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起源论文,近现代论文,观念论文,数据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学家的新工具
自从19世纪末观念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关键词和语言学、语意分析一直是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任何思想和观念的表述、演变和传播都离不开语言和词汇，所以在观念史研究中，特别重视那些表达新思想和观念的词汇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出现，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类型及变化，以及如何传播并成为有其相对固定含意的普遍用语。例如，1958年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考察了“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等五个关键词在1780至1950年这170年间的意义，借此分析英国现代文化的变迁。[1]又如，1973年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专题研究，讨论这个词是如何在19世纪出现，它在英国、德国以及英美世界的不同含意，或些微的差异，由此揭示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个人”和个人主义是怎样形成的。[2]
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者在做关键词分析中，也有意识地采用了计量统计方法。显而易见，对某一历史时期文献中关键词的的计量分析，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该关键词所代表的普遍观念的使用和普及程度，从而摆脱研究观念起源和演化囿于思辨而无法实证的困境。但是，计量方法长期以来都面临一个方法论难题，即选取哪些、多少总量的文献作为分析对象，才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选用的关键词能够反映该时期的普遍观念变化呢？以往，任何个别研究者都不可能阅读并且牢记该一时期的全部有关文献，研究者往往是选取某一部或几种文献来分析统计。例如，石约翰（John E.Schrecker）在研究西方主权观念如何传入中国时，就是选取《清季外交史料》，并统计该文献中“主权”一词使用频率。他发现，在1875年到1894年间，每100页出现1次；在1895年到1899年，每100页出现2.5次；在1900年到1901年，每100页出现8.8次；在1902年到1910年，每100页出现22次。[3]（p253～54）大多数研究者是选取公认的重要学者的著作，来代表某一时期的普遍观念。如上面提到的Steven Lukes在研究个人主义时，是选了洛克（J.Locke）、霍布斯（T.Hobbes）、圣西门（Saint-Simon）、康德（I.Kant）、涂尔干（Duekheim）、西美尔（G.Simmel）、爱莫森（R.W.Emerson）、J.W.Praper、W.Whitmman、欧文（R.Owen）、弥尔（J.S.Mill）等十位思想家的著作。而Raymond Williams为了刻画英国现代文化形成和演变的宏观图画，除了选择亚当.斯密（Adam Smith）、魏克里（Weekley）、柏克（Edmuns Birke）、柯贝特、欧恩、穆勒、边沁、柯芝等人的著作来研究“工业”、“民主”等五个关键词外，还参照十九世纪六部著名小说。使用以上方法面对最大的质疑仍然是：这些文献是否能反映该时代人们的普遍观念？例如，《清季外交史料》是官方文献，就不能代表1900年前后官僚体制外士大夫思想的变化。而以代表人物言论作为普遍观念之根据，可能会受到更多质疑。因为所谓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往往是后知之明，实际上只是某种盛行一时史观的反映。随着人们史观的变化，对代表过去时代的重要文献和人物往往需要重新界定，换言之，代表性文献的选取和解读往往因时而异。但是，如果不以代表人物和某一部或某一类文献为根据，就必须将有关的历史资料尽可能收全，但仅凭研究者个人的阅读和记忆，又如何可能完成如此浩瀚的工程呢？
1990年代中期以来，用计算机处理文献特别是“数据挖掘”（Data Mining）这种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成熟，可能会成为克服观念史研究中上述困难的新工具。所谓“数据挖掘”是计算机处理数据的新方法，它有助于研究者思考如何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并通过分析发现研究对象之间那些很容易被忽略的关系。目前，这一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工程和市场最优化、电讯学（telecommunication）、医疗遗传（medical genetics）和古生态学（paleoecology）研究。我们通过几年来的探索发现，鉴于如下两个理由，可以期待“数据挖掘”方法的应用将会对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起到特别的效果。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重要中文历史著作和期刊的文献有了电子文本，并且在不断迅速扩充，使得建立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起源和演变的数据库是可能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是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的，其过程所涉及的时间并不太长，大约集中在1830～1930这一百年间，这一百年间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历史文献，基本上可以用不断扩大的数据库（从数千万字增加到两三亿字）所涵盖；而原则上说，数据库是有可能穷尽所有历史文献的。其次，在中国思想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新器物、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的传入，往往可以用中文定名和翻译某一个外来新名词来追踪，新观念的形成也十分典型地呈现为新名词的出现和传播。20世纪初章太炎曾这样形容过新名词的威力：“昔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曰名分。今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一曰公理，二曰进化，三曰惟物，四曰自然。”[4]这使得关键词研究可以用于分析近现代观念起源和演化的大趋势。
从1997年开始，我们相继推行过几个研究计划，（注：这一系列研究计划如下：1997年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的为期两年的研究计划："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CUHK4001/97H）"；2000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的"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 1736～1927（RG018-D-99）"；2002年4月中文大学资助的"Data Mining for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Rea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2002年9月开始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的新研究计划"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1840—1915）（CUHK4006/02H）"。在此，我们对以上资助机构致以谢意。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戚立煌先生、吴通福先生、黄庭钰小姐、增田真结子小姐做数据处理、日文文献摘要等多方面的协助，谨致谢忱。）着手建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1830～1930）”，目前这个数据库已初具规模，并在不断扩充和完善之中。（注：本文根据“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开发，刘青峰主编）做出相关分析统计。以下简称“数据库”，（）括号中以万字为单位。
本文使用该库所涉文献简目如下（约6千万字）：
