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伦理与外部规约的冲突——以《红豆》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约论文,为例论文,伦理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小说研究，大体上讲，有四个不同的路向：一个是文本为中心的客观主义研究，一个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修辞研究，一个是以策略和技巧为中心的叙事研究，一个是以读者的阅读反应为内容的阐释学研究。“客观主义”致力于研究作品的结构和肌理等“内部规律”，“修辞研究”试图从作者的角度说明小说本质上是一种针对读者的充满目的性的“说服”行为，“叙事学”的任务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来揭示小说的叙事模式，“阐释学”则将焦点集中在对读者解读作品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考察上。这些研究互相推激，构成了一种积极的互补关系，使得现代小说研究趋于完整和自觉。然而，这些理论似乎都忽略了“人物”，忽略了与“人物”有关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这与中国小说的叙事经验有着明显的不同。正像聂绀弩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不同，中国传统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纲，写人物性格，写他的感情，他对事物的直觉和如何解决，近年来我们也学了外国的一套方法，写历史和事实都看不见人，看见的尽是些政策措施。我们中国的史书，既是史也是文学，因为它真切动人，这个好处现在没有了。”①
小说的核心是人物，而不是别的。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则是写出活泼泼的人物。小说是处理人物与作者、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一种艺术。这些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体现出作者如何对待人物和读者的心情态度。小说修辞研究在其初始阶段虽然注意到了“道德性”因素的存在，也强调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它的反驳对象是“客观主义”，所以，也只是从作者介入的“责任伦理”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而没有从人物的角度，从人物的人格尊严、情感自由和思想独立的角度，限制作家的主观任意性，限制作家对人物权利和尊严的轻慢，以免将人物降低为无生命的符号和承载观念的工具。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反对作者任性的“独白”，这虽然有助于人们警惕作者的“独裁”，但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绝对化了，所以，最终未能把自己的理论升华为包含了丰富的经验内容的“小说伦理”，而是降低为一份充满偏见的起诉书——对托尔斯泰、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作者的“独白”叙事的起诉书。
所以，有必要从“小说伦理”的角度来研究影响小说叙事的复杂因素。比如，从中国当代小说的独特经验来看，就存在着两种力量的冲突——作者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内部伦理”，与体现着意识形态要求的“外部规约”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如此普遍和强烈，以至于我们要说，如果忽略了对这一冲突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就无法揭示当代小说创作的主要矛盾，就无法解释影响当代小说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小说家束手无策，寸步难行。
小说的内部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必须把人物当做绝对的中心，一切围绕人物运转和展开。作家的叙事和描写必须从人物的体验和境遇出发，必须尊重人物自己的情感和人格，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和恨、思考和行动。事实上，光有尊重还不够，作家还应该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即使面对的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和罪错的人物，也要写出他的尚未泯灭的人性之光，写出他的性格和气质，写出他的疼痛和哀伤。小说家当然可以讽刺，甚至可以鞭挞，但是，讽刺不能降低为人格羞辱，鞭挞不等于肆意地发泄仇恨。小说中的人物，固然有性别、年龄、国别、种族、宗教甚至阶级方面的不同，他的情感和行为固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政治背景的影响，但是，作家不能先验地把这些因素凝定为抽象的原则，进而按照这些外在的原则来曲解人甚至肢解人。总之，作家既不能根据作家自己的随意的想象或者简单的理解来役使人物，使他沦为作家话语暴政的奴隶和牺牲品，也不能根据抽象的教条和偏见来塑造人物，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写出有个性、有尊严、有生命的人，而不是制造出一堆分裂的话语碎片。
