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点亮历史——黄修己现代文学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理性论文,历史论文,黄修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建以来，已经有三、四代学人奋斗不息，推动着它的发展。王瑶等作为学科开创者是第一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为学科第二代学人。这一代的特点，正如许志英先生评论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时用的标题——“继往开来”。当他们成长的时候，正当共和国初建，国家蒸蒸日上，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巨变。当他们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已经是人到中年了。这时他们要改造甚至否定原先的思路，从头学习，谈何容易，其中可能还包含着痛苦的思想斗争。但这痛苦，可能就是机遇。在第二代学人中有的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一点一滴的进步中创造自己的新成绩，享受跟随时代前进的快乐。我现在评述的黄修己，应该是这后一种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黄修己（1935—）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名誉理事。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教中国现代文学。只因应主讲教授的要求讲了一堂赵树理，成就了他的处女作《赵树理的小说》，该书于1964年出版。从此他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崭露头角。但他取得突出的成就，是在“文革”结束后。黄修己撰写多篇引起很大反响的“重评”和“翻案”文章，其中《鲁迅的“并存”论最正确》、《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等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中起过较大作用，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后，黄修己不断推出现代文学方面高水平的论著。迄今他在海内外出版著作20余种，发表论文100多篇， 曾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最能体现其治学特色，成就最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家传论、文学史、学术史诸方面的研究。从赵树理研究到文学史编纂，再进而学科史研究，显示了文学史家黄修己抓住机遇、迎难拓进的学术历程。他在这些领域所贡献的，不仅是学术创新的成果，并且是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的研究范型。
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黄修己致力于赵树理研究，连续出版了《赵树理评传》、《赵树理研究》、《不平坦的路》三部专著。这些论著特色鲜明，广受赞誉，代表了当时赵树理研究和作家研究的新水平。
《赵树理评传》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赵树理的评传，知人论世，既怀激情，又能客观冷静，可谓别开生面。1980年代为作家写传或评传形成热潮，是在“文革”后重新为作家树碑立传的需要。赵树理同样面临重新认识和评价的问题。一些人高扬赵树理的成就和贡献，似乎要重树“赵树理方向”。而改革开放后，“洋”东西走红，赵树理被另一些人视为“老土”，遭到轻视和贬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鄙夷赵树理的作品“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稍后的“重写文学史”，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激烈批判。在这种背景下，黄修己不为时潮左右，用独立、求实的态度作全面、客观的研究。《评传》打破历来对传主只言其善、讳谈不足的惯例，既充分肯定赵的成就和贡献，又评析了他在生活、思想和创作上的局限。对一些优秀作品，《评传》也直言美中不足。《评传》最后特辟“金无足赤”一节，总结赵树理的局限。
坚持学术独立的精神，善于提出新见解，重视实证的方法，是黄修己的赵树理研究的特色。过去对《邪不压正》和《三里湾》评价不高，黄修己突破旧说，认为应充分认识和评价赵树理作品的反封建意义。《邪不压正》最大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农民在取得革命胜利，手中有权后就以权谋私的现实。它的“意义远超出题材范围，它向我们提出了革命高潮和胜利时期，革命队伍大发展时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提出从思想上批判封建主义，普及民主思想的迫切性；提出启发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教育农民的严肃意义”。他又认为《三里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表现两条道路斗争，而在于描写农民的家庭日常生活，寄托赵树理改造和拆解旧式封建大家庭的理想。《评传》还将《李有才板话》中的陈小元、《邪不压正》中的小昌、《三里湾》中的范登高等联系起来，深刻地指出赵树理很早就关注革命胜利后，出现“翻得高”阶层（既得利益阶层）这一严峻现实问题。《评传》知人论世，由人及文，多方比较，考史解经，穷学究理，对赵树理创作的理论归纳和透视非常深刻、精辟。许多论断历久弥新，至今仍有思想的启发性。《赵树理研究》则采用多种分析方法，通过传记批评、发生学批评、审美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整体批评、比较批评等，多角度地剖析同一作家，开拓赵树理研究新境界。《不平坦的路》是赵树理研究的唯一的学术史，也是较早出现的作家研究史。《赵树理研究资料》收集到20多种外国语言的赵的作品译本和很多国外的评论，在那一套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中独树一帜。
