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内容生产创新。首先指出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克隆成风有很多弊病。其次提出电视节目制作人应该完善电视真人秀节目制作的创新流程,强调了策划环节的团队合作。然后分别谈到了头脑风暴法、戈登法、默写式头脑风暴法(635法)、电子会议法、借助外脑法等征集创意的方法。最后提出电视人在节目制作中应该重视创造思维的被忽视的多种思维形式,比如发散思维、形象思维、逆反思维、批判思维、联想、灵感、直觉等,可以使用多种创造思维方法,如列举法、组合法、类比法、移植法、逆反法、联想法、信息交合法等。第六章探讨的是电视真人秀节日的网络营销。电视真人秀节目的营销可以分为节目营销和广告营销。在网络时代,网络营销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营销非常重要,也是创新的领域。本章分析了不同的网络营销方法,如新闻营销、病毒式营销、节目网站营销等。第七章阐述的是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广告营销。本章首先阐述了网络传播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广告营销的五个方面的影响,然后以湖南卫视2009年的《快乐女声》的广告营销为典型个案,分析了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硬广告的特点。最后探讨了植入式广告营销的模式。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创新。一、研究对象创新目前国内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从电视节目制作观念、节目元素、形态结构、道德价值、文化背景等进行分析和评价。本研究选取的“网络时代中国真人秀节目的制作与营销创新”是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媒介融合是目前世界媒体发展的大趋势。在国家推进叁网融合的背景下,中国电视业与网络业走向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本文研究的是网络时代的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内容生产与营销的创新,目前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二、研究方法创新1、调查法。本研究对一些电视媒体机构进行了调查,笔者作为现场观众实地观看节目,与节目制作人、编导进行电话和邮件沟通交流等,获得了关于电视媒体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参与培训和实地考察,对央视索福瑞的媒介调查技术有所了解。另外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对244名山东艺术学院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了解了他们对于当前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态度。虽然由于调查范围小,代表性较弱,但从一些数据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客观的评价。2、内容分析法。Ole Holsti (1969)认为：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讯息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从而得出推论的研究方法。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对网络上与电视真人秀节目有关的信息进行了搜集整理和分析,涉及新闻、博客、贴吧、文章、视频、广告、网站等。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结合,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网络影响力问题、节目的制作方式、节目的营销模式等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3、实验法。笔者对网络意见领袖如何影响电视媒体的效果进行了小范围的实验研究。实验的方法是通过与一些电视栏目的制作人员和博客博主电话沟通与邮件联系,验证是否影响了电视栏目的制作与宣传。这验证了一个假设,即一些电视媒体人正在开始重视意见领袖的建议。4、跨文化比较和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中国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走自主创新之路不能闭门造车。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节目制作人更应该学习借鉴国外的优秀节目。笔者对国外的相关节目视频、网站、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中国电视节目制作与营销的不足,提出创新的办法。本文尝试采用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包括电视学、创造学、心理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传播学等。叁、研究结论创新1、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与互联网互动的“双屏”时代已经到来。电视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对真人秀节目的制作与营销非常有用。电视人应该重视互联网用户,增强节目的网络影响力,维护广告客户的利益,从而实现双赢。2、克隆国外节目对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有不少危害。电视人在节目的制作创新中,除了头脑风暴法外,可以运用多种创造思维方法,并有效利用网络资源。3、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创新在于理念创新和形态创新。电视人应该吸收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展示人的个性心理和个体差异性,了解观众的多种心理需求。突破电视真人秀节目既有的类型说的定势思维,除了才艺表演类节目,未来真人秀节目应该在生活服务类、职场工作类节目和公益类节目方面不断创新,推出更多亚类型的节目。4、网络营销是电视真人秀节目营销的创新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网络营销应该使用各种网络营销模式,致力于通过“沟通”与“对话”的关系营销增进与受众的关系,从而实现真正的“受众中心”。5、植入式营销是电视真人秀节目广告营销中的创新点。植入营销的模式包括口头、实物、标志、情境和机构形象的植入。本文的不足之处是：限于篇幅和能力,国外的一些最新资料没有完全反映到研究中。研究提出的内容生产和营销创新的方法也有待实践检验。
