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郭 明
(广州大学 台湾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把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实体型公共空间”和“虚拟型公共空间”。在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强势嵌入的背景下，传统乡村中村民逐渐走出乡村世界，“实体型公共空间”难以担当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繁荣乡村公共文化、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任。新时代，微信(群)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典型所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能够搭建起散落在不同空间村民之间的联系，发挥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习俗、营造乡村公共舆论及唤醒乡村社会记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乡村共同体衰败的境况。作为一种有益尝试，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社会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或将成为再造乡村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路。
关键词： 移动互联网； 虚拟型公共空间； 乡村共同体； 微信(群)
一、乡村公共空间中的微信嵌入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围绕公共话题(活动、事件)展开交往、沟通的公共场所，对维系乡村社会秩序，营造乡村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40年以来，随着市场力量深度嵌入乡村社会，村民逐渐个体化，乡村社会逐渐空心化，乡村共同体渐渐解体。已有的河道旁、房前屋后、祭祀现场等村民交流交往的开放性乡村公共空间逐步解体。虽说集市、学校、小卖铺等尚能发挥作用，但公共空间的应然功能正慢慢丧失[1]。相关研究表明，市场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为乡村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公共权威、公共资源等支撑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因素带来负面影响[2]。为此，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不断地探寻新的路径来拓展乡村公共空间，并形成两个研究取向。一是强化基础性权力作为乡村公共空间拓展的基础。乡村基础性权力主要包括乡村两委、乡村理事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型乡村治理结构的解体，乡村内生力量还未建立，由此带来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为此，有学者指出，应该强化国家权力介入来助长乡村公共性[3]。董磊明指出，乡村公共空间的拓展应该增强国家常规性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并扶持农民自组织参与，来改善农村社会公共空间状况[4]。王玲、周尚意等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了乡村公共空间功能弱化背景下，依靠政府、村庄两委及核心人物促进乡村整合的重要举措[5-6]。二是借用社会力量(社会组织)重构公共空间。近年来，学术界逐渐意识到社会力量(民间组织)在乡村公共空间拓展中的重要作用[7]。有研究指出，应该依靠乡村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来整合乡村秩序[8]。宗族、庙会与乡村基督教互动所形成的社会救助和社交网路在建构乡村公共空间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9]。
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并没有注意到移动互联网嵌入乡村社会，由此引发的对乡村公共空间形式的变革。事实上，随着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发展普及，微信(群)日渐成为村民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有效工具，分散于不同地点(城市)的村民基于某一共同话题，便可通过微信(群)在跨越时空的轨道上进行交流协商。虽说微信(群)在影响乡村社会婚姻稳定、催生不良文化等方面具有负面作用，但是微信(群)的使用能够有效地提升村民的沟通能力，拓宽村民之间交流渠道，对唤醒乡村社区记忆、重建乡村共同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牛耀红基于甘肃陇南F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移动互联网有效地化解了中西部乡村流动性增强、空心化严重、公共精神缺失等问题，强化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10]。某种意义上，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所带来的乡村公共空间变革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议题，同时也是对既有关于乡村公共空间研究议题的一个重要补充。
需追问的是：在传统乡村公共空间萎缩化、衰败化的背景下，以微信(群)为典型的移动互联网嵌入乡村社会所营造的乡村公共空间类型是什么？与传统乡村公共空间有何区别？这类乡村公共空间何以可能维系乡村共同体？在延续“乡村性”上具有何种学术价值？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在村民逐渐外流的背景下，当前乡村公共空间逐渐走向萎缩，乡村共同体逐渐衰败。传统意义上“实体型公共空间”已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而移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基于微信(群)所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强村民之间关联、延续乡村社区记忆、营造乡村公共舆论，最终推动乡村社会永续发展。
