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琅复出前夕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施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施琅的复出，与李光地的保荐密切相关。而据有关记载，施琅曾经于事先要求李光地给予举荐。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涉及的几个方面略作探讨。
一
李光地记载说：“予初补官，渠（即施琅——引者注）时在京，……使人致意云，上问将，千万为渠留意。”“[予]后回京，施将军时来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1〕据此，施琅是在李光地“回京““初补官”后要求其推荐的。那么，李光地是于何时“回京”“初补官”呢？据光地孙李清植《文贞公年谱》记载，李光地于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登进士，后即在京任职，十二年五月因省亲返闽，旋“三藩”乱起，光地遂滞留福建。由于他积极配合入闽清军平定叛乱，被清廷先后提升为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九年（1680年）二月，他离闽返京，“秋七月至京，额外补授内阁学士”。李光地虽在此前已晋升为内阁学士，但由于当时他还在福建，并未实授。而内阁学士的人数又有一定的限制，待他回京时，其名额已满。康熙帝特予眷顾，用增加名额的特殊办法实授李光地为内阁学士，故曰“额外补授”。可见李光地自谓“回京”“初补官”，是指康熙十九年七月返至京城、始实授内阁学士之职。施琅即在此时向李光地介绍其文韬武略，并请求荐举他为将率师平靖海氛的。
然而，施琅与李光地的交往是否始于是年呢？这未尝不是一个问题。《文贞公年谱》记载，李光地于康熙九年三月登进士后，四月“选翰林院庶吉士”，十一年九月“改授编修”，至十二年五月“以省亲乞假”。可见李光地赴闽探亲前已在京师任职三年有余。而施琅系于康熙七年（1668年）入京为内大臣〔2〕。他俩既是一起在京城供职的同僚，又系福建泉郡的同乡，在那三年余的期间里，会没有接触往来吗？经查阅有关史籍，可知其时担任京官的福建人不多，其中属泉州府籍者更是屈指可数。“亲不亲，家乡人”的观念在我国古已有之，例如，康熙时期朝中参预党争的大臣，同党者即多是同乡或同一地区的人〔3〕。可见籍贯在其时的人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晋江人曾炳记载、康熙十六年“吾闽先生人士在都者，群诣”施琅家，向他请教“平海方略”〔4〕，就反映了这个情况。所以揆之情理，施琅与李光地的交往似应始于李光地担任翰林院庶吉士和编修之时。
不过，若谓那时施琅尚未要求光地举荐他为将帅，则似是可信的。根据有二：一是自康熙四年（1655年）施琅统师征台阻风而返后，清廷对台湾郑氏政权就已放弃武力进取，而专意于开展招抚了。康熙帝亲政后、这种情况并无改变。尤其是在李光地返闽探亲之前的一段时期里，“三藩”问题已成为清廷关注的大事，康熙帝已准备着手解决。所以其时更不可能用兵台湾。如果施琅在此时游说李光地，欲其保荐，岂不是徒费口舌，毫无用处？二是李光地时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从其地位看，尚不具备举荐施琅的条件。清代翰林院设有庶常馆，从新进士中选拔文学书法优秀者入馆学习，称为翰林院庶吉士。所以庶吉士乃是继续攻读的新进士，谈不上有什么职权。至于翰林院编修，职费是编写书籍、档案，讲解经史，所从事的是文化工作，仅为七品宫，官职低微，且其职权与荐举人才无关。施琅既为朝宫，理当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因此即使其时他与李光地已有往来，也不会请求他给予举荐的。
总之，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可以断言施琅是于康熙十九年李光地返京后才要求他给予帮助、荐其为将的，但不能判定他俩在此前不曾交往。
二
李光地回京后，施琅为何要经常向他介绍其本事，迫切地寻求他的支持呢？这是因为这时各方面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施琅的复出带来了希望：
第一，康熙帝已开始考虑以武力进取台湾。郑军从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趁“三藩”乱起之机、西渡入闽粤作战，纵横于东南沿海达6年之久，百姓深受其害。康熙帝于十六年二月十四日谕户部说：“闽地经海孽扰害，又遭逆贼暴征横敛，民困已极”〔5〕。清政府为进攻郑军，向福建等地派驻了大批的满汉官兵，他们索饷征役，“盘踞民房”，将弁和地方官吏趁机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对此，康熙帝也是承认的。他在谈到料理福建回京官兵船只事时即指出：“朕闻往来官兵，所用船只人夫，皆借端勒索，恣意骚扰，往往额外多派，折价入己，沿途生事，毒害地方。又辄将纤夫肆行鞭挞，小民深以为苦。各该篮将军不加禁制，任其妄行。地方官复行苛敛，希图分取，互相隐饰。种种私弊，甚为可恶。”〔6〕郑军卷土重来，还迫使清政府再度实行迁界海禁政策。康熙十六年十月，清廷决定在广东“仍照原界严行禁止”通海〔7〕。5个月后，康熙帝又指示议政王大臣等：“海寇盘踞厦门诸处，勾连山贼，煽惑地方，皆由闽地濒海居民为之藉也。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8〕迁界使沿海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对此，康熙帝同样是了解的、他指出：“贫苦之民，一旦迁徙，必弃田舍，难以为生，殊可悯恻。”〔9〕但为了对付郑军，他仍下令实行海禁。