一、近代重要论著：冯桂芬：《校邠卢抗议》（5.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21）；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11.5）；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31）；郑观应：《盛世危言》（13.6）；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1.8）、《新学伪经考》（24）、《孔子改制考》（22）；严复：《严复著译全集》（279）；张之洞：《劝学篇》（4.3）；苏舆：《翼教丛编》（13.7）；徐继畬：《瀛寰志略》（22）；魏源：《海国图志》（100）；郑应观：《易言》二十卷本（2.4）、《易言》三十六卷本（7.6）；许楣：《钞币论》（1.6）；陈衍：《戊戌变法榷议》（1.3）；薛福成：《筹洋刍议》（3.4）；宋恕：《六字课斋卑议》（5）；谭嗣同：《仁学》（5.6）；章炳麟：《訄书》（105）；容闳：《西学东渐记》（6.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700）；陈天华：《警世钟》（2.6）；刘师培：《攘书》（3.4）。
二、官方文献：王彦威、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426）。
三、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24.6）；《时务报》（226）；《知新报》（380）；《湘学新报》（80）；《实学报》（37）；《清议报》（250）；《新民丛报》（508）；《国民报汇编》（9.2）；《外交报》（749）；《湖北学生界》（37）；《江苏》（70）；《安徽俗话报》（27.6）；《二十世纪之支那》（4.3）；《洞庭波》（3.9）；《汉帜》（3.1）；《庸言》（256）；《甲寅》（129）；《大中华》（32）。
四、传教士中文著译：丁韪良译：《万国公法》（9.9）；傅兰雅：《格致汇编》（173.5）、《佐治刍言》（8.8）；李提摩太等译：《泰西新史览要》（40）；林乐知、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75.7）。
五、近人编重要政论选辑：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211.1）；翦伯赞：《戊戌变法》（42）；郑振铎编：《晚清文选》（79）。
六、新文化运动重要期刊：《新青年》（560）、《每周评论》（47）、《新潮》（158.2）、《少年中国》（273.6）、《向导》（281.7）。）我们已经通过若干个关键词在这约六千万字数据库中的追踪、意义挖掘采分析用这些关键词表达的若干重要观念如何起源及其演变轨迹。本文通过对我们近年来研究的综述，介绍我们用数据库方法在中国现代观念起源研究中的一些发现以及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分期的新看法。我们认为，一种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的数据库研究方法正在迅速形成，在思想史研究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方法和以往的思想史方法有如下差别：
第一，观念史研究基本单位不再是以文章为中心而是以句子为中心。我们知道，以往思想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是如何正确解读文本，从中抽象出观念的典型形态（ideal type）。由于对文本解读本身的复杂性，对其表达的某些观念理解可以存在着巨大差别。现在我们研究碰到的基本单位不是文章，而是文章中具有某一个关键词的句子。虽然在很多时候判断某一关键词在这一句话中的意义时，必须去看上下文，但根据句子来判断某一关键词的意义，具有相当大的客观性。而且从句子来区分关键词有几种类型，比从一篇文章来判断其中某一观念形态要准确得多。
第二，当以文章为基本单位时，从中抽取观念的典型形态只能靠一篇或数篇文章，文本不可能对观念是否普遍、该思想是否流行提供直接的检验。现在既然以句子为基本单位，我们可以将数据库中某一历史时期使用该关键词的所有句子寻找出来。在这数以千计甚至是数以万计的句子分析中，关键词意义类型明确，这些意义类型中哪些是普遍的以及如何变化，则完全可以进行统计检验。
只要承认上述两个前提，一种以关键词分析为中心和以往思想史研究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建立。它分为如下几个基本步骤：研究的第一步是寻找和选取代表重要新观念的关键词，并利用数据库检索表达该观念的一个或一组词汇及其按年代分布频度；第二步是提取所有相关例句，再由研究者解读每一个例句（随着数据库的扩充，往往可能找出数以千计或万计的数据），以确定该关键词的意义类型。我们可以掌握该关键词在例句中表达的不同意义类型及各种意义按年代演化的过程。第三步，以此做为基本素材，再分析中国传统观念以及中文中该关键词原意，何时以及为何要用该词表达新观念；如该词是中文中本来没有，则必须分析它何时传入以及普及的过程。与此同时，还必须比较该关键词意义在历史上的变化，确定某一时段其主要意义以及分析相关中西传统的观念差异。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对文本作出深度解读挖掘出其它统计数据，如对文本所涉及的中外人物、事件、学说、征引文献作出标识，就有可能建立规范性意义分析的数据库。[5]数据挖掘方法可以实现人手很难完成的名目繁多的事项间的相关性分析，从而启发新思路。而系统运用上述方法，则需要与不同学科、特别是语言学的合作。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三个步骤都是技术性的，而研究工作的成败则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利用挖掘出的大量数据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假说。换言之，不断扩充数据库文献的总量和改进系统功能，始终只是研究的辅助工具。而如何对统计分析结果，做出更为细致深入的解析疏理，从而勾勒出观念演变的线索，仍然依赖研究者的创造和综合能力。至于结合历史背景和文本结构分析，概括出某一时代普遍观念的ideal type，依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数据库方法运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念史研究从此可以突破以往用个别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的局限并使得思想史研究成为可以检验的。
二、尝试之一：检验已有论说和观点
思想史研究结论可以通过关键词统计加以检验，这是我们最早得出的结论，1997年，在探讨观念史研究中使用计量方法的第一阶段，我们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合作，选取了《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每周评论》、《建设》、《努力周报》、《向导》、《解放与改造》、《醒狮周报》、《甲寅》、《现代评论》、《星期评论》等12个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以检验有关新文化运动中普遍观念变化的有关论述。（注：1997年，我们选出并制定出对12种期刊的分析表格，每位统计员负责一种期刊，要求对各期刊的每一篇文章，如引用的事件、中外人物、中外学说、中外著作等24个项目，并用+，0，-标出文章作者对该事项的正面、中性或负面评价。《新青年》统计由香港的戚立煌先生、吴嘉仪小姐、周成海做出；以下均由复旦大学师生完成：《甲寅》：张谦；《新潮》：孙青；《少年中国》：金燕；《每周评论》：唐云松；《星期评论》：黎建军；《建设》：章红；《努力周报》：赵文斌；《向导》：汪干明；《解放与改造》：楚永全；《醒狮》：苑学武；《现代评论》：孙青和曲伟华。）这12种杂志总字数约三千万，其时间分布、杂志类别以及互相重迭关系如图一所示。图一中，纵坐标OA对应的是知识分子群体言论的几种刊物，与OB对应的则是有代表性的党派刊物；横坐标OC是年代，可见上述12种刊物断续相接，较为完整地涵盖了新文化运动整个时段。（注：需要说明的是，《新青年》与《新青年》（季刊），我们没有作为两个杂志处理，但在图表中，我们将《新青年》（季刊）列入政党或政治团体杂志，因其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刊物。）因此我们认为，它们基本涵盖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同思想流派和各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见，较完整地包含了观念变迁的信息。
图一 12种杂志的时间覆盖、类别及估算字数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运动是中国现代思想形成的时段，以往有关研究中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代表引进西方最重要的两个新观念。“科学”的广泛使用意味着启蒙思想对理性的尊重；而“民主”则张扬平等、大众参与、个人权利等新价值。“科学”和“民主”被认为是同等重要并且是反传统和建构新文化之利器。这两个新观念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推动着中国现代政治观念的确立。长期以来，该论断很少受到质疑。
