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五”——2015年经济增长的趋势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趋势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十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未来15年可以实现“较快增长”
为了使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把握有一个科学基础，我们以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为基础进行分析。这个预测模型分两个时间段，即“十五”（2001～2005年）和2006～2015年，先在不考虑外生性因素下，按假想的路径进行，从模型中得出基本结论；然后，将主要的外生性因素考虑进来，并按“留有一定余地”的计划思想，对模型结论作适当调整，得出最终的判断。
1.“十五”期间，经济增长7.5%左右。在我们的预测模型中， 假定“九五”末为7%，按照假想的低速路径， 居民收入和投资需求分别年均递增4%和10.7%，登记失业率期末较期初提高1.53个百分点， 得出有保证的增长率为接近6.5%，实际增长率为7%。 在“九五”末为7%的同样假定下，按照假想的高速路径，居民收入由期初的4.94%提高到期末的5.12%，5年平均5%左右，投资需求年均递增14.6%，登记失业率期末比期初仅仅提高0.83个百分点，得出的有保证的增长率高于6.5 %，实际增长率达到8%。在高速路径中，要求第一、二、 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5%、9%和8.5%，工业增加值增长率8.9%，人均消费增长6.2%，其中，居民消费增长7.2%，政府消费增长7.7%。 如果将模型中难以反映的因素考虑进来，按照这两个假想的路径得出的结论可以作适当调整。这些难以考虑的因素包括：（1 ）“九五”末的速度有可能高于7%；（2）199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已经持续7 年之久，为过去50年中经济下调时间最长，从周期规律看，应会在“十五”期间回升；（3）近两年财政、货币政策放松的滞后效应， 以及样本期内进一步的政策放松将对经济产生刺激效应，从而推动增长；（4 ）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增长在经过连续几年调整后，普遍预计在21世纪初会有加速。这就是说，上述两个增长路径都有可能被推高。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存在的，为了稳妥起见，计划应适当留有余地。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在7%和8%之间取一个中值，即得出数据调整后的结构是：“十五”期间年均实际经济增长7.5%左右。
2.2006～2015年期间，经济增长争取实现7%。 根据上述模型框架，观察2006～2015年的增长趋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按照假想的低速路径，这期间的经济增长年均为6%；按照假想的高速路径， 年均增速为7%。但是，如果按照前述“十五”增长8%的模型框架对后10年进行趋势观察，得到的结论是：GDP总量年递增7.4%，人均GDP年递增6.5%。这个结论要求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1%、8%和7.7%， 工业增加值增长8.5%，人均消费增长7.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增长8.1 %，进、出口分别增长8%和6.5%。如果起点调低，经济增长速度会略低于7.4%。但是，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以及经济发展的中、 长波趋势看，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后，有可能开始第二个增长加速期。无论是从供求因素看，还是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将逐步突出相对充分就业目标，提高知识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06～2015年争取实现7%的速度应是可以考虑的。
3.未来15年，可以实现7%或略高一点的“较快增长”。如果前5年经济增长7.5%左右，后10年争取实现7%，那么，2001～2015年就可以实现7%或略高一点的中速增长，基本取高速增长（9%～10%）和低速增长（5%～6%）的中位值，这仍然是一个“较快增长”。有同志认为，未来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在6%以下。从增长潜力和政策追求来看， 既不可能，又不可取。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不宜低于6%这样一个心理防线。低于6%，会带来更大的失业风险。因为“十五”和2006～1015年期间的劳动力将分别以1.2%和0.8%的速度增长，要实现相对充分就业，必须要求国民经济有7 %左右的“较快增长”来保证。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构想，未来50年的中国经济，仍应保持“较快增长”的速度。如果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定义为人均GDP12000美元左右，人均GDP 要比现在的800美元左右增长大约14倍，按不变汇率计算，2020年要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需要年均递增7.5%左右；要达到5000美元，则需8%以上的速度。如果取这两个方案的均值，到2015年， 人均GDP 大约在2600 ～3100美元的区间内。这是一个较稳妥的增长方案。
二、保证经济“较快增长”的基本政策主张
1.在总量管理中，坚持供求管理相结合的政策。首先，由于经济背景发生了从短缺到结构性、阶段性需求不足的转换，政策的主流自然要放到扩大总需求上来，特别是在努力扩展出口的前提下以扩大内需为主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需求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因为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背景下，由于总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政策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就不同，有时重点是扩大需求，有时的重点是控制需求，增加供给。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十五”～2015年期间，我们既不能只讲需求管理政策，又不能只讲供给管理政策，而应当提供求管理相结合的政策。这样，具体的政策操作才可以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才可以有灵活性，做到相机抉择，对症下药。其次，即使是在同一个时期、在同样的背景下，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政策选择只有主次、轻重之分，不存在有无之别。