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综合感知及差异分析——以陕西韩城党家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城论文,旅游地论文,陕西论文,为例论文,家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5（2006）—06—0052—07
中国古村落以其特有的人文空间、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现今旅游开发的热点。但是，目前古村落的旅游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政府往往偏重于对一些古建筑的修复和保护，复原文物古迹和开发其他相关景点[1]，而忽视了生活其中的居民对古村落进行旅游开发和古村落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和反映。古村落作为一种文化旅游资源，是与其村民的生产生活分不开的。进行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调查分析，了解村民对旅游开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感知，有助于政府了解旅游影响、减少旅游者和居民的矛盾冲突。艾普（Ap，1992）认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态度有可能成为成功开发、营销、运作现有和未来旅游项目的一个重要的规划和政策因素[2]。
国内关于古村落旅游活动的研究多集中于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3—7]，而关于北方汉族古村落旅游地的研究较少见到。并且其研究集中于旅游对当地社区的文化影响[8—10]，综合感知研究较少。本文以位于关中地区的韩城党家村为对象，采用问卷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旅游地居民进行了调查，力图对北方汉族聚居地古村落的旅游开发和当地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目前用来解释旅游影响和居民感知的理论主要有旅游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旅游容量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依附理论等[11,12]。 根据在巴巴多斯和加拿大安大略的尼亚加拉湖区的案例调查，多克塞（Doxey，1975）认为，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经历了从开始的欢欣（Euphoria），到冷漠（Apathy）、恼怒（Annoyance），直至对抗（Antagonism）的一系列阶段。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根据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可划分为不同阶段：即融洽阶段、冷漠阶段、恼怒阶段和对抗阶段[13]。社会交换理论解释了居民个人获利与其对经济发展感知之间的关系，成为解释居民感知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14]。
一、区域背景
党家村位于陕西韩城市区东北9公里，东临黄河直线3公里，泌水河谷北岸。党家村村落居于南北有塬（塬高35米左右）、东西走向呈“葫芦”状的狭长形沟谷之中，海拔为400—460米。村南有泌水绕行，形成依塬傍水之势。因地势较低，俗称“党家圪崂”[15]。党家村现存125座明清四合院，总建筑面积达4.2万平方米，是国内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的明清建筑村寨。近年来，各国古建筑专家先后来党家村考察，称该村是我国北方古代传统民居建筑的一颗璀璨明珠。日本建筑专家赞其为“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英国皇家建筑学会查理教授参观后更是感慨地说：“世界建筑文化在中国，中国民居建筑在韩城。”党家村的民居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党家村以其独特的民居建筑、浓郁古朴的民风、深厚的文化底蕴、悠远深邃的空间意象吸引着海内外的旅游者。党家村的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年接待游客5—6万人次。党家村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旅游地类型以及其尚处于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使以其为例的居民感知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调查方法
本项研究采取实地问卷调查与现场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问卷共设计被调查居民基本背景、居民旅游业相关性、居民旅游感知等3大类38项。 其中居民旅游感知包括文化感知（10项）、旅游经济感知（8项）、旅游环境感知（7项）、旅游总体感知（3项）等4小类共28项。调查表中列出的多项旅游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观点，要求受调查居民按5—1等级方法表明对调查表所列观点的感知。调查时间为2006年5月2日至5月6日。调查方式是将问卷发到居民家中，现场填写、现场访谈、现场回收，通过这种方式调查效果良好，共获得有效问卷86份，同时通过与居民的访谈，获得了许多问卷未涉及的旅游感知信息。
三、结果分析
1.样本分析
回收86份有效问卷，用SPSS、EXCEL软件进行了统计（见表1）。此次调查共涉及86户，党家村党、贾两族约320户，样本占总体的27％，并且涉及到了典型户、典型人的调查，因此可信度较高。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占47.7％，女性占52.3％。男女性别比结构与党家村居民性别构成基本吻合。被调查对象中在党家村居住10年以上、20年以下的占20.9％，20年以上的占70.9％。总体样本中51.2％的被调查对象直接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45.3％的被调查者的家人或朋友中有人直接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统计得到的被调查对象的背景材料，符合此项抽样调查样本量设计技术的基本要求，也符合党家村居民人口的基本构成特征以及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因而保障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2.居民的文化感知