我们利用数据库考察了“科学”和“民主”两个关键词在几种新文化运动期刊中使用的频度和意义类型，初步结果已大出所料。[6]《新青年》中“科学”一词共出现1843次，而“民主”只有1067次，加上“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总共是1283次，只有“科学”的70％。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表达民主观念的其他词汇呢？于是，我们又找出与其意义相关的“民治”（253次）、“民权”（125次）、“平民主义”（20次），加起来总和仍小于“科学”。这一现象是否与《新青年》的社会主义倾向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关呢？于是，我们又考察了以时评为主的《每周评论》，其出版时间1918～1919年，当时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尚不大，该杂志中“科学”出现了117次；“民主”只有44次。其他思想倾向的杂志，如拒斥马克思主义、坚持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新潮》中，“科学”一词出现1170次，“民主”加上“德谟克拉西”才共有175次；国家主义倾向的《少年中国》杂志亦大致如此。由以上最简单的统计可见，即使在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思潮中，民主观念也可能远远没有如科学那样受到重视。很可能，关于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并重的论点，是研究者根据代表人物——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的言论得到的。初步运用计量研究至少已可以质疑以往用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论断的准确性。
当然，仅仅依靠“民主”出现频度低于“科学”，并不能否定这两个观念并重的观点，更重要的证据是人们使用这两个关键词时对它们的评价。为此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新青年》中作者使用“民主”和相关的关键词时的价值取向，我们分别用+、0、-代表正面、中性和负面评价，得到表一。表一中，可以清楚看到《新青年》作者群对民主观念的评价令人惊异的变化轨迹，新文化运动初期对民主观念的负面评价甚少，反映出人们一致推崇的民主价值；往后，“民主”由单纯明确的界定变为具有多重不确定的含义，1920年、特别是《新青年》变为共产党机关报以后，对“民主”评价越来越趋于负面。在《新青年》杂志中对和“民主”有关理念正面评价的关键词使用只有404次，而负面评价的使用达764次。相比之下，“科学”一词在《新青年》中不仅使用频度高于“民主”，而且几乎全是正面使用，再结合我们在前文所举的其他刊物使用“科学”一词的频度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与以往观点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和民主虽然是新知识分子极力要推广的两种新观念，但实际上这两种观念却并不对等。“科学”被不同思想流派的知识群体共同推崇，一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迷信、反传统的符号，也是后来提出的新人生观的基础，成为建构新政治文化的要素；而“民主”不但使用频度相对较少，其价值也越来越受质疑。从这一结论来看整个20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此后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现代观念中的命运如此不同，民主观念及相应的制度建设一直步履维艰。
表一《新青年》中对民主观念相关词汇的三种评价的频度统计
态度 正 中性负
意项
民
民 德谟 总 民民 德谟 总 民
民
德谟 总
卷数
主
治 克拉 数 主治 克拉 数 主
治
克拉 数
西 西 西
1915.9～
6006
190019
20
0 2
1916.2
1916.9～
4509
160016
10
0 1
1917.2
1917.3～ 1020
12
250025
00
0 0
1917.8
1918.1～ 5710
58
0 30 3
00
0 0
1918.6
1918.7～ 14
140
28
0 70 7
00
0 0
1918.12
1919.1～ 16
105
31
230124
00
0 0
1919.11
1919.12～ 13
913 107
131014
01
0 1
1920.5
1920.9～ 11
35
12
58
43
36180 350
2257
1921.4
1921.5～ 173
11
31
322236 753
5 83
1922.7
1923.6～ 104
17
31
74
14290 125
14
35174
1924.12
1925.4～
71
25
33
470754 372
6
68446
1926.7
总数 165 166 73 404 292
63
13368 610
24 130
764
进一步分析表一，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趋势，这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民主”这一关键词不仅是正面的，而且使用得相当少。《新青年》各卷“民主”一词使用在价值取向变化同时，不仅意义在变化，使用频度也在不断增加；甚至在最后一卷“民主”（主要是负面使用）超过“科学”（图二）。这说明《新青年》作者群对“民主”一词的意义理解存在着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和意义重新界定的过程。只要将所有包含该关键词的例句找出，区分其意义类型，并考察其变化过程，就能揭示该刊中使用民主观念的意义演变以及它与重大社会事件的关系。为此我们系统研究了和民主观念有关的三个关键词“民主”、“民治”、“德谟克拉西”，即将图二民主曲线分解为三条曲线，得到图三。
图二 《新青年》中“民主”、“民治”、观念有关关键词频度分布曲线
图三 《新青年》中“民主”、“民治”、“德谟克拉西”三词频度统计
图三中有四条曲线，它们分别是“民主”（曲线B）、“民治”（曲线C）、“德谟克拉西”（曲线D）三个词在《新青年》各卷中出现的频度统计；曲线A则代表民主观念的这三个词汇的三条曲线的总和。图三B表明，1915年至1918年间“民主”一词出现频度不高，它是1919年以后日益普及的。而曲线A表明民主观念演变过程有三个高峰，第一个出现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这一时期民主观念主要由“民主”这个关键词表达，包含“民主”关键词的例句分析表明，其意义相对简单，主要是与“君主”对立。曲线A的第二个高峰为1920年初至1922年初，和民主观念有关的关键词主要是“民治”和“民主”。例句分析证明：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民治”、“平等”、“工人政治”等大众参与方面，也就是说这时“民主”除了和“君主”对立外，已具有多重含义。曲线A第三个高峰山现在1924年至1926年，这一时期代表民主观念的关键词主要为“民主”和“德谟克拉西”。关键词例句分析指出，这一时期“民主”的意义和第一第二阶段完全不同，其主要成分为表达无产阶级专政和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只要将图二、三和表一揭示的现象和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青年》民主观念会呈现出上述三阶段的变化。
如图二所示，民主观念凸显的第一个高峰之所以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间，和张勋复辟帝制直接有关。因为这时关键词“民主”的主要意思是指不同于世袭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大多为正面引用，表示与“君主”对立。关于被提及事件的数据挖掘证明，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正是人们常提及的政治事件。当时新知识分子对袁世凯和张勋破坏初建的共和政体极为反感，常常使用与君主立宪相对立的“民主”一词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念和对合理政治制度的追求。这一阶段民主理念相对空洞、意义单纯。民主观念凸显的第二个高峰在1919年至1922年间，代表性关键词是“民治”等，意味着对民主观念重构时期的来临。我们还可以看到，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知识分子在质疑西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思想背景下，赋予民主以平等、民治等不同的含义，并开始大争论，故民主观念的意义内涵变得很多元。而到1924年至1926年出现的民主观念凸显的第三个高峰，这时《新青年》已是共产党立场的刊物，通过例句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正面的“德谟克拉西”，其意义往往指“民主专政”；而“民主”一词负面评价大大增加，它是针对资产阶级民主及其政党的批判。很明显，这三个阶段正好对应着《新青年》知识群体对民主观念的接受和重塑，刻画了他们在学习西方社会制度时由接受到失望并转向接受马列主义新意识形态的过程。
三、尝试之二：追溯某些现代观念的起源和变化轨迹
