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族论文,南岛论文,起源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8；C9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5)03-0085-09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即“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apolynesian)，是 西语民族志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族群概念，是指太平洋西南部群岛地带的土著人 们共同体，主要包括马来人(含台湾高山族)、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波里尼西 亚人等几大族群，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民族文化体系。南岛语族也是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人 类学研究的热点，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种学家乐此不疲。但是，在南岛 语族起源研究的基本“套路”中，存在不少概念、方法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循着“权威 ”指导的方向去搜寻、探索，将一系列谬误不断重复成看似“真理”的多数主张。
一、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语言学方法的漏洞
南岛语族的发现与研究是从语言学开始的，迄今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也 是语言学的方法。实际上，语言学严重地束缚着国际人类学界在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上的 考古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
“南岛语族”本身就是一个语言民族学的识别符号。19世纪中期，在西方人类学家的 “殖民地研究”中就开始关注语言文化特殊的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爪哇等东南亚群岛 一带土著民，并称之为“东印度群岛民(Indonesian)”、“马来群岛民(Malayanesian) ”，即后来所谓的“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人”，巴斯典(A.Bastian)、克鲁伯(A.L.Kroeber)等欧美早期人类学家还分别使用“印度尼西亚文化圈”、“东南亚古文化圈” 的概念。随着亚太殖民地的扩张与大洋洲土著文化的认知，西方人类学家进而发现大洋 洲三大群岛民的语言也属于这个系统，于是统称南岛语族，西语Austronesian即“澳洲 群岛土著民”之意。[1]
南岛语族共同体确认以来，有关该族群起源的研究也都是基于语言学的实践，其中语 言类型学是最基本的方法。戴恩(I.Dyen)采信萨丕尔(E.Sapier)的历史语言学观点，认 为在语言亲缘的族群关系中，语言变异、复杂性程度最高的地区就是该族群的原住地， 在实践中他选用苏瓦迪士(Swadesh)的“基本词汇表”，调查、研究“今南岛语族”的 语言分类，发现台湾、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岛，尤以新几内亚岛语言的总数最多、语言 变异、复杂性程度最高，因而确定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这个理论还直接影响了民 族考古学的实践，张光直、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的南岛语族闽台起源论就是该理 论的一个注脚，这在下文再说。南岛语族起源上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存在明显的方法论缺 陷和学术漏洞：第一，从人文科学的本质上说，民族文化起源研究中单纯的语言学方法 终究只是一种学术假说，脱离了民族学、考古学印证的语言学研究是触摸不到历史文化 “过程”的脉搏的。第二，就分类学本身而言，语言变异的原因很多，萨丕尔关于变异 即原乡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是否适合于南岛语族的起源研究是未知的；不同 民族的语言文化内涵差异很大，苏瓦迪士“基本词汇表”中的200个字汇是否适合于南 岛语的调查、分类也是有疑问的。第三，就语言调查的范围而言，南岛语族居留地是变 动不居的，所谓“今南岛语族”居住的西南太平洋四大群岛地带并不是“南岛语族”自 远古以来稳定不变的“世居”，虽然华南地区已经不是现今“南岛语族”人群的分布区 ，但华南壮侗语族和汉语方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古南岛语的底层因素”，因此语言学 上忽视华南材料的“今南岛语群”研究是很不科学的。[2](P34-40)[3]
