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辩与当代青少年学生的义利观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利论文,史上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当代论文,青少年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说它常新，是因为每个时代的争论都有它新的内容，在今天经济体制改革中重新提出义利问题，更有其新的内容和意义。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荣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们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辩。
义和利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义呢？一般来说，义是指合乎正义和公益的或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何谓宜呢？宜，即相宜，适宜。这里引申为思想和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不同的。因此义的内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谓利，就是指利益，即物质利益。可见，义和利的问题，就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义利观，就是对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关系的基本观点或看法。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争论都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第一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各持一端，争论不休。主要有三种观点。
1.第一种观点，重义轻利，主要代表是孔孟的儒家学派。《论语》中讲：“子罕言利”（《子罕》）孔子轻视物质利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但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讲利，他说：“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可见他反对的是计较个人私利。他还说：“不义而富且贵，在我如浮云。”（《述而》）可见他反对不择手段地获取个人物质利益。他还强调：“义以为上”“义以为质”，“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可见他在义利关系上以义为重。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孟子认为人们只讲利益不讲道德是社会一切纷争掠夺的根源，因此他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还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2.第二种观点，重利轻义。主要代表是管仲、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又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仇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治国》）这里他看到了道德和物质生活的联系，是一种有价值的认识。但对物质利益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不是从生产关系，而是从简单的消费状况和财富多寡来分析道德的起源，因而具有直观性和机械性。
商鞅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赏刑》）“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算地》）在他看来，老百姓都是为利而生，为名而死，都是自私自利的。他甚至认为老百姓都是奸民。他强调：“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说民》）商鞅治理国家只讲法治，反对道德教育。他说：“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说民》）他甚至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骂为“六虱”，必须除掉。可见商鞅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集法家之大战。他同样强调法治而排斥道德。他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讲仁慈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说：“好利恶害人之情也。”（《二难》）因此重法律而轻道德。他说：“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治国，不恃人之为重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之为重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可见，韩非把法律、权势同道德对立起来，讲法治，尚权势，其宗旨是集一切权力集于君主一人。他的非道德主义完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根据的。另外，韩非认为仁义道德和有德之士，对国家富强没用，因此崇尚功利，排斥道德。韩非强调法治、崇尚功利的思想有许多合理的因素，对于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然而他排斥道德，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轻视教育的思想在现实社会中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马克思在评述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学说的指出：“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但是“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74、468页）。
3.第三种观点，义利并重，主要代表是墨翟的墨学家派。墨子把爱和利、道德和利益结合起来。他说：“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这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原则。“兼爱”也称作“仁义”，他说：“兼即仁矣义矣。”（《兼爱下》）他还说：“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义，天下之良宝也”（《耕柱》）可见，墨子很重视“义”。然而，墨家不同于儒家，他在讲“义”的同时还崇尚功利，把“交相利”视为“兼相爱”的基础，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做为仁义的目标，并且把目标具体化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可见，墨子也很重“利”。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墨子强调二者的结合，或说义利并重。墨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的命题。所谓“志”的是指行为的动机；“功”是指行为的效果。墨子认为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时，要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看。
后期墨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为“利”下了一个定义：“利，所得而喜也”（《经上》）“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出非是也。”（《经上说》）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为社会各种道德关系下定义，如：“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并且进一步概括为：“义，利也”（《经上》）“义，利；不义，害”。（《大取》）这表明，墨家已经把“义”和“利”看成一致的或统一的了。