黄修己的精辟评论是建立在精审的实证基础之上的。有理论气势，立论严谨，是黄修己治学的长处，但他遵循的是“论从史出”的方法。有两点格外突出，一是注意历史情境的呈现，二是作实地调查。他首先做大量的史料钩沉工作，“采铜于山，自铸新钱”，尤其注意查找历史情境和背景资料。譬如，他留意太行山区各种旧报上，关于孟祥英家乡峧口的报道，因为严重缺水，人们很少洗脸。孟祥英要引导妇女走向现代文明，就得从教妇女洗脸、刷牙、讲究卫生开始。从而知道《孟祥英翻身》所写主人公事迹，并不平淡简单。身临其境的学术考察，是有效的实证方法之一。学术采访和实地考察，可获得真切的亲身感受。感性的东西多了，理性的认识才可能更深刻。黄修己从北京出发，到晋东南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又到过太原、阳城、晋城、长治、平顺等地，凡是赵树理足迹所至之处，他都“跟踪”调查。亲临赵出生的尉迟村，去过他欲跳水自尽的“海子边”，采访过他的同学亲人，调查过有关档案和作品原型，吃过赵爱吃的“和子饭”，感受良多，收获颇丰。这样，对作家的人生，认识更深入了；对作家的创作，理解更透辟了。
二
黄修己的赵树理研究以其创新成果引人瞩目，但奠定他学术地位的，还是他的现代文学史的编撰。1980年代以来，黄修己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先后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还编了一部通俗的《中华百年文学史话》——这可能是当今唯一的一部用史话形式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需要一定的机遇。王瑶等第一代研究家的机遇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第二代学人的机遇可以称之为“重写”。“文革”过后还很难想像这一门学科的面貌会有如今的变化，用黄修己的话说，就是“重写、重构声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1] 了。1980 年代末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然而黄修己早在80年代初就已经得风气之先， 着手重写了。 最初的成果就是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这是中断近30年后出现的第一部个人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同年还有简编体的同类著作出版，但唯有黄修己的《简史》最具个性化，最具“重写”的性质，因而影响最大，被认为在新文学史编纂过程中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2]。
机遇只对有准备的人表示青睐。黄修己能以一人之力编出现代文学史，接续间断多年的个人编史的传统，除了学力才华外，还有两点重要的准备。一是史料的积累，“文革”期间他在北大图书馆旧期刊室查阅文献，从《新青年》开始，一本一本地往下看，青春在页页发黄书报的翻卷中消逝[3]，那时的辛苦为后来的成功做了准备。二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氛围，由于不满现代文学史长期受政治的过度干扰，创新的呼声很高，重写的期望急切，这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应该说，黄修己抓住了历史机遇。《简史》应时代呼唤而生，也呼唤了新的时代，成为文学史重写的报春燕。
《简史》广纳新知，锐意求新：一、结构新。《简史》将现代文学分为发生期和发展期两大部分，以发生、发展期的顺序为经，主要以体裁为纬，有时也以作家和流派设章立节，突出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突破了当时一统天下的作家论汇编体例。这样的体例和章节设置，有利于描述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风貌、流变脉络和内在逻辑，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注：仅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采用文体论体例，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借鉴《史稿》的体例，但比较灵活，既依体裁，也兼及作家、流派，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二、内容新。《简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旧的文学史格局，把一些过去不能写的，被遗忘、被忽略的或正在热起来的作家作品，比较客观地写上去，传递了当时的新信息，适应了当时的需要。譬如，《简史》给予胡适文学史上的正面地位，将他与康有为、梁启超对比来肯定其先进性，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他又是中国大陆最早将张爱玲纳入文学史视野者之一。