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经过包括批《武训传》、批胡适、批俞平伯、批胡风、批“丁陈”、批“黑八论”、“反右”等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经验，都被宣判为反动的异端，都遭到了彻底的清算，同时，新的文学规约制度也以一种极具主宰力的方式建立起来了。在新的文学法典里，真实性必须服从倾向性，而阶级性则不仅高于人性，而且还排斥和否定普遍的人性。新的叙事伦理按阶级属性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别，对人的情感进行简单的政治定性和道德评价，在敌与友、好人与坏人、进步与落后之间，划出不容凌越的界线。表现人物尤其是所谓“英雄人物”精神上的“落后性”和情感世界的复杂性，不仅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塑造“领袖”形象必须是“光辉”的，刻画“工农兵”形象必须是“完美”的，正像聂绀弩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写书记要写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写出来群众不爱看，他妈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书记，毫无缺点的人物你怎么写？康生说，你们为什么都搞到古典那里去了呢？其实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吗？现代的东西不能搞，一搞就错，越是现代的题材越不能搞，你写毛、周，你敢写？写一笔都有无数人给你指手画脚，所以只好搞古典的东西，使现代文学开倒车”②。知识分子和其他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社会阶层，只能做“正面人物”的陪衬，甚至只配被丑化地描写，否则，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进入那个“红彤彤”的叙事世界。
一个时代如果形成了严格而狭隘的文学规约体系，那么，小说的内部伦理就面临着被扭曲甚至撕裂的尴尬境遇，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也难逃被简单化甚至妖魔化处理的命运，就像黑格尔在谈到史诗时所说的那样：“在一个时代里如果出现了抽象的信仰，定得很完备的教条，固定的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那就离开史诗所要求的具体（一般与特殊尚未分裂）而家常亲切（摆脱了外来文化的束缚）的精神状态了。”③可以说，这个“十七年”以及后来的漫长时期的小说写作，都面临着如何在遵守内部伦理与服从外部规约之间，找到一条安全、和谐的平衡状态。然而，事实证明，维持自由与服从之间的平衡，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所以，更为常见的后果是，小说作者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做了“教条”和“原则”的牺牲品。
就当代小说创作的“内部伦理”与“外部规约”的冲突来看，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无疑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写作这篇作品的时候，宗璞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她努力按照新时代所制定的“政治”原则和“文学”标准进行创作，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经典小说的熏陶，使她实在难以彻底放弃另外一种更合理的人性观和小说写作原则，很难一下子就规行矩步地如法炮制。关于小说写作，宗璞认同英国作家奥斯丁的一段名言：“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世人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宗璞愿意做奥斯丁虔诚的学生，所以，她说，“我们写小说的人，实应力争做到她对小说的要求”④。她也认同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诗学理论：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如果有真性情，则普通人的一点感慨常常很动人。如果心口不一，纵然洋洒千言，对他人也如春风过耳，哪里谈得到感天地、泣鬼神！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人生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是新时期作家们的普遍认识。”⑤她在谈到自己的短篇小说《我是谁》的时候说：“强调要把人当成人，这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我们需要这种启蒙。中国讲究名教，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甚于一切。所谓名教就是一切都要符合它的名，也就是它的位置。而忽略了人性、人权、人的本身，后来索性发展成把人当成工具。全民追随一个人，必然走向愚昧和残暴，以至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革’。”⑥“把人当成人”的现代人性观与“忽略了人性、人权、人的本身，后来索性发展成把人当成工具”的异化现实之间，必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
对于新的文学规训所包含的基本训诫和要求，宗璞努力去适应和服从，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尚未被涤荡干净，所以，在表现”光明”战胜“黑暗”的必然性的时候，她却根据内心深处残存的人道理念和人性思想，写出了即将分手的恋人，在权力争夺的最后关头，比较有限的真实感受。然而，即便是这种已经被降低到最低点的“真实”，也很难为新的文学规训所容忍和接受。
现在，回过头来看，宗璞的《红豆》⑦，写得既缠绵悱恻，又很不舒展，仿佛无尽的情思，刚要宣吐出来，又咽了回去。它对人物的不舍之情写得很真实，但是，到后来，却按照狭隘的“斗争哲学”把一对恋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落了“亲不亲，阶级分”的俗套。
