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层次论文,农业发展论文,矛盾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无农不稳”，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尤为重要。从1985年开始，我国农业（本文主要指粮食生产）在经历了1979—1984年的持续高速度发展之后，又一次陷入长时期徘徊不前的局面。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40731万吨， 人均粮食为397公斤，到了1993年，虽然总产量有所增加，为45644万吨，但人均粮食却降为387公斤，1994年人均粮食量则再次下降，而国际公认的粮 食过关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00公斤。有资料预测：到2010年， 我国对粮食的需求量是为7亿吨，而国内产量估算只有5亿吨，缺口为2 亿吨，如果完全依赖进口，那么这个进口量则为目前世界全部粮食的贸易量。显然，我国人均粮食量下降并不是由于粮食供给过剩所导致的一种正常现象，因此，如何摆脱农业发展的困境，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造成农业生产停滞的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偏低，因而使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于非农产业。其结论自然就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出路在于提高农产品价格，使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获得与非农产业大致相等的比较利益，这样就可以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激励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使农业摆脱目前停滞的局面。
笔者认为这个似乎言之有据的观点还没有触及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因而所得出的政策主张即农产品提价也难以实施。应该说，自1978年以来，农产品提价是我国政府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政策，但目前这个政策似乎已经到了尽头。（1）改革十多年来， 我国农产品价格涨幅很高，据资料统计表明，中国农产品价格在过去15年中的涨幅已经超过了美国180年（1880—1980年）的水平， 这使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国际市场水平，这样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将起“封顶”的作用，这就是说提价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余地了。（2）想通过农产品提价使农业生产获得与非农产业同等的收入，就要使目前的农产品价格翻番地提高，这不仅是城市居民与国家财政所无法接受的，而且将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这种“高价农业”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也是有害的（后面将进一步分析）。（3）从过去农产品提价的实践经验来看， 提价并没有能够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反而成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在过去较长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制，这种较低工资制的基础是农产品的低价供给，一旦农产品提价，在国家财政难以对城市职工进行补贴的情况下，就必然迫使工资水平上升，这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与工资相互推动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过去长时间里，我国农产品价格是偏低的，这使我国非农产业对农产品低价供给形成强烈的依赖。从理论上说，农产品低价使城市工人的低工资成为可能，也为轻工业提供低价的原材料供给，这可以使非农产业获取超额利润，但在较长时间里，这种超额利润会吸引大量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规模不经济的企业进入非农产业，这就使本来应该获得的超额利润转为低平均利润，一旦这种局面形成，这些非农产业就无法承受农产品提价所带来的冲击，这样农产品提价以后，这些非农产品也必然跟着提价，否则就会出现亏损，结果出现了通常所说的“比价复归”的现象。1989—1992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5.3%，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33.59%，其他非农产品价格也跟着上涨，同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十年来农产品涨价如此猛烈，而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仍然偏低的原因。这说明试图通过农产品提价来纠正农业比较利益偏低从而发展农业的战略思路是十分有限的。
二
既然农产品提价不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而不提价，农业生产又因为比较利益低而难以发展，那么农业的出路在哪儿呢？笔者的观点是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低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价格偏低，而在于农产品成本过高。因此，农业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提价，而在于降低生产成本。所以这里需要分析造成农产品高成本的原因，从而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一个正确的战略方向。
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农产品高成本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农业自身体制的问题；二是我国以往工业发展战略以及工业无力反哺农业的问题。我们首先分析农业自身体制即目前这种分散的超小型的土地承包制对农业生产发展从而对农产品成本的影响。我国以往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农业自身体制对农业生产发展从而对农业产品成本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在集体化的人民公社体制时期，农民被剥夺了自主经营土地的主动性，在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下，农民很少有劳动的兴趣，他们以消极怠工、低效甚至无效劳动抵制这种体制，导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达20年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停滞局面。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在一个时期内获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这种超小型的土地承包制仍然不可能容纳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成本。这种超小型土地承包制的主要特点是：（1）土地归村社集体所有，按人口分配到农户，由农户独立经营。（2）农户并不拥有土地，他们无权转让土地。（3）村社将根据人口变动以及其他原因，不定期地重新分割承包地。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而耕地面积有限，因而这种按人口（同时还要按上等地、劣等地搭配分割）分配土地使每个农户只能拥有细碎的小块耕地。据资料说，全国目前约有2.3亿个农户，每户经营的耕地只有0.4公顷，而这0.4 公顷耕地又被分割成零星的小块。由于农地是不可转让的，这就把亿万农户都固定在这分散的小块土地上从事着基本是自给性的粮食生产，而土地不定期分配又限制了农户对土地投资的热情。所有这些都极大限制了我国农业生产走向规模经营，大大限制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也限制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没有规模经营，没有专业化分工，就不会有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也就无法降低我国农产品的成本。
