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发展：中国文艺研究三十年——暨纪念《文艺研究》创刊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十周年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6月13至1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文艺研究》杂志承办的“反思与发展：中国文艺研究三十年暨纪念《文艺研究》创刊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到会并发表了致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刘茜、张庆善、王能宪、李长林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由《文艺研究》主编方宁主持。文艺理论界知名学者李希凡、胡经之、童庆炳、刘梦溪、曾繁仁、杨慧林、陈平原、柏柳、卜键、张政文等应邀在开幕式上发言。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大同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等高校，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文艺争鸣》等新闻出版单位，90余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出席了此次盛会。会议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现状及《文艺研究》杂志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围绕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文艺研究》三十年与中国当代文艺学术事业
《文艺研究》是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综合性文艺理论刊物。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我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5月，《文艺研究》杂志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刊，它以全新的办刊思想和面貌出现，标志着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开始复苏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文艺研究》参与并创建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艺学术事业，在中国当代文艺学术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开幕式上，与会的领导、学者代表在讲话发言中，从各种角度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在致词中指出：三十年来，《文艺研究》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奉行“五湖四海”、学术平等的原则，在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和各门类艺术研究中，既着眼于学术建设，又注意解决文艺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三十年来，《文艺研究》从思想文化建设的角度参与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王文章回溯刊物的历史，肯定了《文艺研究》杂志几代领导人所做出的努力，并对《文艺研究》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期许，希望《文艺研究》以创刊三十周年为契机，继续坚持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己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总结经验，在继续保证学术质量和学术地位的同时，大力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开拓创新，为文艺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推出更多的优秀栏目和文章，赢得读者，赢得市场，在新的历史时期再创辉煌。
深圳大学教授、著名文艺美学家胡经之首先以《文艺研究》的老读者、老作者、老朋友的身份对刊物三十周年表示庆贺。他说在自己心目中，《文艺研究》是具有很高学术品位的理论刊物。他认为《文艺研究》三十年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本土经验最大程度地结合起来，能够与时俱进。他说这份刊物很有前途，应当不断向前推进。从个人的阅读经验出发，他提出刊物今后应当紧紧围绕“问题意识”向前发展。“生活审美化，艺术当何如”？今天的艺术怎么办，是消失还是继续发展？《文艺研究》作为一份重要的理论刊物，应当对今天的艺术生存做出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从四个方面表达了他对《文艺研究》的看法。第一、始终坚持学术本位，保持学术高质量，鼓励学术创新；第二、坚持海纳百川的品格，能够容纳各种学术观点，具有包容性和对话性；第三、坚持提倡学术批评的风气，开风气之先，对于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大有益处；第四、图文并茂，为刊物增加了亮色。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研究员的贺语充满深情和儒家文化智慧，并富有诗意美感。因为与《文艺研究》诸位同仁同在一个单位，并且毗邻而居，所以不仅相识，而且相知、相许。他宣读了专门撰写的纪念文章中的文字，其中有言：只做不说，多做少说，是他们行事的准则。这和“力行近乎仁”的孔门之教闇与理合。不必认为他们具有释氏的“觉悟”，在他们只不过是适吾事而已。而不知其然而然，按章实斋的说法，已经“近道”矣。要窾在于，对学问文化，对本职本业，对读者作者，始终抱持日用常行的诚敬之心。故敬业则业兴，一人之业，群体之业，天下之业，莫不如是。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孟子说：“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二程子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实。