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革命的过程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两个相互耦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两个相互耦合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起着独特的作用。《反对本本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实践论》则是对它们的历史经验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实践论》为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领导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论》的思想。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胜利。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国革命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多维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既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锐利武器，又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桥梁和契合点；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革命的进程又以其曲折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胜利，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从多角度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深刻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好，中国革命就走向胜利；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不好或相脱离，中国革命就会遭到挫折或失败。因此，中国革命的过程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两个相互耦合的过程。在这两个相互耦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起着其独特的作用，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这两个相互耦合过程的桥梁和契合点。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这两个相互耦合过程的桥梁和契合点呢？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点和功能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仅主张理论来源于实践，而且十分重视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必须回到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进一步的得到丰富和发展。只有这样，它才能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正因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一本质特点和功能，所以决定了它在这两个相互耦合的过程中起着桥梁和契合点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革命起着指导作用；同时，它又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这两个相互耦合过程的桥梁和契合点。因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运用与发展状况，既是衡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程度与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中国革命能否不断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只要我们认真回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
1937年以前，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建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中国革命不仅经历了重大的曲折，而且屡遭挫折和失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的结合起来，就是因为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而未能找到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的结合起来的桥梁和契合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巧妙的结合起来，就是因为他坚持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如果说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的光辉著作，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那1937年7月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历史经验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
二
坚持和认真实行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也是搞好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极其重要的环节；同时，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本本主义”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毛泽东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在《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光辉著作中，从多方面对坚持和认真实行调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首先，明确的指出了坚持和认真实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3]“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4]从而得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的著名论断。
接着，分析了“本本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及其危害性。“本本主义”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在革命斗争中“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6]，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7]
最后，阐明了坚持和认真实行调查研究的意义以及纠正“本本主义”错误的根本途径。“我们调查工作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8]，从而指导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纠正“本本主义”错误的根本途径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9]同时，在这本光辉的著作中，还对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技术”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清算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则是由1937年7月毛泽东的《实践论》来完成的。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实践的内容与形式、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和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历史的统一以及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等，都作了系统的阐释和发挥，创造性的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体系。同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中，从各个角度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以及“左”右倾机会主义在认识论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指出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10]因此，“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11]“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2]。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是遵循“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点，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且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革命摆脱了挫折、失败的困境，不断的走向了胜利。
三
《实践论》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我党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程度和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也是中国革命再一次出现新的转机和新的起点的标志。同时，它也为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下的许多重要著作，以及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战略与策略，无一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认识的客观性和整体性的角度，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在驳斥“亡国论”时，指出：“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13]在驳斥“速胜论”时，指出：“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同时，在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和整体性的基础上，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以及中日全部对比基本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从而达到了对抗日战争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的认识，不仅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正确结论，而且还预见到了持久战将要经历三个战略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15]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及其最终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及其所制定的战略、策略等，是无比正确的。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从“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6]出发，在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即建立一个新中国，并对未来的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提出了科学的构想。《论联合政府》则是在深入分析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的国际、国内诸多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关于未来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科学构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并对实现这一科学构想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尽管这个关于未来新中国的科学构想的实现，暂时被蒋介石掀起的内战所破坏，但是，它的实现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结语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17]
中国革命走着曲折的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立即挑起大规模的内战，于是又一次把“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毛泽东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武器，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我们党的革命策略，即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与它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用极其生动形象的语言所指出的那样：“‘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们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18]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方针、政策的正确，中国人民只经历了四年的斗争，就取得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四
为《实践论》所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又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种丰富和发展，沿着两个重要的方向展开。
第一，理论上的不断深化。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9]毛泽东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对它作了简要的阐释。但是，从理论上来看，毛泽东还未来得及对它进行深入的展开。因此，在尔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从理论上对这“十分重要的那一半”，即“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在《实践论》以后的许多著作中，都反复的指出，从理性认识（或理论）飞跃到实践，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即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贯彻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计划、措施和方法，并宣传、教育、依靠和发动群众，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的行动等，同时，还对这些中间环节的每一个环节，作了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20]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实现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而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完成党提出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毛泽东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1]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只有真心依靠和动员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胜利。因此，在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宣传、教育、依靠和动员群众的问题。他说：“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22]因而“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23]。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24]
在实现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中，无论是提出任务，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还是用路线、方针和政策去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并变为群众的行动，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理论到实践飞跃的主体中的核心力量。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建设。只有把党建设好了，理论到实践飞跃的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有序的、正常的运转，才能完成党提出的任务，达到正确改造世界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5]
第二，在运用中丰富和发展。
1937年以后，毛泽东把为《实践论》所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论，运用于经济、政治、军事、文艺、教育等领域，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遵循感性认识要跃进到理性认识，必须对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改造制作工夫，才能达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认识论原理，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客观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获得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对未来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出了科学的构想。同时，还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靠主观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26]从而使我们能够站在“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的高度来审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切主张和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把为《实践论》所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原理，运用于文艺领域，科学的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如何去服务以及文艺批评标准等问题。毛泽东指出：要解决好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文艺。”[27]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才有可能创作出“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28]的文艺作品。毛泽东还指出：检验文艺作品的好坏或作家主观愿望是否正确、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29]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解决文艺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中得到了深化和拓展。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阐释和把握工作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30]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不仅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对群众路线这一根本的工作方法作了科学的阐释，而且也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起着独特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既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胜利。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754页，1966年7月横排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页，1972年5月版。
[3][4][5][6][7][8][9]《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27—33页，1964年6月版。
[10][11][12]《毛泽东选集》第1卷，272页，1966年7月横排版。
[13][14]《毛泽东选集》第2卷，425—426页，1966年7月横排版。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43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62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104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1072—1073页，1966年7月横排版。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26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810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1241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96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1262—1263页。
[24]《周恩来选集》上卷，336—338页，1984年11月版。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104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623页。
[27][28][29]《毛泽东选集》第3卷，814、817—818、825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854页。
标签：认识论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实践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