1.逐步完善留守儿童教育机制。学校应该积极建立工作小组，主张让学生们拥有一个和谐的成长空间，校长应该发挥出作用，班主任也需要落实实际的行动，少先队做好辅助支持。
二、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公共空间的新识别
乡村公共空间是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领域频繁使用的分析概念。地理学研究者偏重于作为信息交流和沟通的物理形式的公共空间；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指社会内部存续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实现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的公共平台。本文着重从政治学、社会学学科来界定乡村公共空间，类似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公共领域的概念来源于阿伦特。阿伦特认为，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与人之间，强调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基于共同或相似话语聚集在一起[11]。一些思想家批判这一分析概念的同时，亦为公共空间概念注入一些分析理路，使之成为更具活力的分析概念。哈贝马斯基于此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更是成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分析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是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聚会，能够自由表达观点，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公共场所[12]。虽说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并没有明确公共空间的内涵，但意味着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为本文探讨乡村公共空间议题提供了启发性思考。
同样的西域山水，不同的艺术家会有不同的兴趣点。尽管西域山水有色彩丰富的突出特点，但对我个人而言，感触最深的还是天山以及昆仑山那绵延万里、雄阔磅礴的气势。西域山水有色彩丰富之特点，但中国画亦有墨分五色之论，况且黑白之间，拥有无穷变化。运用中国山水画的传统笔墨，以大黑大白、大虚大实、大开大合和极具张力的笔墨及构成形式，表现西域山水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这种雄霸之气非中原及江南山水所拥有。
建成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采用浮标式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系统包括采水单元、配水单元、预处理单元、检测单元、数据采集与传输单元、系统控制单元和站房等，与中心站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一起组成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实现水质实时连续监测和远程监控，达到及时掌握流域重点断面水体水质状况，预警预报重大或流域性水质污染事故，解决排放水污染事故。
一般意义上，乡村公共空间作为村民关联的纽带，其形式固然会因村民关系的多样性及人际交往的相异性而呈现出不同形式。因而，学术界普遍把乡村公共空间视作探讨乡村共同体变迁的重要指针，并成为考察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基于不同的研究取向，学者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划分具有多样性。曹海林将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内生型公共空间”[8]。张良把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信仰性、生活性、娱乐性、政治性、生产性五种类型[14]，李小云等则将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组织型、生活型、休闲型、事件型及项目型五种类型[15]。
国内相关学者基于中国场景，对乡村公共空间进行了系统化界定，代表性的观点有：吴毅所言的乡村公共空间意指乡村内部社会关联具有的某种公共性，并以一定的空间形式固定下来，亦即成为乡村公共空间[13]。周尚意等认为公共空间是社区内人民进行自由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6]。与哈贝马斯提及的俱乐部、咖啡厅、沙龙现场等公共领域不同，中国乡村社会中存在着集市、庙宇、露天电影、小河边、家门口、磨盘附近等村庄公共场所。在其中，村民可以基于某个公共议题而集聚一起、交流沟通、讨论乡村公共事务。此外，乡村内部还存在着常规性公共活动，比如红白喜事、文艺汇演等，村民之间同样可以进行充分的互动与沟通。本文主要从上述两个层面来理解乡村公共空间，即乡村公共空间指村民在乡村公共场域内基于某一公共事件(话题)进行无限次、无条件地人际交往、信息沟通、有效互动的物理性公共场所。
本文尝试在分析乡村公共空间的变迁图景中，引入移动互联网——微信(群)作为考察对象。基于此，我们把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实体型公共空间”与“虚拟型公共空间”。某种意义上，对乡村公共空间进行新的分类对理解当前乡村公共空间衰败及营造乡村共同体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探讨价值。
(一)实体型公共空间
“实体型公共空间”指传统意义上建构村民之间内在关联的乡村内生性公共场所(物理性公共平台)。在乡村公共场所中，村民可以进行人际交往、表达观点、情感交流、谈论村务，其形成的乡村公共舆论、村民合作和集体行动机制对乡村共同体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乡村中的“实体型公共空间”丰富多样，如院落门口、小河边、红白喜事现场、祭祀现场等公共场所都是村民之间建构内在关联的理想之地，小到家长里短，大到国家大事，都可以在此进行畅快地交流，在过程意义上来凝造乡村共同体。该类乡村公共空间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发展、维系乡村共同体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市场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强势渗透，为了寻求就业机遇，大量青壮年陆续离开乡村世界，走向城市谋求生计，乡村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直接导致村民之间内在关联的丧失，乡村公共意识渐渐萎靡，由此带来乡村共同体的解体或区域解体。总之，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型公共空间”(如祠堂门前、打谷场等场所)要么荒废要么挪为他用。承载村民之间内在关联的公共场所正在慢慢地退出维系乡村社会的场域，一场变革正在乡村社会悄然发生。