当时，一般的现代文学史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仍然不可能提及张爱玲。再如，1920年代李金发等初期象征派诗、1930年代刘呐鸥等新感觉派小说等被作为文学流派写进文学史。以往被忽略的钱钟书、李健吾、丰子恺等名家开始占据相当篇幅。隐失的穆旦、辛笛等九叶派浮出历史地表——“九叶派”的提出和命名始于黄修己。三、论述新。《简史》注重时代背景的揭示，凸现整体感和历史感。虽然一些评价不可避免地还打上时代的烙印，但解构文学政治化评判标准，注重文学自身内在发展机理探讨和自主规定性分析，对作家作品的论析比较客观，常有精辟独到见解，体现辨证求实的精神。譬如，黄修己充分肯定有争议的夏衍的《芳草天涯》，认为实际上表现了“爱是不能忘记的”思想；他分析老舍的《骆驼祥子》写虎妞死后祥子的堕落，“缺乏充分的性格依据”；他把《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概括为“新英雄传奇”。这些论析深刻、独到而令人信服，直言的批评更是难得[4]。《简史》和后来的新写本《发展史》发行达100多万册，被翻译介绍到国外，还出了香港版，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黄修己既因为有所准备而开了“重写”的先河，又因为准备的有所不足留下缺点，好在他没有固步自封。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提出，带动了学科格局的新思考。但是，要把这种新的文学史整体观念付诸实践，具体建构一部文学史，那要下很大功夫，也有许多困难。黄修己怀着突破学科格局和超越自身的意愿，进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纂。1998年，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改的教材出版；2004年出版了重写本，新邀北大、清华、复旦等校著名专家参加编写，组成文学史编纂的“豪华阵容”。该书融入了黄修己的学术理念和指导思想。
黄修己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启蒙主义文学观，他不赞同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灵魂”，审美风格是“悲凉”等的论述，认为用启蒙文学来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把上百年文学的复杂性、丰富性都简单化了。但他接受了“百年文学”的观念，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近代和现当代的时限，克服单讲“现代文学”的局限性。又认为19世纪近代文学的主流仍是旧文学，进入20世纪这十几年的近代文学，才大量出现现代性的因素。所以应把近代文学的19世纪时期，划归古代文学，为其终结期；把20世纪这十几年的近代文学，划归现代文学，为其准备期。打个通俗的比喻，近代文学的前大半段是给古代文学“穿靴”，后一小段给现代文学“戴帽”。他认为这样肢解近代文学，自有其历史的依据，并且证明了20世纪文学有自身的完整性——从世纪初的准备，到“五四”时的转型，到后来的曲折发展，再到世纪末的回归“五四”，其内在有“正一反一合”的发展理路。黄修己在1988年出版《发展史》导言中，就提出“正一反一合”运动论，不赞同周扬的“三次思想解放”论。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在纪念“五四”70周年时，就有学者以“花甲轮回”、“五四怪圈”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思想。这种“回旋运动”论是切合实际、富有洞察力的，而整体文学史观把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带上一个新高度。
对现代文学的内涵，这部书有新的规定和书写，认为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反映，是面貌殊异的多种文学的并存。故除设有“港台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通俗文学史”专章外，还将旧体诗词和戏曲列入20世纪文学史。现代旧体文学写入现代文学史，并非炫耀新奇，也不是贬斥新文学，复辟旧体文学，而是出于一种直面历史的勇气，出于理性的思考。黄修己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5] 一文中指出，现有的文学史尚未表现出56个民族对文学的共同创造；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也未得到应有地位；“五四”后的旧体诗词创作、旧戏曲改编、新编都很活跃，但是文学史熟视无睹。他认为，这是进化论、阶级论观念对文学史的遮蔽，误以为“五四”是新旧的一刀两断。文化革命不像政治革命，打碎旧国家机器就算完成了。文化革命总是渐进式的，应有一个很长的新旧并存期，今天我们实际上还未走完这并存期，应该这样来反映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但他只将这些新内容并列叙述，因为他看到历史的真相就是不同类别的文学并列，基本上各行其道，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展，很少交汇，更未融化。多种成分文学的交汇融化，可能是未来文学发展的图景。