“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也被许多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者所乐道。柯恩(H.A.Kern)在1 889年用荷兰文发表的《推定马来—玻利尼西亚语族起源地的最早证据》一文，根据现 代南岛语言中词汇的构成拟测原南岛语，发现古南岛语中包含的动、植物群是热带海岸 地带的环境特征，从而推定“原南岛语族”可能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或印度支那半岛的东 岸，北不超过北回归线，南不超过爪哇，最可能是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20世纪70年 代以来，不少语言学家开展了类似的工作，结论也大致相近。[2](P23-34)[4]柯恩方法 的缺陷在于：第一，史前、上古时期“热带海岸地带”与现代的热带海岸地带不是一个 重叠的区域，全球气候变化是第四纪环境变迁的常见现象，至少全新世初、中期就有若 干次的气候转暖、气候带的北移，因此语言古生物学发现的“原南岛语族”居住的“史 前热带海岸地带”，正好应该包括华南大陆沿海在内。第二，“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赖 以调查、分析的语言学材料仍是“今南岛语”，缺乏华南这一不可或缺的空间材料。基 于华南大陆壮侗语族与汉语闽粤方言中共存“古南岛语底层因素”的事实，原、今南岛 语族都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一体”的土著文化体系，即便“今南岛语族”不同族群的 空间分布中环境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从不同空间范围内的“今南岛语”或“南岛语底层 因素”中完全可以拟测出“原南岛语族”不同支系的不同生存环境。因此，语言学古生 物学重建已经消亡的“原南岛语族”历史，可信度也是有限的。
由于语言学在南岛语族调查研究上的主观缺陷，造成了南岛语族起源地不能超越东南 亚的群岛和半岛的假象，这对南岛语族起源、族群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十分深 刻的、负面的影响。比如在台湾原住民起源的问题上，日据时期的鸟居龙藏、宫本延人 等都曾提出台湾原住民“南来”的看法，主张高山族在种族上属于南方蒙古人种的原马 来人系，语言上属于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文化特质上属于印度尼西亚文化群，由此可 以说他们系由东南亚北上而移住于台湾者。[5][6](P19)“鸟居龙藏博士在日据当初认 为台湾土著民族及史前时代文化皆为马来语系的这一论断，深刻地影响了日据时期的台 湾研究，加以台湾土著民族正好在目前‘南岛语族’地理分布的最北边缘，使得大多数 学者都只注意由南而来的民族及文化的移动，而忽略了与台湾最为靠近的大陆之关系。 ”[7]
不过，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语言学的南岛语族东南亚起源论就已经受到了考古发现 与研究的质疑。美国人拜雅(H.O.Beyer)长期坚持菲律宾群岛的史前考古，在1948年结 集出版的《菲律宾与东亚考古》一书中就初步阐述了东亚大陆与太平洋群岛土著文化的 空间联系。他主要依托石器形态的类型学研究，重建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大洋洲群岛土 著文化的联系，特别关注石锛的不同形态及其时空分布，认为最初原始型的有柄石锛发 现于华南大陆和台湾，传到吕宋岛发展成高级型的菲律宾式的有段石锛，最后才传播、 发展为夏威夷和东波里尼西亚的型式。[8]同时期的奥地利海因·戈尔登(R.Heine
Geldern)也根据中国和波里尼西亚都有有段石锛的事实推断大洋洲的古文化有些是起源 于中国的，主张东南亚史前文化和种族来源的北来说，认为新石器时代便有一种使用澳 亚语(Austroasiatic speech)而体质上属于蒙古利亚的民族，迁移到了印度支那、华南 大陆沿海、台湾、菲律宾、苏拉威西。[9]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日据台湾后期的日 本文人也都承认台湾原住民与东亚大陆密切关系的客观事实，金关丈夫在《论台湾先史 时代之北方文化的影响》中指出，台湾史前文化中不但有浓厚的大陆北方文化要素，而 且所谓“南方要素”中也有许多是经由中国大陆沿海地方传入台湾的。[7]鹿野忠雄也 在《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层》中总论了台湾史前文化发展的七个“文化层”，认为前四 个文化层属于大陆系统，后三个文化层则分别源自中南半岛再经由菲律宾诸岛北上的； “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底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此种文化曾有数度波及于台湾；其次，又受 印度支那混有青 铜器、铁器等之金石并用文化的影响；而最后，则从菲岛传入铁器文 化。”[10]近年来，“台独”文人又重新拾起“台湾原住民 = 南岛语族 = 南来”这一 源于语言学缺陷的、早为中外学术所否定的定式为至宝，作为渲染“台湾民族独立论” 的主要依据[6]，从学术反动走向了政治反动。
二、南岛语族“闽台起源说”的缺陷