旅游者因其文化背景的不同，在旅游目的地游览、观光以及与当地居民的交际活动中会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党家村居民对旅游文化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平均值都在3.00以上，其中有4项在4.00以上；而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平均值都在3.00以下（见表2）。
居民的文化感知具体表现如下：
（1）在访谈中得知，居民认为游客多是外地人，所以会说普通话很重要。81.4％的居民对“我与游客交谈会使用普通话”持赞成态度，其中，25.6％的被调查者持非常赞成态度。这表明当地居民愿意更好的与旅游者进行交流，乐于与旅游者接触。
（2）被调查者对游客的衣着打扮、消费习惯持非常赞同的占3.5％，持赞同的占38.4％。这表明，已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受到游客行为方式的影响，乐意追求游客的生活方式。而至于百分比不超过半数，则与党家村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旅游示范效应”还不够明显有关。
（3）“旅游有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以及促进地方文化的延续和发扬”的调查显示：59.3％的居民持非常赞成态度，40.7％的居民持赞成态度，其众数都为5，表明了其正向感知的相对一致性与强烈性，以及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问及是否会表演和是否愿参加当地的民俗表演时，党家村居民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很乐于参加类似活动，而且，党家村素有“百面鼓、百面锣”“家家会演、人人能跳”的传统。因此，民俗文化应是党家村旅游开发的一个重点项目。
（4）95.3％的被调查者对“旅游有利于提高受教育意识和文化水平”持赞成态度，其中40.7％的居民持非常赞成态度，他们认为旅游不仅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受教育意识，还有利于居民学习外来文化。其众数为4，表明了居民对其正向感知相对强烈。
（5）“旅游使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的调查显示：77.9％的居民认为旅游明显的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95％以上的居民对这种生活方式与习惯的改变持接受与适应的态度，只有极个别的居民认为旅游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破坏了原有的宁静的生活氛围。此项调查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居民对游客的好客程度。另外，48.8％的居民认为“不会因迎合游客而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和习惯”，36.6％的居民持中立态度，只有15.1％的居民认为自己会因游客的偏好而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和习惯。这说明旅游对党家村的饮食结构和习惯影响较小，这可能是由于当地居民的饮食结构和习惯与其所居住的环境，包括气候、土壤、物产、风俗有关。这种客观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他们的饮食结构和习惯不会轻易的随着外来文化或主观意识的改变而改变。
（6）对于旅游的负面影响——“旅游削弱了邻里关系”“犯罪现象较以前有所上升”，居民的感知较弱，前者的众数为2，59.3％的居民不赞成该说法，持赞成态度仅有14％，后者的众数为1，65％的居民对此持反对态度，其中44.2％的居民持极不赞成态度。持赞成态度的居民在访谈中也只是认为犯罪现象会偶有发生。探其原因有二：一是党家村素来民风淳朴，家训甚严，村民的不良行为很少；二是党家村的旅游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经济效益不明显，因此冲突亦不明显。
3.居民的经济感知
旅游业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效应会使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地产生经济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古村落居民对旅游业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强烈，平均值都达到了3.00以上（见表3）。
居民的经济感知具体表现为：
（1）96.5％的居民认为发展旅游促进了当地经济，50％的居民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74.4％的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促进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2）在调查中，只有20.9％的居民对“我觉得旅游使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持赞成态度，而68.7％的居民持反对态度，这说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改善的同时并未造成明显的物价上涨，这对保障居民支持与积极参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调查还显示，44.2％的居民认为外地来本地务工的人员有所增加，这体现了与旅游增加就业机会的一致性，但是，有58.2％的居民认为外出打工的人并未减少，这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以及旅游开发程度有关。调查显示，旅游开发前，当地居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副业为主农业为辅，占调查总数的48.8％，外出打工者较多，旅游开发后，单纯依靠农业收入的居民比例由22.1％降至3.5％，53.5％的居民仍以副业为主农业为辅（见表1）。这说明旅游业对当地的产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处于开发初期，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比重较小（81.4％的居民表明旅游收入只占其年总收入的两成以下，甚至更少），因此产业结构总体变化不大，男性居民多外出打工，女性在家进行不同程度的旅游经营。
