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史互动发展的澳门范式——论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范式论文,文明史论文,互动论文,可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001-10
澳门占地仅20多平方公里，曾有澳门乡之称。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半岛，却创造了影响近代世界进程的大历史。她是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远东地区最繁盛的贸易中转口岸，吸引了亚洲、欧洲及美洲数十个国家的商贾、教士及移民停留与居住，是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碰撞之地。有学者将澳门喻为“世界型的土地与海洋”，[1](P135)这一比喻准确地道出了澳门独特、鲜明的历史文化特色，凸现了澳门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确实，澳门狭小的空域连接着宏大的全球历史，独特的文化蕴藏着深厚的文明积累，这是澳门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学术财富。对这一财富的挖掘阐释，使之形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价值的知识体系，是建构中的澳门学面临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一、学术基础
澳门学是由来已久的澳门研究的必然发展。作为澳门学的学术基础，澳门研究从一开始就透溢着中国政治历史乃至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宏观因素，这种关于澳门学的学术原生态决定了澳门学从最初产生之际就越出了澳门自身的内涵，蕴含着中国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诸多深刻命题。
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即开始进入澳门，并将澳门作为临时贸易据点，从嘉靖三十六年开始，葡萄牙人已经正式定居澳门，并在澳门建屋筑城，尚未对明朝构成隐患。清朝建立后，澳门归顺清朝，不久，清朝开始了围困台湾郑氏的迁海行动，并将澳门列入议迁之列。此时澳门葡萄牙人十分穷困，依靠康熙的开海恩例得以维持生活，康熙亦希望借助澳门获得西方的资讯和舶来品，[2][3](P86、170-171)澳门葡萄牙人得以承袭旧制，故与清廷相安无事。因此，终明一代，直至清康熙朝，澳门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到军国大事的高度予以认识，也没有出现对澳门问题展开认真研究的学者与著作。
澳门问题真正得到重视，始于雍正末至乾隆初期。从外部压力来看，国际形势的变化，英法、英西战争之火烧到了十字门海域，清廷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来自西方的威胁逐渐加深，澳门也因此成为了解和接触西方世界的前沿，[4][5](p222-224)同时成为防范英、法、西等国海上力量的屏障。从内部因素来看，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令，大批西洋传教士以合法的身份通过澳门进入中国，除葡萄牙传教士外，最主要的就是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澳门成为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根据地和中转站。乾隆即位以后，面对澳门作为外国传教士主要集散地这一事实，加强对澳门的管治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时期清廷重要的方略。为此，清政府对澳门采取了一系列管治措施：在政治上，在前山设澳门同知、县丞进驻望厦；在司法上，定《管理澳夷章程》；在经济上，定澳门额船。随着清王朝对澳门问题的重视，一批研究澳门的著作开始出现，暴煜所修《香山县志》，辟专章研究澳门，张甄陶著有《澳门图说》等3篇长文，乾隆十六年(1751年)，印光任、张汝霖完成了第一部对澳门展开全面研究的著作——《澳门记略》。该书从多角度对澳门的历史、地理、民族、人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宗教、风俗及语言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并以澳门为立足点，以澳门与中国内地及欧、亚、美洲的关系为连接线全面展开，对当时澳门所有重大问题都给予了关注，不仅有相当篇幅对土生葡人的服饰、饮食、宗教、住宅、习惯、甚至语言均进行相当深入的研究，还涉及澳门的建筑、音乐、美术、动植物等。毫无疑问，《澳门记略》是一部中国学者对澳门早期认识的百科全书，也可以说是澳门学之嚆矢。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学者亦开始对澳门予以关注。1810年，葡萄牙人帮助清政府剿灭华南海盗后，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了“九请”、“十七请”，其根本问题就是要解决葡人在澳门的主权问题，但始终未获清政府允许。[6](P414、418)[7](P551-555)[8](P32、37)于是，葡国学者为论证葡萄牙在澳门的主权问题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著作：萨赖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主教有关澳门问题的手稿(1806-1814年)、弗雷塔斯(José de Aquino Guimaraês e Freitas)炮兵上校的《名城澳门史实记录》(1828年，西方学者第一部研究澳门的著作)、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1832年)、圣塔伦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的《关于澳门居留地备忘录》(1845年)、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的《澳门的华人》(1867年)、庇利喇(Antó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的《澳门大事记》、《澳门的中国海关》(1870年)、费尔南德斯(José Gabriel Fernandes)的《澳门历史札记》(1883年)、弗兰萨(Bento da Fran
