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元代的监察制度（上）
修晓波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从1271年忽必烈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至1368年朱元璋将元朝推翻，前后不足百年。但元朝的监察制度却很有特点，而且总的说来是比前代又加强了。
隋唐以来，中央的中枢机构由“三驾马车”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组成，到元朝时发生了变化，三省只保留了中书一省（管政务），同时突出了枢密院（掌兵权）和御史台（管监察）的地位，形成了新“三驾马车”的政治格局。
一是要吃透中央和省、市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有关扶贫政策的宣传，增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二是加强对贫困户的宣传，说透政策，让贫困户主动作为。
御史台以前是排在三省之外的，现在被摆在了政治舞台的最前列，它的地位无疑是提高了。忽必烈曾形象地说：“中书省是朕的左手，枢密院是朕的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这里的医，可以理解为监督、监察的意思，可见皇帝对御史台的重视。元代对御史台内部也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台院，将殿院改为殿中司，降了一格，仅保留察院，从而由唐代御史台三院制向一院制过渡。最高监察机构中权力的一体化，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更加便于皇帝的控制。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有左右两人，因蒙古人尚右，所以右御史大夫是“一把手”，用当时的说法叫“头大夫”，品秩是从一品，与中书省平章政事和枢密院的同知相同，仅次于左右丞相。下面有御史中丞两人，正二品，是御史台的副长官，必要时可以主持台务。侍御史两人，从二品；治书侍御史两人，正三品。他们是协助长官或副长官工作的。殿中司仅设殿中侍御史两人，正四品，分管朝廷礼仪。按照现在的标准，以上这些人都是高级领导干部。察院设监察御史32人，均为正七品。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纠察各级官吏，即使在今天，这一块也是监察工作的主要内容。
元代把人划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蒙古人指蒙古高原各部族人，在元代是最高统治阶级；色目人指西北各族、西域以及欧洲到中国来的各族人，涉及的民族很多，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汉人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居民，有北方的汉族人和女真人、契丹人等；南人指原南宋王朝辖境内的居民，主要是南方的汉族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之所以这样划分，有人说是蒙古人按征服地域的先后而定的。元代任官的原则是，要害部门的正职必为蒙古人或色目人，副职才由汉人或南人担任。在监察系统中，御史大夫都是由蒙古贵族出身的人担任。但在元代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时有一个例外，顺帝出于平衡朝廷中政治斗争的需要，任用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贺惟一的祖父在忽必烈打天下时立过战功，他的父亲曾是忽必烈的贴身警卫，官至上都留守，算得上高官了。但顺帝任命时，贺惟一还不敢接受，说自己不是蒙古人。为此，顺帝特地赐给他一个蒙古人的名字—太平，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就血统而论，贺惟一是元代御史大夫中唯一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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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建御史台的第二年，还在地方设立了四道提刑按察司，后来逐年增设，最多时达到24个。这是元代基层的监察机构，其官员是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互相搭配，南人则一律不用。当时，忽必烈先后重用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这三位权臣飞扬跋扈，御史台的监察御史都奈何他们不得，更何况地方的提刑按察司呢！曾担任提刑按察使的胡祗遹讲到自己的职责时，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即“鞭扑一二小吏细过而已”。这也是这一层监察人员的经验之谈。忽必烈晚年的时候，对监察机构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把提刑按察司更名为肃政廉访司，共有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每道肃政廉访司均分为出巡与留守两部分，负责监察地方民政、财政等事务，纠劾贪官污吏，岁终由中书省与御史台考核其政绩。忽必烈想以此来振作不太得力的地方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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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御史的情况有点特殊，御史台监察的职能主要靠他们去履行，他们级别不高，责任却很重，而且要熟悉业务，精于吏道。忽必烈初设御史台时，监察御史全部由汉人担任。