另有研究发现BDNF可以迅速的增强肝内的胰岛素信号传导使糖尿病小鼠的血糖下降。Meek等[10]利用示踪技术发现大脑脑室中的BDNF可通过减少胰高血糖素的分泌并进一步抑制肝葡萄糖输出，同时不影响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以达到降糖的目的。更多的研究表明不论是糖尿病动物模型或是糖尿病患者的血清BDNF水平都与胰岛素抵抗、血糖水平降低、脂质代谢减弱呈正相关[11]。
(二)虚拟型公共空间
“虚拟型公共空间”指在当前乡村“实体型公共空间”逐渐萎缩的境况下，村民基于移动互联网——微信(群)为技术手段而形成的公共场所(网络公共平台)。在该公共空间中，散落在不同地域的村民能够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重新连接起来，在意义过程中营造网络公共交流平台，进行人际沟通、情感交流、传播信息、谈论公共事务等加强村民内在关联，营造乡村公共舆论及唤醒社区记忆。当前，中西部地区乡村由于就业机会局限、耕种土地收益不高，大多数村民或选择到大城市务工或到邻近城市务工以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就业形式的多样化致使村民无法像从前一样集聚在公共场所进行“家长里短”式闲聊，村庄公共空间逐渐走向衰败。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群)嵌入乡村公共社会为乡村公共空间带来新变革和应对策略，为重建乡村共同体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突破了村民之间不同时间与空间上的沟通限制，可以将散落在不同城市工作的村民重新集聚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村民之间沟通的次数，重新建构起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村民们可以在微信上与分布在不同城市的村民就乡村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在微信交流中使“村民”与“乡村”之间勾连起来，在沟通中加强乡村公共事务认知。有学者认为，随着“电视下乡”“电影下乡”的推进，村民不愿意到公共场所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是选择私密化的生活方式，并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乡村共同体的解体[14]。实际上，现代电子科技(移动互联网)的嵌入不仅没有解构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反而强化了村民之间跨越时空的交往能力。
森林抚育即在造林后到郁闭期开展的多项林木抚育管理工作，致力于为幼木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最大限度为之提供适宜的光照条件、温度条件、水分、养分等，提升幼木成活率。森林抚育管理工作具体包括土壤管理、林木管理、幼木保护等多项工作。
首先，发送微信讯息是重建村民之间的关系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关系是实践过程中意义呈现的过程，只有把关系放在动态实践过程中才能达成意义的生成。村民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只有保持频繁的联络、重复的表达，才能维系村民之间的关联。这些看似无实质意义的沟通便是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基本常态。微信兴起前，走出乡村社会的外出务工村民除了与家人通过信件、电话机、汇款单等方式保持联络之外，很少与乡村内其他村民保持联系，即便是过年，村民之间的走动也不频繁。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重新把散落在不同城市的村民重新聚集起来，组建微信群组，村民之间的关系亦越来越紧密。其次，分享微信朋友圈是不同时空背景下村民之间深度连接的重要纽带。在乡村社会中，公共话题是村民之间互动的主要载体，是维系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微信(群)中分享讯息是将离散化的乡村重新凝聚起来的重要方式。外出务工的村民将在城市工作中遇到的精彩瞬间或新奇事件分享在微信(群)或朋友圈中，能够激起村民之间的互动，在此过程中营造出一个虚拟化场景，建构起村民之间交往的公共平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村民关系网中生产与再生产。与此同时，生活在乡村中的村民则将乡村社会的“大事小情”分享给外出务工村民，激发其关注乡村社会的责任感。
三、“实体型公共空间”萎缩的实践图景
市场化改革以来，村民原子化趋势不断凸显，乡村社会关联度不强，乡村公共空间逐渐走向衰败和萎缩。为此，学界开启探讨营造乡村公共空间的路径，并建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萎缩与否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王春光等从非正式组织、公共舆论与乡村精英三个维度分析影响乡村公共空间的变量[16]，而董磊明则从公共活动、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资源四个维度来分析影响乡村公共空间维持的因素[2]。实际上，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成离不开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活动及乡村权力主体等基本要素。为此，我们将从“乡村权力主体”与“乡村公共活动”两个维度阐述乡村“实体型公共空间”萎缩的实践图景。
(一)内在基础：乡村公共权力的弱化
