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绝唱——方孝孺悲剧根源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绝唱论文,根源论文,悲剧论文,方孝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从历史表象和实质剖析方孝孺悲剧的政治根源和文化根源，揭示封建社会专制政治对方孝孺的摧残，说明在明初儒家政治理想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儒家社会责任感并不能使方孝孺完成从知识分子向官僚的质的转变。方孝孺悲剧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是儒家文化的绝唱，也是我们民族发展史上的不幸和遗憾。
什么是方孝孺悲剧？从明初洪武到建文、朱棣时期，方孝孺积极以自己的知识、理想影响和改造社会，但他毕生的努力最终竟成绝唱，不仅他的理想、社会责任感、人格和生命一起被毁灭，而且他的家族也全部被毁灭，甚至连他的学生也未能幸免。关于方孝孺的悲剧，史书有详细记载：“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①]又“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挟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②]这场历经40余年，连坐十族（方的九族及学生），死者达870余人的人间悲剧，惊天动地，残绝人寰。朱棣暴政肆虐的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方孝孺一介书生，“以一身抗万乘之威，虽九死而不悔”的懔懔气慨，极受后世学者的景仰和颂扬。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方孝孺悲剧？
黑格尔认为悲剧的特性根源于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恩格斯更深刻地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悲剧性的冲突；有时悲剧也产生于因自身的缺陷和过失。方孝孺一生之所以“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我们考察悲剧发生的全过程（明初的时代与社会、政治与文化以及方孝孺个人生平与思想等），可以得出这场悲剧实质上是以方孝孺为主体的儒家文化与明初残暴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冲突和对抗。
这场悲剧的症结是政治与文化的冲突。在政治上，明初封建专制统治是摧残和扼杀方孝孺的罪魁祸首，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文化上，方孝孺主张的儒家文化正是恩格斯所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方孝孺自身的过失和缺陷在这场悲剧中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的。换言之。任何有儒家的理想、社会责任感和人格的古代知识分子在方孝孺的处境下都会象方孝孺一样去做。因此，方孝孺的悲剧，在文化意义上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主要的是几代知识分子群体意义上的儒家的悲剧。这场悲剧以其悲壮、惨烈之极，故称“儒家之绝唱”。下文对明初洪武、建文、永乐三朝交替时代的政治表象与方孝孺在这三个时期的理想和履践的文化表象的具体阐释，揭示方孝孺悲剧的根源。
一
明初，由于朱元璋为稳固统治建立的政治体制与方孝孺主张和实践的儒家政治理想对立，尽管方孝孺执着地倡明儒学并孜求改政，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是方孝孺悲剧的第一个根源。
（一）明初政治体制的重建和恶化。在元代蒙古入主中原一百多年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激剧的大变动时期。直到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位，建立明王朝，中国传统的政治才得以再建。朱元璋在位期间，极大地扩大了皇权，使君主专制政治达到极端，形成了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同时也导致明初政治的恶化。具体而言：其一，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案乘机废掉中书省，永罢丞相，进而废除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大权一归朝廷，实现了皇权的极端专制。朱元璋诏：“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③]其二，朱元璋还开创了廷杖之法，肆无忌惮地摧残和污辱臣下的身心，即所谓“君之视臣如狗彘”。[④]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于书，其惨烈无理的情形，盖有史以来前所未见。