《文艺研究》诸编辑执事的“居敬”与“持敬”，我留有深刻印象。以“敬”相举，刘梦溪所称许的是办刊者所应有的儒者风范和气象，以及宋儒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从《文艺研究》的几个独特性来肯定其价值：独特的领域，《文艺研究》是艺术和美学这两个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独特的办刊方针，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独特的与时俱进精神，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艺术经验相结合，能够将国外的理论与中国艺术经验相结合；独特的队伍建设思路，关注老学者，扶持中青年，为刊物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者队伍。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发表了自己内心深刻的感受。他说：《文艺研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有所坚持。当前中国的学术环境充满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学术刊物能够洁身自好的不多，中国的学术刊物要能在世界占一席之地，必须有所坚持。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特别看重的是《文艺研究》能够有自己的判断、能够坚持自己的品位。他说，杂志最怕没有自己的个性、志趣和品位。从1979年到今天，能在文化界、艺术界留下来的杂志不多，像《文艺研究》这样同时把文学和艺术放在一起研究的刊物，实在难得，就在于它有自己的个性和品位。作为《学人》杂志的主编，陈平原从自己的办刊经验出发对刊物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像《文艺研究》这样的刊物，不能限于提出问题，还要注重论证问题。
《文艺研究》前任主编柏柳对刊物怀有深厚的感情，也最了解这份他亲手参与创办和建设的杂志。他说，可以用“厚重”和“真诚”这四个字概括《文艺研究》，这是真诚的分量，《文艺研究》是真正尊重学者的劳动成果的。《文艺研究》的成绩应当归功于时代，归功于文艺研究的实践者。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成就，由作者的心血凝结而成，如果把文艺比做产品，真正的价值在于创造。他对刊物寄以厚望，提出《文艺研究》要在历史的起点上继续前进。
二、美学、艺术与生活及当代文化生态
美学和艺术是《文艺研究》长期关注的两个重要领域。在这次会议中，关于美学、艺术和当代生活的关系，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美与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提出“美是生活”的命题即是证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大变化。这表现出后工业时代的某些特征，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的不是书籍和阅读，而是网络、电子传媒和信息。这不是理性静观与思考的时代，而是感性冲动与体验的时代。一句话，这是取消了距离和深度意义的生活时代。既然生活已改变，艺术当何如？从学理上探讨这一问题，是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者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他们早已明确的责任。在这次会议中，学者们从美学理论上，从艺术实践中，从文艺生态环境和文化政策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体现了学术与现实结合的密切程度。
北京大学阎国忠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美学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美学缺少的是对人的整体把握，缺少爱。西方美学从理性主义到生命哲学再到心理主义，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中国美学是在西方心理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美学把心理科学引入到美学中来，把审美笼统地归入人类的心理活动，研究审美活动如何可能，描绘人类审美活动的经验，这是有问题的。马克思讲，人在本质上是整体，整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美与真是我们心灵的感受，用一个最恰当的字来概括就是“爱”。美的内在体验是“爱”，美的外在表征是“爱”。中国人缺少一种对终极关怀的追问，缺少信仰的支撑。其实美学就是一种信仰支撑。
曾繁仁教授着重探讨的是“生态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之路”。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其思想的出发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基础。生态美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不言而喻。他提出，人文研究要将普适性与本土性相统一，这是当前探索中国生态美学的一个有效途径。他论证的前提是，人文学科探讨的是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经验有本土性，有特殊性，而审美是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具有普适性，正因为如此，西方生态美学的价值和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但是，西方生态美学既有价值也有局限，表现在：一、海德格尔的存在美学，它提供了家园意识，但是以“诗意的栖居”代替“技术的栖居”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二、西方环境美学，总体上持生存中心主义，提出审美的自然生态美，倡导“自然全美”、“荒野哲学”，虽有价值，但可操作性差；三、西方的生态美学，提出文学与生态的价值，提出环境想象，理论上并不成熟。我们在研究上要正视中国的特殊性，由于中国是资源化、工业化大国，绝对的资源主义倾向不可取。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应当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的丰富资源，因此，中西结合、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创造一种综合生态主义，应是理想路径。