除了单纯语言学框架下的南岛语族东南亚起源论外，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最具代表性的 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还是在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科际整合”的旗号下出炉的“闽 台起源说”。张光直、格雷斯(G.Grace)与索尔海姆(W.G.Solheim)等就将考古学与语言 学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华南与太平洋群岛之间土著居民迁徙的路线、年代，将华南 的绳纹陶文化与“南岛语族”祖先联系起来。[11](P359-406)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更明确地论述“南岛语族”从华南的台湾到大洋洲的扩张史，即距今5000年 以前从以闽台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海岸出发，5000-3000年间扩张到东南亚群岛，3000-10 00年间传播到太平洋群岛。[4]在汉语学术圈，代表作是张光直先生的《中国东南海岸 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台湾土著各族所操的南岛系统语言彼此差异很大 ，语族分群众多，表明这些南岛语言在台湾的历史比较古老，台湾史前文化比较完整的 谱系已经建立，土著文化具有长久的连续性，直到明郑时代，而在这一连续的史前文化 体系中时代最早、分布广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大坌坑文化，因此大坌坑文化就是台湾 南岛语族的祖先，也是整个原南岛语族老家的一部分。同时，还以大坌坑文化的三个具 体特征(如贝齿印纹的绳纹陶、小型石器与树皮布棒、水边小聚落等)去衡量大陆东南的 史前文化，将福建沿海的富国墩类型视为大坌坑文化的同类，由此将“南岛语族”最早 的源头指向闽台两岸的这两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绳纹陶文化。[4]张先生的论述对近年 华裔学者的“南岛语族”研究有很深刻的影响，他们一般都主张将大坌坑文化在闽粤沿 海的起源及台湾新石器文化向东南亚群岛的扩散，作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传播的主要 学术方向。台湾“中研院”许木柱主持的基因研究项目，也通过对包括台湾、东南亚、 大洋州南岛语族人群DNA序列的“群聚性”研究，发现台湾和菲律宾自成一个群聚，尤 其是台湾的排湾族与东南亚、大洋洲南岛语族的基因序列相近，由此得出太平洋区的南 岛语族是从台湾扩散出去的推论。[13]
南岛语族的“闽台起源说”实际上只是以闽台地区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材料解释前述戴 恩南岛语族语言分类学调查、研究的一种具体看法。他们的主要依据有两条：其一是台 湾的土著语言变异最大、因而是原南岛语的发生地；其二是大坌坑文化是这个原南岛语 发生的岛地中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因此大坌坑文化及“延伸”的富国墩类型就是原南 岛语族老家。将历史语言学的“发现”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实际上是给考古学的研 究设置了一个“圈套”，考古学成为语言学的傀儡，“闽台说”并没有突破前述单纯语 言分类学的窠臼。所谓考古学的“论证”只是找到了台湾南岛文化的源头，指出了语言 学家所谓的最古老的“南岛语族”文化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并没有为语言分类学所谓的 “台湾南岛语族文化就是整个南岛语族最古老文化”的“发现”提供考古学的佐证。令 人遗憾的是，迄今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上的学术主流并没有认识到考古学在这一理论中 的傀儡角色，在探索南岛语族文化起源时，主观上不愿摆脱闽台沿海新石器文化的空间 局限。
南岛语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族群文化体系，原南岛语族的考古学文化也应是一种 土著文化体系，而不应在逻辑上将“原南岛语族”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作“同一”的假设 。“闽台说”虽然也将“南岛语族”的老家延伸到了海峡对岸的大陆沿海，但以大坌坑 文化的一些具体特征去衡量大陆东南的史前文化，将“原南岛语族”文化体系的一个环 节等同于这个复杂多样的文化体系，认为大陆上与大坌坑文化同类的只有福建沿海的富 国墩类型，大坌坑与富国墩为同一文化的两个类型，因此将南岛语族在“华南”的起源 地局限在闽台沿海，排除了向西两广和越南沿海、向北浙江沿海的可能性，与东南土著 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格局不相吻合。