a)的《澳门历史补遗》(1888年)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第一部澳门研究著作，即近藤守重的《阿妈港纪略》(1805-1816年)。这些著作虽然带着明显的西方立场，但不失为澳门研究的他山之石，使得澳门学在客观上较早地进入了全球史研究视野。
从20世纪开始，澳门研究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关注，逐渐成为汉学研究中颇为热门的领域，一批著名的海外汉学家纷纷投入到澳门研究中来，如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伯希和(P.Pelliot)、博克塞(C.R.Boxer)、白乐嘉(J.M.Braga)、藤田丰八、岡本良知、松田毅一、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n António Videira Pires)等，中国学者张维华、梁嘉彬、戴裔煊、罗香林、朱杰勤、全汉异等亦投身其中，使澳门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澳门回归的政治效应，以历史研究为中心的澳门研究骤然演变成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一方面，澳门研究队伍出现了大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涌现出繁杂而数量空前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澳门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中外学者对澳门文献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做了十分重要的初期准备，而且在利用新发掘的档案、文献资料而完成的研究成果中，明显具有很大的创新性，更为可喜的是，澳门研究已从过去单一的历史研究走向了多学科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民族、社会、语言、医疗、体育、美术、音乐等领域，亦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杰出学者和重要著作。
澳门研究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250余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但这样的学术积累基本停留在具体的研究课题层面，不足以支撑一门叫作澳门学的学问。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学者为提高澳门研究的学术地位，提出了建构澳门学的一系列设想，②但仍然未能跳出澳门研究的框架，未能从澳门之于全球文明互动发展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的角度展开宏观的学术设计，因而未能取得面对世界学术发言的资格与效果。澳门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须以澳门深厚的历史及其研究为基础，建构以澳门历史和社会现实为核心内容同时又能丰富世界历史认知的知识系统，揭示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澳门图式及其学术范式，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乃至世界和平的进程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二、学术内涵
澳门学既可界定为关于澳门的学问，所研究的领域理应包括澳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更应界定为关于人类知识体系中澳门谱系的呈现，是以澳门为承载和中心的所有历史认知、世界认知的知识系统的综合。
任何一个区域都可能有其知识体系，人们因此而构建不同类型的“地区学”，譬如我们熟知的“上海学”、“西夏学”、“岭南学”等，但是如果一种知识系统不具有纵向的深邃和横向的宽广，以及没有蕴含人类文明发展的某种范式意义，则难以建构真正的学问，即便是已经建立，也难以持续而深入地发展。澳门学材料所呈示的连接欧亚、跨越古今的完整详备的知识系统以及中西文化相融相交的发展路径，使得澳门及其所负载的交融多姿的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鲜明而鲜活的个性存在，正因为如此，澳门学在知识系统的深邃和宽广方面，不仅具有别的城市和地域无可比拟的个案优势，而且其学术内涵和学术辐射力甚至比起早已成为显学的敦煌学以及具有鲜明个性的徽学也未遑多让。敦煌学的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9]其学术体系承载于5万余件遗书、3万余件简牍以及莫高窟、千佛岩、榆林窟等保存的壁画、彩塑等，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化以及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等。徽学以徽州文书档案内基础，以徽州古文化为研究对象，是具有徽州特色的区域性学术体系。显然，无论是敦煌学还是徽学，其学术体系都呈现出“已经过去”的区域性、阶段性的特征，而澳门学的知识体系从时间上看，不仅是面对“已经过去”的历史存在，而且随着澳门特殊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形式的存在和延续，更加关注澳门“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表现形式及其走向，其内涵量既有历史的文献性，又有当代的鲜活性；从空间上看，在几百年间，澳门外引欧洲，内联中国，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枢纽，也是中西文化相互传播和影响的驿站，不间断地记载着明清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各种信息，直接或间接对东西方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澳门仍与以葡萄牙为主的葡语系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可见，其空间跨度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明清以降，中国内地得领西风异俗及科技文明的风气，西方世界领略中华文明与东方精神，皆从澳门开始，澳门学的内涵量包括中国近代对外交往的动因、动态及结晶等全部的信息，因此更具国际化色彩。