显而易见，郑氏政权的存在，是造成人民这些苦难的根源。13年前施琅就已认识到，如果不尽快进取台湾，消灭郑氏政权，“恣其生聚教训，恐养痈为患”〔10〕。而今事实已充分证明施琅的预见是正确的。这个事实也给包括康熙帝在内的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予启示，沉默了多年的主张以武力进取台湾的意见，又逐渐抬头。康熙帝于十九年（1680年）八月初五日谕兵部：“台湾、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抗等招抚贼寇。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11〕对康熙帝这道谕旨的来龙去脉，《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卷二记载说：“及提督万正色等进兵克海坛、厦门、金门，启圣复奏请身往澎湖、台湾攻取。上命与巡抚、提督等详议具奏。正色因奏言：‘澎湖远悬外洋，仅有三澳可泊，且港口迫狭，不能联舟而进。台湾及外国荒远之区，其隘口浅狭，仅可方舟，一人守险，万夫莫开。卒遇风涛，驻泊无所，粮运不继，将为大忧。今逆贼郑锦等窜处台湾，分遣伪镇，已扼澎湖之险。并力穷追，或成困斗，徐行招纳，必自归诚。况闽海残黎既遭饥馑，又苦借派，息兵休民，犹恐未靖，劳师动众，将何以安？臣愚，窃谓今日之计，宜沿海设戍，以固疆隅，不可轻议进兵，以滋劳扰。’启圣又奏：‘郑锦不灭，则广东、浙江、福建山海之寇终难殄绝。臣愿亲督水师进取台湾。’上谕 ：‘台湾应否进取，令侍郎温代会同尚书介山、侍郎吴努春、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万正色等速行确议以闻。’至是，温代等奏复：‘宜如正色言。’”于是，康熙帝才对兵部发布了上述指示。
姚启圣在清军攻取厦、金等岛后、就奏请由他统兵进征澎、台、这是施琅入为内大臣后，在清政府内部首次提出的用兵台湾的意见。其时，福建的封疆大吏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水师提督万正色竭力反对进攻台湾，因而引起姚、万之间的争论。时兵部侍郎温代、刑部尚书介山、礼部侍郎吴努春恰在福建，所以康熙帝即令他们和福建的督、抚、提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从讨论的结果看，是万正色的主张占了上风。但姚启圣并不气馁，是年八月他又上疏称：“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此款在臣必欲亲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的态度：一方面同意暂不进攻台湾，命福建督、抚、提招抚郑氏集团；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愿放弃武力进取的机会，“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这说明康熙帝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即先行招抚，若不能奏效，就遣师攻取。这大概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清军刚刚夺取厦门、金门等岛屿，他希冀利用战胜的余威，以收招抚之效；二是进攻台湾必须依靠福建水师，而水师提督万正色则坚决反对武力进取，他的意见还取得了兵部侍郎温代等人的支持。对这个情况康熙帝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据有关记载，当时大学士明珠也是反对马上用兵台湾的，他于康熙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奏称：“闽疆新定，逋逃残寇姑徐俟其归命，再若梗化，进剿未晚。”〔13〕，翌日，康熙帝便谕令兵部“暂停进兵”。可见明珠的意见对康熙帝的决策也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三是康熙帝不熟悉海战，而进攻郑氏必须远渡台湾海峡，对此，他始终持谨慎态度。后来在施琅复任水师提督进取台湾前后，康熙帝还谈到“朕向于陆地用兵之处，筹算可以周悉，今海上情形难于遥度”〔14〕；“海上风涛不测，涉险可虞，是以朕不强之使进”〔15〕。所以对用兵台湾问题、他自然是要反复斟酌的。
然而，清政府长期以来招抚郑成功、郑经均遭失败的经验教训必定会给予康熙帝某些启迪，所以他又谕命寻找战机，准备攻台。从他在数月后就起用力主进兵台湾的施琅取代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来看，他对于招抚似是未寄托太大的希望。由此可见，其时康熙帝在“剿”“抚”问题上，虽是先行招抚，但他确实也已把“剿”摆到议事日程上了。必须指出，当时举行叛乱的“三藩”大势已去，只剩下吴三桂的残部龟缩于西南一隅，清军进兵顺利，取得平叛的全面胜利，已是指日可待。这也是促使康熙帝改变已推行了十多年的专意于招抚的策略，开始考虑采取武力手段进攻台湾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用兵台湾，这在客观上为施琅的复出提供了条件。