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及其文学地位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文学论文,陈廷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6)01-0092-06
作为清初的一代重臣，陈廷敬出入禁闼几五十年，回翔内阁三十馀年，侍奉一代英主康熙皇帝，卓有建树，而于修史编书，业绩最为显著。他领衔编纂《大清一统志》、《明史》、《佩文韵府》、《康熙字典》、《鉴古辑览》等，沾溉后学，至今影响犹在。然而这样一位在当时地位甚高的文臣，后世文名却并不特别响亮，其文学地位似也无足轻重，众多文学史有关康熙诗坛的篇章，对陈廷敬几乎很少述及。造成这一明显落差的原因，主要当从其自身寻求，然而一些客观因素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须从陈廷敬的确切生年谈起。
一
《清史列传》、《清史稿》、《山西通志》卷一二二于陈廷敬本传皆载其卒岁而无“享年”，故难推知其生于何年。陈廷敬生于何年？对于历史上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来讲，似乎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当成为“问题”的问题，长期以来有关研究者似乎都没有搞清楚，这从反面印证了生前显赫的陈廷敬“寂寞身后事”遭遇的不幸。
成书于清末、重编出版于2005年2月的朱彭寿《清代人物大事纪年》记述陈廷敬：“崇德四年己卯（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生辰：陈廷敬生（原名陈敬），字子端，号悦岩、午亭。山西泽州人。享年七十四。”又：“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卒岁：陈廷敬，入阁办事原任文渊阁大学士。四月卒，年七十四，谥文贞。”[1]1981年出版的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著录陈廷敬生卒年为“1639-1712”[2]。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上》括注陈廷敬生卒年亦为“1639-1712”[3]。1996年出版的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括注陈廷敬生卒年为“1640-1712”[4]。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是一部有关清诗研究的力作，至今为有关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是书卷六著录陈廷敬《午亭文编》五十卷、《午亭山人第二集》三卷，述其生卒云：“卒于五十一年，年七十三。”[3]康熙五十一年为公元1712年，以“七十三”逆推其生年，陈廷敬当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十一著录陈廷敬《午亭文编》诗二十卷、《二集》三卷，记其享年采用了邓之诚的说法[6]。“七十三岁说”从何而来？《午亭文编》卷四《十二月二十六日湘北、贻上、幼华、蛟门见过，用东坡馈岁、别岁、守岁韵三首》之第三首有句云：“座中汪舍人，少年未蹉跎。岂惟争一岁，一日犹可夸。”自注：“蛟门长予一岁。”①蛟门即汪懋麟，字季甪，号蛟门，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官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纂修官。工诗善词，为王士禛弟子，著有《百尺梧桐阁集》等。王士禛《比部汪蛟门传》有云：“既得疾弥留，令洗砚磨墨嗅之，复令烹佳茗以进，自谓香沁心骨，口占二绝……大笑呼奇绝而逝。实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②康熙二十七年为公元1688年，以“五十”逆推其生年，汪懋麟当生于明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汪既长陈廷敬一岁，则陈当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此或为邓之诚推算陈廷敬生年之依据。《碑传集》卷五九载徐乾学《刑部主事汪君懋麟墓志铭》，内云汪懋麟“年仅四十有九，位止于郎署”，又云“以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卒”[7]，卒日及享年与王士禛所记皆有不同。据此，则汪懋麟当生于公元1640年（吴海林、李延沛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同此），而转推陈廷敬之生年，又当错后为公元1641年矣！