可以说，“澳门学”等同于“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所有知识系统”，其内涵量远远超越了小小的澳门本土。拥有如此完整和引人入胜的中国融入世界的知识系统，这是澳门学所以不同于一般性的“地区学”，能够成为超越于澳门甚至超越于中国的学问并引人关注的基础条件。在近500年的变迁、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澳门的每一件事、每一页记忆，乃至今天的每一步，都展示着不同文明相互交织的经验；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记载着丰富深刻的国家命运，其所显示的知识体系异常复杂而深刻，任何简单的理解都可能导致认知的舛误。特别是长期以来，澳门问题事涉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政治关系，所蕴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早已超出了一般国家交往的历史常识的范围，③需要在澳门学的知识系统和学术框架中得到明晰的揭示，并由此得到准确的引用。有关澳门历史基础性的认知面临着如此复杂和深邃的学术内涵，充盈着国际国内庄严而宏观的历史面影和时代信息，使得澳门学所建构并环绕的知识系统在基本层面就显示出十分丰富的蕴涵和卓越深广的史学可能性，透溢出引人入胜的魅力。与其卓越深广、引人入胜的知识系统相适应，承载这一知识系统的澳门学材料既有数百年积累、由各种文字组成的卷帙浩繁的典籍档案，美不胜收的文化遗存等实物形态，亦有饱含其历史遗韵的现实社会，散逸在民间生活中的风俗人情乃至语言习惯等精神文化形态。而且这些材料的关联度甚高，从典籍可以看到现实的源头，从现实可以佐证典籍的真实，典籍与现实相融，折射出迷人的文化魅力。面对这些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精神的，有待长时间挖掘、解读、整理、利用的大量材料，有理由让人相信：澳门学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越被誉为世界文明奇迹的敦煌学。如果说敦煌学展示的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异域文明交流的辉煌记忆，澳门学则展示的是中国近代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的壮丽场景；如果说敦煌学记载了古代中国试图通过陆路将文明的触角伸向异域的艰辛历史，澳门学则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抵达西方文明的复杂旅程；如果说敦煌学有5万余经卷的文字藏量作为学术基础，[10](P77-78)澳门学则有近500年所积累的文字材料，包括在澳门、葡萄牙、西班牙和梵蒂冈各地收存未及整理的，总量超过敦煌卷子数十倍；④如果说敦煌学文字材料除了汉文外，尚包括西夏文、藏文、梵文、八思巴文、突厥文、回纥文、佉卢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吐火罗文、龟兹文和阗文等，澳门学的材料则涵盖汉文、葡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丹麦文、瑞典文、日文、越南文、俄文等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文字；如果说敦煌学的文字材料主要是佛学典籍及其通俗文本，澳门学的材料则包括宗教、文化、社会、经济、军事等诸多重要领域，即便是宗教，也包含着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等几大主要宗教的几乎所有方面；如果说敦煌学的文字材料大多已经被打开、被揭示、被辨识并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澳门学的文字材料大部分尚处于未被打开、未被辨识、更未得到深入研究的状态；如果说敦煌学的对象除了文字经卷外，尚包括敦煌石窟等大量辉煌的历史遗存，澳门学的对象除了文字材料外，尚包括25处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遗存；如果说敦煌学研究的对象都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化石，澳门学的对象则是包括已经过去的“历史”和正在活着的“历史”，是一种由历史映照现在、由现在延续将来的文化生态。
澳门学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价值，乃在于它的现实性和可持续发展性。澳门学的材料无论是物质的传承还是精神的承载，无论是风物景观还是文字记载，其历史都联系并影响着现实，现实又对应着历史，其拥有的鲜活的生机与敦煌学材料的死寂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澳门学材料丰富多彩，立体多元，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其所构成的知识系统不仅精彩丰绰，引人入胜，而且也为澳门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澳门学的知识体系所呈现的这种宏大结构和独特品性，历史地同时又是现实地存在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进程中。众所周知，其来有自的管治模式造就了澳门独特的政治形态，国际贸易传统酿成了澳门独特的经济状态，中西交融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澳门独特的文化生态，由政治形态、经济状态和文化生态衍生而来的澳门各种现象，如社团社会、家族模式、自由经济、特色经济、多元宗教、多族共存、多语混合、古今文化共生、中外文明交融等，无不呈现出澳门特有的色彩与风姿，带着卓尔不群甚至难以复制的澳门味，体现出不一样的特性与魅力。当然，这其中包含着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因素，交织着东方的与西方的文明因素，杂陈着进步的和落后的文化信息，但无论如何，澳门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富有个性意义的存在。显然，越是体现出浓郁、深厚的文化味道和特色，越有可能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越有可能使澳门学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可持续发展的学问。