在虚假、乏味的模式化叙事泛滥成灾的五十年代，宗璞在《红豆》中所表现出的略显感伤的诗意美，无疑令人耳目一新：
天气阴沉沉的，雪花成团地飞舞着。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铺满了洁白柔软的雪，仿佛显得丰富了，温暖了。江玫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在X大学的校园中一条弯曲的小道上走着。路旁的假山，还在老地方。紫藤萝架也还是若隐若现的躲在假山背后。还有那被同学戏称为阿木林的枫树林子，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雪花迎面扑来，江玫觉得又清爽又轻快。她想起六年以前，自己走着这条路，离开学校，走上革命的工作岗位时的情景，她那薄薄的嘴唇边，浮出一个微笑。脚下不觉愈走愈快，那以前住过四年的西楼，也愈走愈近了。
一开始，不是纵论天下大势，也不是交待“时代背景”，而是别开生面地描写雪景，这就显得不同凡响。在作者的笔下，地上的雪不仅“洁白柔软”，而且还让“冬天的世界”显得“丰富了，温暖了”。这样的描写不仅很好地表现出了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态度，而且，为整个小说确定了一个略显惋伤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叙述和描写，更是不乏越轨的笔致，甚至在无意识中突破了当时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部规约：
……江玫站起身来，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像怕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手，怔了一会儿，后来才用力一揿耶稣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墙上露出一个小洞。江玫颠起脚尖往里看，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她低声自语：“还在！”遂用两个手指，箝出了一个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江玫坐在床边，用发颤的手揭开了盒盖。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镶在一个银丝编成的指环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泽十分匀净而且鲜亮。时间没有给它们留下一点痕迹——
江玫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欢乐和悲哀。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升起，泪水遮住了眼睛——
这里的物象描写，就更加出格甚至犯忌，因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宗教基本上被当做愚弄人民的工具，被当做必须反对和批判的封建迷信。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大救星”取代了“救世主”，彼岸的“天国”被置换为现实的“幸福天堂”，当此时也，宗教及其所承诺的“黄金世界”，不仅显得虚妄而多余，而且，实在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在“新时代”的文学叙事中，像“十字架”和“耶稣”这样的宗教形象，已经不允许以赞美甚至中性的态度来描写了。然而，宗璞在写作《红豆》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禁忌”的存在。她将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意象，与对昔日爱情的追怀联系到了一起，这虽然符合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情感丰富的大学生的情感逻辑，有助于强化“红豆”所象征的“欢乐和悲哀”，进而赋予这些情感以庄严的色彩和苦难的性质，但却难避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封建宗教迷信的嫌疑。
然而，把“阶级敌人”写成“牛鬼蛇神”，写得不人不鬼，是新的叙事规约所要求的。与当时流行的叙事模式不同，宗璞在《红豆》里，一开始并没有把齐虹写成一个形容丑陋而灵魂丑恶的人，而是真实地写出了他的优雅：
在这寂静的道路上，一个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练琴室走来。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也许是江玫身上活泼的气氛，脸上鲜亮的颜色搅乱了他，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玫想，这人虽然抬起头来，但是一定并没有看见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
根据作者的暗示，齐虹对外部的世界缺乏关注的热情，有利己主义的倾向，但是，他的容貌却是可爱的，气质也是令人好奇甚至着迷的。他懂得音乐，有很高的欣赏能力。他向往纯粹理想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世界，科学的、美的世界”，然而，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却“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对现实中的一切，他都不满，都厌恶。这种青春期焦虑症，其实是很正常的。这种短暂的悲观情绪，很快就会涣然冰释的。然而，作者却代表自己的时代，把一种残缺的世界观强加给了这个“反动的”青年。她让他这样理解“自由”：“人活着就是为了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实在好极了。自己就是自己，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新的意识形态词典里，“自由”基本上被当做“自私”、“任性”和“个人主义”的同义词。那些歪曲“自由”和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就是通过赋予“自由”以消极的性质来限制它和扼杀它的。宗璞就在无意识中接受了对“自由”的这种偏见。她用残缺的“自由”来否定自己笔下的“反面人物”。
