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总体性思想：历史、挑战与当下性
耿仁杰
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等从总体性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理解为一种总体性思想，这一阐释视角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变。然而，从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解构主义视角看来，总体性思想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其合法性在当代已部分消解，当下更应该从批判性精神的角度继承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总体性思想何以具有当下性，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发展唯物史观。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总体性思想；后现代理论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可能会有一千个马克思，有一千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马克思本人对于这种思想与思想解释的多义性十分清楚，晚年曾出于外界对自己学说的曲解和臆断而说过自己“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话。诚然，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深邃思想有着巨大的复杂性，这也给后世思想家和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在某种角度上，马克思主义被戴上了太多解释学意义上的面具，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历史“科学”，还是一种批判精神？是结论，还是预言？在众说纷纭之中，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Georg Lukács）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总体性思想为核心范畴阐释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尝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启示作用。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新的社会现实又促使哲学家们开始反思。后世思想家开始对以总体性思想为核心范畴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阐释的理论体系发起挑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方面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总体性的解构。本文力图通过梳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总体性思想以及利奥塔（J-François Lyotard）、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的相关思想，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重新考察作为一种辩证历史观的总体性思想及其在后现代理论中面对的挑战，进而探讨总体性思想何以具有当下性的问题。
一、总体的历史与历史的总体
1.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在他那篇重要的论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开门见山地申明了他的观点。在卢卡奇看来，教条地照搬马克思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即正确的研究方法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考虑到卢卡奇此篇论文写作的直接动因是针对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主要是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机械化、实证化的思潮，卢卡奇因而格外强调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即作为一种总体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可能会随着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但一个辩证的历史观则是不因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相反，总体性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2〕相比于具体实践，总体性的思想不会过时，必须以总体性的方法论不断地指导革命活动并应对社会历史环境的新变化。卢卡奇认为总体性思想具有“方法论上的优越性”，这呼应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3〕进一步解释了只有辩证的总体观才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4〕的理论深意。
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的方法论与总体性的历史观的区别并非如断代史和通史般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而是根本方法和观念的对立。历史固然是由具体的事件组成，并蕴涵在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件之中，但历史事件的机械加和并不等于历史的总体。以唯物史观来看，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历史的总体虽然始终存在，却只是一种无意识和不自觉的过程，并没有被充分认识。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总体性的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才揭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实践的意义，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就是解放全人类的宏大远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总体的意义赋予个别的社会现象，认识到既存的社会形态并非历史的终结，从而通过提高自身的阶级意识来推动历史进程的发展。
2.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总体性思想的看法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探索。与卢卡奇同时期的德国思想家柯尔施（Karl Korsch）在其早期思想中同样十分推崇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把历史与现实理解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5〕柯尔施试图以总体性的观点克服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自然和历史的二元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并提出了“总体革命”的思想，提倡通过思想意识中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则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观，鲜明地反击“方法论上的反历史主义是十足的形而上学”。〔6〕葛兰西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总体的、辩证的历史观，并且没有看到人的实践及上层建筑的作用，就会得出错误的历史认识，并走向决定论、宿命论和机械论的谬误。
经过统计两组患者患病诱因,发现观察组患者吸烟、糖尿病、高血压及高血压等高危因素明显发生率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方法论是如此重要，正如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言，“方法是一种社会武器和政治武器”。〔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都肯定了历史的总体性，认为只有以总体性的思想，历史辩证法才具备了现实性和可知性。另一位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也高度赞扬马克思以卓越的方法在先前只有琐碎的历史哲学的地方创建了总体性的历史科学，进而形成了一场“认识论”断裂——“马克思经由一场认识论断裂为科学知识开辟了一块新的、也就是第三块科学大陆，历史的大陆”。〔8〕
不过，虽然德里达试图以精巧的解构主义哲学终结总体性思想，但他又并非利奥塔那种倡导“怎么都行”的小叙事方式的哲学家。对于德里达而言，文本语言游戏并非目的，只是策略和手段。特别具有深意的是，德里达以解构主义为武器消解总体性思想的合法性，举起的却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的旗帜。对此，德里达热切地呼吁要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同另一种精神区别开来，即同一种“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他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固定在它的‘辨证方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中）”〔16〕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德里达批判了革命视角的总体性历史叙事，却意味深长地向世人高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7〕这种精神，就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且并非是某一个具体方法，而是与复数的马克思的幽灵对应的“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
二、被怀疑的宏大叙事：总体性思想面对的挑战