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肯定了当下的美学状况，认为感性主义造就了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带来中国当代美学社会化的可能性。理性的权威已经日益丧失它的干预力量，感性美学话语正在呈现出生命力。理性可以维系人的精神生活，然而无法证明人的生活价值，这是理性的价值限度。而感性超越了理性的精神话语，突破精神绝对性的控制，使美学与生活的关系得到了完善。
厦门大学杨春时教授提出“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与王德胜的观点形成对立。他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极大，容易导致虚无主义。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反精英意识、反主体性这三个特点，他提出，存在的本质超越性不能解构，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盲点。肯定日常生活，肯定大众生活，主张将审美与身体联系起来，这种认识理论是有缺陷的。身心合一是自然的，但仍然是不完全的。不能把知识单纯还原成感觉，达到身心合一，应该是超越，而不是还原。审美快感本身就包含了身体的快感，所以审美既是感性的也是超越的。美学应当有审美批判的视角。应当建立主体间性，回到存在本身。
山东师范大学周均平教授则梳理和总结了新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一、美学思想以体系化的形式出现；二、研究相互交融；三、跨文化与回归中国本土同时得到加强；四、走向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当代美学应当进一步自我完善，走向综合境界。
清华大学李砚祖教授提出“关于艺术设计的民生问题与国家身份”问题。他认为，可以把艺术设计视为人为自己生活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之中。但是今天，设计在不同层面上，它的实践和取向不同。有人将其作为一种挣钱的工具和手段，有人将其提升为一种艺术的实践与操作，而脱离了艺术实践的生活本质，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在全球化经济逐步一体化时代，中国的设计也必定是生产型设计，处在全球化视野之中，既受到国际经济的检验，又受到国际设计界的考量，中国设计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设计的舞台上，这个形象无疑是中国艺术形象和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要关注中国设计的国家身份问题。
西南大学董小玉教授提出了“视觉文化的中国化构想”。她说，随着媒介社会的到来，我们当代的文化出现了“视觉”转向，美学家韦尔施、阿莱斯·艾尔雅维茨等都谈到了当今文化转向的问题。仔细梳理国内的视觉文化讨论可知，主要的理论依据都是西方的，包括：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对国外视觉文化理论的引进本身就包含了中国视角在内，但是，这样的视角还是由“外”到“内”的。西方有自身的视觉文化传统，我们也有自身的视觉文化传统，如中国的绘画、戏曲及中医等，本身具有丰富的视觉内涵。我们需要认真梳理我们自身的视觉文化资源，甚至发展出我们自身的视觉文化理论，使我们能够从“内”往“外”看。
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从当前的“小沈阳热”出发考察东北“二人转”艺术，做了“发展文化产业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当前的文化生态环境问题。他指出，东北“二人转”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它有三百年的历史，它在形式上有精密的设置和高度的技术要求。“二人转”表现了东北人民刚健而诙谐的生活，美学家王朝闻说它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二人转”是曲艺向戏剧过渡的活化石，它带有巴赫金所说的“狂欢”性，是戏曲的狂欢。然而，赵本山一手打造的以“小沈阳”为代表的“二人转”，已经不是传统的东北“二人转”，它只能称之为娱乐“二人秀”。它以说学逗唱为基本表现形式，把“舞”丢了，把“扮”变成“喧”，通过普通的模仿对生活加以恶俗化，不遗余力表现当代的油滑与低俗，是媚俗的娱乐商演。赵本山声称弘扬东北“二人转”，是为他的“刘老根大舞台”进行的合法化论证，使“二人秀”主流化、神圣化，这样，真正的东北“二人转”就有可能被“二人秀”所毁灭。肖鹰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是文化保护，而不是文化产业。他还提出具体的保护方式：一、将文化与娱乐划清界限；二、政府机制介入；三、国家投资，抢救保护一批剧目，建立经典的“二人传”剧场；四、在传播制度上，由政府渠道促进对大众的培养。
三、理论、学科、知识分子反思及跨文化研究探索
对当代文艺研究三十年进行理论反思，探索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会学者有从历史角度进行反思回顾的，有从学科角度提出问题的，有从国际视野出发探求中西跨文化研究的，讨论热烈而富有创见。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提出一个值得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从大写的人”到“倒写的人”。他说，《文艺研究》于1979年第3期发表了朱光潜的文章《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恢复了文学的人学研究，把人从“阶级的人”解放出来，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渴望。至今，文艺人学的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19－1989年，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人是个人的；第二、1990－1999年，关于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矛盾冲突；第三、2001－2009年，私人性与公共性扭结。私人写作往往通过公共平台传达，强行使公众参与进来。如何看待文艺人学的演化？大写的人倒过来就是未知数，今天的人变成了一个问题。这种演化说明什么，是越来越接近目标，还是越来越迷惑？