在东南地区史前、上古土著文化的统一性问题上，我国民族史学界主要围绕“百越民 族”的文化源流和统一性、多样性的内在结构，重建广泛分布于长江下游以南沿海地带 、自史前到周汉间、不同于中原华夏系统的土著的“百越民族史”。[14][15]如果将百 越及其先民文化的统一性放在整个东亚地区上古民族文化空间分布的宏观角度考察，其 地域文化特征、尤其是不同于中原华夏的文化史地位就更凸现了。百越的民族文化特征 几乎全部在台湾高山族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中表现出来，因此南岛语族系统的台湾高山族 先民也被看成百越系统的一个成员。换句话说，不但中国东南大陆的上古百越各民族是 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其与台湾、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群岛地带的南岛语族之间也绝非 两个系统的民族文化。
从考古学上看，“百越—南岛”统一性的民族史蓝图更为明确，尤其是新石器、青铜 器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南土著民族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更具体地表现在印纹陶文 化上。印纹陶文化是指广泛集中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印纹陶遗 存共出为特征的、多时空的考古学文化体系，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16][17] [18]我们主张因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印纹陶文化各区系间的内涵并非整齐划一、平 行等同的，江南湖网平原、沿海丘陵山地、海岛三个地带、多区系而一体的土著因素由 北往南、由内陆向海洋递次增长。[19](P63-81)以陶器群内涵的构成为例，三个地带自 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形成了以圜底、圈足器为根本特征的土著文化传统。即便在最靠近华 夏的江南湖网平原地带，早期文化中土著器群比较单纯，以三足、袋足器具为代表的来 自中原北方文化系统的文化影响非常少，虽然在龙山、三代以后南来的文化影响加强、 三足和袋足器具有递增之势，但以圜底、圈足器为代表的土著器群始终是该地带文化的 主体特征。在武夷山—南岭以东、以南的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地带诸时空文化中，土著器 群的组合表现得更为彻底，虽然在龙山、三代受到中原北方系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渗透和 影响，但这些南来因素从未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体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所以直到周汉时 代在东南两越考古学文化遗存中三足、袋足器具仍是十分稀罕的。在台湾等岛屿地带， 圜底、圈足器为代表的土著文化更为封闭，新石器文化诸区系的陶器群一直是东南土著 系统，在持续发展到近代的高山族各支系的原始制陶文化还只是东南系统的圜底、圈足 器，与上古闽、粤地带的土著文化器群一脉相承。这个百越系统的土著考古文化体系同 样延伸到了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史前、古代文化中，菲律宾、印尼史前文化陶器的总体上 也以圜底器为主、部分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具，器类单一，罐或釜、钵是主要的形态， 大洋洲新石器时代代表性的拉皮塔(Lapita)文化中，磨光红衣、戳印V形、齿形和几何 纹带的釜、壶、盘、碗等一群陶器同样显露出上述华南陶器群浓重的土著韵味。[20]
就是说，南岛语族的东南亚、大洋洲史前文化与整个百越系统的华南史前、上古文化 同属于一个系统，南岛语族“闽台起源论”割裂了包括闽台在内的整个百越，乃至南岛 系统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不符合东南土著文化史的客观事实。
三、南岛语族“扩张征服论”的困惑
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还有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几乎达成共识的“扩张征服论”。该 理论仍然受到语言学研究的束缚，主要依据语言古生物学家“拟测”的“原南岛语”的 环境与文化成分，提出南岛语族是天生“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的”、“制陶的”民 族。于是主张现今东南亚、大洋洲南岛语族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种族扩张、传播与替代 的结果，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原住采集—狩猎的人群无关，是一群新的、 外来文化的入侵与征服。彼得·贝尔伍德说，最古老的“南岛语族”人群是台湾土著， 他们是天生的农耕、海洋生计、木作房屋、磨制石器和制陶人群，他们由台湾向南扩散 到菲律宾、印尼群岛和大洋洲。“(1)操南岛语的人群在向印尼—马来群岛扩张的过程 中，带来了成熟的农耕经济、制陶技术和单边刃的石锛，编织也是与农耕共存的海、陆 渔猎中所不可缺少的。