1.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反思
无独有偶，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开始了对总体性思想的反思，以当代法国哲学家为主要成员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纷纷对“总体性暴政”宣战，其中以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哲学具有较大影响。当然，后现代思想家们所批判和解构的并非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更包括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霸权的启蒙理性。在他们看来，传统哲学体系，既包括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和科学理性等为核心范畴的启蒙理性，也包括以共产主义为社会终极形态和最高理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一种总体化的“宏大叙事”。在利奥塔看来，人类为了追求这种虚妄的总体性历史，为了追求经验世界能够被完全认识和表达，已经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利奥塔认为，科学进步导致了怀疑精神，但更重要的是怀疑本身正是科学进步的前提，进而以怀疑精神来拷问那种以“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为内容的启蒙叙事——一种宏大叙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状态都已经和马克思所面对的那个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显出更为复杂的一面。社会经济领域中产生了这样一种矛盾：既希望通过减少劳动而降低成本，又希望增加劳动来降低失业率。利奥塔在洞察了这样的社会状态后，怀疑感愈发强烈，得出了“不能再像马克思一样指望这些矛盾中出现一条拯救之路”的结论。利奥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没有因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而消失，反而那些在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可以如社会“调节器”般被用于资本与市民社会的斗争，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因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里的绝对地位而失去了存在空间。利奥塔对继续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二分原理的社会基础，即阶级斗争，已经朦胧得失去了任何激进性，批判模式终于面临失去理论根据的危险，它可能沦为一种‘乌托邦’，一种‘希望’，一种为了荣誉而以人的名义、理性的名义、创造性的名义或社会类别（如第三世界或青年学生）的名义提出来的抗议，这个社会类别在最后时刻被赋予批判主体的功能，但这样的功能从此将变得不大可能”。〔12〕虽然利奥塔宣战的对象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某个戴着总体性面具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确然挑战和解构了那种绝对主义的、宏大叙事般的历史观。利奥塔不无忧虑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有权为社会作出决定？那个制定规则并强迫别人服从的主体是什么？于是，在这种“宏大叙事”之中，也就必然得出对政治合法性的如是表达：英雄的名字是人民，合法性的标志是共识，规范化的方式是协商。〔13〕总的来说，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中，知识和政治的合法化并非总有相同的意义，不仅如此，任何以人类为主体、企图揭示历史总体的宏大叙事本身都无力提供一个完整版本的合法性。鉴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利奥塔将马克思主义存在于两种叙事方法之间的状态形容为：一种是“走向社会主义——精神世界的等价物”的元叙事，另一种则发展成为批判的知识，即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
2.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拒斥
卢卡奇开创性地将辩证的总体性方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启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着总体性和主体性的理论探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总体性思想也开始面临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繁荣发达背后的制度基础。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西方国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产阶层日渐壮大，工人阶级被不断边缘化，充分就业的现实愈发掩盖了剥削关系，一副太平盛世的图景渐渐浮现。就这样，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战前曾经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冷战格局的确立也使得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潮日益拒斥。正如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西方政治已经抛弃了过去那种启示录般的、千年幸福的幻想，旧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终结。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西方语境中日益缥缈，共产主义理想也近乎幻灭，总体性思想似乎也越来越难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呼应。
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有所反思，从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开始，法兰克福学派就已经把对总体性的批判提上了日程，并在阿多诺晚年的《否定的辩证法》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阿多诺在书中不无怀疑地写道：“统一的世界越是近似于一个总过程，世界史的概念就越成问题。”〔9〕阿多诺站在所处的时代，对同一性有着深刻的批判。在他看来，现实证明了“世界史并没有从野蛮走向人道主义，而只是从弹弓走向了百万吨级的核弹”。〔10〕卢卡奇眼中能够辩证地解读历史的总体性，在阿多诺看来却不但没有能够承担人类解放的责任，反而吞噬了异质性，成为了灾难的原因。相似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对这种“被描绘成未来”的同一性感到焦虑。哈贝马斯认为，“迄今为止，集体的同一性形态只存在于社会运动中”，而“社会在正常状况下是否能够形成这种非固定性的同一性，人们是怀疑的”。〔11〕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使用的“同一性”概念与卢卡奇的“总体性”不尽相同，但二者在对历史认识这一层面上具有相通的方法论根源。
3.德里达的挑战与继承
德里达是另一位与马克思主义渊源颇深的后现代思想家。在一个多元化、差异化的时代，德里达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核心的“同一性”哲学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变革，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最具有公平意味的“差异性”哲学。德里达先是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出发，直接提出“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应答，到处都是以极为有效的、大量的和直接的方式，实际地具体地得出了各种政治性的结论”，进而提出解构哲学的“应答就在于总体化，在于填充那问题的空间或否定其可能性，在于躲避已经允许人瞥视它的那个东西”。〔14〕德里达对宏大叙事式的、以总体性为核心范畴的辩证历史观并无好感，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已经无法找到当代的现实基础。德里达坦言，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传统共产主义革命模式在当代社会已无法实践，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革命是“一种中断行为，一种对正常历史进程的彻底审查”，〔15〕其意义在于既要承担伦理责任，又要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制度和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标准相决裂，它无章可循，可以冲破任何约束，不受任何强权和政权的控制。
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总体性思想的关注和阐释，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为如何辩证、宏观地认识和理解历史找到方法论基础。或许在当时共产国际以及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场看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并非“正统”，且有为马克思主义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共同为之辩护的总体性思想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近百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透过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窥见后面那双深邃的、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眼睛。
三、总体性思想如何具有当下性：发展的唯物史观