首先，传统乡村公共活动的衰败。乡村公共活动是村民之间建立连接的重要渠道，是拉近村民关系的润滑剂。传统乡村集体行动大都通过公共活动促使村民之间的合作机制的形成。一般而言，乡村公共活动包括信仰类、生活类、娱乐类等不同种类。最常见的便是乡村中的红白喜事，还有传统民间习俗，如活跃于华南地区的飘色活动、英歌舞等。人民公社时期，乡村中村民能够围绕这些集体性公共活动进行情感联系、信息交流等，村民在参与公共活动过程中渐渐地形成合作意识与互助精神，公共活动成为乡村社会秩序形成的载体。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内的公共活动得到完全释放，并成为村民之间连接的重要纽带，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基础得以塑造。比如，自古以来集市便是村民交往(介绍婚姻、传递信息)的公共场所[19]。随着集市向乡村蔓延，各个乡村都有了小卖铺，村民则可以基于此建构本村村民之间或本村村民与外村村民之间的关联，不仅拓展了村民消费、娱乐及休闲的活动空间和信息渠道，还在与外村人的交往中建立了更广泛的社会关联网。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乡村小卖铺沦为赌博的场所，已难以担当拓展乡村公共空间的重任。再比如，红白喜事作为乡村村民公共交往的方式自古有之，只要村中有办红白喜事的，消息就会传遍乡村每个角落，事主不用发邀请函，村民都会主动到场参加，为村民进行情感交流提供了契机。而今红白喜事则成为“走过场”“仪式化”及“敛财工具”等的代名词，已难以成为联络村民之间情感的润滑剂。总之，随着村民逐渐走出乡村世界，乡村公共活动则逐渐走向衰败，一年中仅有几个重要传统节日才瞬间热闹起来，即使在传统民间习俗深厚的华南地区也难免衰败境况，随之而来的便是村民之间沟通频率的下降，乡村公共空间逐渐萎缩。
首先，“内生型权力主体”影响力孱弱。“内生型权力主体”主要指经由传统民间习俗流传下来的村民理事会、长老会等组织。这类权力主体在营造乡村公共空间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传统社会中，由于皇权难以到达最底层，村中发生的大事小情、天灾人祸，村民更倾向于依赖于民间组织而不是政府部门。乡村中举办公共活动一般都是通过村民捐助“功德钱”进行有效运作。这些民间组织不但在救助贫苦、举办公益活动上扮演角色，而且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传承村规民约、营造乡村舆论上发挥作用，最终保障乡村集体行动得以可能。然而，在市场力量对乡村社会强势渗透的境况下，乡村中的青壮年逐渐走出乡村世界，到城市地区谋求优质的生活，乡村中的民间组织(长老会、族老会)渐渐式微，难以有效整合乡村社会，由此导致乡村公共性流失，乡村公共事务变得越来越棘手。
其次，“外嵌型权力主体”动员力下降。“外嵌型权力主体”指乡村中的“两委组织”。乡村公共空间不仅通过乡村社会中流传下来的村规民约来整合，而且需要“两委组织”来协调村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乡村社会中促进治理有效的“基础性权力”是提升“外嵌型权力主体”的治理与动员能力的重要保障[18]。作为建构乡村运行规则的“两委组织”，能够在协调村民矛盾冲突、促进集体行动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为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提升村民对乡村的认同奠定基础。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政权通常以权力下沉的方式把乡村中分散的村民黏连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开展公共活动等。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仅通过伦理或血缘等方式实现勾连，更大程度上依靠权力下沉来实现内在的整合。有学者指出，人民公社时期建构的乡村公共空间属于“行政关联式公共空间”[3]。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兴起、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领域，乡村的整合难度逐渐加大。由于基层民主机制运行不畅，村委会成为征收农业税的工具，由此制造村民与乡村权力主体的张力，降低了“两委组织”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委会越来越没有资金和能力承担乡村公共事务，加上乡村中能人逐渐离开乡村，乡村治理主体的缺失直接导致乡村治理绩效下降。基于此，随着市场经济渗透，乡村社会不断地个体化，加上乡村“两委组织”的治理能力与调动资源进行乡村建设的能力受到限制，乡村公共空间渐渐陷入萎缩。
(二)外在表现：乡村公共活动的衰落
传统中国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的关联度非常高，乡村公共活动丰富多彩，村规民约的制约机制也非常奏效，由此带来乡村公共空间的繁荣与兴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权通过“权力下沉”的方式实现对乡土社会的深度整合，由此建构出“行政关联式公共空间”[3]。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对乡土社会的强力渗透，乡村公共空间发生重大变革，由此导致乡村“实体型公共空间”走向萎缩。
乡村公共权力主体是乡村公共权威的体现形式，是乡村公共空间营造的重要行动主体[17]。乡村公共权力的强与弱是衡量乡村治理主体治理绩效高低的指标。一般而言，乡村权力主体包括“内生型权力主体”与“外嵌型权力主体”。
乡村公共规则是中国乡村社会自发形成的内生规范，是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村民在频繁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维系乡村秩序的公共舆论。任何村民践踏公共舆论，都会受到道德谴责。为了避免舆论压力，村民都会规避道德舆论带来的压力及其产生的不良后果[20]。然而，日益开放的乡村社会，随着村民不断地走出乡村，村民之间关联度不断降低，交往空间逐渐没落，乡村公共舆论对村民的约束越来越无力。乡村公共规则发挥的效力日渐式微，维系乡村共同体功能的基础正在发展裂变。
其次，行政嵌入式公共活动的冷清。随着村民个体化意识不断强化、加上大多数青年走出乡村外出务工，传统乡村公共活动日渐式微。改革开放前，政府推动文化工程的“露天电影”成为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促进村民情感交流的重要平台。而今，随着电视、电影等现代电子设备普及，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传统露天电影则已成为“过去时”，村民更多地希望待在家里，而非走进公共场所交流，串门聊天场所逐渐被“私密化生活空间”所取代，已无法扮演承载乡村社区记忆的角色。为此，政府行政嵌入式公共活动成为营造乡村公共空间的途径。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项目化方式大力支持乡村篮球场、文化室、乡村书屋建设，以“文化下乡”政策来繁荣乡村公共空间。然而，这些文化工程属于政府嵌入工程，难免与村民内在需求存在偏差，村民对此兴致不高。我们发现，即便这些乡村公共设施已建成，也难以承载拓展乡村公共空间的重任。如何繁荣乡村公共空间仍然是摆在学术界与实务界面前的重要难题。