华进[3]2013年在《云之话语，钟之逻辑：叙事学视域下的网络新闻研究》文中指出尽管叙事学的理论最早被应用于文学研究，但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理论张力。有研究者致力于建构广义叙事学，试图呈现叙事学最本质的一面；更多的研究者则致力于建构针对不同叙事文类的分支学科，试图呈现叙事学最活泼的一面。而不论叙事学如何发展，总须与一定的社会语境相关联，那么，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数字化时代，“新闻”作为一种典型的叙事文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叙事学又将孕育怎样的理论诉求？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网络新闻文本置于叙事学的视野中来观照，并从“网络新闻叙事者”、“网络新闻叙事结构”、“网络新闻叙事话语”、“网络新闻叙事接受”等四个方面仔细探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赛博空间中，由于数字技术的介入，文本、叙事、媒介叁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复杂，传统的叙事学观念被重构，叙事文本面临诸多方面的转型，叙事艺术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并未走向没落，而是迎来一次涅盘式的“文艺复兴”。具体就“新闻叙事”而言，在互联网语境下，新闻叙事的本质已经由对新闻事件的原创性采写为主，转变为对新闻信息的创造性管理为主；叙事方式也由线性的单向度叙事，转变为由编辑记者和网民共同参与的、动态的、连续性的、互动式的集体叙事；叙事文本则由单一的、权威的作品形式，转变为开放式的、可实现文本间直接跳转的文本集合；新闻叙事者与接受者在整体上也呈现出一种混沌的状态，形成新型的“写读者”身份。总之，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的确是一个新世界，尽管它也许并不那么美丽。在这个新世界里，充满了“云的话语”，却隐藏着“钟的逻辑”：一方面，网络媒介并不如传统媒介那般纯粹，网络新闻文本也不像传统媒介新闻文本那般单一而稳定，由于受叙者的直接介入，它们更像天边的云彩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表现出“云的话语”的样态；另一方面，网络新闻叙事与传统新闻叙事既然同属新闻叙事的范畴，就必须共同遵循新闻叙事的本质规律，即“表述对象为真实之事，叙事目的是求真，叙事形式以事实属性为规范和制约”，这一点是一切新闻叙事的前提，亦是根本。那么，网络新闻文本又是严格遵循某种内在规律的，具有某种可以把握的确定性的，如此看来，“所有的云都是钟”，“云的话语”的表象之下，隐藏着“钟的逻辑”，即以事实属性及认知逻辑为基础的叙事规约。这种“钟的逻辑”具体表征为：就“网络新闻叙事者”而言，尽管其主体性已被播撒和异延，完整意义上的明确的“作者”不复存在，但是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个确定的“底线叙事者”为主体事实的叙述负责；就“网络新闻叙事结构”而言，其超文本的结构虽然看似繁杂散乱，但其内容及层次仍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来布局，发散性的文本也都会在意义的场域内得到回收；就“网络新闻叙事话语”而言，首先，尽管在人机互动及人际互动的作用下，文本的能指发生漂移，从而赋予文本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经由互动所形成的个性化文本都存在一个最初的可见的“底本”；其次，尽管文本在不断地被书写和改写的过程中，所指对象及意义也发生了延伸、拓展、转换甚至替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捕捉到一个意义的螺旋体，即在综合观察之下，仍然可以看到意义自进化的过程；最后，尽管网络新闻文本大多属于多媒介叙事文本，但是，其中必然存在一个在意义上定调的媒介便于接受者进行综合解读。就“网络新闻叙事接受”而言，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面对“云”一样动态性的不稳定的叙事形式，受叙者仍可根据相关叙事规约及认知框架，在头脑中重新组织叙事进程并还原事实真相。集而言之，本研究可视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依托网络新闻文本重新审视叙事学的一种尝试，也仅仅只是一种尝试。但是，我们研究叙事，不仅要建构思想，更要引领行动。笔者相信，在互联网已经显示出兼收并蓄的巨大优势并有望成为“元媒体”的同时，网络新闻的叙事学研究一定能够以此为契机，与新闻实践相互滋养并达成良性互动。毕竟，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这样一个信息无比充盈的时代，一条缝也可以逐渐变成一扇门。