Nif、CsA因价格低廉、临床疗效好，已成为临床上治疗高血压、心绞痛和器官移植术后常规服用药物。有研究显示，Nif、CsA均会引起牙龈增生，尤其当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时，牙龈增生也明显加重[5]，影响患者的咀嚼功能和牙周组织的健康。目前，药物性牙龈增生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多认为是成纤维细胞增殖活性增强和(或)凋亡受到抑制，进而促进成纤维细胞的活性[12],导致胶原纤维合成与分解代谢失衡，引起以胶原纤维为主的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大量聚积[8]，从而导致了牙龈的纤维性增生。
“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8〕在1857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这样从认识论的层面深刻揭示了思想总体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总体性思想如果想要免于成为一种纯粹“驾于其上”“自我产生”的概念的产物，同样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新的实践对象及理论新生。考虑到卢卡奇提出总体性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反对对马克思的教条主义理解，提倡应批判性地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总体性思想与其在后现代思想家处遭受的“非议”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相通的思想旨趣。能否为新的社会历史实践承担起责任，乃是验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根本一环。正如阿尔都塞所言，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哲学内部的全面动乱”，使得哲学改写范畴，并且能够为自己的实践承担责任，对这种实践加以改造。〔19〕对于总体性思想而言，比起应对“宏大叙事”的诘难，这样的考验也要来得更为关键。
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创立唯物史观时，侧重强调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在其晚年则通过思考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关于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个别性、多样性，这是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20〕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百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全方位的变革，因此，一个辩证的、发展的唯物史观将是理解和把握当下世界发展规律和未来世界的关键钥匙。诚然，从理论发展的意义上，唯物史观正站在时代的路口，而总体性思想所提倡的某些方法论要素，是能够为唯物史观的当下发展提供启发和借鉴的。
综上可知，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拥有量的绝对值与增速仅占全国中游位置，而且，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拥有量在2014年还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这说明，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还很薄弱，科技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且不稳定，其专利比较竞争优势还不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明专利创新实力不强、存量不足的短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省专利政策(战略)的制定、专利运用能力的提升、高层次专利人才的培养，制约了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实现。
3号井始建于1993年，成井深度560 m，出水量20 t/h，水位埋深377 m，抽水水质硫酸盐、总硬度严重超标，经井下电视探测，井深40 m处二迭系地层污染水源向该井泄漏，孔深133 m处井管破损，奥陶系O2f地层污染水源向井孔内喷泄，严重污染了该区深层岩溶水。拟采用分层止水。
卢卡奇等思想家对总体性思想的阐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总体性思想的解构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总体性思想虽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经受了理论挑战，但在方法论意义上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方法之树若想常青，则必须主动完成吐故纳新的更迭代谢，实现一种辩证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理论研究者和社会实践者，比起继续争论哪个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更值得努力的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辩证方法，在实践中觅得扬弃并发展的道路。当代世界是以信息和资本主导的时代，虽然与马克思身处和批判的时代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历史远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也将依旧常青。反对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曲解与“颠覆”，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时代中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发展唯物史观。唯其如此，总体性思想才有机会重焕生机，进而成为一种具有当下性的范畴。
参考文献：
[1][2][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8、57、5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5][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58.
[6][意]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43.
[7][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M].徐懋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6.
[8][19][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42、182.
[9][10][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18、318.
[1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修订本)[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0.
[12][13][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5、63.
[14][16][17][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0、85、15.
[15][法]德里达，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雅克·德里达和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106.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1.
[20]孙来斌.“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5.
Totality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History，Challenge and Contemporaneity
Geng Renjie
Abstract： Georg Lukács， one of the early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 Marxism， interpreted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ity thought and understood the core thought of Marxism as a kind of totality.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thinkers such as J-François Lyotard and Jacques Derrida，the legitimacy of totality as a kind of “grand narrative” had been partially eliminated in the contemporary era，and Marxism should be inheri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spirit.In this context，the key to the dominance of totality thought lies in how to dialectically develop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Marx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totality thought，postmodern theory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05-0011-06
［作者简介］ 耿仁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阿 莽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唯物史观论文; 总体性思想论文; 后现代理论论文;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