文学史观是文学史得以建构的核心，没有文学史观的革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革。从“重写文学史”开始，学术界对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范式进行了反思；但迄今鲜明、独特的文学史观还是少见的。最近，黄修己发表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宏论，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下，应超越过去的进化论、阶级论、启蒙论和现代性的历史阐释体系，而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全人类认同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6]。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有不少论者曾致力建构人性论文学理论，如周作人、钱谷融等。在21世纪，黄修己高扬文学人性论大旗，超越了以往启蒙意义而具有新的内涵。在这个多元共生的全球化时代，平等的对话和交往，首先必须要有自我主体的建构和确立，就要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底线。人性论是这种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体现。黄修己认为人性论与阶级论不是对立的关系，凡人都有人性，在阶级社会同时又有阶级性，一些具有自觉的阶级觉悟的人更会有党性。人性是关于人的最基本的属性，与阶级性、党性比较，外延最宽泛，也最具有普适性，提供沟通的可能，人的文学才是世界的文学。
以全人类认同的价值标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以艺术形式表现现代中国人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对反人性的批判，必将提升和凸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和世界性意义，也有利于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这是一个新的宏伟的设想，以此重构现代文学史，创立新的文学史范式，任重道远！
三
1990年代，新的机遇又在等待有识之士。经过80年代的思想解放，学科有了很大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黄修己总结学术上呈现“从学以致用到整理分析”的新趋势[7]。在比较平和的社会气氛下，要求学术“回应社会”的思想未成潮流，纯学术研究有所抬头。这时，黄修己开始现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主要成果是他的“扛鼎”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力作，其开创性是不言而喻的。对胡适之后几十年新文学史编纂的冷静、科学的总结，以促进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有学者认为在前人为现代文学史构建了框架后，黄修己又为现代文学史研究构建了框架，《编纂史》应是本学科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编纂史》见解精辟，气势恢弘，继续表现出尊重历史，重视实证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品格。盥手捧读，实学之风迎面扑来。该书取材宏富，对从1922年胡适的论著到1993年《编纂史》定稿的70余年间的成果作系统检阅，除综合性的文学通史外，还评述各体文学史、阶段性文学史、地区性文学史、港台版文学史，以及儿童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翻译文学史等。同时注意时代背景和精神氛围的描述，从多方位立体展现现代文学学术发展历程。对于走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想要在这里有所作为的人，或者想要了解现代文学研究历史的人，该书提供了比较周全、详尽、可靠的史实。
《编纂史》有自觉的理论追求，作为文学研究者，黄修己具有学习史学理论的自觉性，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很注意历史的概括，在第一编的末尾和第二编的开始，对照1949年前后的编撰工作，分别概括出8个特点， 这些源自史实基础上的分析和归纳，发人深思，很有利于作历史的反思和总结。在《编撰史》第三编，黄修己又从70多年的160多部新文学史中，归纳出四种文学史观：历史进化论（如胡适、王哲甫）、阶级论（如李何林）、新民主主义论（1950至1980年代的大多数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论（亦即启蒙论），指出这四种文学史观虽然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动的角度观察新文学，都把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前途、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本质上都是社会学的文学观念与历史的分析方法，不过有的偏重于政治方面，有的偏重于思想、文化的角度。这是最早的自觉的对文学史观的归纳、分析。这些历史和理论的洞见，对指引文学史的编纂实践，对今后学科的发展都有启示和助益。
《编纂史》对编纂主体也有分析，在描述新文学史编纂的艰难历程时，也努力展现几代文学史家的业绩和学术风貌。在《自序》中，黄修己慨叹学术史著“实只是‘著作史’，而不含‘编纂者’之史”。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将严格的科学精神与深切的人文关怀结合是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而直接对编纂主体的关注，是人文精神的显示。《编纂史》开篇记述几位师友之死，简述两代学人的坎坷境遇，令人百感交集；而最后章节对“四代研究家”的才、学、识、德以及生活经历、治学理路、治学特点和学术前景的分析，不仅对全面评价和深入体察他们的学术业绩和精神有所助益，而且包含了学科发展和人才培育的有益启示。黄修己在《后记》中寄提高学术水准之厚望于来者，与《自序》形成首尾呼应，可谓用心良苦，洋溢其中的是浓郁的人文精神。