但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对蒙古和色目权贵不易监督。当时色目人阿合马专权，他为人贪婪，骄横恣意，监察御史明明知道他的罪恶，却不敢站出来揭发和弹劾。最后还是朝官中的汉人密谋后，趁忽必烈和皇太子离开大都（今北京）之际，由王著和高和尚牵头，率领一支队伍，趁天黑潜入东宫南门，假传太子令旨，骗出阿合马，将其击杀。暴动很快被平息，但此事对忽必烈的刺激却很大。暴动的队伍，《元史》中说有80人，这肯定是被有意压缩了的数字，据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记载，潜入大都的暴动分子有1000人。马可·波罗也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这件事。阿合马事件说明汉人监察官对蒙古、色目权贵的监督是软弱无力的。为了汲取教训，忽必烈将监察御史的人选改为一半汉人，一半蒙古人、色目人，即各16人。
元代各级监察机构中，都有数量不等的翻译。从事笔头翻译的叫译史，从事口头翻译的叫通事。蒙古贵族以征战为职业，成吉思汗的子孙曾大规模地西征和南伐。在被征服的广大地区，生活着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相应地，统治集团就需要大批的翻译人才。蒙古国第四代大汗蒙哥在位时，他身边除蒙文翻译外，还有汉文、波斯文、畏吾儿文、藏文以及西夏文翻译。需要向哪个地区或哪一类人颁发诏令，就用哪一种语言来书写。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主要通行的文字是三种，即蒙古文、波斯文和汉文。监察机构中配有多种语言的翻译，是元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特色。这些翻译是吏而不是官，不入品，也不能“吃皇粮”，但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元代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其下是路、府、州、县。和行省相对应，还在地方设行御史台。我国古代地方上正式出现专门的监察机构，就是从元代开始的。元代先后设置了4个行御史台，即江南行御史台、河西行御史台、云南诸路行御史台和陕西行御史台，最后只剩下江南和陕西两个行御史台（分别简称南台和西台）。行御史台不设殿中司，其他机构与御史台相仿，官员的品秩也与御史台官员相同。行御史台是中央御史台的分设机构（或者叫派出机构），两者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它又与地方行政机关行中书省同级，即两者是平行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行御史台有事，不通过行中书省，而是直接向御史台和中书省报告。
御史中丞的挑选则偏重于才，而在出身方面放得较宽，除蒙古人、色目人外，也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出任这一职务。不过，蒙古人、色目人做御史中丞后，还有望升为御史大夫，而汉人做了御史中丞，出路只能是在职级相当的位置上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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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监察在京的中央机构，河南、辽阳等行省，统领山东东西、河东山西、燕南河北、江北河南、山南江北、淮西江北、江北淮东、山北辽东八道肃政廉访司。
现在，我们把元代的监察机构梳理一下。元代的监察机构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中央的御史台，第二层面是地方的行御史台，第三层面是基层的肃政廉访司。从管辖的区域上看，可以分为三大块，具体划分如下：
江南行御史台：监察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统领江东建康、江西湖东、浙东海右、江南湖北、岭北湖南、岭南广西、海北广东、海北海南、福建闽海、江南浙西十道肃政廉访司。
陕西行御史台：监察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等行省，统领陕西汉中、河西陇北、西蜀四川、云南诸路四道肃政廉访司。
在隶属关系上，从下往上看，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中央的御史台和江南、陕西两个行御史台，而两个行御史台又受制于御史台。从上往下看，御史台负责监察中书省及邻近的几个行省，两个行御史台负责监察其他行省，三台所辖的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则分别监察行省以下的路、府、州、县。这样就形成了一张以御史台为中心，行御史台为重点，以肃政廉访司为经纬的监察网络。这张网络纵横交错，笼罩全国。所以说元代的监察机构更加严密和完备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台谏合一的事。宋代以前，监察制度都是台谏分立，各司其职的。宋代开始出现台谏合一的倾向，御史台官员与谏官的职责相混淆，但台谏两个机构仍然并存。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忽必烈废除了门下省，谏官的机构不存在了。唐宋时，给事中掌管封驳（退还并对诏敕中的错误进行更正），履行的是谏官的职责。元代的给事中不掌封驳，而是兼修起居注，即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然后定期整理，誊清成卷，送交史馆存档。给事中由原来的谏官变成了史官。元朝也不设谏院，谏官的工作由御史承担，台谏完全合一了。台谏合一使监察机构趋于一元化，监察权得以集中，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也有利于君主对监察活动的控制。说到底，这是封建集权高度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