这样一来，宗璞就不可能把齐虹写成一个有尊严、有个性、有思想的人，而是按照自己时代对“自由”的误解甚至否定态度，把齐虹写成了一个病态的恨世主义者：
“我是你的。”江玫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她靠在齐虹胸前，觉得这样撼人的幸福渗透了他们。在她灵魂深处汹涌起伏着潮水似的柔情，把她和齐虹一起溶化。
齐虹抬起了她的脸，“你哭了？”
“是的。我不知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感动——”
齐虹也感动地望着她，在清澈的丰满的春天的水面上，映出了一双倒影。
齐虹喃喃地说：“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是那个下雪天，你记得么？我看见了你，当时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就像你头上的那两粒红豆，永远在一起，就像你那长长的双眉和你那双会笑的眼睛，永远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没有看见我——。”
“谁能不看见你！你像太阳一样发着光，谁能不看见你！”
齐虹的语气是这样热烈，他的脸上真的散发出温暖的光辉。
他们循着没有人迹的长堤走去，因为没有别人而感到自由和高兴。江玫抬起她那双会笑的眼睛，悄声说：“齐虹，咱们最好去住在一个没有人的岛上，四面是茫茫的大海，只有你是唯一的人，——”
齐虹快乐地喊了一声，用手围住她的腰。“那我真愿意！我恨人类！只除了你！”
宗璞写起两个青年人的爱情感受来，有时真切而细腻，但是，她似乎还不太会写人物的思想，或者说，还没有按照小说内部伦理的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让人物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痛苦。“我恨人类！只除了你！”为什么要“恨人类”？是什么样的伤害记忆使他陷入这种可怕的精神状态？作者根本没有给人物提供替自己辩护的机会，没有让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她只是按照时代的暗示和要求，简单地把他写成这样一个令人费解和厌恶的人。
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宗璞几乎完全按照时代的外部规约来写了。她让“进步”的肖素对江玫进行革命启蒙，对江玫进行无产阶级人生观教育：“人生的道路，本来不是平坦的。要和坏人斗争，也要和自己斗争——”肖素是这篇小说里的“正面人物”，代表着光明和方向。斗争是她的宗教。对信奉这一宗教的人来讲，所有人的解放和拯救、希望和幸福，全都得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在这种新宗教的教义里，人被分成不同的“阶级”，——“无产阶级”生来就是纯洁的、高尚的，而知识分子则生来就是卑污的、有罪的。“坏人”几乎注定永远是“坏人”，或者，用一句经典的话来说，就是属于“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人。而所有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不仅要与“坏人”斗争，而且也要与“自己”斗争。
作为新的规约力量的代表，肖素显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觉悟者和引领者，非常自信地对世界和他人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审判。她称江玫是“小鸟儿”，这与其说表达着亲昵的情感，毋宁说显示着道德上的优越感。她以一种近乎不屑的傲慢态度，对齐虹的品质和人格做了简单化的评价，视之为“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的人，从而将这个人物降低为一个符号，一个“反动”阶级的代表。与此同时，她用新的“革命”理念来引导江玫的生活，试图从灵魂上拯救这个软弱的“迷途者”，使她“真的到我们中间来”：
萧素停下笔来：“你干什么？小鸟儿？你这样会毁了自己的。看出来了没有？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干吗要折磨自己？结束了吧，你那爱情！真的到我们中间来，我们都欢迎你，爱你——”萧素走过来，用两臂围着江玫的肩。
“可是，齐虹——”江玫没有完全明白萧素在说什么。
“什么齐虹！忘掉他！”萧素几乎是生气地喊了起来，“你是个好孩子，好心肠，又聪明能干，可是这爱情会毒死你！忘掉他！答应我！小鸟儿。”
江玫还从没有想到要忘掉齐虹。他不知怎么就闯入了她的生命，她也永不会知道该如何把他赶出去。她迟钝地说：“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会忘掉。”
萧素真生她的气：“怎么这样说话！好好儿要说到死！我可想活呢，而且要活得有价值！”她说着，颜色有些凄然。
“怎么了？素姐！”细心而体贴的江玫一眼就看出有什么不平常的事。对萧素的关心一下子把她自己的痛苦冲了开去。
萧素望着窗外，想了一会儿，说：“危险得很。小鸟儿。我离开你以后，你还是要走我们的路，是不是？千万不要跟着齐虹走，他真会毁了你的。”
“离开我！”江玫一把抱住了萧素。“离开我！为什么！我要跟你在一起！”
