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献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相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三年后，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后来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即文献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所做的工作是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等，为各学科提供材料，而非是一门学科。
《中国文献学概要》（1928年版）是第一部直接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该书作者郑鹤声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这与梁启超对文献学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此书实质上是中国文献流布史，没有廓清所谓的中国文献[1]。另外体系结构缺少内在逻辑性， 体现了古典文献学脱离“校雠学”之名初期理论研究的片面性和迷盲性，因而该书问世后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必要的重视。此后50余年间，尚无一部文献学理论著作出版。
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改观，经济的繁荣，学术文化气氛逐渐活跃，加上社会对文献的需求和认识的普遍提高，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兴盛时期，涌现出大批的文献学研究成果。本文依据学者们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等基础理论问题的认识，将20世纪的中国文献学的理论研究划分为古典文献学、分科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和综合文献学四大部分，并分别选取一些代表性学者的主要著作观点加以梳理条析，以求概述全貌。
一 古典文献学
1.1 源流
中国文献历史悠久，自有文献开始，古典文献整理活动就从未间断过。在历代大量的官府和私家文献整理的实践基础上，一些专家学者对有关的经验和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汉代刘向、刘歆首创“校雠”之名后，宋代学者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校雠理论和方法，极大地扩充了校雠范围。“举凡官专守，搜集图书，辨别真伪，校订误谬，确定类例，详究编次，设法流传等，均包括在内”[2]。 至于清代，章学诚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著作《校雠通义》突破了长期以来局限于方法层面的总结，将校雠学同学术史相结合，把它上升到了学术的高度。虽然历代学者对校雠之义众说纷纭，引申极广，但目录、版本、校勘三者始终是其核心内容，就在这理论总结和实践活动的连续互动过程中，校雠学产生并逐渐发展成熟。
“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 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3]。”任何学科都是在不断地分化和综合中积累发展的，时至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方文化冲撞交融，科学观念的引入和文献环境的变化促使一批学者广义地提出“文献学”这一新概念，他们直接继承了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或拓宽其内容，这就形成了古典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仍以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为主要内容，研究包括文献的源流、积聚、散佚及典籍体式等，整理包括文献的辨伪、版本、辑佚、类纂、目录、注释等。同时，历史文献学家及其成就、文献学史、文献学基础理论等内容也逐渐为学者们重视。
1.2 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张舜徽
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他在文字学、史学、古典哲学等领域造诣颇深，同时，他在长期的读书治学生涯中进行了大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为其文献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因此，从这位典型学者身上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全影。
早在1945年，张舜徽先生出版了《广校雠略》（1963年中华书局版）一书。在《自序》中他分析了自己的撰述思路，“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复历析乎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深浅之故。”至于“部类分合之际，书籍散亡之原，以及校正伪谬之术，旁涉搜辑遗书，审定赝品，虽属附庸，尤为纲领，因论立题，各相统摄，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可见，此书主要继承了郑樵“明群籍类例”，章学诚“辨学术源流”的校雠之旨，进一步扩大校雠学的研究内容，组成了较为清晰完整的体系结构。
此后，在他众多的文献学著作——《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等书的基础上，1982年，张先生的又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国文献学》（1982年中州书画社版）终于诞生了。该书分十六编六十章，第一编绪论阐述了文献学范围和任务，古代文献的材料和散亡等。其余各编分别叙述了古代文献的著作、编述体例、钞摹、写作的模仿、讹托、类辑等；对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都作出总结；最后就今后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重大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过去的校雠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我们应“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约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4 ]他甚至提出，文献学的落脚点和最大目的在于“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5]
显然，“文献学”比“广校雠”具有更深广的内涵和外延，它是适应时代需求和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作者与梁启超观点基本一致，主要是从史学角度考察文献学，构建其内容体系，他认为中国文献学就是古代校雠学的延伸和发扬，是文史研究者所必备的辅助知识和技艺，而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
1.3 古典文献学其他各家
与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同时，吴枫出版了《中国古典文献学》（1982年齐鲁书社版），这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共八章，系统讲述了古典文献的积聚、散失、源流与分类，类别与体式。四部书的构成及其演变，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目录与解题，版本、校勘与辨伪，古典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涉及内容广泛。尤其首次着重叙述了民族文献，成为该书的突出特色。但是该书主体部分仍围绕着目录、版本和校勘，与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在许多方面的理论探索不约而同，只是把各主题分散到了文献的各种表现形式中。