（4）“旅游只使少数人受益”的调查显示，居民对此项的感知比较明显，平均值为3.34，众数为4。62.8％的居民对此观点持赞成态度。这说明受各种因素如居住条件、与旅游中心距离的远近、自身文化程度及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居民在参与机会和程度上存在着不均衡现象，由此产生了旅游收益的不均衡。
4.居民的环境感知
旅游的环境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对社区的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影响到社区居民自身的环境意识。表4显示，83.7％的居民不仅自己不破坏环境，而且看到别人有破坏行为还会主动制止，93.0％的居民认为周围环境对当地的民居建筑很重要。这说明旅游使当地的居民有了很强的保护意识。虽然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居民都能自觉维护自己的居住区及其周围的环境卫生，加上村里有专人对垃圾进行收集和处理，旅游并未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居民对“旅游使当地的环境质量下降”、“旅游垃圾很多，很难处理”等感知较弱。在旅游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关系上，居民对经济效益的感知较明显，平均值为3.02，但其众数却为2，主要因为由于旅游对当地的环境没有产生不良影响，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还促进了当地环境的改善，因此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的经济影响与环境影响不存在冲突。而又因为居民普遍认为旅游对当地的经济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对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尤其认同。
5.居民的旅游总体感知
调查统计数据表明党家村居民对当地旅游业现状持满意态度的占25.5％，40％的居民认为还可以，26.7％的居民对当地的旅游业现状不满意，认为其开发深度不够，旅游项目单一，当地的文化内涵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从访谈中发现居民对当地的旅游业寄有很大的希望，他们都觉得旅游为当地带来了生机，对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仅有7.0％的居民认为应控制游客数量。这表明党家村居民对旅游的影响基本持积极态度，按照多克塞（Doxey，1975）的旅游发展阶段理论， 党家村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处于“融洽”阶段。
6.居民特征与旅游感知差异分析
旅游地居民的特征差异及其距旅游中心的远近、以及与旅游业关系的密切程度的不同，都有可能使其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产生差异。本文从居民的性别、年龄、居住时间、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以及距旅游中心的远近、与旅游业关系的密切程度等方面，通过SPSS软件的Crosst abulation功能模块分析，构建旅游感知差异分析模型，探讨不同特征居民群体间的旅游感知差异。G＝∑PiNij／∑Nij[1]，式中G表示某种旅游感知强度的平均值；Pi表示某类居民持i种观点的得分，即Pi＝5、4、3、2、1；Nij表示某类居民对问题项j持i种观点的人数。分析表明：
（1）不同性别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文化、 经济与环境的总体感知差异不明显。男性与女性旅游感知的平均值分别为3.38和3.47。正向感知强烈，但在对旅游的态度和旅游使其找到致富门径的感知上差异较明显，男性居民对其感知强度的平均值分别为2.76、2.93，而女性则为3.29、3.67。这主要是因为党家村的旅游发展程度不高，社区经济对旅游的依赖性不强，男性居民多外出打工，女性在家进行不同程度的旅游经营，因多为家庭妇女，其感知到的多为旅游的积极影响。
（2）不同年龄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差异亦不明显。按表1中年龄段的划分，3个年龄段对应的旅游感知强度的平均值分别为3.41、3.44、3.39， 中青年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较老年居民强。对于旅游的负面影响，45岁以上的居民感知普遍较弱，25岁以下的居民则多认为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治安，其负面感知值为2.67。
（3）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强度差异比较明显。 在旅游文化影响的感知上呈现出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其旅游感知强度不断增强的趋势。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或大专以上等4个层次的居民的旅游文化感知平均值分别为3.40、3.56、3.59、3.71，而在旅游经济和环境影响的感知上却呈现出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强度逐渐减弱的趋势，其平均值分别为4.68、3.36、3.28、3.27和3.51、3.44、2.97、2.8。在访谈中得知，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旅游的文化影响感知都较为强烈，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则认为党家村作为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内在价值还未被深度的挖掘和开发，因此对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感知较弱。
