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陈望道对建团的贡献
●邵 雍
[摘 要] 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望道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在此后与他的学生一道，参与筹建中国第一个团组织，将进步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组织和团组织周围，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 建立共青团；贡献；陈望道
一、陈望道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陈望道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陈望道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由陈望道、施存统等主编的《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2]。由“一师”学生施存统、俞秀松等14人与外校阮毅成、沈乃熙（夏衍）等20多人编辑的《浙江新潮》是浙江最早的一份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夏衍后来回忆说：“《浙江新潮》这份刊物，是‘一师’学生宣中华、俞秀松等在陈望道、夏丏尊的支持下办起来的。”[3]陈独秀特意发表了随感录《〈浙江新潮〉——〈少年〉》，认为“《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并鼓励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4]
1959年4月，陈望道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中说：“五四运动首先是个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个爱国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个文化运动。在这个文化运动中，人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而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在人民群众中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文化运动导向更前进的方向，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不久终于出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1961年10月，他应邀在《上海盟讯》上发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一文，文中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之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1921年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四人帮”大搞“批林批孔”，有人污蔑陈望道受孔孟之道影响，宣扬“封资修”时，陈望道非常生气，声称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是一名反封建的勇士。[5]
二、陈望道和他的学生是建立中国第一个团组织的中坚力量
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立。当时团的发起者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由俞秀松担任书记。建团的中坚一共8人，有3人是陈望道的学生，连同陈本人在内，占了半壁江山。
对于生活教师而言，其作为寄宿制学校中负责学生住宿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重要的岗位责任。因此，农村寄宿制学校必须致力于打造具备较高职业素养和奉献精神的专业化生活教师师资队伍。具体的做法是：
俞秀松，原“一师”学生，是五四运动时期杭州学生的领袖。1919年5月12日，他和宣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在湖滨公园召开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反帝大会，并举行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他还积极组织和带领学生宣传队，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后与施存统、周伯棣等一起创办了《浙江新潮》社，出版《浙江新潮》周刊。《浙江新潮》被北洋政府禁止发行后，俞亦被迫于1919年底离杭赴京。翌年1月在京与施存统、周伯棣同时加入“工读互助团”。该团于1920年3月解散后，他前来上海，参加《星期评论》杂志社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他与老师陈望道、同学施存统等一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俞秀松6月27日日记记载，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后是他经手直接送到陈独秀家的。[7]8月，又一道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稍后，俞秀松受陈独秀委托，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中央书记。1921年3月，他出席了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负责联系我党派遣的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事宜。1922年3月回国，到杭州参加创建当地青年团组织，并兼任团杭州地委书记。5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其实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就已经在一起了。邵力子曾回忆说：“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原浙江‘一师’的师生，如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6]1920年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在日本）、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李达，陈独秀任书记。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时，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也在最初的十余人之列。
1957年3月4日，陈望道谈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情况时说：五四运动后，“青年要求进步、要求找出路的心很切，很需要有人指点。当时上海一些进步报刊，经常答复青年一些问题，于是，一些青年便跑到上海来了（其中有些是因闹学潮离开学校，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而逃出来的）。我们曾为他们安插住处，给他们补习功课。以后，在他们中间发展了团员。”[9]这里“因闹学潮离开学校”就是陈望道自己经历的“一师风潮”，而“给他们补习功课”的处所就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举办的“外国语学社”。曾经在外国语学社任英语教师的袁振英回忆说：“我担任英文一科，我又与施存统、叶天低（注：应为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主持团务。”[10]陈望道时应学社之请，以复旦大学教授的身份，星期天给学员们举行政治课讲座，讲解《共产党宣言》。学员萧劲光回忆：“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11]