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由于乡村权力主体弱化与乡村公共活动衰落，乡村“实体型公共空间”已难以承担维系村庄社会秩序，营造乡村公共舆论，整合乡村社会，再造乡村社会共同体的重任。
四、“虚拟型公共空间”再造乡村共同体的实践机制
改革开放40年，乡村公共权力弱化与乡村公共活动衰落的双重形构直接导致乡村“实体型公共空间”逐渐瓦解，难以担任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传统农业村民之间互惠合作关系捆绑的乡村共同体正在慢慢解体。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化解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境，但首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重建乡村生活的社会秩序，重新建构起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路径，再造乡村共同体。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则为再造乡村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方略。虽说村民逐渐脱离乡村，远赴大城市打拼来维持生计，但乡村内部的公共事务都可以通过微信(群)进行协商与交流。微信(群)日渐成为村民观察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某种意义上，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有助于营造公共精神、建构乡村秩序，微信(群)将乡村内部与外部世界进行关联，为乡村共同体永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搭建公共沟通平台以加强村民之间关联
在市场力量强势渗透乡村社会的境况下，乡村社会日益呈现流动性、开放性等特征。由于乡村就业机会有限，村民逐渐涌向城市，村民之间的合作机制难以维持，乡村社会集体行动难以形成，搭便车现象较为严重，对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出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市场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亦带来生活在乡村的村民“个体化”、“私利化”现象的凸显，乡村社会文化基础受到冲击，村民之间内在关联度逐渐降低，乡村公共性渐渐丧失，乡规民约、道德价值等难以发挥整合作用。某种意义上，走出村民“个体化”、建构村民之间内在关联是繁荣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基础。针对当前村民之间关联松散化的境况，以微信(群)为典型的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为村民之间重新关联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随着智能手机在乡村社会的普及，村民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渠道朝着虚拟化方向发展，某种意义上，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成为了重建村民之间关联的重要场域，是乡村公共空间变革的有效抓手。
我国的外语教学非常依赖教材和相关辅导书、习题集，看重单词和语法，因此学生往往相当擅长外语的阅读和理解。但针对口语的教学几乎没有，教师大多只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朗读课文，或进行一些外语的随堂提问，根本不会进行口语会话练习和口语词句构筑练习。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口语能力往往非常差，有些学生构筑口语词句的速度很慢；有些学生只擅长解读语法，却不知道怎样利用语法构建口语词句，出口的外语错漏百出；还有些学生只会使用书面语进行会话。这诸多问题令我国的外语口语教学一直遭受诸多质疑，被讽刺为哑巴外语。
总之，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散落在不同(地点)城市的村民而言，村内村民和村外村民可不介入乡村公共场所便可以通过微信(群)完成村民之间的交流，重聚于虚拟型沟通场景中，大大缩短了村民之间关联的时间成本并突破了距离限制。
总之，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所营造出来的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勾连村民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村民跨越时空地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介入乡村公共舆论、传承乡村传统习俗，为再造乡村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可行性尝试。
(二)营造公共舆论平台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所谓协调就是和谐一致；配合得当。以正确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为组织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在市场营销学中，协调营销就是通过优化内外环境，配置适当的产销平衡，以实现经济体平稳可持续发展。
首先，微信(群)能为乡村公共规则形成奠定基础。市场化力量介入后，乡村公共舆论是公共规则形成的社会基础，对维系村民之间伦理关系提供机遇。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群)面向村民开放，让乡村社会恢复公共舆论的制约机制成为可能。移动互联网平台建立起虚拟型村民交往空间，让村民共同关注乡村公共事务，为乡村社会公共规则奠定社会基础。基于微信(群)，村民实现了集体虚拟在场，使得村民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在话语表达中建构社会关联，在持续互动中形成公共规则，乡村社会形构成“隐形的”熟人社会。基于微信(群)平台，村民通过剖析、批判、辩论等互动形式，建立乡村公共规则，塑造具有公德心的村民，最终为维系乡村公共秩序奠定基础。其次，微信(群)为提升村民民主协商能力提供机会。在村民外流的境况下，村民通常难以民主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村民可以通过微信(群)探讨乡村公共事务、介入乡村公共空间，并对村“两委”处理公共事务实行监督，展开多轮次的协商和辩论，激发社会建设能力，为乡村公共舆论氛围的生成和乡村社会规则的形成奠定基础。