《文献学讲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是王欣夫于1957年至1960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时的讲稿。全书四章：绪言、目录、版本和校雠，对目录、版本和校雠三个方面的源流演变以及主要人物、著作作了较全面的叙述。罗孟祯的《古典文献学》（1989年重庆出版社版）同前者相比，篇章结构雷同。不同之处是该书的校勘学与目录学、版本学并列论述，较符合人们一般的认识。两书虽然都涉及了文献学的一些命题，但就总体而言仍属于校雠学。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又有两部文献学著作问世——王燕玉的《中国文献学综说》（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版）和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1994年杭州大学出版社版）。它们的内容结构与上文诸家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开始专门讨论了文献学的一些学科理论问题。前者认为文献学应以疏通整理文献本身为范围，其中以书籍为主要对象，以提供系统可靠材料给别人治文、史、哲诸学为主要作用。洪湛侯1987年撰文指出，文献学不仅包括人们通常认为的文献整理方法，还应包括其文献学历史、理论及文献本身的特色，即要以体、法、史、论来构建文献学的独立学科体系[6]。《中国文献学新编》就是基于以上思路展开的， 作者特设“理论编”，试图探讨文献学理论形成过程、特点等问题，但著作因篇幅太小而不太详尽。
值得一提的是，齐鲁书社在1998年终于完整地推出了由程千帆、徐有富合著的《校雠广义》，此书共有版本、校勘、目录和典藏四编。它源于程千帆四十年代的初稿，屡经波折，至今才得以付梓，对于“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和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7]作者认为校雠学与校雠学史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因此“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8]
二 现代文献学
2.1 图书情报领域内研究的现代文献学
随着封建藏书楼的衰落，中国近代图书馆应运而生。它们一般采用了西方的文献组织、整理的技术和方法，借鉴其先进的管理制度，大量收藏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适应了社会需求，因而得到较快的普及和发展。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情报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献是图书情报工作的主要作用对象，文献工作是图书情报部门的共同实践基础。于是，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学者开始运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相关理论、方法研究现代文献及文献工作。1964年，袁翰青在专业期刊《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文献学”专栏上发表了《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等几篇论文，分别论述了文献的级别、文献及文献工作概念的来源和定义、文献工作与图书馆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其基本论点和论据成为后来学者们讨论“文献学”时经常引用的经典资料，现代文献学研究在此初见端倪。
80年代以来，现代文献学的讨论逐渐激烈起来。单柳溪以文献书籍和引导人们检索文献资料作为对象，对文献学进行实体研究[9]。 谢元泰则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文献学研究对象，构建了图书馆文献学和文献科学体系[10～11]。韩有悌从文献工作入手，坚持文献工作档案化为文献学自成体系的起点[12]。桑榆将文献学定义为：现代文献学是以现代文献和现代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现代文献工作的组织方式、发展规律，现代文献的搜集、整理、检索、利用方法的科学[13]。这种思路在图书情报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林申清[14]、金恩辉[15]等学者对文献学的基本认识与之大体一致。
1990年，倪波主编了《文献学概论》（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一书。该书“通过对文献和文献工作的讨论，力求勾勒出一个不局限于目录、版本和校雠为核心内容的新的文献学科学体系”。作者以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作基础，较全面地论述了文献定义、社会功能、结构、文献信息、载体、族系、类型、文献生产、交流、工作标准化和文献工作现代化等内容。这是该领域一部阶段性的代表作。
之后，张欣毅的《现代文献论纲要》出版（199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版）。作者将全书分成“文献综论”、“文献信息论”、“文献主题论”、“文献形式论”、“文献结构论”、“文献流论”、“文献过程论”、“文献经济论”八个专题，运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对古今中外各类型的文献作了本体范畴上的考察和研究。与之相对应的，程磊提出建立以记录知识的各类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类型学[16]。
2.2 置于大学科体系中多角度交叉研究的现代文献学
单在图书情报学这一领域内讨论文献学，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局限性。于是，不少学者尝试着超越一般的思维模式，大量移植信息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在广阔的学科背景中多角度地研究现代文献学。这些有益的探讨大大开拓了文献学的研究领域，给现代文献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标志着现代文献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文献是信息的重要传承载体，于是，许多学者围绕文献信息这个问题纷纷展开讨论。况能富撰文呼吁探索文献信息理论[17]。吴慰慈等人提出文献信息理论是图书馆学、目录学和情报学的共同理论基础[18]。1986年，万良春撰文倡议建立“文献信息”概念和“文献信息学”[19]。随后张欣毅[20]、黎荣盛[21]、黄宗忠[22]、陈蒸源[23]等学者对“文献信息学”的有关命题作了进一步探讨。90年代，黄宗忠的《文献信息学》（1992年科技文献出版社版）和朱建亮的《文献信息学引论》（1992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版）两部著作在总结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献信息学的基本理论和文献信息工作等方面的内容。
周文骏教授在1983年发表的《概论图书馆学》一文中，首先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24]。在随后出版的一部颇具影响力的专著《文献交流引论》（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版）中，他指出，文献交流学是一门研究文献交流全过程的科学，作为交流过程主体的文献，文献交流的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效果及组织交流的相关机构，都属于其研究内容。随后，宓浩认为应把文献交流理解为知识交流[25]。倪波更明确指出：文献信息交流是个大系统，包括图书馆、情报部门、档案馆、出版发行部门等[26]。