细味陈廷敬“座中汪舍人”四句诗意，不当为年少者之口吻，其自注“蛟门长予一岁”，似当为“蛟门少予一岁”，一字之讹，或因传抄所致。若所推测不误，则陈廷敬当生于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此从《午亭文编》中亦可寻出内证。
《午亭文编》卷十四有《五十初度》一诗，在《丁卯元日即事示两儿》一诗之后、《戊辰元日左阙下呈南溟容斋两少牢》一诗之前，可知《五十初度》必写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以“五十”逆推其生年，当在公元1638年。又此诗排于《九日晚晴台泥饮》一诗之后，诗中有句“梅柳眼看过至日”，“至日”当为冬至（在九月九日重阳节之后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冬至为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则可推知其生日当在十一月十七日后不久。
明确陈廷敬生年最有力之内证，见《午亭文编》卷三《食榆关驿有老卒语世父侍御公令乐亭时事》一诗。陈廷敬一次在榆关驿（今山海关附近）就餐，遇到一老卒言说前明乐亭陈县令之德政，此县令即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驿东有古神祠，为当年乐亭陈县令经常驻留之所，陈廷敬感慨系之：“驰马往视之，祠门日斜暮。故额宛犹存，戊寅字细署。戊寅吾以降，老大凛百虑。酹酒再拜行，春风吹独树。”此诗已明确道出自家的生年在戊寅年，即明崇祯十一年(1638)。
雍正《山西通志》卷二○○载李光地《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说岩陈公墓志铭》，内云：“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大学士泽州陈公疾终京邸……三月廿四，不幸遘疾，越二十六日以终。公生于前戊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巳时，年七十有五。配王氏，封一品夫人，侧室李氏以子贵，封孺人子。”这篇《墓志铭》已将陈廷敬的生卒年月日记录得清清楚楚，后世似乎不当出现上述有关记述的混淆不清状况。然而遗憾的是，不知何故，李光地的这篇墓志铭并未收入其《榕村集》中，因而流传不广。钱仪吉《碑传集》及后续者皆未收录，上世纪三十年代王重民、杨殿珣等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亦未见著录，笔者也是经检索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才找到的。
刘伯伦所著《陈廷敬》一书后附《午亭山人年谱》，标示陈廷敬生卒年月日与李光地所撰《墓志铭》全同，其生年即根据上引“戊寅吾以降”之诗句。可惜是书未注明此年谱之来源，实为憾事。此年谱流传不广，杨殿珣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1980年出版）未见著录，来新夏所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83年出版）未见著录，黄秀文主编《中国年谱辞典》（1997年出版）亦未见著录。《陈廷敬》一书广泛搜辑材料，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廓清了有关陈廷敬生平的不少问题，但也有一些疏漏。如第二章开首介绍陈廷敬生平说：“陈廷敬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但以崇祯十一年对照公元纪年是1638年，但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系公元1639年的元月2日。”[8]此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经检索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巧为公元1638年12月31日，所以括注陈廷敬公历生卒年依然当为“1638-1712”。
从接受角度而言，陈廷敬生年推断的混乱情况正可说明后世对其历史地位的漠视。我们今天讨论其文学地位，亦应当实事求是，既结合当年的历史状况，也要考虑到后人的有关接受反应，才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一文学个案的实质。
二
明清科举取士，以八股文与试帖诗为主。因乃进身之阶，一生荣辱所系，所以五言八韵一类的作品，从事举业者都要举重若轻，人人必会，还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否则一字不妥或一韵失审，就会名落孙山。科举而外，平时文人士大夫之间交际乃至官场上下宴饮应酬，也少不了赋诗助兴。广义而论，诗在古代是作为一种交际语言而普遍存在的，不纯粹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古代所谓诗人与现代的诗人，在概念上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混淆了这一“语境”上的差异，就会令我们在评价古代诗歌作品时失去“准星”，甚至歧路亡羊。