三、学术范式
当澳门研究需要提升为一门澳门学这样的学问或学科时，它所需要精心设计和打造的是这门学问乃至学科的学术规定性和系统性，也就是它之所以能够作为一门学问乃至学科取得独立资格的学术属性和学术可能性，从而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以及中国近代化历史认知的宏大背景下，将澳门历史、现状及未来的知识体系和学问体系，凝炼成一种富有标本意义的文化个案，整合成一个富有文化特性的学术架构，建立起一个跨越多学科、具有历史学术厚度、世界学术眼光、当代学术意义的学术范式。
澳门学学术范式的独特性，建立在澳门与世界之间所构成的文明互动的历史范式基础之上。学术范式揭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和相关理论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理解和价值取向，诉诸澳门学，这样的信念、理解和取向必须全面而深刻地反映澳门的历史特性及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作为引领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范式应具有纽带的作用和统领学科阶段性发展的能力，指引一个学术派别从各种角度、用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索，同时也可为其他学科提供值得参考、具有相互渗透性的研究路径。一定程度上讲，学术范式是一种宏观的研究方法，但它又不同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据托马斯·库恩解释，学术范式是某一学科的策源地和矩阵(Disciplinary Matrix)。[11](P176-191)它不仅包含着由于所关心的共同问题而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定群体，还包括共同认定的研究对象，针对该研究对象应该抽绎出何种问题，如何提出这些问题，解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法，如何解释研究出来的结果，以及如何概括由此产生的普遍性学术意义，每一个学术范式都有自己的逻辑和独有的理性。[12](P383-394)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受制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澳门学学术范式的独特逻辑和理性只能受制于由澳门历史承载并通过澳门现实体现出来的文明互动的社会范式，这种社会范式对于世界文明的意义有待深入挖掘，而这种成功的挖掘又须选取并运用相应的研究范式。
从学术范式与社会历史运作范式相结合的角度而言，以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为例，大陆史学界大致经历了文化侵略范式、文化交流范式、现代化范式的演变，而西方史学界则经历了传教学范式、冲击—回应范式、传统—现代范式、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和中国中心取向的演变。[13](P287)以历史和现实作为研究主体的澳门学，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意义上，完全可以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从文明互动、多元共存的社会历史运作范式上建立自己的文化观和学术模型。
在史学研究中，不同的学术范式对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走向有着不同的学术信念。以据实直书、客观表述为范式的兰克学派强调史料依据的重要性和不偏不倚的叙述传统；而法国年鉴学派则倾向于从宏观的、动态的、长时段的角度考察历史的进化轨迹，进而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年鉴学派强调文明的扩散性，认为近代史就是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扩散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文明扩散中的挑战—应对模式，强调文明的纯粹性以及文明发展经历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四个阶段。[14](P16)从以前的史学范式可以看到，它们要么将历史看成是静止和孤立的，要么将文明的扩散定义为以西方为主导向非西方的单向传播，很少考察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澳门和澳门学则为中西方文化互动交流的考察提供了有价值的标本，并经典地印证了全球学术视野中的文明史观。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从全球视野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认为人类文明是在互动中前进并且不断丰富的。接触与互动决定着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发展历史，各民族之间没有优劣之分，都是在互动中吸收养分，甚至由于掺入杂质而变得更有生命力。这种以文明互动为核心理念，倡导在地方史研究中引入全球视角，成为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之互动关系的学术范式，为澳门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工具。