（4）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旅游感知强度也表现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其旅游感知的强度逐渐增强。低收入（400元／月以下）、中收入（400—600，600—800元／月）以及高收入（800元／月以上）居民的旅游感知强度分别为3.45、3.46、3.41、3.54。
（5）距旅游中心远近的不同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旅游感知强度。 调查显示，在老区居住的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强度要明显高于已搬入新区的居民，其平均值分别为3.52和3.21。而老区中沿旅游中心线路居住或距其较近的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强度又明显高于距旅游中心线路较远的居民，其平均值分别为3.21和3.04。
（6）居民与旅游业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同也直接影响着居民旅游感知的强度。 分析表明，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的即直接从事旅游工作的居民对旅游业的正向感知强于那些不从事旅游工作的居民，其旅游强度感知的平均值分别为3.44和3.21。另外，家庭或朋友中有参与旅游工作的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更趋于支持。
四、结语
古村落属于相对封闭的人文空间，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其社会、文化、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而对居民感知的研究则有利于政府了解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从而使其成为进行旅游规划以及制定旅游营销策略的依据和参考。
从调查统计结果来看，党家村居民总体上对旅游的正面感知强烈，负面感知较弱，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的支持态度。按照多克塞（Doxey，1975）的旅游发展阶段理论，在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居民的正向感知明显强于负面感知，说明党家村的旅游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党家村的旅游虽然起步较早，但一直都以村民自主经营为主，由于缺乏专业知识、相关经验以及有效的融资渠道，党家村的旅游产品单调，主要以古建筑观赏为主，市场规模有限，主要以周边城市居民为主，旅游社区参与不全面，主要以妇女为主。另外，由于村委在旅游经营中的意见不统一，在90年代的中后期，党家村的旅游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对于村民来说，旅游并未为之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游客的数量也并未超过当地的社会承载能力，相反，居民认为旅游为其平静的生活带来了生机，游客的到来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党家村的旅游发展至今，居民对游客的态度仍处于最初的乐于接触阶段。
感知差异分析表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1）人们对旅游及当地经济的了解程度影响其对待旅游业发展及旅游者的态度，教育程度愈高的居民愈倾向于与外来旅游者交流；老年居民对旅游的消极影响感知较弱，女性居民对影响的感知较之男性更为敏感，且多为积极影响。（2）居住地与旅游中心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在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距旅游中心近的居民因其更容易获得旅游收益，而对旅游影响的经济感知显得尤为强烈。（3）居民的经济利益感知与其对旅游业的态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社区经济对旅游的依赖性以及个人从旅游业中的获益情况是导致居民感知差异的重要因素。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当居民与旅游业之间的资源交换程度高且处于平等位置，或者虽然不平等但倾向于居民一方时，他们对旅游业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反之，如果资源交换虽然平等，但是交换程度很低，或者是地位不平等，居民的态度则会转向消极反对。
综上所述，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旅游业的发展都会对目的地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不同特征的居民对这些影响可能会有不同的感知，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又会对旅游业的发展持不同的态度，进而通过其行为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党家村的案例表明，旅游发展阶段并不只涉及时间概念，更多的还是由旅游开发程度而定，浅的开发程度可能会延长相应的发展阶段。居民的感知差异受旅游的发展程度影响，但更多的与居民的自身素质和参与状况有关。居民的参与程度会直接影响其对旅游业与旅游者的支持程度和态度。因此，建立健全社区参与机制，充分考虑不同特征居民的利益要求，提高居民的参与程度，丰富居民的参与形式，保障居民的参与平等，是关系到古村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