这样对大臣的疑忌和屠杀，“未免过伤元气，是以后来臣子皆知保富贵而不知廉耻”，[⑤]这实际上是明朝统治的心腹之患。其三，同时期，朱元璋还不得不借重内监之力，开创了明朝恐怖特务政治之先河，而内监干政在明初受压抑的文臣看来只能导致对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伤害。应该说，明初朱元璋的专制独裁，即绝对君主专制，一方面对维护明初的统一和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整顿吏治，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正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的：“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真可谓一针见血之论。因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君权与官僚体制（以儒生为主）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妥当的关系，它要求君主能以仁义之道而不是以大肆杀戮作为治国的主要原则，能容忍官僚体制对君权的适当限制，但是朱元璋设立的制度恰恰是破坏了这种关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多数儒家学者转向性理之学，穷究明心见性功夫，而对时政不敢指责。当然，另有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皇权的极度扩张和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他们以明王道为己任，从儒家传统的仁德政治理想出发，兴起了一股复兴三代之治、孜求改政的思想，方孝孺就是这种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二）方孝孺倡明儒学理想。“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时代的心理。”[⑥]在明初政治重建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呼唤着文化重建，承续知识分子秉直命世的传统，此时江南知识分子群体中如方孝孺等一批有识之士应运脱颖而出。方孝孺（1357～1402）。明浙江台州宁海人，是明初著名的思想家，时人称“明之学祖”、“天下读书种子”，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更将他列为明儒第一人。他一生坎坷而熟谙民情，好学重道而为天下文章第一，他力图经世而孜求改政。在明初专制政治极端发展，朱元璋屡兴大狱的高压形势下，方孝孺以一个正直命世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秉笔直抒胸臆，实为领明初政治、学术思想之先的人物。现结合时代背景，将其学术、政治、社会理想概述如下：
学术理想。首先，方孝孺为儒学正本清源，弘扬圣贤纯正的儒学。他指出：“儒者之学，其至圣人也”，[⑦]而圣人之大，莫过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八圣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经，故后之学圣人者，舍六经无以为也。”[⑧]其次，学者必须博学致知。他说：“先之《大学》以正其本，次之《孟轲》之书以振其气，则之《论语》以观其中，约之《中庸》以逢其源，后《六经》有所措矣。博之诸子以睹其辨，索之《史记》以质其效，归之伊洛关闽之说以定其是非。”[⑨]第三，务求经世致用。所谓“圣人之学，皆在用世”，[⑩]即以自己的知识、理想影响和改造社会。
正是出于这样的治学理想，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方孝孺在学术上的特点是：其一，博学笃实。方孝孺对宋儒理学作过极深的研究，他认为“朱子之学”是圣贤之学。[(11)]但他对宋儒在哲学上的性命、理气、性理之辩等很少去纠缠。所以其好友王绅在《正学斋记》中，称方孝孺之学得宋儒之“正”。其二，诋斥佛道。方孝孺曾就学于大儒宋濂，深得宋氏赏识，但学术思想上两人却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宋濂并不排斥佛道，对佛氏尤为崇信，其文集中说禅颂佛比比皆是。方孝孺则对释老二氏诋之颇力，认为“今之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12)]“今佛氏之言，以为轮回之事……此怪妄之甚者也。”[(13)]“今其言谓，虽穷凶极暴之人，能幡然自悔，则可以成佛，是教人视恶为无罪，而启侥幸之门也，其妄不亦甚乎！”[(14)]其三，主张内圣外王。方孝孺之学不但有异于师，即与其父也略有异。《台州府志·方克勤传》上说：“克勤之学，明白纯正，以绍述考亭为己责，晚益精熟”。他毕生“竭心推性命之学”，“讲内圣外王之道”，方孝孺继承后者，于前者则未尝多加用心，尤诋“谈性命则或入乎玄密”。[(15)]