周大勇[4]2012年在《“超传播”背景下的中国新闻文学化问题》文中认为本文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新世纪以降新闻文学化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并试图将其置于新闻与文学相关联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我们认为，重走文学之路的新闻无疑构成了其自身发展的一种历史性回归。而“回归文学的新闻”对新闻本身的命运以及文学的未来发展都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回到新闻本身发展来看，新闻文学化究竟是新闻发展的“自然转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就值得特别关注。对于新闻而言，“回归文学”意味着从前的“老新闻”渐趋式微，同时宣告一种“新式新闻”的诞生，而这种“新式新闻”的日益“泛化”最终必然把传统那个“老新闻”送进坟墓。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新式新闻”同样面临自身发展的瓶颈，它因融合新闻与文学于一体，造成了“身份不清”，甚至有些时候变得“非驴非马”，因此，“新式新闻”的命运也是值得担忧。从新闻产生之日起，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显然，新闻与文学关系的历史同时构成了新闻史与文学史的一个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文学为参照物来观察新闻，它围绕文学动态发展，其运行轨迹可以表述为叁个阶段：隐于文学之中、试图远离文学和再一次亲近文学。不言而喻，迄今为止，新闻与文学相关联的历史轨迹可以被归结为“融合-分离-再融合”的图式。就新世纪10年的新闻来说，它在亲近文学，在重走文学之路，因为它与文学试图进行再度融合。为了进一步揭示新世纪10年的新闻文学化的动因、理论依据、影响、发展趋势和结果，我们主要以2000年之后中国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新闻文学化转向集中体现在叁大媒体上：其一，是各种报刊的“扩版增容”，为新闻的“膨化”释放了大量的空间，应该说，是文学元素的不断注入让新闻“膨胀”起来。其二，表现为各级各类电视新闻都在推崇“讲故事”的报道模式，究其实质，是将新闻报道嵌入叙事的框架之中，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新闻说书”，或者说是一种“类文学”的东西。有些时候，很难分得清它底是新闻叙事还是文学叙事。其叁，在超文本和超链接的互联网上，形成“个人空间”（拍客、博客、微博）与“公共领域（大众传播）”并存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而且，“个人空间”的自由式新闻写作模式不时涌向“公共领域”。就这种自由体来看，它是散文，或者说一种“比散文还散”的文体，它不再遵循什么新闻报道模式，但却同样担负着新闻传播的任务。新世纪10年我国新闻报道走向文学，很容易让人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新闻”。尽管它在当时没有进入美国大报，并在70年代沉寂下来，却在90年代中期奇迹般地以“文艺化新闻”的面貌出现了。我们认为“新新闻”呈现了复苏的迹象，并有理由相信，新世纪中国新闻文学化现象可以被视为对“新新闻”的直接回应，并从“新新闻”中汲取养料，获得经验。新闻之所以文学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传媒激烈竞争的结果。传统媒体在报道速度上显然不及新媒体，但可以在报道深度和可读性诉求方面寻求竞争优势。需要说明的是，在“独家新闻”越来越难以为继的“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对“一手新闻”的炒作性写作成为一种追求方向。不容置疑，今天是“二手新闻”的时代，它的本源是“一手新闻”，所不同的是，“二手新闻”必须经过处理才能形成差异化。说得通俗些，“二手新闻”是在“一手新闻”基础上的重构和翻新写作的结果。其次，新闻文学化是审美主体需求转向的结果。在“超媒介传播时代”，每时每刻都有天量的信息生成，人们生活在一个超过剩信息的时空之内，对信息的接受“随手可及”、“易如反掌”。从市场规律的角度来看，传播者一定要把接受者当做“上帝”来看。或者说，今天有价值的、稀缺的是注意力而不是信息了。显然，对受众的争夺战成为各种媒体的目标，看得出，今天是真正验证接受美学“读者中心”理论与传播学“受众本位”或“受众中心”的时候了。再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新闻与文学的界限正在模糊。后现代艺术所渲染的消解中心、不确定性、无深度感、平面化，不仅瓦解学科之间的壁垒，也对学科内部体系和规则予以重塑。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中，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文学，不是很清晰了。最后，在新媒体所引领的“超媒介传播”视阈下，普通民众进入大众传播的序列，新闻传播者走向“泛化”，传统新闻写作与报道模式面临消解的命运。新闻走向文学，自然让我们想到“新闻文学”。它是在新闻获得独立，需要与文学作出区分时被提出来的。本文认为“新闻文学”贯穿于新闻与文学相关联的整个历史。在“媒介短缺时代”，在新闻独立之前，新闻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对融于文学的新闻而言，虽无“新闻文学”之名，却有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超媒介传播时代”，新闻走回文学，意味着新闻文学迎来了繁荣时期。在新闻文学化的同时，文学也在新闻化，可见，新闻与文学在相向移入对方时，新闻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正是因为这样，记者与作家区别不大了，新闻与文学也变得模糊不清了。在新世纪，对于走回文学的新闻而言，新闻的呈现或表现方式值得探讨。当新闻“穿上文学的外衣”出现时，新闻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由此上升到新闻报道的艺术问题。它所关涉的不仅仅是“让事实说话”，而是“让事实跳起舞来”。因为今天的新闻报道是从“事实的选择”正在转向“审美艺术的呈现”，能够看到，“文学化”的新闻传播不只满足“让人知道”，还设法“使人震撼”、“令人回味”。新闻以文学化的方式呈现，新闻的内在本质是否也随之发生位移，的确值得思考。尽管学界一再强调，“新闻真实”与“艺术真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新闻文学化的潮流中，很难说“新闻真实”不会闯入“艺术真实”的境地。文学化是新闻的“出路”，还是新闻的“末路”，的确很少有人关注。从新闻文学化的动因来看，文学化是新闻发展客观性的主观选择。也可以说，新闻文学化是新媒体时代新闻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文学化到底是不是新闻的出路还不好说，因为新闻文学化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不易判断。更何况，文学化极有可能波及到新闻的内容方面，甚至文学化成为新闻失真的漂亮借口。可见，文学化可能是新闻的出路，但是，当文学化从新闻的表现形式扩散至其内容，则新闻又被推向绝境。就当下新闻文学化来看，新闻形态发生了变化，新闻的实际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正是因为这样，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新闻及其各种要素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时至今日，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老新闻”行将告别历史，与此同时，一种“新式新闻”正在向我们走来。这种“新式新闻”的出现，到底是新闻发展的“正路”，还是“歧途”？尚需我们继续关注。