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员。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施存统因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力辞团中央的一切职务，大会讨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曾先后在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中央军校任教的施存统以施复亮的名字写了《悲痛的自白》一文，登在8月30日《中央日报》副刊上，声明脱离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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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底也是浙江“一师”的学生。1919年“一师风潮”发生后，他是“换经（经亨颐校长）拒金（金布，军阀当局新派来的校长）”斗争中的骨干分子。1920年暑假，叶被迫离开“一师”来到上海，经陈望道推荐，在一家印刷所校阅《新青年》的文稿，与陈独秀、邵力子、杨明斋、陈望道交往甚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8月中旬，叶天底与陈望道、俞秀松一起去杭州联络沈玄庐，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叶天底将自己画作《磕篓与蟹》送给沈玄庐。《磕篓与蟹》以稻草象征广大受尽奴役的劳动人民，以蟹比喻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暗含劳动人民要起来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寓意。1921年5月1日，叶天底的版画《世风》在陈望道与邵力子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纪念专号）上刊出，画头“世风”二字为陈望道所题，反映了受苦的劳工渴望摆脱压迫、期待解放的心情。1923年秋，叶任《民国日报》副刊《艺术评论》的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叶天底不幸被捕。1928年2月，叶天底慷慨就义于浙江陆军监狱。
后来成为外国语学社学员的华林也是浙江“一师”的学生。从“一师”毕业后，因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无法在杭州继续呆下去，遂于1920年9月来上海，找到了陈望道。华林回忆，当天晚上，“陈望道送钱来旅馆，和我谈到半夜，谈得很多，谈到了仲甫（陈独秀）的《新青年》，说陈独秀请他编《新青年》，又谈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言下之意要我参加。”同年12月左右，俞秀松又去找他，同他谈起青年团，希望他参加，还希望他不要读英文，改读俄文。这次华林答应了，“第二天，他就同叶天底（后来牺牲）来帮我搬行李盖到渔阳里6号。”[12]1921年4月，华林作为第一批赴苏留学生到苏联留学，同去苏联的还有何今亮（即汪寿华）等12人。
三、指导帮助进步青年学生并介绍他们加入团组织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当年曾与老师陈望道等创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后来又与同学俞秀松、周伯棣等联合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并在老师陈望道的指导下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反对封建家庭制度，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浙江新潮》由此被北洋军阀政府通令在全国禁止印刷发行，施本人也因此遭到教育厅的勒令开除的处分。1919年底，施存统被迫离开杭州去了北京。次年1月，他加入“工读互助团”，因该团不久即解散，遂于6月间来到上海投奔老师陈望道。1921年5月15日，施存统发表《见于〈共产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用德国学者巴脱（Sombart）教授说的一句话说明《共产党宣言》的价值：“我到今天为止，虽然百回又百回地重读这篇东西，然而每一回重新把彼拿到手里，总是有新的东西得到”，并附记说：“这篇文章，可以当作《共产党宣言》解说看。关于《共产党宣言》底译文，有许多是直抄陈译《共产党宣言》的，理当声明。我希望诸君看此文时，拿《共产党宣言》来对看，当能格外明白。《见于资本论中底唯物史观》，《建设》二卷六号已经译出，也可以参看……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底《觉悟》，望道先生所翻译的那篇《马克斯底唯物史观》，也很可以供参考。其余《新青年》底‘马克斯号’和《建设》里汉民季陶所做的文章，也足供研究。我不敢说，我对于唯物史观已有什么研究，不过我是很想用心研究一番的。我以为唯物史观是最能医治‘空想’底毛病的……很希望大家对于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多做一点研究。至于尚未研究，而先存一个成见去反对别人底主张，那是没有意思的。”[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杨再兴之光耀及的后人，我想我是有责任的，有责任去吸引社会对小商桥的关注，让更多人望见渐行渐远的英烈之光；有责任引导人们挣脱名缰利锁，将目光投向小商桥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虽然力量很弱小，但至少我可以通过一篇文章，让小商桥的历史更明朗，让小商桥的文明之光照亮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
汪寿华，在五四运动中曾在“一师”组织书报贩卖团，推销进步书刊，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汪寿华就读于陈望道的这个班级。“一师风潮”过后，他于1920年下半年来到上海。在陈望道的指导下，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1920年9月，经俞秀松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他和罗亦农等被派往苏联学习，后留在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部工作，任主任及海参崴工人苏维埃委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被帮会流氓杀害。
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还有“一师”的另一同学周伯棣，时间是在1921年11月20日至1921年5月份。周伯棣曾经与俞秀松、施存统等一道编过《浙江新潮》，一道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1920年冬俞秀松将他招到上海，进外国语学社。周伯棣回忆说：外国语学社的“地址在淮海中路（旧称霞飞路）渔阳里。陈独秀、陈望道即同住在隔壁弄堂。他们似乎经常关怀我们的学校，我们也常常到他们那里去”[13]。
持之以恒抓党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新的部署。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工会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效推动工会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得到根本性提升，把工会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总之，陈望道紧紧团结了在五四运动中经过洗礼的“一师”进步青年学生，将他们团结在团的周围、党的周围，从而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670.
[2][5]邓明以.陈望道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8.334.
[3]夏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答《求是》记者问[M].浙江一师风潮.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355.
[4]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9.
[6]邵力子1956年7月谈话记录[A].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7]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G].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278.
[8]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08.
[9][10][11][12][13]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下册）[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325.1334.1355-1356.1393.1390.
[中图分类号] D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6-0003-04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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