周庆山的新著《文献传播学》（199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版）侧重对文献传播进行人文研究，它综合应用了传播学、社会学、图书馆学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内容涉及文献传播的产生与发展、基本功能、原理、类型、结构模式、政策、产业化与国际传播等方面。该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文献传播的人文研究》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其研究角度和思路与导师周文骏教授相近。
关于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的关系，周文骏、杨晓骏发表《文献学新论》一文指出，两者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前者侧重文献内在规律的研究，后者侧重于文献外在规律的研究，两者相互联系依存，共同构成文献学的主要基础理论[27]。
在讨论文献与社会的关系上，卿家康的《文献社会学》（199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版）可谓是独树一帜。该书作者认为文献作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本质上是社会沟通的渠道，并以此为内核，广泛探讨了文献的社会实质、价值、功能、社会源流、生产、传播、消费、组织、效果、控制等理论问题。
另外，蒋永福在《文献之社会物理学思考》一文中主张物理学与文献学的联合，建立“文献物理学”[28]。叶鹰发表《哲学文献与文献哲学论纲》一文，首次大胆地提出文献哲学[29]。
三 分科文献学及专题研究
80年代以来，分科文献学及专题研究是文献学理论研究纵深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人们运用文献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某一学科的专门文献，主张为该学科研究提供资料基础。目前，文学、史学、档案学等方面均有文献学著作问世。
历史文献学方面，白寿彝较早发起有关基本问题的讨论。随后，在80年代中后期，我国就有三部同名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问世，分别是王余光著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版），张家璠、黄宝权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9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版），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版）。
大家一般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刚提出不久，是中国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其主要作用是为人文学科，尤其是为历史学研究提供研究资料。因而，作为一门有理论系统的学科，它尚待创建和完善。在此认识基础上，白寿彝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理论、历史、分类学和应用四部分[30～31]；王余光则认为它包括历史文献本身，文献整理方法和内容，文献整理的历史三部分；张家璠、黄宝权认为它包括历史文献及其演变、整理和流传，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四部分；杨燕起、高国杭认为历史文献学体系包括其理论、发展线索、分支和相关学科三部分；吴枫认为它包括历史文献及其演变、整理方法三部分[32]。显然，以上各家关于文献学的研究内容范围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未能超出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框架。
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但其自身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一些小的分支课题独立出来，随之正史学、通鉴学、档案文献学等一批专书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比如黄存勋、刘文杰等人的《档案文献学》，该书较系统地论述了档案文献的性质、价值与特点，查阅、考据、校勘、编辑档案文献等理论与方法，并阐述了我国历史档案文献，主要是现存档案文献的源流、种类、内容及价值。
文学文献学方面，张君炎所著的《中国文学文献学》（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文学文献学的内容、范围和任务。作者认为，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以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为对象，以目录学原理为基础，并运用版本、刻印、校勘、辨伪、注释、编纂等知识和检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组织和检索中国文学文献的工作规律和方法的一门专科文献学。淡江大学中文系周彦文主编了自称为台湾地区第一部以“文献学”为名的《中国文献学》（1993年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版）。作者认为文献学的研究主体是文献本身，并以此确立文献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是因作者专业所致，该书重点叙述了民国以前的中国文学文献的产生、发展及整理情况，所以实际上只能算作一部简明的文学文献史。
我国已出版的其他分科文献学著作还有王秀成的《科技文献学》、郭星寿的《社会科学文献学》等，这些著作大体上是按照学科知识概论、学科文献源和有关检索技术三部分安排内容的。
专题研究方面，武汉大学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了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史》（第一卷），该书首开以多卷本形式全面总结我国古典文献演变历史的先河。另外，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学史要略》（199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版），张家璠、阎崇东主编的《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199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1997年杭州大学出版社版）等著作较深入地探讨了文献学史、文献学家和重要著作等专门问题，这些非常有利于丰富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了文献学的理论建设。
四 综合文献学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之后，王余光在1998年发表了《论文献学》一文[33]，认为文献学应以文献为研究主体，强调必须在历史过程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把文献作为有自己独特性的文化实体全面系统地加以研究，而不能以偏概全。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一个《文献学论纲》要目[34]，“文献研究”、“文献工作研究”、“文献发展研究”、“文献价值研究”和“综合研究”六个大纲及其下所包含的子目，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文献学体系框架。它不仅包含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而且几乎覆盖了现代文献学的各个方面。