明代中叶以来，澳门在走向中国、连接世界的大航海浪潮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创造了影响近代世界进程的极为辉煌的大历史。她不仅是16—19世纪远东地区最繁盛的贸易中转口岸，吸引了亚洲、欧洲及美洲数十个国家的商贾、教士及移民停留与居住，更是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碰撞之地，成为几百年间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独木桥。以澳门—长崎、澳门—果亚、澳门—马尼拉三条航线建构起来的国际商贸长景图，[15]其描绘的是，澳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以及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重要枢纽，成为近代中西方文明接触、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平台，成为异体异质的文明类型相互运动并产生新型文明的重要基地。在这个基地，上演了一场人类文明大碰撞、大融合，以致孕育出新文明的壮丽情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人们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由此诞生了既不同于中华文明，又迥异于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澳门文化”，亦即潘日明所称的“结合两种不同文化而创造的第三文化”。[1](P2)
显然，澳门中西文化相互接触、交融，乃至新生，可以概括为文明的“互动相生”模式。这种“互动相生”的文明形态的存在和发展，为澳门学创立人类文明传播与发展的新范式提供了学术上的可能。可以说，澳门学的范式应该是以研究不同文明的传播模式，也就是以“互动相生”为对象，用全球视野挖掘人类不同文明“互动相生”的澳门样本。研究澳门学，既可以揭示人类文明传播与发展的新模式，又能开辟人类文明和谐相处的崭新旅程，为今天世界解决各种民族冲突提供重要的启示。这种范式突破了传统研究范式关于文明传播的路向和模式，在全球视野中特别关注不同文明的互动传播，强调一种文明应该以平等的方式，与另一种文明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甚至化自身于无形，形成新的文明形态。如果说，汤因比将人类不同文明接触的结果定义为两种形式、两种结果：某一种文明取得优势，另一种文明解体；两种文明都解体，形成新的文明。那么，澳门学所揭示的却是东西方文明经过近500年的接触相处，在没有各自解体的情况下，以各自的精华孕育了一种新的文明。汤因比把基督教看成是欧洲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称它为“这一代蝴蝶与下一代蝴蝶之间的卵、蛆、蛹”。[16](P197-198)而澳门学则是东西方文化在澳门的交汇、互动和新生，是“这一只蝴蝶与另一只蝴蝶之间的卵、蛆、蛹”。蝴蝶仍然是蝴蝶，各自飞舞，而蛹却已羽化于天地，翩然新生。更难得的是，羽化之蛹乃是连接其“父母”的纽带：正是通过澳门，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了解了中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东西方两大文明得以实现对话与交流。
澳门学“互动相生”的范式，可以连接起历史研究和现状分析的裂痕，其内涵量非常丰富。我们可以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今天的澳门，可以从历史中寻觅解决今天问题的答案。分析今天不仅是为了印证历史，更是为了启示明天。这种范式不仅是面对“已经过去”的历史存在，更加关注“正在发生”的现实形式，并因此探讨多样性民族、宗教、文化“互动相生”的特殊形态及其未来走向，为人类不同类型的文化如何相处相知提供了有价值的认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揭示了可能的路向——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怎样相处，不同的国家如何交往：不是在征服中求胜利，而是在多元中求和谐；不是在冲突中被毁灭，而是从多元中求大同。当今世界，地区性的冲突多为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摩擦所造成，民族、宗教、文化问题日益困扰着各国政治家：不同民族、宗教、文化能否避免冲突？冲突如何化解？如何和谐共处？研究澳门学，就是要从澳门的文明“互动相生”现象找到历史的解释及其核心的价值，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找到可以避免冲突、和谐相处的道路，为当今世界各国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当然，澳门学的学术范式，其成立和发展必须以翔实、深入且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来验证，所有关于这门学问的学术可能性的探索都只是一种理论思路的准备，研究情绪的热身和学术环境的营造，将这种学术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学术性，还需要学者们大量艰苦的工作和努力，包括系统而有效的方法论的设计与建构，较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建构澳门学材料的收藏、整理和解读体制，调动具有世界学术背景的专家力量，对于澳门学的学术范式、知识系统、学术特性，以及澳门现象及其规律隐含着的学术能量和影响力作出深刻而富有穿透力的理论总结。
四、学术价值
对澳门学的学术基础、学术内涵和学术范式的考察，自然而深刻地揭示了澳门学的学术价值，而这种学术价值的揭示，便为澳门学的学术可能性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对于世界的中国学来说，澳门是中国文明乃至东方文明的最初模块；而对于中国的西方学来说，澳门则是西方世界投射到中国视阈的原初镜像。澳门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澳门学在中国与世界知识体系中具有别样的风情和魅力。澳门学的全部学术指向近500年来中西文明交流史，指向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认知，同时也指向世界文明史的学术重构。澳门学具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近代史矿藏，具有广阔而深刻的世界史内涵，具有在世界文明史和文明交流史中不可忽略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1839年，鉴于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见多”，[17](P449)林则徐组织发行了《澳门新闻纸》。该报通过翻译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外文报纸，向国内传播信息，一股“开眼看世界”的思潮，由此在岭南勃然兴起，而其策源地正是小小的澳门。