付业勤[5]2014年在《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构成、机理与管控》文中认为网络舆情是大众和媒体等舆情主体通过互联网媒介，对社会热点事件尤其是危机事件的态度、意见和观点等的总和情况，对组织形象、政府决策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影响。研究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有助于管理者及时了解舆情变化、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舆情危机事件，提高旅游危机事件管理水平，更好的为旅游者服务、维护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内容分析法，频次统计、交叉列联表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最优尺度分析等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和发展机理进行界定和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分布于出入境旅游、公费旅游、航空、旅游规划开发和旅游营销等领域的舆情客体较多。涉及安全问题、资源环境保护、政府政策管理争议、奢侈腐败、侵犯消费者权益、违法犯罪、国民素质、伦理道德等议题的舆情客体较多。（2）在时间分布上，舆情客体受网络新媒体发展和舆论监督环境、节假日、旅游流、气候和天气等因素影响明显。在空间分布上，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涉及的较多，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地区网络关注程度越高，该地区涉及的舆情客体越多。境外、华东、华中、华北等区域与特定内容特征舆情客体的关系密切；铁路、消费价格、休闲娱乐、其他违规、公费旅游、奢侈腐败等内容事件的发生不受空间因素影响。（3）舆情本体方面，①网络舆情受媒体议程设置影响，网民对事件的探讨基于媒体的报道内容，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态度评价、意向陈述、联想发散和刨根问底等个性化、深入的网络内容生产。②表达不去旅游的意愿“用脚投票”、“抵制”，是网民表达负面情绪的最主要方式。③网络舆情的发散追因现象明显。网络舆情将旅游事件发展成社会事件，将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到整个旅游地，将个别案例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④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现象明显。群体极化的极端表现就是层出不穷的语言暴力、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甚至造谣诽谤。（4）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方面，影响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生的因素包括涉及主体、旅游特性、社会特性、发生原因、主体诉求、新闻价值、发生地点、发生时间。（5）网络舆情传播效果方面，发帖途径、发帖内容和相关帖数对被转发数量的解释较大，发帖途径、所在地区对被评论数量的解释较大。（6）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可分为孕育、出现、爆发、高潮、回落、反复和长尾7个阶段。影响舆情演化的因素包括社会心态、事件效应、官方言行、媒体行为、网民行为、外部刺激、舆情应对7种，遏阻或助推舆情演化。本研究的创新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完整提出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舆情客体：引发舆情的危机事件，舆情主体：制造话题发表意见的个人和机构，舆情本体：舆情文本信息内容，舆情媒体：传播舆情信息的技术手段和媒介渠道。（2）将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总结为发生机理、传播机理和演化机理，提出各自的内容构成和研究命题并进行实证研究。
庹继光[6]2004年在《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现代传播理论传入中国、尤其是我国内地后，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脉络，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入我国内地后的流变过程进行了必要的逻辑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建构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范式，以求对内地今后开展自主性的传播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当然，个人的学术水平不允许我重新创立全新的传播学研究学术范畴，而只能从当前内地传播理论研究出发，针对最紧迫、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焦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即使笔者着力建构中国传播理论研究的结构性边界，也只能努力构筑起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个性特征较鲜明的那些部分。