(2)虽然群岛上的前南岛语族的人群已经使用了磨刃石斧和贝锛 ，但他们没有制造陶器；虽然他们毫无疑问地开发了许多块根植物和果蔬，这些植物和 果蔬也都是南岛语族主要的栽培物，但前南岛语族人群并没有系统栽培这些果蔬和植物 。如果他们栽培了，那么迄今东南亚主要群岛上的非南岛语族和非蒙古人群的人口一定 比现在要多得多。(3)在南岛语族扩张的过程中，非南岛语族的采集狩猎者呈人数递减 的趋势残存着，期间在新几内亚高地独立发生了栽培谷类以外植物的农耕经济，所以新 几内亚岛上的南岛语族只分布于沿海。(4)在南岛语族向南扩张至大洋洲的过程中，南 岛语族人群的经济模式仅仅传播了若干纬度，有不少区域性的生态适应模式。在东印尼 群岛，谷类栽培就被块根植物和果蔬栽培所取代，一些人群更是在海、陆渔猎经济的轨 道上发展而远离农耕。(5)在公元前500至公元500年间，群岛的文化融入了更广泛的东 亚和南亚互动圈中，该阶段的主要发展是冶金、可能的家畜和水牛蓄养、某些地方(北 吕宋、爪哇、巴厘岛)出现梯田和灌溉农业。与印度和中国文明的接触也在该阶段开始 。”[21](P201-202)夏威夷大学的戈尔曼(C.F.Gorman)也在泰国仙人洞中石器时代的“ 和平文化”遗址发掘后主张，“后和平”阶段的磨制技术和制陶是外来引进的新石器文 化因素，这些以低地稻作农耕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是存在于其他地方的发达文化，“到 了公元前6500年左右，一种新的工艺组合传入了东南亚，或者在东南亚发展起来。”[2 2]“扩张征服论”是南岛语族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基础理论，张光直先生在台湾寻找最古 老的南岛语族文化时，只关心“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即大坌坑文化，而无视更早 的旧石器时代长滨文化的存在，就是以这个理论为预设前提的。
南岛语族是亚洲东南亚至大洋洲海洋地带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共同体，是这一地区史 前至历史时代民族文化长期互动、融合的产物，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上的“扩张征服论” 以语言学的“拟测”束缚考古学的发现，有悖于华南、东南亚、大洋洲史前考古学文化 发展、变化的基本事实。
一方面，“扩张征服论”割断了亚洲东南至大洋洲广阔海洋地带间史前考古学文化延 续发展、内在演化的客观进程。以和县猿人—爪哇猿人种族共性和砾石石器工业为代表 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土著人文共同体在中更新世以来就已形成，并在几十万年的远古人 文发展进程中延续不断，万年前后该区域以华南山洞和东南亚“和平文化”的介壳堆积 中带穿孔、磨刃并不同程度共出小石片石器的中石器文化，确切无误地、一脉相承地继 承了旧石器时代本土砾石石器文化的传统。而且，万年前后的中石器文化共同体中也已 经准确无误地孕育了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新石器时代定居、农耕文化的代表性因素，如作 为新石器时代石器工业根本的磨制、穿孔技术就是率先出现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土著 中石器文化层中的，新石器时代最初的制陶技术也往往率先出现于华南山洞和“和平文 化”的介壳堆积的上层即同一洞穴聚落。换句话说，以磨制石器、农耕、制陶等为特征 的南岛语族实际上就是地地道道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源远流长的土著 人文共同体的延续。这就是贝尔伍德难于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东南亚的前南岛人群已经出 现了磨刃石器和贝锛的原因。不可否认，史前时代区域人文的传播、融合对于文化变迁 、文化更新的作用，但这一传播论的文化史过程不能完全排斥演化论的文化史过程。从 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史前考古学文化延续性的客观事实来说，南岛语族人群在这一广阔区 域内具有深厚的土著根基，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就是这一土著人文共同体发展进程的一个 重要阶段，“南岛语族”不可能是单纯的外来人群在东南亚、大洋洲地带的传播者与征 服者。考古学家在越南红河三角洲中石器时代的“和平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 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两文化墓葬中的死者遗骸都属于美拉尼西亚种族和印度尼 西亚种族(即马来人种)，也就是南岛语族，可见南岛语族先民在这个地区自远古以来的 源远流长。[23]