[18](P333)确实，在中国近代史，乃至当代史中，许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都或多或少地与澳门相关，这些人物或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又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关。如果明白了澳门在中国与世界相联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明之衰世会出现虔诚信仰天主教且被誉为“中西会通第一人”的科学家徐光启，为什么澳门产生了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忧思忡忡的郑观应以及他的不朽论著《盛世危言》，为什么中国近代以容闳为杰出代表的第一批留学生群体主要来自于香山，为什么林则徐、孙中山都想到借助于澳门实现其政治抱负，为什么促发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先驱者康有为、梁启超都崛现于离澳门不远的“五邑”之内，为什么中葡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澳门问题，使澳门能够顺利回归祖国，展开了“一国两制”的实践并取得成就。毫无疑问，这些历史人文现象、政治实践都与澳门这一特定的中外文明有关，与澳门作为中国近代史最初的、也是最有张力的发祥地有关。正如有学者所言：“只要对中国近代、现代史稍微熟悉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的整个过程，跟来自澳门的文化影响有着或隐或显的微妙关系，大凡中国近代史上与社会变革有直接关联的风云人物，他们几乎多半跟澳门结下了很深的缘分。如果说，把澳门看作是近代孕育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一条输精管，似乎无任何夸张之处。”[19]这一切关乎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关系的现象，承载和昭示的是澳门特有的精神魅力和文化辐射力，而静止地、画地为牢地就澳门研究澳门显然难以有这样的发现眼光和透视能力。
澳门虽然是中国向西方被动地打开国门的第一块领土，却同时也成为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的第一个枢纽。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在近代的发展，其实是以某些地域的全球化运作为标志的，近代化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生活部分地开始融入世界，正如现代化实际上是较为全面地融入世界及融入全球化进程一样。如果说中国的近代化也应该以部分地融入世界、融入全球化为标志，则这种近代化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从澳门开始的，这样的历史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这就意味着，澳门学的研究将改变相沿成习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起点的认知。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化和近代史的学术认知须从澳门开始，澳门学将担负起重新认识和解读中国近代史起点和内涵的学术任务。
澳门学须通过澳门社会的形成、变迁和发展的过程，通过跨学科的综合比较研究，发现澳门特有的发展模式和精神特质，并揭示出澳门模式和澳门精神所呈现的规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蕴含的意义。澳门浓缩着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原初信息，蕴涵着东西方文明碰撞、龃龉与协调发展的规律。随着全球建构世界多元文化和谐交融的时代主题的明确化，它应该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跻身于国际学术的显学之列。这是对有关澳门研究的一种学术的质的规定性的概括，这种质的规定性应体现独特且有内在逻辑体系的有关澳门以及澳门作为中西文明交流标本的世界意义的学理认知系统，这一系统揭示澳门作为东西文明碰撞与和谐发展的突出乃至成功的个案，及其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特性和学术特性，进而从人类文明多元融合的规律性方面看待其价值能量，以显现这门学问的学术辐射力和历史穿透力。
澳门在近500年来被动地成为东西方文明对流的走廊，成为中外文化交融的平台，其间产生的历史记忆、文明遗存、文化风习、文字材料，早已成为学术界倍加关注的对象，成为有相当积累的学术领域，成为有相当发展前景的多学科聚焦的课题。有人将澳门比喻为一座文明“大厦”，“在这座大厦里，洋溢着族群的和谐与生活的韵味，渗透出人文的关怀与人间的爱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而正是人性的光辉，使得小小澳门在人类文明史上闪闪发亮，也赋予了澳门学的特殊意义。”[20]理想的澳门学正是从这座“大厦”出发，以独特的本土知识体系，丰富或重建中西文明交流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部分章节。
澳门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和集散之地，通过澳门，不仅给中国引进了欧洲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望远镜、钟表、火炮、音乐、美术等西方科学文化和技术，还向中国传入了玉米、花生、白薯、番茄、生菜、卷心菜、西洋菜、辣椒、洋葱、腰果、无花果、巧克力、薄荷及烟草，葡萄牙人在澳门和湾仔的花园、菜园里种植的各种观赏树木和家用草药亦被澳门邻近的广东农民学习，进而扩展到中国内地。与此同时，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向巴西和欧洲运去了译成西文的中国经典名著、大量的瓷器、景泰蓝、丝绸、象牙雕刻、漆器及其他纺织品，还将百合、月季、牡丹、水仙、菊花、山茶、桂皮、樟脑、大黄、珊瑚、生姜、麝香、柑桔及茶叶等品种传入西方。有研究显示，中国的轿子也被西方接受。[1](P77)澳门真正成了异质文化彼此交流、相安共处、并行不悖的和谐之地。当异质文明发生冲突时，澳门基本上不采取“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1667年，在澳门的多明我会士闵明我亲眼见到葡萄牙人以忍耐与克制态度理智地处理了一场宗教冲突。