在南宋学风日渐颓废，元儒学受到极大破坏的情形下，方孝孺致力推行实学，确实难能可贵，诚如其友王绅所说：“有所述作，尤研精覃思，必归正而后已。”[(16)]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认为，方孝孺“慨焉以斯文自任……与古圣贤之所讲求，直欲排洪荒而开二帝，去杂霸而见三王，以推其余以椒来祀，伊、周、孔、孟合为一人，将旦暮遇之，此非学而有以见性之大全不能也”。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更称他“上复先秦古学，下开近世风气”。方孝孺对有明一代学术思想的走向起到相当大的导引作用，实为明中后期实学思潮的先声，其功不可没。
政治理想。首先，方孝孺主张仁德政治。其一，方孝孺从儒家传统的王道政治理想出发，主张仁义之道，施行仁德政治。他指出：“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17)]“尧、舜之世，有不诛而海内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18)]故“古之圣人既行仁义之政矣，以为未足以尽天下之变，于是推仁义而富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义亦阴行其中。”[(19)]其二，治道能否形成，关键看为治者是否有兴举实政的态度和能力。治者只有“止于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20)]以济世的态度摒绝浮华虚饰、矫揉造作和言行不一，才能被天下人奉为圭臬。所以他说：“仁义礼乐之道，非虚言而必有其实。本其实而告宁不知其美乎？”[(21)]其三，方孝孺还进一步提出“正统”论。他认为：“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22)]“朱子之意，‘周、秦、汉、晋、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因不得不与之正统’。苟如是，则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为正，又以非正为正也，而可乎？……故周也、汉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则可也；晋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谓之变何可哉！”[(23)]总之，“守之不以仁义，戕之乎生民，如秦如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24)]
上述政治理想，实际上是对朱无璋严刑而治的作法表现出诸多不满。他还针对明初政治指出：“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礼也、乐也、刑罚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复古之道，而望之治，犹陶瓦而望其成鼎也。”[(25)]他在《杂著·正俗》中更是写道：“至于近世，惟宋之俗为近古，尊尚儒术，以礼止渐渍其民，三百年之间，宰相大臣不受刑戮。”
其次，方孝孺主张立君养民。综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对君民之间应是一种什么关系的回答不外乎两种：立君为民和生民为君。方孝孺承继了孟子的看法，他认为：“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气也。”[(26)]“治天下者固不可劳天下之民以自奉也。”[(27)]他尤其深刻地指出：“天之意以为位乎民上者，当养民，德高众人者，当辅众人之不至。……臣不供其职，则君以为不臣；君如不修其职，天其谓之何？其以为宜然而裕之邪？抑将怒而殛绝之耶？奚为而弗思也。”[(28)]“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29)]可见，方孝孺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主义内容。方孝孺“怒而殛绝之”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无疑是一种激烈的主张，比起孟子的“诛独夫”和“汤武革命论”更进一步，确认了一般民众的反叛权利。
方孝孺立君养民说，实际上是对专制君主振聋发聩的警告，这与朱元璋、朱棣极端专制主义迥异。朱元璋认为：“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不然“国法不容”，“天道不容”。[(30)]寥寥数语，不仅可见其“以天下奉乎一人之身”的思想，而且可知他肆行苛政，屡兴大狱的思想动机。更有甚者，朱元璋在读到《孟子》“君轻民贵”时勃然大怒，决意删去才甘心罢休。与朱元璋相似，朱棣也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长之”，“帝王为生民之主”，[(31)]虽然口头上可能仍唱着为民的高调，但其根底里却是从未放弃从朱元璋那里承续来的专制衣钵。
社会理想。方孝孺以复兴秦汉古学的名目，设计了一套宗族和乡社相结合的社会自力自治计划，其大略内容是：1、“睦族”、“广睦”，使全族有能力实现初步的自力自治，并推广实施于“乡”。2、“务学”、“体仁”，设廪立学，恢复宗法。3、“井田之事可复不疑”，[(32)]其中设廪立学和复行井田制是这一计划中极有意义的内容。