墨家的功利主义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重视生产、重视实际的阶级品格，表现了唯物主义倾向。但是，小生产者的功利主义难免具有狭隘性。墨子的“合其志功而观焉”的思想在中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义利结合，义利并重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在义利关系上，阐述得最深刻的要算荀子。荀子是先秦最大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说继承了孔孟的儒家思想，但也受其他各家的影响，综合了各家学术成果。因此，他的思想十分丰富和复杂。他虽是儒家，但在义利观上却不同于孔孟的唯心主义的重义轻利思想；他虽不是法家，但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却是法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虽不是墨家，但他的义利观却高出墨家义利并重思想一筹。
荀子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承认人的物质利益，他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相非》）同时他又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别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大略》）可见，他主张义利“两有”，二者都不能否定。但是，他主张“以义制利”，（《正论》）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这反映了他儒家思想的倾向性。然而，他讲“以义制利”决不是否定人的物质利益恰恰相反，他正是从人的物质利益出发来阐明道德在调节人们物质利益关系中的作用。这个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道德起源论上。
荀子的道德起源论概括起来有三个说法，这就是：“群居和一”说、“礼以养情”说、“礼以成文”说。
第一，“群居和一”说。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可见，在荀子看来，人分工合作过着群居生活，这就需要“以义制利”，即用礼义道德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人们克制自己的行为，做到群居和一。这是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论述道德起源的，从而揭示了他对义利关系的看法。
第二，“礼以养情”说。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可见，荀子认为人人都有物质欲望，必然引起争执，互相残杀。这就需要建立道德原则和规范来调节人们的情欲，也就是“养情”。“礼以养情”说是从人有情欲的角度来论述道德起源问题，从而反映了他对义利关系的看法。
第三，“礼以成文”说。荀子说：“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理情用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又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这里的“文”指修饰人的情感，表现人的情感的外部礼仪。人的情感要表现为外部的礼仪，这是人类文明的反映。“礼以成文”说，是从人类应有的文化生活的角度来论述道德起源问题，从而也反映了荀子对义利关系的看法。
荀子对义利关系的认识是符合唯物主义原则的。他承认人有物质情欲，礼义道德的作用只是调节它而不是排斥它、压抑它。这个见解是深刻的。当然，荀子的唯物主义还是朴素唯物主义，阶级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认识到生产关系对物质利益关系和道德关系的决定作用。
（二）第二阶段，两汉魏晋时期。这时期在义利问题上也有三种观点。
1.第一种观点，重义轻利，主要代表是西汉的董仲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家思想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董仲舒把孔子的思想神圣化，把封建伦理道德定型化，并第一次提出了“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规范，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在义利问题上有一句影响很大的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反映了他在道德评价问题上的纯动机论，在义利问题上是重义轻利。他还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这与孔孟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董仲舒学说的思想来源，或许能看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规律。不错，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思想的胜利。但是，秦二世而亡，这不能不使汉朝的统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引起震动。他们要从秦的灭亡中总结历史教训。《史记·陆贾列传》中记载“汉高祖刘邦的谋士陆贾，经常向刘邦讲儒家经典。刘邦问题：“乃公居马上得之，安用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觉得有道理，便问他“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陆贾答道：“秦始皇设刑罚。……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越烦，天下越乱；法越滋而奸越炽；兵马益设而敌人越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无为》）“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则怨积，德布则功兴。”（《道基》）另外，汉文帝时贾谊曾写《过秦论》他认为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是由于不行德治，不懂得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不一样。他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取与攻守不同术。”可见，在董仲舒之前陆贾和贾谊就总结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提倡德治，重视儒学。这为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思想基础。
2.第二种观点，义利并重，主要代表是东汉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一生受到豪强地主的排斥和压抑，所以比较接近和同情人民。他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生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可见，他认为道德的基础在物质生活。他还批评孔子“去食存信”的道德说教，针锋相对地提出：“失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问孔》）但是，王充并不忽视道德的作用，他说：“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使礼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缪。”（《韩非》）批评韩子轻视道德的弊端。他认为：“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他既批评孔子忽视物质利益的唯心主义倾向，又否定韩非忽视礼义道德的庸俗唯物主义倾向。他的看法比较全面，比较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况。王充不失为当时有见识的进步思想家。
3.第三种观点，重利轻义，主要代表是魏晋时期的曹操和杨朱。曹操是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义利问题上，他并没有专门的论述，然而我们从当时的“才性之辩”上，也能分析出曹操的义利观来。“才性之辩”是当时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才”指才能，“性”指德行。我国向来有“尚贤使能”，“选贤与能”之说。东汉注重“名教”，实行察举法推举“名士”，这些名士大都出身豪门士族。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些“名士”在动乱的社会形势下不能有所作为，平治天下需要才能之士。于是曹操首先提出“唯才是举”，才重于德的思想。他曾经三次颁布求贤令，广招天下能人。他强调“举贤勿拘品行”，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有盗嫂受金而未偶无知者”（《求贤令》）都可举荐。他认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赦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他这种人才观的指导思想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魏志·武帝纪》）可见，曹操是颇懂用人之道的。从才性之辩的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曹操是重功利而轻道德的。