以上分析可见，研究民主观念的重塑必须涉及几个关键词的统计分析。那么当我们追溯某一观念起源和演变轨迹时，应检索哪些关键词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决不是研究开展之前可以事先确定的。我们之所以用“民主”、“民治”、“德谟克拉西”等词来刻划五四后新青年群体民主观的重塑，这是基于对当时大量文献的阅读。必须注意，探讨某一观念起源的关键词组不一定等同于分析该观念定型时所包含的关键词组。就以民主观念为例，如果我们想进一步追溯新文化运动早期民主观的起源，仅仅依靠上述几个关键词就不够了。为什么这样讲？1918年前，用“民治”、“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等新词来指涉民主观念尚未普遍，而“民主”一词使用又不多，这就使人怀疑是不是存在其他更为常用的指涉民主观念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爆发之际，中国知识分子正热衷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代议制政治。这时有关民主制度词汇在政治文献中出现那么稀少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从《新青年》“科学”和“民主”不对称这一现象出发，可以进一步提出另一个问题：当时是否有另外的词用于广泛指涉西方代议制政治？数据库检索《新青年》前四卷和“科学”一词频度不相上下的是另一个政治术语是“共和”。从图四可见，1918年前“共和”一词的频度一直远远高于“民主”。图四表明，到1919年以后，“民主”才超过并最后取代了“共和”。“共和”一词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英文译名被当代人了解，但在今日政治生活中已不常用。如果不读历史，中国人确实很难想像20世纪前20年，“共和”远比“民主”普及。民初的中国对西方代议制度的引进曾被白鲁恂（Lucian Pye）形容为“共和幻象”[7]。新文化运动对民主观念的重构与“共和幻象”的破灭以及用“民主”取代“共和”过程同步。
图四 《新青年》中“共和”与“民主”、两个关念出现的频度
这样一来，要研究中国民主观念的起源，我们必须去研究五四以前包含“共和”与“民主”这两个关键词的所有句子。为此，我们建立了1830至1930年重要政治思想文献的全文录入文本的数据库。只有借助这一数据库，我们才能进一步考察民主观念起源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史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原先研究的范围也大为扩充，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观点的检验转化为研究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为何用“民主”和“共和”这两个词来指涉相应西方现代政治观念，以及它们中文意义与西方观念有什么差异、这两个关键词的意义在不同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问题。其核心是什么社会和思想因素导致“民主”取代“共和”？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变成以关键词统计分析为经验基础的讨论中国民主观的起源和演变。
根据数据库检索我们做出图五。图五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这就是1880年以前，“民主”、“共和”两词使用极少，自1880年至1915这三十余年间“民主”、“共和”这两个词出现频度明显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阶段为1898年即戊戌变法前十几年和后五年，“民主”出现频度高于“共和”；第二个阶段为1905年至1915年（即日俄战争到新文化运动之前这十年），这是“共和”凸显并超过“民主”的时期。表面上看，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这是“共和”高于“民主”的原因。但是图五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共和”这一关键词的使用已远远高于“民主”了。这说明新文化运动早期人们习惯用“共和”指涉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这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观念的建构。
图五 “共和”、“民主”、在1830～1915的出现频度统计
而新文化运动后期“民主”取代“共和”，则是对清末民初已形成的民主观进行再次重构的结果。这样一来，要理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民主观，则必须去研究为何新文化运动前十年“共和”会压倒“民主”？换言之，我们必须去考察“民主”“共和”这两个观念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在什么时候“民主”“共和”被用于翻译西方democracy和republic？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两个观念意义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注：这方面详细讨论可参阅：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Republicanism'to'Democracy':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1840～1924）（待刊））？
“民主”这个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先秦时期就在使用。《书·多方》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民主”的意义是万民之主，在中国传统帝制下，帝王是最高统治者，即民之主，故“民主”是帝王的别称。西方democracy起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人民）和kratos（权力，统治）两个词联缀而成，意为人民支配或统治。显而易见，中文中“民主”的本意同democracy正好相反！为什么要用一个意义相反的中文名词“民主”一词来译democracy？这是一个令人困惑也十分有趣的问题。数据库检索表明，“民主”现代意义最早出现在1864年，在此之前数据库中“民主”一词的意义均指皇帝。第一次用“民主”来指涉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中文文献是《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是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中译本。[8]该书于1836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公认的著名国际法专著。1862年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开始翻译这本书，1863年由清政府总理衙门选派四名官员协助《万国公法》中译本文字润色定稿。恰逢此时，清政府依据该译本的国际法条例，及时有效地处理了发生在中国领海上普鲁士与丹麦商船的纠纷，证明其十分实用；于是，1864年由总理衙门批准北京崇实印书馆刊印300部，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参考。[9]换言之，西方民主观念传入中国最早缘于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
和“民主”一词类似，“共和”一词在中文里也是古已有之，用于表达君主缺位时少数政治精英共同执政的状态，如《史记·周本纪》所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至今，尚未能确定是谁最早用“共和”来译republic。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最早用“共和”来译republic应该是1845年箕作省吾在译有关荷兰地理《坤舆国识》时，就应如何译republiek向大槻盘溪请教，大槻根据中文中“共和”的意义，建议把republiek译成“共和政治”为好。[10]（P114～16）而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最早是1830年代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已使用“共和”一词，但当时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该关键词的。那么，中国人接受用“共和”翻译republic是否从日本传入的？有趣的是，早在20世纪初中日文化大规模交流之前，即1890前后在传教士中文著述中介绍美国选举政治时，为了与“合众党”相区别，已有“共和党”的用法。数据库检索结果暗示，中国和日本似乎同样存在着用“共和”译republic的机制。那么，为什么中文用“共和”指涉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要比用“民主”晚二十多年？我们发现，这和中国学者在1880年前用“民主”同时指涉democracy和republic有关。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发现，《万国公法》用“民主”指涉democracy某种程度上是误译，因为它本意是用于翻译republic。[11]（p54）我们系统检查了《万国公法》中“民主”一词的意义，该关键词共出现了17次，对照中译本和英文文本可以发现，“民主”一词并不全是republic的误译。它有时同时包含republic和democracy两种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士大夫在接受国际法时，一开始并没有区别西方“民主”和“共和”的差别。这立即引发另一个问题：既然1860年代士大夫已用“民主”来泛指西方包含共和与民主在内的现代政治制度，为什么20年后又会选用“共和”一词并广泛使用、以致于20世纪初“共和”曾经压倒“民主”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1915年以前“民主”一词意义变化进行分类统计，得到表二。