方孝孺之前，类似社会理想的学者名臣不乏其人，如东汉杨仁曾兴举“义学”，隋代开皇年间长孙平设“义仓”，宋时范仲淹在杨州创“义庄”，吕大钧、吕大忠在陕西蓝田订立“吕氏乡约”，行“乡纳”之制。[(33)]方孝孺则把杨仁、长孙平、范仲淹和吕氏兄弟的办法取长补短，合而为一，在理论上系统地描述了一种较持久、普遍、严格、具有地方自治作用的组织，并以此组织承担起教育、治安、生产、管理的责任，可见其用心良苦。后有学者认为方孝孺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孙中山的民生思想的先声，认为他在强调社会自治、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复设井田制）的同时，还主张实现对君权的有效制约。特别是他设廪立学以实现社会自力自治的办法，“实在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富建设性的创议和设计”。[(34)]这种评价充分肯定了方孝孺思想主张的纯理论意义，但联系到方孝孺所处的时代背景，未免有拨之过高之嫌。
（三）方孝孺孜求改政的实践。在洪武时期，方孝孺既对明初社会有着深入、系统的认识，又竭力以其知识、理想等影响与改造社会。方孝孺自谓：“方氏之学，以行为本，以穷理尽性为安，以礼乐政教为用。”[(35)]这充分体现了方孝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积极用世精神。方孝孺这一用世精神实际上是儒家人生观的主导部分即其“入世”的一面，这种人生观积极倡导知识分子与社会发生关系，投身于社会，以有限的人生与社会盛衰相联。所以方孝孺从儒家入世传统即积极用世、注重社会实践的角度，批评当时学者说：“学者卑鄙，不复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陈袭腐，自珍自诳，少或有志斯事。谨愿者笃于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达乎政教之统；疏俊者锐言；而不知本乎伦理之常，践乎礼义之实。故显而在位则不足以淑世，约而在野则不足以淑人。”[(36)]
方孝孺一生中用世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学问名世。方孝孺志在圣贤，以圣人之学自期，时人以“国士”见许，其师宋濂誉之“喧啾百鸟中此孤凤凰”。刘宗周说：“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37)]其二，倡仁德治世。方孝孺说：“君子之学，积诸身，行于家，推之国，而及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38)]“古学务实，体力用随，始诸身心，验于设施。”[(39)]特别是他认为当时政治和文化都在重建，“为政之方”应是“明而不至乎苛，宽而不流于纵，严而不迫于刻，仁而不溺于无断，智而不入于作妄，纳谏而能委任，无逸而能不变也。此政之本。”[(40)]其三，议廪学井田变世。方孝孺指出：“人或可以不食也，不可以不学也。不食则死，死则已。不学而生，则人于禽兽而不知也。与其禽兽也，宁死！”[(41)]因为“学以明之，与天地通，尧、舜之仁，颜、孟之智，圣贤盛德，学焉则至。”[(42)]关于井田，他认为：“欲行仁义者必自井田始”，[(43)]“欲舍井田而行仁义，犹无釜而炊也，决不得食也。”[(44)]
作为知识分子，方孝孺用世精神的实质是理论应用于实践。方孝孺积极用世的三个方面，在朱元璋时期，以学问名世业已实现，而倡仁德治世、议廪学井田变世尚未肇始。因为明初朱元璋的独裁专制，使方孝孺理想中完善的仁德政治无法实现。考察方孝孺经历，他对朱元璋酷烈的统治已有深刻的认识。洪武八年，其父受诬流戍江浦，次年又因“空印案”屈死。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又兴“胡惟庸案”，其师宋濂因受牵连谪戍四川，次年于贫困潦倒中死于谪所。循循守法治绩颇著的生身之父屈死，一代大儒的惨死，使方孝孺悲痛万分，挫折极大。又何况朱元璋并不承认宋濂是“大儒”，只是一般文人，否定他是社会思想的指导者，因为朱元璋要肯定自己是明初社会思想的指导者。黑暗的现实非但没有使方孝孺退而归隐，反而使他更坚定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若无坚强的意志、极大的决心和毅力，一般人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是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求索与履践，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之情在方孝孺身上的体现。洪武十五年，方孝孺被朱元璋召见，虽被称为“异才”，但因二人在治国主张上迥异，故不为所用。其后闭门隐居，致力著述讲学达10年之久。洪武二十五年初，方孝孺再一次见朱元璋，仍未重用。方孝孺在朱元璋生前非但没有被用，反而受到“斯人何傲”的责难，但朱元璋又不得不认为“此壮士，当老其才”。[(45)]
二
在建文帝政治再重建时期（1398～1402），虽然建文帝的政治改革与方孝孺的主张一致，但主客观的一些原因使方孝孺不能完成从知识分子——“儒士”向官僚——“仕”的质的转变，同时“削藩”失误，又造成建文一朝的厄难，这些成为方孝孺悲剧的第二个根源。