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对新时期以来的“海德格尔热”在中国的演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海德格尔哲学在中国既是现代性兴起的依据，又是后现代思潮产生的源泉。20世纪80年代，大陆文艺界告别“工具论”转向“主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就成为主体性和启蒙哲学的精神支柱。90年代，中国本土思想开始转型，从现代性转到批判现代性，海德格尔哲学又成为主要的思想依据。海德格尔的“归家”意识，海德格尔的“思与诗的对话”，成为后现代语言论、反主体性、回归传统等思潮的主要的理论支持。对于这种现象，中国文艺界缺乏基本的反思，中国后现代性演变成畸形的现代性。
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自主性与公共性关系”进行了清理与反思。他指出，首先要纠正一种误解，即将文学自主性与公共性对立起来的认识。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是自主自律的个体通过主体间的理性、平等、公开的交往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公共意见不仅不是国家权力的传声筒，相反，它把国家公共权力作为自己的监督对象。所以说，文学自主性是文学公共性得以存在的前提基础。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当代中国六十年中，文学的公共性有三种存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基本没有；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开始确立。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自主性诉求获得实现，文学公共性开始萌芽。90年代至今，显示出新的危机。首先，舆论空间压缩，公共知识分子阵营萎缩。其次，90年代出现了文学领域专业化、学科化的畸形发展趋势，降低了公共权力行使监督的可能性。
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侧重研究文学性与公共性两者之间在创作中纠缠影响的状况。他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文学性强的作品公共性弱，公共性强的作品文学性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公共性淡化与消失，文学性得到加强，但是商业性介入，对文学性造成破坏。如何驱除商业性，不损坏文学性又能建立公共性，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保持一种平衡，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重点考察了“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研究探索这一课题的背景与当今世界金融危机有密切关系。金融危机对艺术与经济、艺术与市场、艺术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都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十个潮流：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再版；二、列宁研究再度复兴；三、研究注重当下性、实效性；四、“批判理论”的新发展；五、文化研究勃兴；六、多学科研究视角确立；七、乌托邦主义的再度复兴；八、新马克思主义；九、中国模式研究；十、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
沈阳师范大学孟繁华教授提出，要“以新的标准评价当下的文学创作”。他说，一提起当代文学，人们往往就指责为“红尘滚滚，肉欲横流”，评价不高。而现代文学不是也有张恨水、也有“礼拜六”与“鸳鸯蝴蝶派”么？关键在于，我们评价现代文学，往往取高端成就，评价当代文学，往往取低端成就，因此导致了这一结论。若取高端，当代六十年的文学已经远远超过了现代三十年的文学。人们对这个问题有疑虑，其实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语境的问题。白话文学已经发展了一百年，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最成熟时，就会走向下坡。当代文学的创作起点很高，但是，这个时代却已经发展到影像和读图的时代。当代文学没有经典，是因为没有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建构，现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不也是经过反复的经典化才确立起来的吗？
中山大学高小康教授指出，当前的文艺理论生态环境令人深感忧虑。文艺理论是封闭的，缺乏对话的边界，变成自言自语，不可证明。持相近观点的北京师范大学曹卫东教授就“文艺理论研究的方式”提出反思，他说，理论研究没有可依赖的文本，若说“反思”，首要的就是方法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当下的问题在于，一些学者似乎从来不需要论证大前提，也不需要小前提，抛出的全是结论，这与国外的研究很不同。国外学术研究通常要讲明理论起点在那里，运用了哪些理论资源，来自何处，目标预设是什么。学术研究要多一些实证，少一些抽象，至少要把理论的脉络通过实证的功夫清理一下。
辽宁大学高楠教授对当前的高校理论教学发出疑虑。他指出，现在研究生的古代文论研究存在一种“泥古”倾向，割断了古代文论与今天思想的关系，成为封闭的研究。有些研究即使采用了新的理论，也只是用别人的话进行阐释，缺乏一种历史感，既割断过去的历史也看不到今天的言说背景，这样的研究对当下有何意义？辽宁大学宋一苇教授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与当代文艺理论的关系”。他认为，这个问题的预设是因为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轻视哲学和理论的基础。应当进入后现代思维，应当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现代性的批判或后现代思想意蕴凸显出来。