古人写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都须遵从一定的韵律，讲求典雅，崇尚比兴，试帖诗、应制诗以及一切交往应酬诗概莫能外。这就要求写诗者具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腹笥充盈，方能临题构思，游刃有馀。一般而言，学问愈富，写诗就愈能挥洒自如，左右逢源，至于境界若何，有无耐人寻味之隽永魅力，则又另当别论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者，即属于这一类诗人。这一类人所写诗多有流传，我们可称之为“学人之诗”。
然而明清两代也有不少人有意突破诗歌的实用价值，专意在抒发性灵或表现自我上下功夫，诗在这些人的手中已经成为一种高级创作活动，并有相关的理论与其创作相互发明。在今人所写的古代诗歌史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者，大多属于这一类诗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所谓“诗有别材”、“诗有别趣”以及“惟在兴趣”诸说，大致可以范围这一类诗人。这一类人所写诗也多流传，我们可称之为“诗人之诗”。
学殖浅陋又无风雅情性的芸芸众生，也能作诗，因为古代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掌握诗歌韵律并非难事。这些人所写的诗常常被人讥为“打油”、“钉铰”，虽在各种典籍中也时常可以见到，但已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可称之为“常人之诗”。研讨古代诗歌，常人之诗可以不论，学人之诗、诗人之诗却皆难以回避，因为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又不可逾越的界限，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大致将古代诗歌用“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两种风格区以别之，我们还是能够做到的，这样做有益于我们解决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清初诗坛，钱谦益而后，执其牛耳者为神韵说的倡导者王士禛。王士禛受知于康熙皇帝，陈廷敬的极力推荐功不可没。《清史稿·陈廷敬传》：“廷敬初以《赐石榴子》诗受知圣祖，后进所著诗集，上称其清雅醇厚，赐诗题卷端。尝召见，问朝臣谁能诗者，以王士禛对，又举汪琬应博学鸿儒，并以文学有名于时。”[9]这段记述当源于陈廷敬的自我表白，其《午亭文编序》有云：“年二十释褐登朝，优游词馆，与二三同学独多为诗。新城王阮亭方有高名，吾诗不与之合。王奇吾诗，益因以自负，然卒亦不求与之合。非苟求异，其才质使然也。其间亦复稍稍为古文以自娱，长洲汪钝翁见而大异之。苕文故世父所知士，吾感汪言，遂肆力于古文，若自有得焉。后召见殿中，余言贻上；诏求文学之士，余言苕文。两人皆官翰林。”不因诗风相异而加排斥，反而在帝王面前为之说项，显示出陈廷敬为人厚道、不嫉贤妒能的品格。《午亭文编》卷二十四《困学绪言》：“知妨贤病国之罪大，则知荐贤为国之功钜矣。”可见陈廷敬并非口是心非者，这在独裁专制体制下尤为难能可贵。所谓“非苟求异，其才质使然也”，自信之中兼有自知之明的旷达。所谓才质的不同，质言之，也就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风格取向的不同，显然，陈廷敬的诗风属于前者。
前举《赐石榴子》诗在《午亭文编》卷十，题为《赐石榴子恭纪》，题下自注“时侍宴外藩郡王”。此诗前有《立春日漫兴》、《晚秋怀张西园先生》二诗，前者首句云“吾今三十五”，可知当写于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此诗之后又有《七月二十一日赐宴灜台迎薰亭》、《癸丑除夜》二诗，可知皆当写于康熙十二年(1673)。农历七月为孟秋，在所谓“晚秋”之前，可推知《赐石榴子》诗当写于公元1672年中，而非公元1673年。诗云：
仙禁云深簇仗低，午朝帘下报班齐。侍臣早列名王右，使者曾过大夏西。
安石榴栽红豆蔻，火珠光进赤玻瓈。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