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见人物之间的不平等，可以感觉到“觉悟者”对“迷途者”强有力的精神主宰。这种违背小说精神的描写，本质上是牺牲小说的内部伦理而向外部规约妥协的结果。这种简单化处理，在对齐虹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齐虹的“脸上的神色愈来愈焦愁，紧张，眼神透漏着一种凶恶”。而人物间的对话纯粹是“阶级斗争”的八股腔，例如齐虹“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字的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江玫的回答也同样针锋相对，同样冷酷得让人毛骨悚然：“我宁愿听说你死了，不愿知道你活得不像个人。”这些对话虽然符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念，符合斗争哲学规约下文学叙事的逻辑，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情味。
“冰炭不同器而久”，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江玫终于“已经真的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了”。这符合那个时代的叙事规约。但是，现在来看，她对人物的塑造，尤其是对他们的情感冲突的处理，却是简单的，也是缺乏内在深度的。
然而，即便是这种几乎完全“遵命”的写作，也是不被接受的。因为，用严格的意识形态尺度来衡量，那些温情脉脉的描写，显然是“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表现，显然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相去甚远。这样，在针对文化和文学的斗争方兴未艾的五十年代，不够“纯粹”和“彻底”的《红豆》必然是在劫难逃的。
为了配合“反右”，195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集中发表了几篇火药味极浓的评判文章。处于头条位置的，是刘白羽的《秦兆阳的破产（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极其猛烈的斗争姿态：“批判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文学战线上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斗争再一次教育我们：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秦兆阳作为“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显然已经成了一个必须清算的“阶级敌人”。195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的“编者的话”说：“一年多以前，右派分子秦兆阳一度窃据本刊副主编的职位。他插上修正主义的白旗，在文艺界招兵买马，力图把本刊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可是他看错了形势，低估了社会主义的力量。经过去年以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这位‘大智大勇’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终于落到了可耻的下场，他的全部罪行终于得到了清算。”
正是在“反右派斗争”和“清算”秦兆阳“罪行”的背景下，作为秦兆阳“招兵买马”的罪证，宗璞的《红豆》便成了必须深刻批判的作品，成了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事件，或者，不如径直说，成了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斗争”。
1958年7月28日，在《红豆》发表正好一周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海燕文学社文学评论组召开了这篇小说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天翼和《红豆》的作者宗璞。这是一个一开始就有了结论的讨论。这个结论不是来自于任何一个参加座谈的人，而是来自于那个时代本身，或者说，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绝对权力和最高意志。
为什么找了一些大学生来批判《红豆》呢？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大学生，而且它所表现的充满诗意的感伤，很容易打动那些同样年轻的心灵。《人民文学》组织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肃清这篇小说在大学生身上散播的流毒，就是要克服它“对读者的坏影响”。例如，年轻的谢冕就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在看过《红豆》之后，曾特地到主人公江玫和齐虹定情的地方——颐和园玉带桥去凭吊一番，追溯他俩当年是怎样在这里定情的。汪宗之也说自己过去很欣赏《红豆》的艺术性和风景描写，觉得很有诗意；认为齐虹踏碎红豆发夹的那段描写是作者高明的象征手法——把爱情悲剧安下伏笔。甚至对江玫的眼泪也很欣赏，也认为是写得又酸又甜，激动人心⑧。