因此，笔者并不指望以自己的这些学术观点对过去的传播学基本范畴和格局进行比较彻底的颠覆，完全打通传播学研究的新世纪进路，而只想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在探索进程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根据笔者对大量内地学者(也包括部分香港、台湾学者)的着作及其学术观点的解读和审视，发现在传统的传播学研究领域里，内容分析、控制分析、受众分析等诸多重要节点或者变化不大，或者西方理论本身已经比较牢靠，我们很难取得颠覆性的进展，笔者由此认为这些学术节点不是(至少在现阶段不是)中国传播研究最需要突破的理论环节。相反，媒介分析、互动网络研究、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传播学研究方法论、传播学的人文科学基础学科地位研究等问题，或者目前还存在着理论上的重大争鸣，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性进展，都在理论研究方面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点，既是当前全球传播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中国学者最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因此笔者将这些环节认定为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建构中的焦点问题，展开详尽分析和探讨。 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分别讨论自己认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五个主要理论问题。在每个部分，笔者都尽力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并努力将这些问题集纳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在论文的第一章，笔者主要分析了媒介研究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传播历史和现实，提出了各种媒介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双重影响:首先是鸿沟，然后才是桥梁。对于媒介的桥梁地位，许多专着和论文己经作出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本文基本上采纳了这些观点;但对于媒介在人的社会实践中的鸿沟效应，及其对于人的信息获取的隔阂和沟通地位，笔者则是较早提出的，通过对媒介的影响分析，笔者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简化为叁类，即“事必躬亲”，“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和“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从前往后，人们参与实践的程度逐步降低，而媒介的作用在逐渐提高，信息由亲身感知过渡到媒介传播得来一媒介在方便人们获得信息的同时，却把人们隔绝在社会实践活动之外，因此它的作用也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桥梁，必须一分为二看待，正视媒介对社会成员的负面影响，那就是阻隔他们直接参与实践，以为通过媒介得到了知识、信息，就等于自己全部清楚、了解并理解了。此外，为了更清晰地看待媒介在“人的信息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还根据自己的想法，构建一个人的信息圈层次图，从中可以较明确地看出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媒介主宰了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因此就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媒介的社会教化功能也是由此而引起的。. 在论文的第二章，即互动网络传播研究部分，笔者较详尽地阐释了计算机网络、手机网络等新技术革命给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并利用信息侵略、文化霸权等理论，分析了互动网络传播时期争取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笔者认为，电脑网络和手机短信息将会给人类带来深层次的文化影响，通过分析互动传播范式对人们进行文化影响和渗透的机理，足以发现互动传播在效果方面具有多层面的颠覆作用:它既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现身份、地位和功能的颠覆，也可以在传播理论的多个视角上发挥颠覆的意义。笔者还大量引用调查数据，充分证明互动网络传播是当前最受青少年欢迎的传播模式，35岁以下的青年是参与互动传播的绝对主体人群，因此应该极端关注这一传播范式，研究其影响社会人群的文化机理，进而采取有效举措应对。 在论文的第叁章，笔者通过分析现代传播理论进入我国后20多年的传播学研究进展，并针对其中最大的学术颠覆—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中华(华夏)文化对传播理论的影响，是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转入深层次阶段后需要观照的核心问题，应将其与西方的传播基本理论有机结合，共同构筑中国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语境，并在其中解读我国学术界对现代传播理论的引进、吸收、解读和发展创新。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应该是学理层面上的拓进和自主创新，而非单纯利用中国传播实践中的个案为欧美传播理论“作注”，也不是简单套用中华文化的普遍原理，在信息传播范畴找寻“共性中的个性”，只有真正发掘出建构于中国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及相关的学术术语，我们才能实现建构“传播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宏观吕?