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针对“怎样为文艺繁荣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提出建议。他认为，当前文艺界的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问题：一、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化，文艺越来越不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二、文艺越来越没有倾向性和批判；三、娱乐至上，娱乐致死，文艺缺乏深度，缺少意义；四、批评与创作不平衡，丧失中心批判，丧失审美。他提出了具体的改善意见：调整国家文化政策，提倡精品意识，强化“二为”意识，强调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意识，提高文艺批评的地位、功能和形象。
南京大学周宪教授重点谈了对当前的学术环境、知识分子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困难在于，中国社会没有完善的市民性和公共性，知识分子不能直接获得社会的公共利益，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途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列生研究员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当代学术和社会的代言人。西方从事文化政策研究的都是学者，学者的学术能力能够对当下、对历史发生作用，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学术界，由于学术制度层面的确出现了问题，知识分子往往缺少自律。应该强调，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民族与社会的公共责任，而不是仅仅为了当一个“博导”。
在文艺的发展建设上，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提出文艺理论跨界研究，要求重视文艺与生态的关系。北京大学彭锋副教授、深圳大学李凤亮教授则从各自的经验角度提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可实现途径。彭锋强调：文化身份与差异的时代即将过去，我们应当从人类的角度思考美学。李凤亮从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到启发，他认为，加强国际交流比强调隔阂更重要，应当寻找更多的文化与学术的对接空间，合作空间。
四、关于批评的学术立场与精神向度
《文艺研究》于2003年设立“书评”栏目（2005年改为“书与批评”），迄今共发表了130余篇思想敏锐、观点鲜明、风格犀利的文章。这一栏目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目前学术期刊中惟一以批评为主的学术栏目。在这次会议上，关于《文艺研究》的批评栏目，关于当前学术批评的方式，关于批评的姿态，引发了较大争议和讨论。
话题首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研究员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引出。他说，对古人及当代人的著作必须有了解之同情，批评要像朋友间的探讨。随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对于“书与批评”栏目提出鲜明的意见。他认为这个栏目有批评的暴力倾向。在开展批评时，应当将批评文章同时寄给被批评者，请他同期做出回应。应当讲究批评的策略，避免“一言堂”。就此，关于批评引起激烈讨论。
在研讨会开幕式的自由发言中，清华大学肖鹰教授首先回应陈平原教授的意见。他说，今天，学术生产的GDP很高，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却很低，因此有必要把批评的声音提到尖锐的高度，一定要针砭时弊。我支持《文艺研究》，支持它把学术刊物中的批评栏目作为批评阵地的主张。这是学术的担当、文化的担当、社会的担当。“书与批评”栏目真正做到了敢于批评、善于批评。应当让尖锐的批评声音在坚持学术的声音中继续下去。
北京师范大学曹卫东教授认为，《文艺研究》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积极推进和开展学术批评的杂志，这个方向应当坚持下去。它同时也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为中国的公共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张法教授则提出，“批评话语”是《文艺研究》的特色之一。有时采用一些尖锐的话语，为的是激发思考。《文艺研究》应当成为艺术转型中的先锋和旗帜。中山大学高小康教授指出，也许在操作方式上可以考虑，比如同时发表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文章，这在技术上或许更为有效。
北京师范大学蒋原伦教授对当下的批评模式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过去是“主义批评”，是强烈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功能是排斥功能。今天，批评变化成“阐释批评”。在阐释中，价值评判退场，只用理论话语进行阐释。其前景究竟如何，目前还难以判断。
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教授也在思考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他认为，在今天文艺多元化时代，批评的标准很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因此重要的不在批评的标准，而在于“批评的姿态”。商榷探讨的姿态和惟我独尊的姿态，其效果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诞生之初，就是以法官和导师身份出现的。进入现代社会后，对话与交流是人类认知文明的趋势，也是学术发展创新的有效途径，表现在文学批评上，从法官、导师的身份转到对话交流的姿态，不再侧重是非判断，而重在建设性的指导，倡导建设性的批评。这种姿态，不是从否定和摧毁对象出发，而是从肯定与建设对象出发。当然，今天的批评生态环境差，文艺批评往往充斥着献媚、表扬、说大话和空话，这显然不是建设性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是研究的、思考的和对话式的。
（石凤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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