《编纂史》重在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为追求深刻造成苛刻的批评。黄修己认为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今天的“深刻”和“真实”，而在于探讨当时出现那些观念、方法的历史“合理性”何在。譬如，丁易的《史略》因政治偏向造成文学批评的僵硬和失误，黄修己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运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发展从前史到本史的图式，指出在王瑶《史稿》建立新范式后，丁易不是对新范式进行深化、拓展，而是在没有新力量积蓄的条件下去突破和否定王瑶，另起炉灶，结果走入歧途。对于丁易的缺失，他归纳有9条之多，但是不作集中批评， 而是拆开分散来谈，追求“学问深时意气平”的境界。
四
作为文学史家的黄修己，对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自觉的文学史理论追求和有益探索。他提出的具有开拓意义的系列现代文学重要理论问题，包括方法论、文学史观、学科论等，前人都还很少涉及，他的探求富有开创精神。
勇于开拓，与时俱进，是黄修己的学术个性，但他不与时俯仰，逐新猎奇。1980年代初“方法热”尚未出现，黄修己就在北大开设“现代作家批评方法”课。但是“方法热”来潮时，他却没有卷进去。与多数论者追寻和搬用西方理论不同的是，他的“方法论”建构虽然不乏西学视野，但不是为西方现代理论做一个完美的阐释和注脚，而是切合中国经验和现实的“自下而上”的自主性思考，挖掘其间蕴涵的研究方法，金针度人。他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收录老、中、青三代著名学者关于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文章19篇，侧重科研实践和治学经验的总结。黄修己在代前言《终身不忘，唯此一言》中回顾自己求学经历和所悟之“道”，以“点石成金”的故事来形容研究方法的重要。这本方法论集，后被论者称为文学研究的“点金术”[8]。
王瑶曾指出，长期以来，文学史编写停留在作家作品汇编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文学史的学科性质缺乏明确认识，“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学科，又属于历史科学”[9]。然而， 至今人们对现代文学史的史学性质认识不充分。黄修己在《文学史的史学品格》[10] 等文章中进一步阐释和强调，文学史是文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又是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必须具备史学品格。他强调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学习史学理论，加强史学方法的训练，不要在文学史中只重主观的评论，不要只用推理的方法，而要坚持以实证为基础的方法。
以理性点亮历史，把文学史作为一个历史学科，注重实证，奉行“论从史出”的治学理路和方法，是黄修己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核心。黄修己将迄今各类新文学史著的表现形态分为两类：描述型和阐释型[11]。这两类形态各有所长，但王瑶《史稿》之后的新著，“往往是先有个理论的框架，再依之组织史料”，阐释型文学史取代了描述型文学史。文学史研究步入一个重论轻史，重大胆假设、轻小心求证的时期[12]。针对这种状况，黄修己曾极力强调实证精神。实证与推理是科学研究的一体二面。作为方法论层面上的两个向度，二者都重要，互相依存和补充。在进行事理分析和理论概括时，就要依赖思辨推理，但在进行历史研究具体过程中，单纯的思辨推理是虚妄无力的，实证往往更切实和有力，而且史实本身往往具有思想价值。黄修己对此作过精妙的论述，以毛泽东心中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例。这个问题吸引很多研究者，蓝棣之用症候分析法，从毛泽东论述鲁迅的字里行间，感受毛对鲁没有直接表达的更为重要的态度[13]。蓝棣之的发现出自他对文本的敏感。后来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披露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知识界人士时与翻译家罗稷南的谈话内容。黄修己指出：“蓝棣之反复论证得出的结论，也只是一种推论，只是提出问题，而不能成为确论。而海婴披露的一条史料，其震撼力远远超过蓝棣之的长篇推论。”[14] 此语实为治学的金玉良言！特别是在当下，无疑具有警示意义。
黄修己有感于学风空疏的弊病，因而提倡求实之风，弘扬科学精神；同时，他并不认为可以轻视理论，相反的，认为应该把理论上的创新作为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目的。他对“论从史出”有深刻和精到的论述，认为“论从史出”关键是第一和第四个字，即“论、出”二字。“论、出”就是“出论”，就是要引出理论来。怎么“出论”？那才是中间那两个字：“从史”。可以说“从史”的目的是为了“出论”。黄修己指出，文学史研究常落后于文学理论，治史者思辨力弱化，不能出“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大弱点。我们急切需要深入和切实的理论反思和建构。历史研究以及文学史研究，从史而出论，因而发生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