王建磊[7]2011年在《公民视频新闻传播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民视频新闻是公民新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其本质是通过发动广大公众的个体力量,对社会机构进行监督和对弱势群体权益实施有效保障的一种民间形式,在当前的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无论是视频拍摄者,还是视频观看者,他们所达成的对社会事务的认知框架(尤其是人文关怀精神和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的一致,事实上形成了权威的转移和对社会正义的推动。然而对这个问题,当前学界还未对其做出深度层面的学理溯源和意义探讨。本文从公民视频新闻的特殊表现形态入手,以采自搜狐、新浪、优酷和酷6网上2009.5—2010.4期间的380条公民视频新闻为基础,展开定量描述、定性分析和理论探讨。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分别从网络视频和公民新闻两条线索追溯了公民视频新闻的发展轨迹,介绍了公民视频新闻的发展脉络和与之前各类形态公民新闻之间的承接关系,最后界定出本文所研究的公民视频新闻的范囿:由普通公众拍摄、制作,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运用画面与声音符号体系对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反映、报道、记录、调查的视频短片;第二章着重分析了公民视频新闻“开放式”的文本结构,总结出其内文本和外文本的构成符号并探讨了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尽管其形态与专业的电视新闻大相径庭,但公民视频新闻拥有自己的语法规则,也出现了连续报道、系列报道、调查报道等多种类型。总体而言,它们是变形的新闻;第叁章通过统计公民视频新闻的内容类型、聚焦的议题和价值倾向,发现:公民视频新闻中以突发事件和公共监督类视频居多,而公共监督视频中又以负面报道居多。本章以“批判的表达”来概括公民视频新闻的集体立场,对普通公众所持的批判态度和监督自觉予以了充分肯定,并指出社会转型期的背景是报道者框架选取的深层诱因;第四章通过考察公民视频新闻的传播流程,总结了其生产的叁个要素,分析了其背后的筛选机制——潜在的把关,最后揭示了公民视频新闻的传播范式,总结了其核心传播的要素,探讨了常用的传播修辞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把关得到削弱的情形下,公民视频的真实性问题并没有被过多的质疑;第五章对公民视频新闻的传播效果予以重点关注,通过测量内容类型、议题种类、内容倾向各个因素与点击率和留言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影响公民视频新闻传播的因素;随后通过对留言文本的技术分析明确受众的态度、观点,并从舆论学的角度分析了其舆论形成过程、表现方式和特征,揭示了其独特的舆论规律:形成过程的“折射现象”和传播效果上的“溢出效应”。第六章回归到公民视频新闻所具备的社会功能,并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对当前公民视频新闻所具备的文化、政治意义进行综述,认为尽管其具备的正义力量十分有限,但是他们为追求社会公正和民主进步所做出的努力值得赞许;第七章系统总结了公民视频新闻所带来的新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对其“边界”和“内核”的确认,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展望。可以说,本文在大量的文本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关于公民视频新闻技术形态、内容倾向、传播范式和传播效果的探讨,为推动传统公民新闻理论创新做出有益尝试,同时也旨在为公众、学界和政府机构更好的使用、把握、引导公民视频新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提供参照。
李明海[8]2017年在《媒体融合语境下高校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于学科分野和办学历史等原因,目前国内高校本科层次的传媒专业教育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以新闻教育为代表的新闻传播教育;二是以影视教育为代表的传媒艺术教育。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度推进,传媒艺术教育与新闻传播教育逐渐融通,正推动高校传媒人才培养从“小新闻”范式走向“大传播”范式。当前,互联网时代的媒体融合给高等传媒教育带来巨大挑战,也给高校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了重要机遇。本文从传媒产业变局、传媒人才模式梳理和问题分析出发,直面媒体融合给高校传媒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立足教育技术发展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范式,从学习的基本过程切入,尝试构建起媒体融合语境下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的框架模型。论文主体分为4章。第一章“媒体融合语境下的产业发展与传媒人才需求调研”,关注传媒产业的发展动向与深刻变局,着重从大媒体产业对传媒人才的新需求、传媒新岗位和岗位新内涵等角度展开分析。第二章“国内外传媒人才培养模式梳理与问题分析”,关注国内外传媒专业教育的经验与问题,重点对国内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的问题进行梳理,以提高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现实针对性。第叁章“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的理念更新与范式转换”,就传媒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新目标和新范式展开研究,重点对“小新闻”与“大传播”、“教学范式”和“学习范式”、“教学设计”和“学习环境设计”、“建构主义”和“连接主义”学习理论展开探讨,为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学理依据和理论支撑。