（一）建文帝维新之政。经明太祖30年猛政，明统治中枢渐趋虚弱。奉遗诏即位的建文为建立起他的统治，实行新政。其一，“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46)]建文帝的所谓“宽猛之宜”，实际是以宽矫猛。所谓宽，主要有宽刑和宽赋。从建文元年七月间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欠租，此后仍有宽政诏令出。其二，“省并州县，革冗员”。[(47)]由方孝孺主持并借鉴《周礼》进行对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以提高文臣和士人的地位，抑制内监。例如洪武朝用重典治国，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建文朝推行宽政，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而且明确御史府“考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48)]这些举措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利于国计民生，诚如傅维麟《明书》卷一○四中所赞叹的：“建文中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时士风朴茂，尚义者多。”当然，建文一朝的这些政治举措和方孝孺的锐意文治是分不开的。正如郑晓所说，建文“得方孝廉，专行周官法度，辄改高皇帝约束”。[(49)]并且这些变革和调整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有利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不仅有民间的“四年宽政解严霜”[(50)]的说法，而且也有朱棣的儿子洪熙皇帝的“方孝孺辈皆忠臣”的赞语。[(51)]
然而，方孝孺“好古太坚，求治太锐”，[(52)]欲克服时弊，执意“用周礼以治世”，他的这种主张及实践被很多人认为是迂阔天真的书生之见。他们认为过分主张复古，生搬硬套三代故事的做法不仅主张和设计太过繁琐，而且一旦实行起来，定遭物议和抵制，有些方面甚至难免落空。如孟森教授就认为方孝孺“以官制、古宫殿门名日夜讲求，自命制作，其所以应变之道，多不中窥要”。[(53)]但以上这些看法未免失之笼统而片面，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评价这一时期的方孝孺和他的主张与实践。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中国历来又有“周虽古邦，其命维新”的古老格言。因此，从理论上讲，与方孝孺“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数千年之世道”[(54)]的雄心壮志联系起来，特别是就方孝孺历史的自觉意识及倡仁德治世、议廪学井田变世这二方面的主张而言，方孝孺改革政治、变革社会的行为自然可以理解。但在实践上，方孝孺这种理论学说、伟大志向虽是良好的愿望，在短时期却难以行之有效。这反映了儒家人文理想无视社会生产力发展，无视现实，特别是忽视了明初坚固的政治体制，因而无法实现。也就是说儒家人文理想自身存在着诸多主客观认识上无法克服的不足和缺陷，这是方孝孺时代及他个人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因此，方孝孺在维新之政期间的许多举措，表明方孝孺这一时期并没有完成从一名知识分子——“儒士”向官僚——“仕”的质的转变，也说是说，方孝孺还算不上是一名政治家。这主要是因为：其一，方孝孺的确缺乏参政、施政的实际经验。明焦闳说：“方孝孺为翰林待讲，典国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时为汉阳知县，遗书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难，能自用其才者尤难……方今明良相逢，千载一时。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时、周冕之类是也，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行之，则人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人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贵乎得时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与政，又辄慕古王制，即欲见诸事，以故多纷更，卒无成效。”[(55)]“卒无成效”的批评未免以偏概全，但却指出了方孝孺政治、社会主张在运作时不合明初政治体制的时宜，受到阻碍。其二，这和古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儒家文化的不足和缺陷有关。