在总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需求不足时，刺激需求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放弃供给管理，比如调整产业、产品结构，通过体制和科技创新促进供给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压缩重复建设和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等。在总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需求过旺时，用加息、减少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措施控制需求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实现供求均衡的另一个有效途径是用减税等办法增加供给。因此，供给管理应当贯穿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过来，原来已经形成的供给刚性体制还在发生作用的新型市场经济而言，强调供给管理，特别是强调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善供给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2.在结构调整中，逐步实现从直接调节为主向间接调节为主转变。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多年来存在的难题。在一段时期内，运用项目安排、直接信贷金分配、财政直接投资和其它直接调控的办法，来引导产业、行业、产品的结构变化，改变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对称的格局，调整全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加速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经济结构转换，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国民经济结构特别是属于微观层次的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应当主要由市场调节来决定，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主要职能，一是灵活运用利率、税率、汇率等市场参数调节结构变化的方向和轨道，二是通过财政直接投资（对公共建设）、国有资本独资和控股（对若干重大行业）的直接调节，来对整个经济结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影响作用。在“十五”～2015年期间，应当逐步改变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模式，基本方向是从直接调节为主向间接调节为主转变。在前期，政府直接参与结构调整的范围可以宽一些，影响面广一些，力度大一些。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机制发育逐步健全，政府直接参与结构调整的范围就应当窄一些，力度小一些；取而代之的是市场调节的范围宽一些，影响面广一些。在目标模式的结构调整中，实现政府直接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3.推进“两个创新”，为“较快增长”打下坚实的微观基础。抓好结构优化升级和要素效率提高的关键是加快体制和科技方面的创新。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瓶颈”主要是“体制瓶颈”和“科技瓶颈”。前20年的改革，在体制方面，我们主要做了“破旧”的工作，但是“立新”还不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还不健全，竞争不完全，企业机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节机制这三大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在科技方面，我们主要通过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引进技术，在进口替代的基础上改造企业生产的技术，促进国民技术的增长，但独立的技术创新还不够。“十五”～2015年期间，应当逐步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体制和科技“瓶颈”现象，加快体制和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企业机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节机制的前提下，建立起国家、企业和市场三个基本层面既互有分工又紧密合作的新科技创新体系，真正使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效益基础上的持续快速增长。
4.适时适度微调，实行灵活而有弹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要使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较快增长”，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重建微观基础，让个人、企业和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微观行为的效率问题，逐步形成一个以间接调节为主、直接调节为辅的宏观调节机制。但是，政策本身的操作方式和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的选择应当是，实现适时适度微调，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背景下应当有松有紧，松紧搭配，相机抉择，协调操作。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面对两位数物价上涨率和偏高的增长速度形势，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九五”后期和制定“十五”计划时，我们面对的是物价持续负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的形势，并且有了一年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的实践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提“‘十五’～2015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呢？这要看我们对未来形势的把握和判断。如果认为需求不足、物价下降等现象具有经济波动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紧缩期结束后，比如在“十五”中后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供不应求和物价回升，那么，那时我们就可能选择“平衡的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这就是说，在考虑中长期的政策选择性时，为了稳妥而不陷入被动，提“在长期稳定平衡的基础上，实行灵活而有弹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