第四章“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与模型建构”,从学习的基本过程和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出发,对融合语境下的高校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性建构。本文建构的高校传媒人才培养模型,凸显了“媒体融合”语境与传媒人才培养的“范式转换”,强调了传媒人才培养进程中的“场域整合”和“深度互动”。文章认为,“媒体融合”既是传媒学子未来要面对的职业语境,也是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的现实语境;“范式转换”是指高校传媒人才的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培养模式、培养机制等方面都需要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和创新;“场域整合”指融合语境下的正式学习场域和非正式学习场域,现实空间的学习场域与虚拟世界的学习场域,以及信息场、知识场、情感场和意动场等学习场域都需要进行有机整合、协同发力;“深度互动”既包括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的互动,也包括师生之间、学伴之间、人机之间的深层次互动。本文强调,高校传媒人才培养在媒体融合语境下迎来一次范式转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迫在眉睫。文章提出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和传媒艺术教育“和而不同”的高等传媒教育观,培养理念、培养目标与培养过程有机统一的传媒人才培养观,以及传媒教育内容与师生动机、深度互动有机结合的传媒人才培养方法论,并构建起高校传媒人才培养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框架。这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对高等传媒教育,特别是地方高校的本科传媒人才培养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王旭[9]2013年在《灾难性事件中摄影图片报道的双重生产逻辑》文中提出在西方的新闻概念中,灾难性报道是其不可缺少的报道要素之一。灾难性报道几乎囊括了新闻价值的所有基本要素：新近性、显着性、人情、反常性等。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公众越发地渴望从中获取信息。灾难性图片往往能给公众带来其直观的视觉效果,让公众感受极大的冲击和感染力。因此,对于能够触及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敏感点的灾难,媒体理应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能够妥善地处理好灾难性图片。从建国以来,由于观念、文化以及体制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的灾难性报道并没有想西方那样受到广泛的重视,其界定也相对模糊。政治、科学、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一直使得灾难性报道在过于悲痛与尽量避免报道的尴尬处境中徘徊。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的变革,灾难性报道的信息逐步以公开、及时的机制传递给公众,灾难性报道的图片也悉数登场。国内媒体越来越重视灾难性的报道,并关注受众需求,尤其意识到了新闻图片在灾难性报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时间轮轴不断的推动中,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媒介环境学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出发点,让我们有理由先对灾难性图片的生产和传播进行一番探讨。我们把媒介技术的演变归纳为五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口语媒介时代、文字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以及网络媒介时代。从这五个阶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息的传播力,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介技术的变革促使灾难性报道图片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兴盛一直到今日的巅峰。《中国青年报》在1990年与2004年四个不同时间段新闻图片告诉我们灾难性图片从报道边缘走到了报道中心,从报道中心再到现如今的报道核心的总趋势。在媒介技术层面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图片的视觉呈现也发生了各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图片生产从以往传统媒体“中心”话语,转变为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新媒体氛围下,人人都是传播者,而诸如手机、DV等个人图片生产工具的流行,使得图片生产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色。同时,在社会的变迁与新闻图片的演进相生相伴的过程中,灾难性事件中图片的选择和编辑也意味着将新闻信息、情感倾向与受众关心的叙事结构相联系,从而体现出隐蔽的新闻框架的构建。笔者以云南彝良地震为例,选取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和网络新媒体《中国新闻网》,试图运用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内容分析法,截选在地震发生后,两家媒体前五天时间内所发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图片做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资料分析、统计和整合,以具体表格和数据来客观比较两家媒体图片使用共性、灾难叙事的新闻框架构建、视觉主体的影像呈现等等。同时,视觉主体形象、灾难叙事等,也为我们探析新闻框架的内在含义提供了另一种的思路。这种所谓的“呈现”,指的是新闻图片所表征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说去解读图片所呈现的图像主体之特色。