《午亭文编》卷十二另有《召见懋勤殿应制》一诗，有序云：“戊午正月二十二日，召臣廷敬同户部郎中臣士正（即王士禛，后以避雍正帝胤禛讳追改——笔者），且命各以近诗进见于懋勤殿，温语良久。至诵《赐石榴子》诗‘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蒙恩褒美，命至南书房，撤御膳以赐。内侍赉二题命赋诗，夜漏下乃退。”戊午即康熙十七年(1678)，距写《赐石榴子》诗之年已过将近六年，细味该序，并未涉及康熙帝对王士禛所进诗的评价。康熙帝褒奖其“风霜”二句诗，主要是从其对帝王忠诚的政治角度出发的，而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艺术手法，正是获取帝王青睐的原因；就全诗而言，并无大过人之处。陈廷敬进呈《赐石榴子》诗时年四十一岁，是否即如《清史稿》本传所言“初以《赐石榴子》诗受知圣祖”，恐未必尽然。据《午亭文编》卷三十八《也红亭记》：“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予与侍读王君贻上被召入直乾清宫之南殿，宫中所谓南书房者。”又《午亭文编》卷十二《赐五台山新贡天花恭纪》前有序云：“闰三月，臣廷敬同翰林侍读臣士正（禛）直南书房。”《清史列传·陈廷敬传》系其人直南书房事于是年七月：“十七年……七月，廷敬偕侍读学士叶方蔼人直南书房。”[10]当以陈廷敬自己所记述者为准。其实，陈廷敬受知于康熙帝，当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据《清史列传》，此前一年即康熙十六年，康熙帝对陈廷敬等已多奖赐：“九月，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奉谕曰：‘尔等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嗣后天气渐寒，特赐尔等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缎各二匹。”[11]这在专制社会堪称殊荣。王士禛《渔洋精华录》卷八《九日寄说岩院长讱庵学士》题下自注：“二公向同内直。”惠栋注引《召对录》云：“康熙十七年，予由户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讲。是年夏，与泽州陈说岩、昆山叶讱庵、桐城张敦复同直南书房，每有御制，必命和进。”[12]可见，陈廷敬、王士禛等是作为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而蒙“受知”的，庙堂文学自当以清醇典雅、雍容大度为准的；而康熙皇帝也的确是以升平宰相、风雅才士看待陈廷敬的。
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康熙帝有诗赐与陈廷敬，诗题云：“览《皇清文颖》内大学士陈廷敬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集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故作五言近体一律，以表风度。”诗云：
横经召视草，记事翼鸿毛。礼义传家训，清新授紫毫。
方姚比就韵，李杜并诗豪。何似升平相，开怀宫锦袍。
一代帝王作诗褒扬臣子，将其拟之为唐代贤相房玄龄、姚崇，比之为享誉千古的诗人李白、杜甫，几乎无以复加。这一年陈廷敬已六十八岁。《午亭文编》卷十八有《臣诗迭蒙圣恩獎赏，每聆天语，感激之下，涕泪零落，累日愧悚，恭纪以诗》一诗为答：
衰钝何堪感至尊，频蒙激赏是殊恩。抛残绮语文焉用，老罢丹心事可论。
一饭不忘如杜甫，平生无憾胜虞翻。传闻多恐遗青史，留取新诗示子孙。
这首诗排列在《甲申七夕二首》、《御书大福字恭纪》二诗之后，在《六日祈谷前一日雪》一诗之前。清朝皇帝于每年除日书写大“福”字赐与朝中大臣，《御书大福字恭纪》有句“今岁预知明岁喜，万家先占一家春”可证，是诗即写于甲申最后一日。“祈谷”是古代祈求谷物丰熟的祭礼，多在孟春元月举行，《六日祈谷前一日雪》当写于农历乙酉元月五日。从上二例可证，“衰钝”一诗当写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元月初，是蒙康熙帝赐诗“横经召视草”云云后的感恩之作。诗中颔联二句“抛残绮语文焉用，老罢丹心事可论”是对自己早年《赐石榴子》诗中“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一联的追忆与照应，更可见其老而弥坚的赤胆丹心。诗中颈联出句“一饭不忘如杜甫”，是对康熙诗“李杜并诗豪”的回答，苏轼《王定国诗集叙》有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也无非表达自己对帝王的耿耿忠心。然而杜甫一生坎坷不遇，自己却青云路坦；于是对句“平生无憾胜虞翻”又以不得志的虞翻为反衬，表达对帝王知己的感激涕零。语本《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陈廷敬对康熙帝此次赐诗的荣耀一直津津乐道，《午亭文编》卷三十七《史蕉饮过江诗集序》：“上尝有是言矣，赐廷敬诗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积句累字之学所能窥也。’于戏，此风雅之本原，诗人之极致，廷敬何足以当之！”