表二 五四前（民主）一词的意义分类统计
意义皇帝
民选的不同于世袭君
人民作主
分类
国家无首 主的另一种政
和人民统治 总数
治制度
态度 + O - + O -
+
O -+ O
-
+
1864 01
15 16
1875
6 6
1877
2 2
1878
1 1
1880
1 1
1881 11 2
1883
5 5
1884
2 2
1885 312 3
18
1886
2 2
1887 13 13
1890 2
2
1892 1
12
1893 9 3 1
13
1894 44 8
1895 37
108145
1896 19
27 57
58
1897 2
29 119254
188
1898 1
20 85115
12 10 108
1899 12 235 13
44
1900 3 122 26
1901 2 975 6
32 15 112
1902 13 1911203 64 202
1903 7 27 6212 43 151
190418241101 2 362
1905 2 4 812
18
9 116
1906 4 2214757
8 193
1907 1 7216
7
87
意义皇帝
民选的 不同于世袭君人民作主
分类
国家无首主的另一种政和人民统治 总数
治制度
1908 6 33 3 4 46
1909 1110 17 2131
1910
22 1 3 26
19112
5 1118
1912
22
22
191322108 3115
1914
18 2 20
1915 111 3 8122
由表二可见，从1864年至1915年间，“民主”一词有四种含义：一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主”一词的本义：“民之主”即皇帝，1860年代就很少使用了。二是指西方民选的最高统治者，1895至1898年间常使用此意义。第三表达与君主世袭制对立的西方政治制度，即接受了《万国公法》用“民主”同时指涉democracy和republic的传统。第四种是“民作主”，在1896年以后常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意义，1870—1890年代“民主”常用于指涉西方民选最高国家元首，如报道美国“选举民主”，这里“民主”乃民选国家元首，它往往与其英文的中文音译“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和“美皇”混用。由于中国没有民选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传统，“民主”的意义由民选国家元首，过渡到第三种表达与君主世袭制对立的西方政治制度，就是很自然的了。由此例可见，对早期译名的意义类型分型，可以揭示思想史演化中十分细致的环节。
那么为什么后来人们又采用“共和”一词呢？请注意表二的统计揭示出“民主”一词意义变迁的过程，有另一个点特别值得强调。这就是1898年以后即自戊戌以来，“民主”的民作主之意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但人们对其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认识这一点对理解为何“共和”兴起并一度压倒“民主”十分重要。因为“民作主”具有人民统治和大众参政的意思，它与中国传统精英政治观念冲突很大；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即使主张向西方政治制度学习的士大夫也不同意在中国实现民作主。士大夫始终怀疑中国民众的素质能否与西方民主制配合，因此对民做主的评价也往往是负面的。戊戌以后，特别是20世纪初大力引进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时，“民主”一词原先在观念上对西方民主和共和不作区分不再符合时宜，“民主”这一关键词含有民做主的意义，它不是政治改革的目标，这时“共和”从泛泛的“民主”区分出来势在必然。西方republic一词来自拉丁文res publica，原意为将政治视为公共事务，在19世纪前具有精英主义的色彩；[12]而“共和”的准确意义，很符合推动和参与中国政治改制的士大夫阶层的强烈精英政治倾向和道德精英主义。如主办《时务报》的汪康年在1890年代后期主张建立“君民共主之国”，大讲兴民权，其中的“民”并不是全民，而是在“明秀的士民中间选举议员，赴京入议院”[13]（p97），即有参政权的“民”实为地方精英或绅士。在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到，不但要对词意做出意义型的分析，而且，进一步对使用者的价值评判（-，0，+）的分析更是十分关键，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为何1901年以来特别是1905年后“共和”压倒“民主”这一令人迷惑现象作出深入的理解。
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而1905年日俄战争则促使清廷实行预备立宪，这意味着由当权者即社会精英推动的政治改革付之于实施。显然，为了和负面的“民作主”区别开来，以精英为主导的学习西方制度必须赋于准确的名义。特别是日本战胜俄国，在清廷和士大夫心目中是君主立宪制战胜君主制的证明，清廷也马上组织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社会精英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君主立宪不可阻挡。这正是1906年“共和”一词使用高峰的原因。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推翻后将西方代议制引进中国乃当时大多数社会精英（城市化的绅士）所推崇，反映在文字言论中就是“共和”压倒“民主”。由此我们亦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因袁世凯称帝及民初政治危机而引发，在新知识分子心目中，这不仅是精英式共和制度的破产，甚至连“共和”这个词本身也因为君主立宪被称为“虚君共和”而蒙上阴影，于是必须用新的词汇表达理想的西方政治制度了。正是张勋复辟引发了有关共和制度的大辩论，辩论中帝制被等同于虚君共和，这样，“民主”和“共和”就成为当时辩论双方两种对立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新知识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时，是用“民主”来反对、甚至取代绅士所主张的“共和”的，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民主”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才能与“科学”相提并论而突现出来。而且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的含义和1915年前最大不同在于：1915年前民主观念是包涵共和的，之后，“民主”和“共和”互相排斥；只有这样，“民主”作为新知识分子反对旧精英的政治符号才显得格外有力。新文化运动之后，“共和”在中文政治术语中的使用不断减少，包含在共和观念中的精英式代议制、宪政和权力制衡也被遗忘了。而在和共和对立的民主观念中，突出的只是大众参与和民选国家元首制度，至今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
四、从个别观念到观念群：在新名词的背后
艾克顿有一句名言：“最激励人的莫过于去发现观念的来源。”在上述民主观念的分析中，我们展示了如何利用数据库方法、关键词意义的统计以探讨某一个现代政治观念从起源到形成的全过程。1999年后，我们系统展开了这方面的探索，通过“群”、“社会”、“个人”、“权利”、“经济”、“科学”、“公理”等关键词统计分析，讨论了若干重要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例如从考察用什么词翻译rights研究中国的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14]又例如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探讨西方社会观念如何进入中国，[15]通过“天理”、“公理”到“真理”这三个词汇的统计发现表达政治制度正当性的观念变化，[16]用“格致”和“科学”这两个关键词意义变化分析中国近现代科学主义的结构，[17]以及为何用“经济”译economy并揭示表达社会组织蓝图的内在理念[18]等等；还发表了有关中国个人观念起源的论文[19]。换言之，我们从研究一个观念的演变开始进入到研究一组近现代政治观念的起源。虽然这一系列观念中每一个都有其特殊性不能用其它观念起源机制来代替，但对这一系列新观念起源和形成过程进行比较，立即发现它们存在着结构上的类似性。