历代封建王朝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大多扼杀和摧残，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一直到明初朱元璋惨虐的文字狱，使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再加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从“孔门私学”上升为官方倡导的“显学”后，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而且极力排斥许多进步的、有科学价值的学说和思想，并视之为“异端”，所以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不仅狭隘且凝滞不前。当然，还有知识分子本身特有的如生活、实践、心态、观念，甚至偏好等的影响和局限。因此，我们从方孝孺的思想体系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其合理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能感到其托古改制人们一时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一面。难怪后人评价方孝孺往往只看到他所谓“复古”的一些表象，却忽略了其切中时弊的实质。其三，还与建文帝有关。建文帝是儒家文化的信徒，方孝孺与之关系非常融洽，并且受到了建文帝的重用，这使方孝孺的儒家仁德政治主张得以实践。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政权化的儒家和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两条泾渭分明的路线。从孔子以道德理性和文化关切转化现实政权的入世精神和从秦汉以来依附王朝的御用儒者以三纲五常控制人民思想的利禄之途是不相容的。历代大儒，从董仲舒、方孝孺直到以后的王阳明，都是置身于高远的人文理想，站在道德自觉和儒家文化意识的层面，抨击专制和孜求改政。他们的思想难免有局限，被利用，被曲解，但他们的政治抗议和孔子的入世精神却是一脉相传的。所以后人对方孝孺之死，往往以“愚忠”视之，这是极不恰当的。虽然建文帝和方孝孺确有君臣之份，且有亦师亦友、志同道合的关系，但方孝孺所作所为，却是历史上极少有的。采取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体现，因而从知识分子这一角度看，方孝孺可贵之处不在于他的什么盲目“愚忠”，而在于他是有明一代第一位为自己儒家政治信念而死的学者。
（二）削藩无谋。“主张削藩，轻为祸始。”[(56)]的确，建文和他的辅臣所采取的维新之政，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但他们少年气盛，急于求成，提出“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用新法便”，[(57)]这种激进的改革的方案，在官僚层中缺乏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加上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提出新法往往脱离实际，以致造成混乱，特别是过分重用文臣引起武臣的不满，控制内廷过严引起宦官的离心。建文及其亲信大臣对此不但没有觉察而进行政策调整，而且又在没有掌握军事实力的条件下，贸然削藩，使新政的基础更不稳定。这样，当削藩引起帝室与藩王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的时候，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便朝着建文帝主观愿望的反方向发展了。
诸王中燕王年辈最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他既有“马上得江山”的履践，又得朱元璋惨虐专政衣钵。他在北方更具尾大不掉之势，是建文朝最难驾御之人。太子标死后，太祖传孙不传子，燕王早就心怀不满。对维新之政，燕王更是满腹狐疑，他认为：“今虽不立丞相，欲将部官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58)]所以当削藩之势日紧时，终发“靖难”，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谋夺皇权的主将，于是明宗室一场争夺皇位的内战开始。应该说，“靖难之役”胜负的钟摆始终在明军和燕兵之间游离、摇摆。可明军虽多于燕兵数倍，但将帅不专，政令不一，而建文又多纳廷臣议，遥控指挥。再者建文出兵伐燕，屡次告诫诸将“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59)]在这种情况下，燕王数次处于危境，但明军不敢置他于死地，使之逃脱。灵壁之战后，燕军士气大振，终于建文四年六月，兵下京师，建文与诸妃在宫中纵火自杀（一说出逃为僧，流落海外，无确据）。
“靖难之役”造成建文一朝的厄难，除以上种种原因外，还涉及到许多方面，仅就建文朝决策而言，“帝仁柔乐善，实为守文令主，但英断不足，所用齐泰、黄子澄因非任当日艰巨之材……”[(60)]这是因为他们未能汲取汉初削藩的历史教训。因此，尽管后来方孝孺“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尽管“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61)]但政策已失误，再努力也不能避免日后因政治、军事失败而带来的方孝孺命运的劫难。