帝王的表彰并非无的放矢，康熙帝所看重的正是陈廷敬的学识丰厚与立身惟谨，他不像高士奇那样锋芒毕露，也不似徐乾学那般专横跋扈，诗歌才气或许稍逊于王士禛，“而工力深厚似过之”[13]；他又遵臣子本分，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与这样的大臣朝夕相处，在康熙帝心目中自然属于理想的境界。感恩戴德的陈廷敬尽心尽力、忘怀自我地辅佐康熙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纵观陈廷敬一生，自其二十一岁考中顺治十五年(1658)三甲第一百九十五名进士以后[14]，就一帆风顺。三甲进士且名次靠后，居然可选入翰林院庶常馆，三年后散馆即充会试同考官，授秘书院检讨，具有了“储相”的资本，这在科举时代确属异数。康熙八年(1669)以后，陈廷敬历官国子监司业、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侍渎学士、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入直南书房，迁礼部右侍郎，调吏部右侍郎，擢左都御史，又历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堪称青云直上。这与陈廷敬平时居官廉介的品性、黾勉国事的忠诚、勤奋修书的业绩也不无关系。
文学即人学，“诗品出于人品”④。陈廷敬的为人处世极大压抑了自家个性，其诗歌创作走向“学人之诗”的路径，也就顺理成章了。《午亭文编》卷三十七《吴元朗诗集序》：“予尝谓元朗，古人有言，声画之美者无如文，文之精者无如诗，夫文以载道，诗独不然乎？自昔宋初学者祧少陵而宗义山，虽以欧阳公之贤，犹舍杜而学韩。欧阳公诗不逮文，固无可论，然亦岂非以韩诗之为尤近于道与？”在陈廷敬看来，文以载道，诗歌也要载道，他将诗歌视为“载道”之具，这与其忘怀自我的恋君情结密不可分。而这一情结显然与表现自我以及抒发情性的较为进步的诗学观背道而驰，并不符合诗歌健康的发展方向。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中有云：“陈说岩（廷敬）相国少与余论诗，独宗少陵。”[15]陈廷敬诗学杜甫，未尝不基于后人对杜甫“每饭不忘君”的赞赏，但两人经历迥异，沉郁顿挫之诗风，少年得志的陈廷敬是难以学到的。陈廷敬有《杜律诗话》二卷，在《午亭文编》的四十九、五十两卷中。然而此诗话并非宋代以后寻常意义上带有诗歌评论性质的“诗话”，而仅是对杜甫五十五首七言律诗的再诠释，尽管旁征博引，不乏新意，但所走却是汉儒解经的学问一路，证明的是大诗人杜甫诗作无一字无来历的典雅工整。索解其间微言大义，也多带有夫子自道的蛛丝马迹。如评杜甫《野人送朱樱》一诗云：“此诗油然忠爱，遂为独绝，遇固不幸，诗反因之据胜。人谓诗能穷人，又谓穷而后工，由此论之，不独穷而工也。”言外之意，即杜诗之妙即由其发自肺腑的“致君尧舜上”的忠爱之心所致。以今人视角来看陈氏之“忠爱说”，未免迂腐；但作者发抒此论时，态度却是相当认真的，这无疑与其自身春风得意的仕途大有关联。在其《午亭文编》中，我们很难发现陈廷敬细致探讨诗歌艺术的话语，他所追求的是“道尊而学正，学正而文兴”（《午亭文编》卷三十五《癸未会试录序》），俨然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正统面孔。延君寿《老生常谈》盛赞这位大名鼎鼎的乡先贤有云：“午亭全是一团学力，抱真气而能独往独来者也。余谓其深造之能，直驾新城、竹垞而上之。世人见其用力过猛，使笔稍钝，看去觉得吃力，遂轻心掉之耳。”[16]“学力”、“真气”说正是陈廷敬之诗乃“学人之诗”的绝佳写照，而略微辩护之词，也将陈诗不同于王士禛等人的“才质”一语道破。
两汉以后，中国历代文人往往外儒内道，“修齐治平”的追求之外，常以老庄思想填补内心的空虚或慰藉遭际的不平。唐宋以后佛教禅宗的盛行与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更使众多文人士大夫在寻觅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选择。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井文化的勃兴，更令士林文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思想启蒙反映于文学就产生了倡导“独抒性灵”的公安派与标举“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崇尚心灵的自由曾导致晚明小品的繁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清人入主中原，对于晚明蓬勃发展起来的思想解放潮流具有阻遏之势，民族矛盾的尖锐与封建专制集权势力的加强，都促使有思想的文人士大夫转而向内心深处，开辟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顺治十四年(1657)的秋天，已会试中式尚未经殿试取得进士资格的王士禛在济南大明湖写下了七律《秋柳》四章，由于用典灵巧，取义晦涩，意象朦胧，具有一种无奈的悲凉意绪，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此组诗轰动一时，大江南北唱和者，前后多达数百人。一时兴到之举取得始料不及的效果，促使作者有意令以后的诗歌写作向朦胧靠拢，追求“解识无声弦指妙”的境界，并认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释氏话语“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17]。可以说，其神韵说的产生既有其个人才质的偶然因素，也有时代发展的必然因素。王士禛顺应时代倡导神韵说，使他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不朽的声誉。