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间姚启圣曾先后两次上疏，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但清廷都以“万正色效力茂著、特拣补福建水师提督”为由，驳回他的题请〔16〕。次年二月，清廷因万正色收复海坛、厦门、金门诸岛，而对他更加赏识，旋加授其拜他喇布勒哈番，进一步坚信他“堪称水师提督”。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病故，李光地、姚启圣都奏称应趁机进攻台湾，得到康熙帝的认可。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17〕记载，李光地奏说郑经死后，“子克塽幼，诸将军权不相能，果于杀戮，兵民离心，若以大师征之必克，机不可失”。康熙帝听后当即表示：“尔言是，朕计决矣。”《康熙起居注》也载，康熙帝接到郑经病死的报告时，即指示：“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18〕他已拿定主意，准备遣师征台了。可是，万正色在此时又上疏反对用兵台湾，结果引起康熙帝的反感。李光地记载其事说：万正色等人上疏，“言海寇不可平。大都是畏难有六分，而养寇以自重亦有四分。万正色更有‘三难六不可’之疏，中一条系言渠将刘国轩智勇不可当。皇上未免怒云：‘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19〕！康熙帝遂决定调整万正色的职务。恐怕连万正色本人也没料到、他对进兵台湾所持的态度，竟会成为施琅复出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第三，时李光地已升任内阁学士，其职权已非庶吉士、编修所能比拟。内阁学士掌管章奏。《康熙起居注》记载有许多“大学士、学士随捧折本面奏请旨”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当皇帝提出问题时，学士亦可参预发表意见。例如，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学士、学士随捧折本面奏请旨：为福建总督姚启圣告病事。上曰：‘姚启圣无甚大病，其请告假意，尔等知之否？’学士李光地奏曰：‘曾闻有头晕之病。’上曰：“姚启圣进取福建时，著有劳绩，可票优旨留任’”。康熙帝原来怀疑姚启圣请病假是别有用意，而非由于患病。经李光地奏明姚有“头晕之病”后，他就打消了怀疑，并命“票优旨留任”。这说明学士的陈奏，也可能受到重视，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李光地系闽人，在康熙帝身边的大臣中，数他最了解福建的情况。所以当清廷讨论关于福建的问题时，即使李光地未发表意见，康熙帝也往往会垂问。在李光地举荐施琅之前，已发生不少这样的事例〔20〕。
其时施琅在朝廷任职、有条件了解到以上三个情况。所以他能不失时机地向李光地宣传“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以争取李光地的信任和支持。李光地通过与施琅接触、交谈，终于改变以往认为施琅“骄狂，未必能成事”的看法，而知他“必非寻常”、“大服其智略”〔2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后来当康熙帝征询福建水师提督的人选时，李光地才会鼎力保举施琅。因而在对李光地此举作出评价时，不但要充分肯定他的推荐之功，而且应看到施琅本人能准确地把握时机，为自己的复出而进行不懈努力的积极作用。
注释：
〔1〕〔19〕〔21〕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一。
〔2〕施德馨：《襄壮公传》，《靖海纪事》。
〔3〕请参见《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卷二七一《徐乾学传》。
〔4〕曾炳：《序》，《清海纪事》。
〔5〕《清圣祖实录》，卷六五，
〔6〕《康熙起居注》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条。
〔7〕《福全等题复尚之信请申海禁事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9〕《清圣祖实录》，卷七二。
〔10〕施琅：《边患宜靖疏》，《清海纪事》。
〔11〕《清圣祖实录》，卷九一。
〔12〕《姚启圣题为详议平海善后条款事本》，《康照统一台湾挡案史料选辑》。
〔13〕《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八月初四日条。
〔14〕《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条。
〔15〕《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条。
〔16〕《议政王等题复姚启圣疏请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17〕《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六一。
〔18〕见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条。
〔20〕请参见《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条、十二月十四日条、二十年二月初十日条和十四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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