[21](P81)1758年3月18日，果阿宗教裁判所下令，在澳门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和游行，但澳门议事会的议员们认为其不能对华人行使司法权，因此，他们十分谨慎地默许了华人短暂的娱乐活动。1816年4月15日，澳门华人在妈阁庙举办庆祝妈祖的神诞游行活动，澳门主教知道，澳门城内的警察不可能阻止这些异教徒的庆祝活动，遂对各教区发表告诫书，劝诫所有基督教徒不能偷看游行和表演的队伍。[22](P184-185)1851年，澳门总督贾多素对澳门华人搭棚演戏祭神之事发布告示，用划定区域的办法容纳华人娱乐：“照得该华人教内所信行诸事，本总督非为轻视而不容之，又不愿禁止，仅意从宽，不碍其使习行。嗣后凡有搭棚唱戏祭神等事，惟准在马阁庙前及新渡头宽阔之地，余外不准在别处搭棚。其在两城门之外，可以照旧盖搭，但应如旧先报，候官批准。”[23](P4)总之，历史上华洋共处的澳门城，中葡双方都兼以忍让和妥协的方法与手段，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似乎在中庸的范畴和忍让的层面进行了长时间的调和，以至今日尚可见到，在澳门同一条街上，这边是天主教的“圣像出行”，而那边则是妈祖或者是哪吒太子的神诞庆贺，各行其是，和谐共处。因而澳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标本。中西方文化通过澳门的交流与集散，为澳门学的知识系统和认知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澳门文化的如此特性，可以通过澳门历史与文化及其特定生态的个案研究，从理论上总结出文化和谐与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风貌及社会心理机制条件之间的必然关系，总结出文化和谐与社会人生状态乃至特定的文化地理之间的某种联系。这种种关系的理论解决，自然可以迫近澳门和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种规律的揭示，对于在世界范围内营构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态都有相当的启发意义。澳门学应该通过这样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寻，为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及其内在规律的揭示作出贡献。
由于世界近代历史是从局部地区的全球化运作开始的，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近代化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融入，而是包含着西方世界对东方和中国文明的认知。显然，这种全面认知也是从澳门开始的。盖略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科里斯托万·维耶拉(Cristov
o Vieira)和威斯科·卡尔沃(Vasco Calvo)的《广州葡囚信》，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da Cruz)的《中国志》，马力陈(Mardin de Rada)的《论大明的中国事情》，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国志》及安文思(Gabriel de Maglhes)的《中国新史》，这些西洋史料都体现了西方世界通过澳门认知东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历史印迹，其中包含着对澳门和东方文明的敬意甚至崇拜的意味，这种正常的文明交流的心态，与后来作为侵略者对中华文明的傲慢和轻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中国的历史阐述还是西方的历史记载，都对这样的历史态度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忽略，这不仅是对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的不公正，同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不公正，更是对于世界近代历史的不公正。还历史和东西方文明以这样的公正，有待于澳门学的深入开掘，澳门学蕴藏的大量史料有望于对此展开颠覆性的学术革命。
尽管中国与世界的直接对话，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直接对流早在近500年前就已经通过澳门实施，但由于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入侵与中葡关系逐渐走向对立，长期以来，有关这一段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都至关重要的近代历史的叙述，各自都处在自说自话的隔膜、割裂状态。如果中国历史的阐述者习惯于按照以鸦片战争为中心事件的中文材料进行学术叙述，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阐述者则按照他们从鸦片贩子们的账本以及军舰舰长的航海记录中得到的数据进行学术叙述，必然很少有历史学家从中西交汇的第一枢纽澳门，从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发生地澳门出发去考察这段令人兴奋也令人痛心的历史；从围绕着澳门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发掘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第一声惊叹、第一番磋谈、第一茬鲜活的心态与社会生态。相反，成功而深入的澳门学研究，则可以弥补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乃至全球历史的上述缺憾，通过澳门和澳门学研究，世界学术界可能对于还原这一段历史更加充满信心。
澳门学这样一个旨在并足以跻身于国际性学术界并独立于国家级学科群体的学问，必须在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积淀和文明进程中寻求发挥其借鉴功能及辐射力度的可能性，即须自觉地将澳门定位为中国乃至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有价值的个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规律性解读与理论性揭示，寻索其对建构人类和谐、健康的生活秩序和文化秩序所具有的某种启示作用。