在所有参与座谈的人员中，谢冕对《红豆》的理解和评价是最宽容的，他试图为作者描写人物的情感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进行辩护：“作者对于主人公江玫在爱情上的矛盾心理是写得真实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江玫当时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她一面憧憬革命，一面又留恋着个人主义极为严重、以致走上背叛祖国道路的情人；她热爱光明，但又不忍和黑暗彻底决裂（最后还是决裂了）。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她正处于狂热的初恋中，也难于有冷静的头脑，心中充满矛盾是可以理解的。”⑨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然而，“许多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他们“从作品中看不到革命力量在江玫身上的增长，以及她怎样战胜资产阶级感情而成为好的共产党员。”有的认为，江玫是“实际上是被歪曲了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如果把她塑造成批判的人物，倒有一定的意义”；有人认为，“作品宣扬了革命是残酷无情的，它破坏了个人的爱情和幸福；党性和个性是对立的、矛盾的”；有人则认为，作品没有不符合“生活的规律”，“作家必须高度自觉地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我们也正是首先以这个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的。离开了这个前提抽象地谈‘真实’，必然要犯错误”。还有人说，“作者把应该否定的给肯定了，把应该丑化的给美化了。作者不仅美化了江玫，而且百般装扮粉饰堕落为祖国叛徒的齐虹。对于他的卑劣念头和罪恶行为不但没有表现谴责批判之意，反而通过主人公江玫的无限深情和依恋，显示他的‘可爱’。”最后，由作品而延伸到对作者的批判，“同志们在最后的发言中都一致认为作品中所表现的错误思想倾向，归根结底是和作者的立场观点分不开的。……作者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理解革命者，在革命的幌子下来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因此作品就在去年修正主义泥流向我们冲击的时候，充当了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角色。”⑩
面对如此猛烈的无情批判，宗璞除了低头认错，别无选择。她当场承认自己的小说“在读者中散布了坏影响，感觉负疚很深”。随后，她还在“书面的补充发言”中承认“自己思想意识中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在写这个小说时，自己也被这爱情故事所吸引了。……尽管在理智上想去批判的，但在感情上还是欣赏那些东西——风花雪月，旧诗词……有时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流露了出来。……宗璞同志最后说：《红豆》是个坏作品，它的发表当然是件坏事，但对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它使我得到大家的批评和帮助，认识到自己思想感情上的重大缺点，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11)
从这些严厉的声讨和自责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文学规约对当代小说叙事的强大钳制，可以看到小说的内部伦理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自由地按照人物的本来状况和客观的态度来塑造人物，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于是，真正的小说让位给虚假的小说，写人的小说让位给“造神”和“画鬼”的小说。中国的小说叙事进入了“假大空”的反文学时代。
在小说的内部伦理被彻底瓦解的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就卓有建树的耆宿，还是“新时代”崭露头角的新秀，都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宗璞也只能这样。所以，她说：“‘文化大革命’已迫近，深感写作不自由，怎样改造也是跟不上，我决定不愿写虚假、奉命的文字，乃下决心不再写作。当时我在《世界文学》评论组任组长，以为可以从事研究，不创作也能活下去。”(12)
对一个作家来讲，这样的活法，显然是无奈的选择，内蕴着无尽的悲哀。
像许多被剥夺了写作自由的作家一样，宗璞再次获得“解放”，再次拿起笔来，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注释：
①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2期。
②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纪实）2009年第2期。其实，写人物必须“美恶一并写出”。只写其一面，往往很难写出有生命的人物来。即便写的是“大人物”，也必须写出他的不“伟大”甚至很“渺小”的一面，就像太史公写项羽和刘邦那样。这是一个规律，是小说艺术的辩证法。所以，聂绀弩才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吧，天天看报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说，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出处同前）
③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2页。
④宗璞：《宗璞文集》，第四卷，第312页，华艺出版社，1996年1月。
⑤施叔青：《文坛反思与前瞻：施叔青与大陆作家对话》，第179页，明窗出版社，1989年2月。
⑥施叔青：《文坛反思与前瞻：施叔青与大陆作家对话》，第182页。
⑦宗璞：《红豆》，《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
⑧《〈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⑨《〈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
⑩《〈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
(11)《〈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
(12)宗璞《宗璞文集》，第四卷，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