虚拟化公共平台生成的公共舆论压力能够激励村干部及时反省，制定符合村民意愿的公共规则。微信(群)建构的村民关系网络有助于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建构面向村民公共参与的开放性平台。不管是在地村民还是外出务工村民都被吸纳进来，村民通过微信(群)虚拟在场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在集体讨论中提出个人观点或反驳他人观点，在观点交锋中不仅解决村民思想认识问题，同时围绕问题形成的话语表达促进了乡村社会中村民之间的连接，为乡村社会秩序维系奠定基础。总之，移动互联网是提升乡村村民的协商能力也是重建乡村公共规则的重要场所。通过对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能够打造公共舆论平台，为乡村公共规则的形成、公共精神的培育奠定基础。
财务内控管理应该是全面的，全面的企业财务内控管理机制应该全面覆盖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以及事后控制这些环节。
(三)唤醒乡村社区记忆以形塑乡村社会认同
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的灵魂，是推动乡村社会永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乡村集体记忆是权力合法性与乡村民间权威互动的产物，是乡村代际传承、乡村秩序建构、激发村民对乡村的情感的重要纽带，是塑造乡村认同的重要力量。某种意义上，乡村社区记忆能够把人与传统、历史、文化连接起来。然而，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逐渐萎缩与衰败，昔日邻里守望的乡村社会渐渐呈现“一盘散沙”形态。如何唤醒乡村社区记忆，建构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路径成为现实议题。而移动互联网嵌入乡村社会所营造的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为唤醒乡村社区记忆提供了契机。
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村民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参与建构集体记忆的空间，一个唤醒乡村社区记忆的重要工具，实现了乡村社区记忆的建构主体从“乡土精英”向“普通村民”转变，建构方式从“村民之间口口相传”到“村民之间隔空分享”。让具有历史感的乡村社区记忆通过虚拟化平台呈现，唤醒务工在外的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期待，加深村民对家乡乡村社区的认同。村民茶余饭后使用微信聊天，畅聊乡村社会往日的生活情形，自发表达而不是强行灌输乡村社区记忆传统。村民通过自己建构乡村历史本身就是对村民主体性的确认，既展示了村民对乡村文化基础的认同，同时也表现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21]。总之，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让衰败的乡村公共空间被激活，让分散在不同城市的村民再次聚合，使离散化的乡村因共同记忆强化了认同，集体记忆在此过程中得以唤醒。
基于上述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发现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是使本已衰败的乡村公共空间再次复兴的重要抓手。基于移动互联网营造的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不仅增加村民之间的互动频次，营造乡村公共舆论，而且唤醒乡村社会记忆。值得注意的是，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乡村“实体型公共空间”，村民往往不局限于线上的互动，还会积极参加线下活动，商讨公共事务、参与集体活动。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典型的农业国家，传统中国社会的根基在于“乡村性”。中国传统乡村被理解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为基石的地域共同体，由此形成一个“多封闭社会边界的社会实体”[22]。然而，传统乡村社会正在市场化改革浪潮中发生转型和裂变。目前，学界针对转型中乡村社会发展存在两种判断：其一是“乡村终结”论，意指城市化进程侵蚀了传统乡村的生存空间，由此导致传统乡村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结构走向解体，乡村由此走向终结[23]。其二是“乡村再生”论，认为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导致传统乡村社会的网络关系和社会结构走向衰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乡村社会获得重生的机会[24]。尽管村民与乡村之间形成了转型张力，但并没有带来乡村社会的崩溃，而是村民与乡村之间展开一种新的共生关系，呈现“新乡村性”[25]。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40年来，在村民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错位的境况下，市场化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疏远了村民生活距离，导致乡村公共空间不同程度的萎缩，由此带来传统乡村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加速瓦解，而乡村社区新运行机制尚未建立，乡村内生价值正在低效地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在村民行动与乡村结构发生断裂之际，乡村中国亟待一种新型乡村公共空间以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再造乡村社会共同体，实现中国乡村社会永续发展。