为了说明这种结构上的类似性，让我们来看看代表西方现代性核心价值的个人权利观念是如何在中国起源的。表面上看，用“民主”来表达democracy和用“权利”译right没有类似性可言。但只要仔细想一想，立即看到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这两个关键词在中国的原来意义同它们表达的西方观念相距极大。“民主”的中文原意和democracy相反，在古文中“权利”主要指权势和利益，当作动词用时，是指权衡利害，与西方right具有正确、理应等价值判断大不相同。故20世纪初熟悉西方思想的严复就不同意用“权利”译rights，而主张用具有道德含义的“民直”和“直”来表达。但是，严复这种更为准确的译法在中文里并不流行。现代汉语最后仍用“权利”译rights。这表明rights传入中国和democracy传入中国类似，都是用一个中文里原有但意义和西方观念极不同的词来表达现代西方新观念的。前面我们讲过，最早用“民主”指涉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起源于对国际法的翻译，由于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制度，“民主”一开始亦用来指涉民选的最高统治者，即中国士大夫先是用类似于“格义”方法赋于中国原有词汇新含义，用其来逼近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十分有趣的是：用“权利”译rights背后的机制居然和用“民主”译democracy一模一样。虽然早在1830年代传教士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传教士用了一个词组“人人自主之理”来表达rights，但该用法在相当长时间中没有被中国士大夫接受。最早用一个确定的关键词和rights对应亦是缘于国际法的翻译。正是在186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一书中，“权利”一词才和西方rights观念明确对应起来。
rights在英文中含义丰富，而其主体大多指个人。《万国公法》英文原文中有着大量个人权利的论述以及国家权利来源的理论根据，但其中译本却基本上忽略或大大简化了这些讨论。它作为国际法专著，在国际法层面讨论权利时，其主体全都是国家或国家的代表如大使。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国政府和士大夫是出于对国际法的需要而引进西方rights观念的，故一开始《万国公法》中“权利”一词的意义只是指国家的合法权力和利益，并没有与个人自主性相关联。由此可见，权利观念从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就已经偏离right的主要意义，是用中国传统“权利”观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格义”的结果。显然对国家利益，存在着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它们通常是用“权利”和“利权”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的。中文的“利”字则与经济利益相关，“利权”专指国家经济利益。“权利”更多地用于指自主性，即国家的政治自主性。
进一步考察1860～1925年间“权利”、“利权”两个词的频度分布，可以发现明显存在着三阶段。由图六可见，1860年至1900年间“权利”和“利权”两个词的使用频度大致相同（有时“利权”频度还略高于“权利”），这为第一阶段。1901年至1915年间“权利”出现频度开始超过“利权”（图七），这是第二阶段。新文化运动中“利权”一词却开始消失，构成了和前两个时期不同的第三阶段：当时一方面人们对权利的经济方面（个人经济权益和经济平等）高度重视，但另一方面却是“利权”一词的消失。当代汉语中已基本不用利权这个词，正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它说明权利观念再次发生某种结构性变化。
图六 1850年至1900年“权利”和“利权”两个词使用频度统计
图七 1900年至1915年“权利”和“利权”两个词使用频度统计
从“权利”和“利权”这两个关键词统计分析发现存在着三个阶段，这只是现象，观念史研究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发现，其背后正是权利观念意义的不同。如上所述，自《万国公法》将rights译为权利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人把权利等同于国家合法的利益。显然就利益范畴而言，经济和政治同等重要。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利”和“利权”这两个词出现频度大致相当的思想史含义，即权利主体为国家。既然第一阶段（1860年至1900年间）“权利”和“利权”两个词的使用频度大致相同是因为权利主体均为国家所造成，那么，1901年至1915年间“权利”的频度高于“利权”必定意味着权利主体的变化。如果我们将数据库中这一时期的文献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类，分别统计，则可发现官方文献中“权利”和“利权”使用频度分布和第一阶段同，如《清季外交史料》中权利主体是国家，“权利”出现259次，“利权”222次，使用频度大致相近。也就是说，只要权利主体是国家，这两词汇的使用就无论在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是相同的。我们发现，以个人作为权利的主体是第二阶段“权利”使用频度高于“利权”的原因。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文语境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观念，这就是“个人”。“个人”一词在中文里虽早已使用，但它不是政治语汇，也不是今天的意思。它常用于小说诗歌中指某一特定的人，特别是所爱的人。“个人”成为新的政治术语是一件大事，意味着西方现代价值的核心individual进入中国。数据库检索表明，正是在1903年用“个人”用来翻译individual被主张革新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鲁迅在1908年也曾谈到这个新名词带来的冲击，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这样写道：“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20]图八表明民间文献中“权利”与“个人”两词的分布频度，两条曲线在1901年至1909年间十分类似，表明权利主体变化和个人观念出现的相关性。
图八 非官方文献中“权利”和“个人”两个词频度统计
分析这一阶段与权利观念相关例句，亦可以看到20世纪初权利观念与1900年前最大的不同正是权利主体的复杂化。1900年前不仅权利主体是国家，而且中文里权利观并不包含西方自然权利观念。正是在第二阶段因中国接受了个人观念，西方自然权利观念传入了，中国人所理解的权利观念才开始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如果没有以个人自主为基础的权利，国家自主、民族独立则是不可能的。如1901年就有这样的言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21]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这样提到：“如彼希腊人及斯拉夫人，虽能立地方自治之制，而不能扩充之。其能力全集注于此最小之公共团体，而位于此团体之上者，有国家之机关；位于此团体之下者，有个人之权利，皆非彼等所能及也。”[22]这里，原先被认为是以国家为主体之权利是由个人权利合成，即个人权利已成为国家权利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基础。
为什么这一阶段的权利主体会由原先代表国家转变为个人呢？初步找到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受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所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23]又有人这样论证：“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利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夫权利之竞争，亦若是则已耳。为国民者协力各尽其分内竞争之责，则侵压自不得行……”。[21]即这一时期讲“权利”时，往往把它与“竞争”和“公理”联系在一起；申张个人权利的言论是以时代最响亮的口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根据的。换言之，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巨大影响下，中国人接受了个体竞争是种族进步和民族独立的先决条件这一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被认为是适用于整个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权利主体由国家变为个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的结果。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1900年以后，清廷开始推行新政、预备立宪，为了一方面可以全面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不破坏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采用中西二分的方法，即把社会乃至国家事务与家庭、个人事物划分为两个不同领域：儒家纲常名教只在家庭和维系传统社会架构中起作用；而西学是推行某些新政的公共事业的合法性依据。本来儒家伦理是阻碍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个人自主性即个人为权利主体的主要障碍，现在这一障碍从公共领域退出，在家族之外的公共领域中权利主体亦随之从国家扩展至个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第二阶段对西方权利观念接受时，仅仅在家庭以外的公共领域承认个人自主性为正当；即个人权利的有效性在家庭内部的私领域是不存在的。从前面引用的梁启超等人的言论可以明显看到，这一时期虽然强调个人自主性和个人权利，但是它大多只是与国家、社会事务的公共领域相联系，尚未进入家庭和个人伦理。