五、结语
澳门作为中国以向外瞭望、对外开放为内涵的近代化历史的原动之地，一切有关于这段历史的文明积累和文字材料，都显示着中国融入世界、拥抱海洋文明的最初的完整信息。于是，有关澳门的学问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属于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中国学的特别分支。澳门还作为西方世界最初较为全面地瞩望东方世界、接近东方文明的窗口，承载着全球地理大发现之后东方文明大发现的最初的完整记忆。因而，有关澳门的学问与全球文明板块互动、碰撞的历史运作脉脉相通，澳门学又属于世界学术框架中独具特色的构件。“从全球范围来看，澳门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典范。澳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及蕴含的规律，可以弥补世界历史关于不同文明相互融合范式研究的不足。开展澳门学研究，探讨澳门历史文化的结构功能和价值形态，探讨澳门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可以丰富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可以对人类社会的知识增量与和谐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4]
澳门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有价值的个案，只有从史学、哲学、宗教学、文化等多角度综合研究，才能重新认识澳门的丰富内涵及其文化价值；只有以国际学术的视野，从学理上揭示人类文明互动发展的澳门范式，并且探寻这种文明传播模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研究不同文明互动相生的过程、形式与规律，才能为实现多样性民族、宗教、文化的和谐相融，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为在国际间建立和谐发展、多元共生的社会秩序和文明秩序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注释：
①新近发现[清]王廷钤等纂辑《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第3页列下恭常都十三乡乡名如下：北山、澳门、南屏、前山、香山场、北山岭、白石、灶贝、吉大、南村、南大涌、外界涌、白沥港。
②1986年11月，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举行座谈会，提出建立“澳门学”的创议；1989年2月，东亚大学澳门研究所(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前身)举办“澳门学”学术研讨会，讨论“澳门学”的对象、方法及其意义，对“澳门学”的概念作了初步界定；1994年，澳门大学再次召开“澳门学”问题研究的专题讨论会；2000年11月，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澳门学”的对象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对“澳门学”多年来的研究做了一次阶段性总结。
③世人关于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历史认知多有舛误，特别是对葡萄牙人寓居澳门的过程以往多数论著均认为是逐步对澳门的侵占，而不谈中国政府以澳门作葡人的居留地而对葡萄牙人的利用。参见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4-121页。
④关于澳门档案、文献、报刊及碑刻文物的数量，在目前仍无准确的统计。仅以葡萄牙和澳门两地档案馆为例，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拥有1587-1833年的澳门档案为3088件，1834-1911年澳门档案达1万件，1911-1974年则尚未统计；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与澳门相关的档案中，葡文档案2000余件，汉文文书1500余件；里斯本国家书馆藏有20箱有关澳门的资料及81本手抄书；阿儒达图书馆藏有1541-1742年《耶稣会士在亚洲》档案文献一套，共61卷手抄本，计30000页，以拉丁文、葡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法文书写，还有17世纪《印度委员会档案》、17世纪《财务委员会档案》、16—18世纪《国王信札》及17—18世纪《东方地图》；里斯本科学院图书馆16—19世纪红色系列与蓝色系列两大系列中有大量重要澳门手稿；里斯本地理协会图书馆拥有6000份与澳门相关的信札和2000种澳门地图及澳门市政厅档案室的一批复制件；外交部历史档案馆收藏有数十万件关于中葡关系和澳门的档案。埃武腊公共图书馆和区档案馆藏有大量关于16—19世纪澳门珍贵文献，未列入统计；科英布拉大学历史档案馆藏一整套《澳门耶稣会教士的信函》；科英布拉大学总图书馆藏有《澳门城驻军》、《澳门修道院院长们的报告》等重要档案；累利亚公共图书馆和区档案馆藏有1915-1949年葡萄牙人的澳门游记、回忆录、信件一整套。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有1461卷《议事会档案》，时间为1630-1975年，共30000余页；另有已出版的《澳门档案》8000余件，14000余页；其他民事档、财政档、司法档及仁慈堂档均无法统计数量。另外，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法国、挪威、丹麦、印度等国还收藏有大量与澳门有关的档案，无法统计。最值得注意的是澳门自第一份葡文报刊《中国之蜂》出版以来，先后在澳门、香港、上海出版的各种报刊达200余种，有的报刊出版达数十年之久。其中《澳门政府宪报》于1838年出版至今，这些报刊中内含葡文澳门资料讯息之巨，是目前仍无法估计的。以上参考辛耀华(Isau Santos)著，祁莹译：《在异乡葡萄牙的澳门史料》，《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9期，1994年；刘芳：《明末清初的澳门是中西交往的桥梁》，《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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