另一方面，将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上的语言学成果作为考古学探索预设的前提，将语言 学家“拟测”的“原南岛语族”人文特征作为探索“原南岛语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定 义、标准和概念，如将稻作农耕、磨制石器、低地定居等视为“南岛语族”排他的人文 特征，忽视了历史与现实的变迁关系，也将“南岛语族”复杂的文化构成简单化了。贝 尔伍德等考古学家对待语言学成果的做法，已经将考古学置于语言学“附庸”的地位， 而不是学术研究中的“科际整合”。由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上单纯语言学不可否认 的局限性，即限定在所谓“今南岛语族”人群活动的东南亚、大洋洲空间范围内寻找“ 原南岛语族”的活动空间，限定在“今南岛语族”的语言成分中“拟测”“原南岛语族 ”的人文构成，都忽视了从历史到现实的文化变迁关系。从现实的民族志材料来说，虽 然所谓的“南岛语族”人群局限于东南亚、大洋洲岛等地，但南岛语族文化因素的积淀 在华南大陆土著与汉人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说明这一地区虽已不是“南岛语族”的聚 居区，但确是“原南岛语族”的重要活动区，不能被排除在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南岛语 族”起源研究的多学科实践中。南岛语族的人文是复杂多样而不是单纯排他的，如稻作 农耕并不是所有南岛语族的主流经济形态，块根植物和果蔬类的园艺农业、广谱采集渔 猎等多样的经济生活手段都是南岛语族现实人文中不可或缺的内涵。从考古学文化内涵 看，亚洲东南至大洋洲海洋地带间的史前土著人们共同体与南岛语族人文间既是延续发 展，又存在文化的变迁。今南岛语族的许多人文内涵既是历史过程的积淀，也是区域人 文演化的结果，磨制等新石器、单斜刃的石锛、稻作农耕等并非历史上南岛语族不同阶 段一成不变的人文形态，不可以“今南岛语族”人文现状为“尺度”去衡量史前的“原 南岛语族”存在与否。换句话说，亚洲东南至大洋洲间史前(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 各阶段)土著与现实南岛语族间的人文差距，主要是同一土著人文共同体内在文化演化 、变迁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化的文化传播、人群征服与替代的问题。
因此，南岛语族的起源是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广阔地域内自远古以来复杂的土著民族文 化演化进程的一个环节，并不是新石器时代由台湾出发向南经菲律宾、印尼、大洋洲的 “远征史”。
四、南岛—百越研究中的视角反向
“南岛语族”是近、现代西方民族学上使用的一个族群概念，是西方航海家闯入南海 、太平洋和西方民族学家关注西南太平洋群岛土著之后，出现于西语民族志文献的。“ 百越”是汉文史籍对周汉时期活动于中国东南方的土著民族的概称，“扬汉之南，百越 之际”大致包括了“句吴”、“于越”、“闽越”、“东瓯(越)”、“南越”、“西瓯 与骆越”、“干越”、“扬越”等先后割据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土著王国“文明”。民族 史学上“百越先民”或“百越文化”的时空更为宽泛，一般是指东南地区自史前、上古 到秦汉间不同阶段的土著人群。[14][15]民族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史前、上古中国东南 的“百越先民”与东南亚、大洋洲“南岛语族”，实际上是一个土著文化体系。[1][24 ][25]
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百越先民”与“南岛语族”在中、西学术上长期 分述。我国学者主要局限在中国民族史的学术框架中探讨中国东南大陆的上古百越及其 向海洋扩散、传播的移植史，可谓“从陆地看海洋”。而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欧美、澳洲等国际民族、考古学界，主要基于着眼于“今南岛语族”人群的语言学视野，局限在东南亚与太平洋群岛范围内探索“原南岛语族”问题，是“从海洋看陆地”。中国学者“百越视野”和西方学者“南岛视野”间视角反向，学术隔阂。
20世纪的中国东南民族史学者主要围绕“百越”的文化源流和内在族群结构进行了系 统的复原研究，重建长江下游以南沿海地带、自史前到周汉间、不同于中原华夏系统的 土著的“百越民族史”。[14][26]林惠祥教授是“百越”视野的主要创立者，他的导师 拜雅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林教授在华南、东南亚民族史与考古学上的研究，而且锁定了 从“百越看南岛”即华南百越民族史立场观察、研究台湾原住民与马来民族起源的学术 视野。20世纪30年代以来，林教授就关注到华南、台湾、东南亚、太平洋群岛间新石器 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不同于华北、“有段石锛”在中国东南发 生传于台湾、菲律宾以至玻里尼西亚诸岛，并指出华南的百越就是居留在大陆上的古代 马来人，即所谓“原马来人”，华南大陆为马来人的起源地。[27][28]