实践上，传统意义的“实体型公共空间”已然无法发挥乡村整合功能，由于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以谋求生计，大树下、田间地头、家门口等已难以维系乡村共同体。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群)则突破了传统“实体型公共空间”的局限，把散落在不同地区的村民重新建构凝聚起来，实现对乡村共同体的“想象”，激活村民之间关联、营造公共舆论平台、唤醒乡村社会记忆，具有延续乡土中国之“乡村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因而，乡村社会转型并不意味着乡村共同体走向解体或衰败，反而因微信(群)嵌入使得乡村社会重燃乡村性，而村民个体仍然是乡村性产生的重要源泉。我们认为，依托移动互联网所营造的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应对市场力量对乡村社会强势嵌入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萎缩的现实挑战，是弥合村民与乡村之间裂痕的养护剂，是应对市场化背景下乡村“实体型公共空间”萎缩的一种理性选择，是舒缓村民与乡村之间张力以维系乡村社会永续发展的一种有效工具。这暗含着村民行动与乡村转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共生关系，再生“乡村性”。
总之，即便在物理意义上乡村“实体型公共空间”逐步萎缩，但在精神意义上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仍然在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最终为再造乡村社会共同体提供契机。当然，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并不能承载全部意义上的乡村共同体功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护乡村共同体的内核，传承乡村社区文化，积淀乡村社区记忆。即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生成不仅需要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的拓展，而且需要激活乡村产业等具体举措将城市外出务工者吸引回村，实现“实体型公共空间”与“虚拟型公共空间”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本文更大程度上是抛出问题以引起更多研究者关注，比如移动互联网所营造的“虚拟型公共空间”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乡村中国永续发展？乡村“虚拟型公共空间”再造乡村共同体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乡村社会衰败之势？这些研究议题仍然需要长期的关注，正是上述这些研究疑问更加彰显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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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Public Spa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GUO Ming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Research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
Abstra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ing Wechat (Group) into rural society, the rural public space is divided into “physical public space” and “virtual public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 economy’s strong embedding in rural society, villager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gradually step out of the rural world. It is difficult for “substantial public space” to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tegrating rural social order, prospering rural public culture and maintaining rur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as a typical “virtual public space” created by mobile internet, Wechat (group) can rebuil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rs scattered in different space background, play a part in inheriting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and customs, creating public opinion and awakening rural social memory, and save the situ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disintegration or decline . As a useful attempt, the “virtual public space” created by rural society in the mobile Internet era will become a feasible attempt to rebuild the r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 the mobile Internet； virtual public space； rural community； Wechat (Group)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 2019) 06-0130-09
收稿日期: 2019-06-10
DOI: 10.7671/ j.issn.1672-0202.2019.06.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040)
作者简介: 郭 明(1985—)，男，吉林公主岭人，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治理、两岸农村社区永续发展。E-mail: 260485409@qq.com
标签：移动互联网论文; 虚拟型公共空间论文; 乡村共同体论文; 微信(群)论文; 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