这种所谓的“呈现”侧重对新闻图片进行文本分析,侧重对云南彝良新闻图片生产的内容特质进行探析,尤其关注图片在呈现灾难性事件相关主体中所运用的技巧、模式、惯例等。然而,这种灾难性图片的呈现却并不是灾难性图片的再现。因为灾难性图片的再现是通过灾难性事件图片生产的社会文化情境来反映的。即灾难事件的“再现”政治学。媒体是灾难性图片的生产者、传播者,在中国的灾难性报道中,新闻图片政治化、消费化倾向往往能影响新闻媒体的报道。那么,媒体如何能在灾难新闻的象征价值上构建合理的新闻框架与和谐的社会文化呢?笔者认为,反思政治的合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路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综上,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灾难性新闻图片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方式,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灾难事件可能是天灾,亦可能是人祸,但对于灾难事件图片及其承载者——媒体而言,这些都无关紧要。媒体通过灾难性事件的视觉再现,建构人与灾难之关系,并在这种关系的不断呈现中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和意义。面对此种窘境,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笔者在最后总结出的有关灾难性图片的使用效果和传播途径的优化方法等路径,也为国内媒体在今后的灾难性新闻中进行图片报道提供借鉴和参考的开辟了新的道路。
张志安[10]2006年在《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南方都市报》为研究个案，考察其创办十年来的发展路径以及新闻生产的复杂过程，从编辑部场域的视角出发研究其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力图揭示潜藏在宏大叙事和简单概括的理论背后真实、复杂的新闻生产实践和力量规制特征，由此，给我们解读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新闻改革与社会转型、媒介系统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勾联关系提供生动的现实依据。论文整体采用媒介组织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取向，运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人类学研究方法，深入南都编辑部组织内部进行研究，无论理论路径的确定或研究方法的运用都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创新价值。论文的逻辑组成主要包括“厚重描述”和“理论阐释”两部分，试图在描述南都复杂的新闻生产过程基础上，加以抽象、贴切的理论阐释。本文首先在前言中说明了选择南都作为研究个案的两点理由，继而在第一章中提出论文的核心问题、理论框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并对中外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理论综述，同时对论文的关键词做了必要解释；第二章梳理了南都发展的叁个阶段，然后对其“主流”转型的实质意义进行分析，最后对其发展过程与外部政治和经济控制因素及内部专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第叁章从南都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和编辑机制入手，分析其编辑部组织的价值观及新闻生产的场域特征；第四章研究南都时评的发展轨迹，着重叙述其从“公民写作”向“精英写作”、从公众表达向思想启蒙的转变过程，并分析其功能与意义；第五章研究南都的深度报道，先简要梳理其发展过程、编辑机制和报道形态，然后重点分析“孙志刚事件”报道的新闻生产过程，最后对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特征及功能进行总结分析。在探究南都深度的操作策略及其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时，笔者还尝试提出“策略突围”、“协同默契”等概念，并做原创性的阐释；结语部分先将南都编辑部新闻生产的特征置身于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分析此个案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然后以此为角度观察媒介、市场与民主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互动关系，最后就都市报如何在市场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公共传播的责任提出若干建议。
参考文献：
[1]. 论新闻网站的整体情境编辑[D]. 蔡心轶.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网络时代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内容生产与营销创新[D]. 李冬梅. 山东大学. 2010
[3]. 云之话语，钟之逻辑：叙事学视域下的网络新闻研究[D]. 华进.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4]. “超传播”背景下的中国新闻文学化问题[D]. 周大勇. 吉林大学. 2012
[5].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构成、机理与管控[D]. 付业勤. 华侨大学. 2014
[6]. 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D]. 庹继光. 四川大学. 2004
[7]. 公民视频新闻传播及影响研究[D]. 王建磊. 上海大学. 2011
[8]. 媒体融合语境下高校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D]. 李明海. 西南大学. 2017
[9]. 灾难性事件中摄影图片报道的双重生产逻辑[D]. 王旭. 安徽大学. 2013
[10]. 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D]. 张志安. 复旦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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