有人认为，规模经营尽管导致单位农产品成本的降低，但却可能使单位土地的产量下降，而对于我国，相对于农产品的成本来说，粮食产量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土地转让，规模经营不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对此，笔者想说明以下几点：（1）虽然一些国家资料表明，家庭农场规模越大，单位土地产量可能降低。但对于我国来说，目前还不是经营规模过大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起码的经营规模。实际上农业的经营规模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标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资源状况都会产生不同的经营规模。例如，80年代初，拉美国家1公顷以下的农户占16%，而亚洲则高达49%，拥有20 公顷以上的农户在拉美为25%，而在亚洲仅1%。70年代同是耕地稀缺的日本， 农户平均耕地为1.05公顷，台湾省为1.12公顷，印度为2.63公顷，泰国为3.63公顷。对于我国来说，多大经营规模更为合适，需要由实践来决定。但现在的矛盾不在于我们究竟需要多大的规模，而在于这种小型的农户承包制排斥了任何经营规模的形成。（2）上面分析中已经指出， 相对的经营规模是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规模经营才能降低成本，使农业生产变为有利可图，从而才会有农业生产的发展。规模经营才能有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否则所有农户都固守在小块农地上种植粮食，怎么能有专业化分工呢？怎么会有农业生产的进步呢？（3）过于分散的承包制导致规模不经济，也就导致农产品的高成本，在粮食价格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产品高成本使从事农业生产无利可图，结果农业的投入减少，耕地面积减少；农村青壮年转向非农产业，这样粮食产量就难以提高。因此，要想得到更多的粮食，就要降低生产成本，使农业比较利益增加。显然，那种把粮食生产成本与粮食产量割离开并且认为粮食产量比粮食成本更为重要的观点是不对的。
人们担心，中国农业地少人多，况且目前农业中已滞留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如果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走向规模经营，那么将使更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无业游民，这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是社会所无法承受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难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现实是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些农户将不断从粮食生产中分离出来，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将会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寻找到新的专业化分工（横向的与纵向的），另一部分人将要转向非农产业。当然这个过程绝对不会是牧歌式的，但问题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曾经以为可以通过人民公社这条到处是鲜花的道路走向现代化，但历史已经告诉说此路不通。显然，如果继续将每个农户束缚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面，我国农业的专业化分工将难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将始终陷入停滞局面，农业现代化也将成为遥遥无期的目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走向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把这种矛盾降到最低限度。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我国农业出路主要在于改革目前这种超小型的农地承包制，从而促进家庭农业的经营规模与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使农产品成本降低，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而如果把农产品提价作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不仅是行不通的（上面已经分析），而且可能保护目前这种超小型的农业体制，从而把我国农业发展引入歧途。这是因为农产品提价，会造成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使那些经营不善的农户仍然可以获得一些收入从而不愿意放弃土地而转向非农产业，这就保护了这种超小型的农地承包制。结果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我国农业将缓慢地普遍地走上了兼业化道路，即一方面农户不放弃这小块土地经营，因为农产品提价使这种没有规模的经营仍然有些利益，另一方面农户将同时从事非农产业。更为严重的农户可能把更多的积累资金与精力投入非农产业，而对农业经营采取粗放形式，目的只是从土地中获得自给性的粮食，一旦这种局面形成，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它使我国稀缺的耕地资源得不到有效率地经营， 这是耕地资源极大的浪费；（2）农产品生产将始终是高成本、低效率的；（3）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低，粮食生产更多地是满足于农户的自我供给，使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低，从而使我国粮食的供给难以摆脱紧张局面；（4）不仅制约了农业的自身发展，也给国民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负担。因为农产品不断提价，无论由国家财政负担，还是导致非农产业成本的提高，都会减少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部分，这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三