与林先生的论述大致同时，徐松石、凌纯声先生的百越民族史学术立场也非常鲜明。 徐先生在《粤江流域民族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等著 作中，也阐明了“马来族的前身是大越族。浙江江苏福建乃他们最初居住的地方”。“ 楚威王击杀越王无疆，越族分散于江南海上”，“大越移民大批乘船出海，漂流到苏门 答腊去。”将华南土著向东南亚的迁徙一概归结为楚越战争、越族散流到江南海上。[2 9][30][31]凌先生创建的环南中国海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理论，对东亚大陆、东南 亚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的古代文化进行分区、分层的研究，确立了印度文化、汉藏语 族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洋文化等相继传入之前，该广阔地带的基层文化为代表的土著 文圈。他还从中国民族史的立场认识南岛民族，将南岛系作为中国民族五个系统之一的 东南系统，将华南民族志上的台湾高山族、海南岛黎族、西南洞僚群的仡佬水家、土僚 民家等纳入南岛系。[1][24][25]
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土著民族关系史及东南亚、太平洋土著(南岛语族)关系的研究 基本上是沿着林惠祥、凌纯声、徐松石等这些前辈学者的“百越”视野展开的。厦门大 学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士成等先生的成果就是他们的导师林惠祥教授学术的延 伸和发展，《百越民族史》在“越族与东南亚民族的关系”方面，认为“早在新石器时 代后期，百越民族的先民文化和东南亚各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后来， 越族曾数次南迁，特别是我国东南地区的越族，从中国大陆经台湾南迁进入菲律宾等地 ；在西南和南方的越族，也南迁进入印度支那等地。南迁的越族和当地土著一起，融合 发展成为现在的东南亚民族。”[14]
“南岛语族”是16世纪以来欧洲航海家开辟远东航路、闯入南海后遭遇到的最重要的 土著人群，南岛语族的学术研究与欧美世界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格局密切相关，这是欧 美主导的南岛语族研究局限在东南亚、大洋洲的主要原因。在欧美人文学术史上，南岛 语族起源研究除了前述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主导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空间 的局限和学术视野的定向，他们几乎局限于东南亚、大洋洲群岛的所谓“今南岛语族” 人群的社会文化，从这群主观定位的“今南岛语族”人群的角度去探索南岛语族的起源 ，去观察南岛语族的周邻关系。
戴恩的南岛语言类型学研究仅及东台湾、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和大洋洲群岛等所谓 “今南岛语”分布区，而忽视了实际上与原南岛语有直接源流关系的岭南壮侗语族和华 南汉语方言的材料。暂且不论戴恩所信的语言分类学是否可靠、是否适合于南岛语族的 历史研究，假如他的研究能触及语言变异、复杂性程度不亚于台湾原住民的华南民族语 言(含汉语方言)的话，他的南岛语族源流史理论很可能要重新撰写。柯恩等人的语言古 生物学研究也是如此，同样暂且不论该方法的可信性程度以及更新世末期以来全球气温 变化、温度带南北移动的地球环境变迁史，假如他们的研究包括了与南岛语族本就是一 个系统的华南民族语言材料，而且考虑到历史与现实中的南岛语族跨越的地域广阔、生 存环境差异大、文化内涵复杂多样的事实，那么依据“今南岛语”“拟测”史前期原南 岛语族的生存环境的研究结论同样就应该重新撰写。
由于张光直、贝尔伍德等先生的民族语言学、考古学的“科际整合”实际上是考古学 充当语言分类学的傀儡，暂且不论这个傀儡角色是否合理，仅就他们所信的南岛语族语 言分类学研究离不开西方学者所谓的“今南岛”视野而言，问题也同样存在。假如他们 语言分类学研究考虑到华南地区复杂的民族语言现状，完全有可能失去“台湾是南岛原 乡”的论证前提，而得出“华南大陆是南岛原乡”的结论。那么，大坌坑文化是否台湾 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富国墩类型是否与大坌坑文化同类?这些问题就都无关紧要了，因 为几乎华南大陆各省都发现有较大坌坑文化、富国墩类型更古老的新石器文化形态，作 为语言学傀儡的考古学至少也应关注华南大陆的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而不应局限 于闽台一隅了。
总之，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史学者在探索东南亚土著民族的关系与起源时，几乎 都站在百越民族的视野上，充满华南大陆向海洋单线传播、扩散的观点。而西方人文学 者的南岛视野同样局限于所谓“今南岛”人群，仅仅从台湾、东南亚群岛、大洋洲三大 群岛土著民族志的调查入手，去研究“原南岛”的起源。由于中外学术的隔阂，客观上 形成了“各说各话”的尴尬局面，制约了亚澳海洋地带土著民族史探索的广度和深度。 在这个视角反向的学术形势下，我们忽视了两个重要的民族考古学课题：华南至东南亚 、大洋洲考古学文化的系统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要思考的是古百越先民与原南岛语族的 文化关系；华南至东南、大洋洲土著民族志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要思考的是华南百越 后裔族群与所谓“今南岛语族”的民族学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