耐人寻味的是：上述两个促使中国人接受西方自然权利的动力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都不再存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普遍的批判，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亦因共和尝试的失败而被抛弃。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自然权利观念的前提既然消失，新文化运动（1915～1925）也就成为权利观念变化的第三阶段。首先个人自主的权利观念进入家庭内部，进而个人自主的权利观念也一度成为新知识群体的新道德。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接受了西方权利观念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个人权利为正当，它具有道德属性，但权利并不等同于道德。中国人是通过儒家伦理的结构来理解道德的，认为道德内容或它每一项要求（条款）都代表着善，且必须人人可做到。显然，权利并非如此，人权清单规定了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并不要求每个人一定可以得到幸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道德伦理为合法性基础的，新文化运动批判并抛弃了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并开始把权利作为一种新道德，并用它来论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由于新知识群体是从中国式的道德角度来理解个人自主的权利观念的，从而使得权利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重构。
正因为新知识分子是从传统的中国式道德模式来理解个人权利的道德属性，如果它是不可欲、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也就有可能会怀疑、甚至否定权利的普遍性，重新界定其性质，结果是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的权利观念。如前所说，1915年后“利权”一词开始消失，即作为经济利益和自主性的利权完全被纳入权利观念中。这样，权利平等很容易转化为经济平等，一旦身无分文的穷人不可能具有富人那样的经济自主时，作为新道德的权利被认为是虚假的。当时的新知识分子正是这样来理个人权利的。如《新青年》七卷二号中陶履恭在《欧美劳动问题》一文中说：“……此外还有那些有工作能力而无人雇用的和那些无工作能力的都要求他们工作的权利……只有劳动者是生产者，所以劳动者自身该有相当的权利，操纵生产，操纵与他们生命有密切关系的工业。”同期还有周作人的《新村的精神》也说：“人人有生存的权利，所以应该无代价的取得衣食住。”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完全可能由于出身、经济状况等条件的制约而达不到。如果把权利等同于道德，对于贫穷的人来说个人权利毫无意义，即权利是不可欲的。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道德一旦不可欲，它也就不再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其内容被视为虚妄。这样，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不少新知识分子否定自由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念就不再被认为是具有个人自主性和普遍性了，它也不再是论证政治经济制度合法性的基础。如施存统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九卷四号）中说：“据马克思的意见，一切权利，都是有产阶级社会的残滓，劳动全收权也是一样……这个叫做‘平等权利’的权利，实在是对于不平等的劳动的不平等的权利……一切权利，都是不平等的权利。”
权利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经过重构后，其含义在某些方面又回到和第一阶段类似的结构，指合法的权力和利益，不再包含个人自主为正当的意义；但当它同道德发生关系时，儒学的覆行义务才享有权利的结构也保存下来。这是第一阶段所没有的。这种权利观念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故在今日中国人心中，权利只被理解为个人只尽了某种义务才能享有的权益。由于它一直同个人能力有关，很多中国人至今不能划清权利和权力这两个观念的界线。
综上所述，从19世纪下半叶到新文化运动权利观念的意义经历了三次变迁。第一阶段是用中文里“权利”本义来理解西方rights：权利为国家正当利益。第二阶段个人成为“权利”主体，西方自然权利观rights的道德含义开始进入中国。第三阶段为对西方权利观念的重构，形成当代中国人熟悉的权利观。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权利观念意义变化三阶段不仅在时间上和民主观念意义变化三阶段正好重合，而且和民主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存在着结构上的类似。上一节指出，中国当代民主观的形成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用中文里原有的术语“民主”翻译西方民主观念，在介绍西方近代民主共和观时，夹带着从中国本土观念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理解：很多时候是指民选最高统治者；故可称为选择性吸收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头15年，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共和”与“民主”的差别，并用“共和”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全面引进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学习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由于学习西方共和制度的失败，新知识分子对半个多世纪来引入的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进行重构，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中国式的以大众参与选举为主要内涵的民主理念。民主观形成的过程和权利观念形成机制一模一样！
从我们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无论中国对“科学”的理解，还是近代西方经济观念和社会观念的传入，大致都经历了我们以中国近现代权利和民主观念起源和演化、定型为案例而总结出来的三步曲。也就是说，新观念的起源和演变呈现出的阶段性，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适用于某一类观念群体。我们发现政治思想范围内的几乎所有观念群形成都遵循着同一模式。正因为上述三阶段的普遍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在接受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时一个颇为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基本上不用西方近代事物和观念的音译，而是采用中国文化中原有的词汇注入新意义以表达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在自然科学术语上，这一不同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特点早已被科学史家所注意。其实它不仅表现在西方近现代器物的定名上，还普遍发生在对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翻译和引进之中，这就是所谓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新名字问题。
五、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分期的新看法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对如下事实感到奇怪：为什么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传入中国过程中，一开始使用的音译大多都没有在中国扎根？例如在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这本几乎是介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中，economy直接音译为“伊哥挪谜”[24]，但这个词始终没有被中国人接受。其实用音译西方观念早在明末已出现（注：如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把西方哲学称为“斐录所费亚之学”。见李之藻等编：《天学初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影印金陵大学寄存罗马藏本），第1册，第31页。），但最后大多仍以中文里原来就有的词汇来定名。一旦我们认识到中国接受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大多都经过三阶段，这个问题即迎刃而解。