我国农业生产高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以往工业发展战略以及目前工业无力反哺农业而导致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在一个很长时期里，我国工业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对来说，重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因而同量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要低。1952年到1987年，我国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3.1%提高到74.7%，增加了31.6个百分点，而同期工业部门劳动力在工农业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由6.7%增加到22.7%，仅提高16个百分点。 与国际比较，在人均GNP300美元时，世界标准的农业产值约为31.1%，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7.1%，而我国在同一发展水平，农业产值为33.8%，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却高达73.7%，比世界标准水平高18.6个百分点。这就是说，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我国工业发展无法吸收更多的农业中过剩劳动力。这就造成对农业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影响，一是面对着不断减少的耕地面积，农业中的劳动力却绝对地增加，这使本来就不宽松的人地比例更趋紧张，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农村，必然使我国农业成本不断上升。二是使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更难实现。在上面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农业中超小型的土地承包制阻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与专业化分工，而我国工业发展无力吸纳农业中过剩劳动力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农村，尽管农业比较利益十分低下，但由于非农产业无法吸纳，使这些人也不敢轻易放弃哪怕是很低微的农业收入。
与上述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相适应，我国长时期地采取了隔离农村与城市人口流动的管理制度，如户籍、口粮等制度。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对城市的就业者采取了低工资政策，但与些同时却在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基本食品补贴等方面实行了某种程度的供给制。这方面的社会福利支出，由国家财政与公有企业共同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城市人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国家财政的这方面支出，这就迫使国家实行严格的隔离农村与城市的管理制度，以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种制度的直接结果，一是如上面分析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使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无法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了农产品成本。二是使工业部门的工资与福利补贴形成了上升的刚性，从而减少了公共积累，限制了非农产业就业的进一步扩大。根据发展经济学家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村中存在着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包括福利）只可能保持在一个略高于农民平均收入的低水平，这使工业中出现了更高的利润，这些利润再投资，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量，这种社会扩大再生产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农村还存在着过剩劳动力，城市的工资水平就不会因扩大投资而提高。显然这个分析的前提是以农村过剩劳动力可以自由转移为条件，一旦这种转移受到各项隔离制度的限制，那么城市中非农产业的工资与社会福利就不存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从而导致城市工资与福利的上升刚性，这必然减少公共积累规模，从而相对地减少了就业机会，进一步限制了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理论与实践都说明，各国工业化过程的共同特征是，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部门往往要为工业部门发展提供积累，随后在工业发展有了相当基础之后，要求工业提供资金、技术反哺农业，从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种反哺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价格低的农业生产资料（这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如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二是为农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运输、通讯、水利灌溉、仓储等；三是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发展农业的教育与科学研究，如普及农村教育、创办农业专业院校、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等。一些国家的资料还表明，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大约发生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这个发展水平上， 这一水平正是本世纪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这就是说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反哺的发展阶段。据资料说明，在我国国民收入增量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为80%，国有经济所占的比例是20%，而为了维持国有经济的正常运行（包括亏损补贴、投资等），占去了70%的投资与80%的贷款。这就是说作为我国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由于经济效率低下，不仅无力反哺农业，而且还侵占了大部分的国民收入。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我国对农业的各方面投入都在不断地下降，显然，我国农业的发展还取决于工业的发展，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取决于国有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国有经济大面积亏损的情况下，自身生存与发展都成为问题，更谈不到对农业的反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因此农业的出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曾经把集体化作为农业的出路，也曾经以为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机械化，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耽误了许多时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又以为农产品提价就可以解决我国农业的问题，显然，这也是过于简单的想法。我们认为要把农业问题放到更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考虑，没有对目前这种超小型的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没有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工业以及整个非农产业的发展，我国农业就难以有更快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农业发展战略，应该从长计议，必须对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有正确的认识，从而制定更为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规划，而不至于在粮食丰收时就忘记了农业，而一旦粮食减产就惊慌失措，仅仅采取诸如提价之类的应急措施，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