三
在朱棣政治再恶化时期（1402年），即靖难之役后，临危受难的方孝孺恪守儒家理想、社会责任感和人格，鞠躬尽瘁，与朱棣正面对抗。这是方孝孺悲剧的第三个根源。
（一）方孝孺与朱棣的对抗。朱棣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已承续了朱元璋专制的衣钵，而且肆行暴政，屡兴大狱，与其父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由于明政治再度恶化，使朱棣和方孝孺之间冲突公开化。关于这场对抗，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其一，这场对抗中元凶是朱棣。中国古代历来是不问是非，以成者为王。于是有人为朱棣辩解，认为皇帝是由朱棣，还是由建文帝的儿子或弟弟，甚至是由建文帝来继续当，这是朱家的“家事”。因此，方孝孺不该冒犯朱棣，何况那些话句句都剌中朱棣的痛处。这种认识未免过于天真，尤其是对朱棣的残暴、嗜杀的本性更是认识不清。朱棣在“靖难”中就已杀戮成性，“城下之日”连宫中侍病老宫人、长随内官、太医院官、礼部官、营办葬事官等未参加削藩的也不放过，且杀戮手段极为惨烈。如朱棣在攻破沧州城后，连夜活埋降卒三千。《明史纪事本末》大量地记载了朱棣“靖难”大屠杀的罪行。故清人邵远平在《建文帝后纪》中说：“当日文皇之暴，甚于赢秦；奸党之诛，烈于东汉。”
其二，这场对抗的升级，是由于朱棣以强权逼人就范所致。依照明清不少学者的说法，这场悲剧乃朱棣“激之使然”。钱士升就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游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而万乘之威，亦几乎殚矣。”[(62)]朱棣粗暴地逼迫方孝孺起草诏书，这本身就置方孝孺于死地，遭到方孝孺“死即死尔，诏不可草”的坚辞拒绝后，又以诛“九族”胁逼之，最终导致了方孝孺不顾诛“十族”与之对抗。
其三，这场对抗的结局是空前绝后的。在方孝孺之前，中国古代没有“诛十族”之说，最重的也是“诛九族”。对所谓“九族”的解释，历代有歧异，明清时期一般指罪人的上四代和下四代，加上本人这一代。历代的解释不管怎样不同，但也从未把朋友门生作为一族，而方孝孺事确实诛连到他的朋友门生。方孝孺悲剧当时即被人称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二）方孝孺的人格完善。李贽对方孝孺的这种做法大不以为然。他以山西清远戍卒罗义的经历（即罗义曾上书燕王，“乞早息兵当国”，再赴京上书，请求建文帝息兵讲和，被建文帝系于狱中。朱棣即位之后，提升他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升为湖广右参政）为例，借此议道：“此卫卒见识，胜方正学十倍。人亦何必多读书哉？呜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汤之世界，付与讲究《周礼》、精熟《大学衍义》之大学士，不四年而遂败。可畏哉，书也。”[(63)]李贽的看法不无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方孝孺毕竟不是一戍卒，在中国古代封建等级社会，戍卒和方孝孺毕竟是不同地位的两个人，特别是方孝孺作为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的信徒，早已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系统的信念和价值观。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也绝不会走戍卒罗义的道路。下面我们就从方孝孺的儒家人格及其独特的“玉碎方式”进行分析。
方孝孺的人格完善过程。首先，在于其少年时受儒家正统的人文思想的熏陶和浸染。方孝孺出生于一个世代业儒的家庭，在其父方克勤的督促下，幼年饱读儒家经典。10余岁，读书成癖，人称之为“小韩子（韩愈）”。但他却“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辅明王，树勋业自期，视管（仲）、萧（何）以下蔑如也”。[(64)]15岁，随其父到山东济宁，开始留意“考征民生之利益，揣度风俗之盛衰，综合古今治乱之由。”[(65)]与此同时，“历齐鲁之故墟，览周公、孔子之庙宅，求七十子之遗迹，潜心静虑，验其所得，慨然以为纵颜、闵未可几及，若樊迟、冉求辈，使学之同时，岂遽让之。但世无孔子，不得所依归尔。”[(66)]可见，儒家学说业已溶入其血液。其次，士志于道的履践。方孝孺文章天下第一，为文的目的在于明道。其文“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67)]方孝孺自己则说：“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犹不文也。”[(68)]不仅文章如此，讲学也不例外。当时“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师。每见，陈说道德。”