对此要目，王余光在1997年《再论文献学》一文中稍有修改[35]。他将“文献工作研究”纲下的“文献交流（传播）”、“文献存贮”、“文献管理”、“文献工作标准化”四个子目改为“文献揭示手段现代化”、“文献交流与传播”、“文献收藏和利用”三个子目，将“文献发展研究”纲下的“文献的增长和老化”子目删去，在“综合研究”纲下添加了“比较文献学”。文献存贮、管理、工作标准化、老化等名词都是与文献有关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专业术语，作者的改动，显然是为了尽可能摆脱这些相关学科的影响，更加独立地、综合地考察文献学。
时至1991年，我国第一部《文献学辞典》（赵国璋、潘树广主编.1991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版）问世。该书主编在《前言》中简要地讨论了文献学的有关问题。他们认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科学，可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古典文献学指西汉刘氏父子开创的，又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广义的校雠学。现代文献学侧重于文献工作，运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以知识组织和检索利用为基本任务，尚在发展完善之中。文献学又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或规定某种研究范围，形成了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等分支学科。此外，该辞典正文后列出了一个《词目分类表》。它既反映了文献学各门类当时的研究水平，同时也体现了编者对文献学研究范围的看法。此表包括文献学一般、文献载体、文献整理、文献聚散与流通、重要文献、文献阅读和人物七个部分，其中文献整理又细分为版本、校勘、目录、考证、辨伪、辑佚、翻译等。
另外，陈国锋、陈生农[36]、谢元泰[37]、叶鹰[38]、蒋永福[39]等学者也对文献学的宏观体系结构进行了探讨。虽然他们的研究基点不同，但一般都按惯例将学科体系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或者是理论、应用、专门、专科等几部分。柯平在分析了文献学体系的来源和不同学派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之后，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文献学的体系结构，将它归结为文献通论、方法学、类型学和专科文献学四大块，较有说服力。[40—42]。周文骏、杨晓骏二人所构建的文献学体系与柯平相似，独到之处是将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作为文献学的基础理论学科[43]。
五 我们的一些看法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文献学又有了这样一些认识。我们认为，文献学应是一门以文献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学科。作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首先是一个实体概念，包含有文献属性、类型、载体、体式等内容。其次文献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包括文献生产、整理、揭示、传播、收藏和利用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过程，文献价值及其实现、文献与文化学术的关系等方面。再次，文献还是一个历史范畴，包括文献的起源、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等。文献学是全面系统地研究文献的学科，其研究内容除了以上这些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衍出的文献涵义外，还应包括文献学基础理论，如文献学定义，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文献学史等，一起构成动态的有机整体。所以无论是以古典文献整理为核心内容的古典文献学，还是强调研究现代文献社会传播和利用的现代文献学，都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所谓的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只是文献学研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而非两个学科[44]。人们对文献学的这种划分，究其原因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献数量和类型逐渐增多，文献需求的丰富和多样化，以及文献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提高，人们对文献，文献活动及文献学学科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重点和特性的结果，这符合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
综观其演变轨迹，20世纪文献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文献整理的具体方法、经验的总结到有关理论的抽象、概括，从分科文献学、文献学专题和相关学科的研究到文献学的宏观综合地考察的过程，逐渐独立并迅速发展。历史、文学、出版学、图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研究视野极为开阔，终于培育出今天的累累硕果。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些事实：关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等基本问题仍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学科体系的构建还需大量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实和支持；文献观、文献学史以及文献学研究方法论等方面探讨较为薄弱；研究方法和手段较为单一；研究人员较为分散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文献学研究还有很长的积累和完善过程。
回顾的目的在于前瞻。关于未来的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我们认为它应尽可能地移植相关学科一切可资借鉴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适应时代要求，面向社会发展，以分科文献学、相关学科及专题理论研究等组成的外围式研究为主导，同时加强对文献学进行独立的本体研究。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技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深刻地影响着文献及文献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就给文献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并增加了许多崭新的内容。现代文献学应进一步开拓视野，在利用现代化手段研究文献的揭示、整理、检索、计量、利用等方面的同时，还应重新审视新的信息环境下文献价值，文献传播与消费，文献与人类社会进步，文化及现代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古典文献学方面，我们应重点关注古籍整理与古籍整理方法论研究，尤其是利用现代化手段整理、开发利用古籍；中国文献发展研究，主要包括文献发展史和中国藏书史；文献与社会进步研究，特别是文化政策与中国文人生活史和文献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各种类型文献的揭示与研究，主要包括宗教典籍、地方文献、古代科技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45]
收稿日期：1999—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