陈廷敬比王士禛小四岁，会试中式比王士禛晚三年，但殿试考中进士全在顺治十五年(1658)，算是“同年”。王士禛殿试二甲，名次远在陈之前，却未能选庶吉士，只能到扬州去做推官。两人皆属少年得志，但馆选与否的遭际不同，又令两人的命运就此分途。陈廷敬一直身居庙堂之中，真正接触社会的机会不多，这是他诗歌题材范围较为狭小的根本原因。加之他谨小慎微的处世态度、一丝不苟的学人气质以及其后繁琐冗杂的编书事务，都无情地压缩了他心灵自由驰骋的天地。诗歌作为文学创作，如果缺乏个性，也就丧失了其久长的生命力。特别是陈廷敬无暇或不屑于在诗歌理论上有所建树，似乎“文以载道”就可一以贯之，这也影响了他文学地位的确立。后于他的沈德潜、翁方纲，在诗歌创作上也许比他还稍逊一筹，但前者提出“格调说”，后者以“肌理说”名世，几乎有了与王士禛“神韵说”、袁枚“性灵说”并驾齐驱的荣耀，文学史讲到清代文学，或文学批评史讲到诗歌理论发展史，就不能绕过沈、翁二人的诗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个人作品的数量具有一定说服力，如唐代白居易、宋代陆游，皆以传世作品众多享誉后世；但数量并非决定性因素，否则的话，乾隆皇帝弘历早就成为历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了，他的传世诗歌（包括大量的臣属代笔之作）有五万馀首，几可与《全唐诗》等量齐观。王之涣，《全唐诗》卷二五三只存其诗六首，但一首《登鹳雀楼》、一首“黄河远上”的《凉州词》，已足以令其千古不朽。陈廷敬存诗两千一百馀首，交游唱和者也多当时有名诗人，如王士禛、宋琬、朱彝尊、施闰章、田雯、汤右曾、赵执信、查慎行、顾嗣立等，但有关其警句的诗话却流传不多。这并非说陈廷敬的诗没有表现力或艺术追求，作为学人之诗，其研究价值还是存在的，特别是他陪同康熙帝南巡的一些诗，以北方人之目光欣赏江南风景，别有气象。如《午亭文编》卷十九《西湖八首》之一：
不愁平展涟漪水，最爱斜堆断续山。谁识天公才思好，留将诗画与人间。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一：“泽州陈相公（廷敬）《闻笛》诗云：‘一片长安秋月明，谁吹玉笛夜多情。关山万古无消息，肠断风前入破声。’风致洒然，绝不妆点台阁气象。”[18]上引二诗可算是陈诗中的上乘之作了。就总体而言，陈廷敬的诗的确没有特别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也很少耐人寻味的不尽之情，总之，可以用“才学有馀而情韵不足”一言蔽之。《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午亭文编》五十卷有云：“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大手，海内无异词焉，亦可谓和声以鸣盛者矣。”[19]所谓“燕许大手”，无非官样文章，并无盛誉之意。
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介书生，陈廷敬风云际会，侍奉康熙皇帝有始有终，无论其“相业”，还是组织编纂史书、地志、类书、字典，都取得了令后人瞩目的业绩，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治国平天下理想也不过如此。至于他的文学地位如何，众多文学史早已有了郐下无讥的回应，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注释：
①本文引用陈廷敬诗文，《午亭文编》五十卷，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
② 见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遗稿》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康熙间刻本（瞻芑堂藏版）。
③见王志民、王则远校注《康熙诗词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2页。是集诗以编年为序，此诗前有《康熙四十四年元旦……》一诗，后有《乙酉仲春南巡船窗偶作》一诗，乙酉即康熙四十四年，是知赐诗亦当作于是年。
④语出刘熙载：《诗概》，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