[(69)]及建文帝即位，建文“常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70)]方孝孺有诗记述：“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71)]这些充分体现其士志于道和执着用世的精神。第三，临危受难，抗节不屈。朱棣“靖难”，其意显然，虽然后来成功而继大统，但在当时气节稍正者皆所不为。方孝孺更视之为是不折不扣的“篡臣”“乘其君之间，弑而弃其伦，人伦亡矣”的行为。[(72)]故朱棣由北平长驱南下时，姚广孝送到郊外，跪在他面前密托：“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73)]可见，方孝孺与朱棣的对抗并不是偶然的。朱棣以起草即位诏逼迫方孝孺，方孝孺临危受难，“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怡，百世而下凛凛而有生气。”[(74]]这充分体现了方孝孺的政治责任感与儒家人文原则及风节操守，这无疑是一种超时代的宝贵精神和气节。黄宗羲评价说：“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75)]
如果进一步从心理角度考察，无论是从方孝孺当时所处的情形，还是从方孝孺的经历、理想、地位等诸多方面看，都不会允许他在从事政治后，走出政治，退缩到一个狭小的天地。他已经根本无法割断与现实的联系，也无法改变一个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本能要求，他责无旁贷地走到历史的前台。这或许是一个规律，人总是在遇到挫折，遇到压力时，一种内在的却更本质的气质，会突然迸发出来，从而出人意料地构成另一种风景，使得人们不得不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眼光来打量和审视他。正是如此，对政治生命（理想、信念、实践）的看重，执拗的书生气质，尤其是“靖难”对他的深重打击，使方孝孺此时目光更敏锐，行为更有力，这一切决定了他只能选择“玉碎方式”。他的悲剧也由此而生。 方孝孺的人格因此完善，他得到了生命的平静，但灵魂并不会因此而安息，他的绝唱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话题。
注释：
①(45)(61)(67)(69)(70)(73)(74)《明史·方孝孺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
③《皇明大训记》。
④⑤陈登原：《国史旧闻》卷45。
⑥《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6页。
⑦(25)(40)《逊志斋集·杂戒》卷1。
⑧⑩《逊志斋集·学箴·知要》卷1。
⑨(36)《逊志斋集·为学》卷6。
(11)《逊志斋集·习庵说》卷7。
(12)(13)《逊志斋集·答刘子先生》卷11。
(14)(15)《逊志斋集·武帝记》卷5。
(16)王绅：《送方教授还汉中序》，见王棻辑《台学统·理性之学十八》。
(17)《逊志斋集·释统上》卷2。
(18)(19)《逊志斋集·深虑论六》卷2。
(20)《逊志斋集·深虑论五》卷2。
(21)《逊志斋集·周官一》卷2。
(22)(23)(24)《逊志斋集·释统》卷2、《逊志斋集·后正统论》卷2。
(26)《逊志斋集·深虑论二》卷2。
(27)《逊志斋集·民政》卷3。
(28)《逊志斋集·君职》卷3。
(29)《逊志斋集·深虑论七》卷3。
(30)《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50。
(31)《明太祖洪武实录》卷68、41。
(32)见《逊志斋集》卷1《成化》、《幼仪杂箴》，卷11《与友人论井田》。
(33)《吕氏乡约》，载于《朱子大全》，四部备要本。
(34)《中国历代思想家》第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第3712页。
(35)《逊志斋集·宗仪·务学》卷1。
(37)(75)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
(38)《逊志斋集·九箴·正学》卷1。
(39)《逊志斋集·君学下》。卷3。
(41)(42)《逊志斋集·家人箴·务学》卷1。
(43)(44)《逊志斋集·与友人论井田》卷11。
(46)(47)《明史·恭闵帝本纪》。
(48)《逊志斋集·御史府记》卷17。
(49)(52)(54)(62)谈迁：《国榷》卷10。
(50)朱鹭：《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见《建文书法引》附编上。
(51)郑晓：《今言类编》卷4，见《胜朝遗事》二编卷4。
(53)(56)(60)孟森：《明清史讲义》，第二编第二章《靖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83页。
(55)焦闳：《玉堂丛话》卷7。
(57)(58)(59)《奉天靖难记》卷2。
(63)李贽：《续藏书·山西清远戍卒罗义》卷7。
(64)(65)《逊志斋集·题太史公记》卷18。
(66)《赤城新志·方孝孺传》。
(68)《逊志斋集·送平元亮、赵士贤归省序》卷14。
(71)李贽：《续藏书·方孝孺传》。
(72)《逊志斋集·后正统传论》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