由于第一阶段是用中国原有观念的格义对相应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部分意义作选择性逼近，故一定是用中文里原有的词翻译西方近现代观念。但这些词汇固有的含意已在中文里广为人知，用其作为翻译代表西方观念的政治术语，后果必定是对西方观念原意的歪曲或选择性吸收，用“权利”译rights就是典型例子。这时往往出现一词对应多个同类型的西方观念。我们前边分析过的“民主”在早期使用时，曾包含democracy和republic两个观念，又如“格致”一词在19世纪后期同时指涉science和technology，都是一词对多意的表现。
只有当第二阶段的来临，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如果采用中文里古已有之的名词来指涉西方观念，无可避免地会把中文原意投射到西方观念中，往往会带来望文生义问题。认识到原有的翻译不能准确表达相应的西方观念，就不得不运用新词。1902年，就有人主张，对这些新名词所发凡的新意义，应学西方那样另造名词。因为“夫我中国即无固有之名词以冠之。亦不妨创一新名词。如泰西近今有新发明之事理。即创一新字以名之也。若必欲以我国古名词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能确切无遗憾。”[25]故第二阶段往往也是用多个中文词翻译同一西方近现代观念或区别该观念不同层面含义的时期，出现“多词对一义”。如“民主”与“共和”同时使用，“格致”和“科学”并用，力图用“民直”取代“权利”等等都是例子。对economy的翻译亦是如此，第一阶段是将其纳入富强，显然“富强”不能表达economy准确含义，故第二阶段出现用多个词汇，如“生计”、“国计”、“财经”、“经济”来翻译相应西方观念（图九）。
图九 “富强”、“经济”和“生计”三个词的使用频度分布
一旦用多个不同词准确表达西方近现代观念，在语言学上必然表现为大量新名词的涌现。“新名词”这个关键词最早出现在世纪之交，一开始人们对其评价似乎是负面的。但自20世纪初它开始变为正面的，这也正是大量新名词涌现时期。1903年有人这样谈创立新名词的社会功效：“凡发明一新理，而欲公之于学界政界，不能人人共喻之也，则必立一新名词，以耸动人之眼膜，开通人之脑筋。”[26]第二阶段大量新名词的出现，固然对准确表达西方现代观念有利，但用多词对应同一观念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用词混乱以至于人们不能准确把握观念。1913年就有人这样论述，中国人“喜用新名词，而不究其意义，如民权自由共和专制者，今人人之口头禅也，而明其义者盖寡。故一方面有以抵抗法律为民权，破坏秩序为自由，盗贼当事为共和，执法不阿为专制者，而他方面则以个人之命令意见为法律，而强人以遵守焉”[27]。事实上，这一问题到第三阶段不再存在。因为只要对第二阶段学习结果进行重构，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观念诸多方面进行处理融合为一中国式新观念，其后果是再次出现用一个确定的关键词表达该现代理念。另一方面必定是该关键词本来意义被新一代人遗忘。
事实不正是如此么？五四后“民主”取代“共和”，“经济”取代“生计”以及科学变为唯物论和科学主义都是例子。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学习结果的创造性重构。由于重构，第二阶段的多词对应同一观念现象不再存在。在第三阶段由于这些观念有了明确的新含义，导致该词在中国现代汉语中不再具有古汉语的意义。今天中国人熟悉的表达西方现代观念的词大多是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相应现代观念重构的结果，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熟悉这些词的中文原意，而且更习惯用不同的词更准确地表达西方原有观念。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民主”在中文里本是皇帝，“科学”本意是科举学校，即使分科之学亦来自科举呢？很多人只有去查汉语大辞典才能发现：“经济”本是儒学经世济民之才能！
新名词和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三阶段的关系还有助于我们检讨另一个公认的观点：中国现在使用的很多词汇来源于日本对西方近现代观念的翻译。目前用数据库方法来探讨中日近现代思想的互动刚刚开始，我们还不能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但在时间上第二阶段正好同大量日本著作中译重合，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接受新名词的机制上重新探讨日译西方观念对中国所起的作用。1918年出版的《新名词训纂》中列举了当时流行的近八百个新名词，从“宪法”、“文明”、“哲理”、“教育”到“干事”、“基础”、“植物”，应有尽有，其中大多数是被今日学者认为从日文中引进的；而作者却指出其每一个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出处。[28]因此，很可能日本用某一关键词译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和中国存在着相同的机制。
由于符合三阶段说的近现代观念和词汇相当多，我们认为，通过关键词统计分析而发现的近现代观念群起源和演变模式或许有助于重新探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的分期问题。我们倾向将中国近现代思想形成分为如下三阶段：1840年至1900年为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现代思想选择性吸收时期；1901年至1915年是儒家思想退到家族私领域，而在公共领域全面学习西方的阶段；1915年至1925年为第三阶段，正是在这第三阶段，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制度带来的问题，引发了知识界对民主、权利、社会等重要观念的重构，形成了中国当代思想。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分成三个阶段的背后，是提出一种不同于现代化史观的中国近现代史观。现代化史观认为：19世纪下半叶官方主导的洋务运动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1895年甲午战败证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开始了制度层面全面学习引进西方政治经济的改革，其间发生了戊戌政变、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但这一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又再引发了从价值意义层面的全盘反传统和全面接引西方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观念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史观并不能解释1900年至1915年间中国出现公共空间，并且在政治思想上最接近西方；亦不能解释为什么五四时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会拒绝西方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它更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有别于苏联，亦不同于西方，也不能解释意识形态解构后为何中国人有关个人、权利、社会等最基本的现代观念仍保持不变，它们仍具有五四时期经重构后所具备的形态。而在我们提出的近现代观念变迁的宏观图景中，则展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西方现代思想冲击下变迁的复杂性：先是尽可能保持不变前提下对现代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当这种方式无效时才出现学习过程，学习过程的失败又导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构。中国式的现代思想是经历了这样三阶段才形成的，接受外来意识形态只是观念重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因为如此，这些基本观念群不会随意识形态解构而变化。
我们根据观念群变迁模式提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分期正确吗？它需要更多的证据。但有一点无可怀疑，随着计算机处理大量文献中所蕴含的丰富信息的技术的进展，在21世纪，观念史这一最晦暗、最迷人的史学领域将出现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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