杨朱是我国历史上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典型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正统儒家没有出路。汉儒治经学，训诂章句，搞繁琐主义，引起读书人的反感，便向老庄思想找出路。这时期学术空气崇尚清谈，史称玄学，当时还盛传养生之道，养生就是肆性纵欲，追求眼前肉体的快乐。《列子·杨朱篇》上记载：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意之所欲行。”杨朱还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杨朱的纵欲享乐主义就是魏晋世家大族荒淫纵欲思想意识的反映。但是，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在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中，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
（三）第三阶段，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义利之辩主要表现为理欲之辩。也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1.第一种观点，重义轻利，主要代表是宋明理学家二程（程颐、程颢）和朱熹。程、朱把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物质欲望完全对立起来。程颐说：“无人欲即是天理”（《遗书》卷十五），“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遗书》卷二十四）朱熹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可说是程朱理学的基本纲领。这一思想的实质，是要强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不要考虑个人物质利益，这完全是“禁欲主义”的东西。这种封建礼教特别是对妇女的压迫更残酷，程颐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种理欲观是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礼教吃人”的思想基础。
2.第二种观点，重利轻义，主要代表是南宋的陈亮、叶适等。陈亮、叶适主张功利主义，反对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朱熹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批评汉高祖和唐太宗的心术只在利欲上，不在道义上，只是行杂霸，不是行王道。陈亮则反对他的意见，他说：“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妨为一世英雄。”（《引自朱熹《答陈甫同书》）陈亮还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四乾学案》）
叶适也反对程、朱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的说法，并且批评董仲舒的观点。他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现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这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十七）他承认仁义道德是重要的，但光讲仁义道德没有用处，仁义道德必须表现在功利上。
3.第三种观点，义利并重，主要代表是明代的王夫之、颜习斋和清代著名唯物主义者戴震。
王夫之反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认为离开人欲就没理。他说：“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四书训义》卷三）“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四）。
颜习斋更是反对理学家的“义利之辩”。他认为“义中之利，君之所贵也。”并针对汉代董仲舒的体法，巧妙修改了一个字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深刻思想。（《四书正谈》卷一）。
戴震是清代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戴震是一个自然人性论者，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孟子字义疏正》）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仁义礼智都离不开人的物质情欲。他说“理者，存乎欲者也。”“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他认为道德就是“遂欲达情”，道德原则是无私而不是无欲。戴震从理欲统一论出发，尖锐地批判了程朱的理欲对立论，指出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以理杀人”。
以上，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寻觅出有关义利之辩的种种观点。为了脉络清晰，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为了比较分析，我们把每个阶段概括为三种不同的观点。这样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义利之辩的几个特点。
第一，重义轻利思想一直占有统治地位。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学、经学、理学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个思想对于形成中华民族重道德、讲文明的“礼义之邦”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过分强调道德，过分重视封建伦理纲常，轻视物质利益，贬低功利，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克制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生活追求，压抑了人们创造才能。近代中国落后、挨打，除了经济和政治的因素之外，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每当社会动乱，经济萧条的时候，重利轻义的思想就出现了，开始往往是在比较接近下层人民的知识分子中形成这种思想，后来被一些比较开明的统治者接受或采纳。曹操就是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深得统治之术和用人之德的。他的名言“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便是很好的说明。重利轻义的思想对于调动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士兵打仗的积极性，对于封建帝王霸业或王位的建立，都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一旦战争平息，经济繁荣，统治者的地位稳固之后，自然统治阶级就要强调道德，重义轻利了。
第三，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都有片面性，都是从当时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出发的，总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于是就有人提出义利并重的思想，出现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并重几种思想争论和在社会地位上交替沉浮的现象。义利并重的观点克服了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的片面性，比较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物质生活和道德面貌的关系，具有较多的辩证因素和合理成分，在历史上起过较明显的进步作用。但是，它们终归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辩给我们很多启示，它教我们去思考、去分析、去鉴别，同时应该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这些宝贵思想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