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实现无通胀增长的理论基础——续反通胀对策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策论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7月，在“云南省综合治理通货膨胀研讨会”上，笔者提交了一篇题为《反通胀对策论要》的短文（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在该文末尾，作者提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通货膨胀被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痼疾，是其商业周期的货币波动，与此相印，否认我国亦存在事实上的通货膨胀。因此，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不仅罕见，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理论禁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我国1979～1995年四次通货膨胀，迫使理论界就通货膨胀的成因、机理及其治理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特定经济体制中的特殊类型，我们无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通货膨胀，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都知之甚少，远未完成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因此，亟应加强理论研究。”本文即是上述主张的进一步展开。
一
价格指数和失业率是测算经济运行的两个最重要的尺度，常被称作“经济的晴雨计”。回顾“八五”，有一个宏观经济现象不容忘怀，这就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严重的失业。但若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轨迹稍作追溯便不难发现，通货膨胀呈现出一种与景气周期逆动的趋势。在最近10年我国经济出现的三次物价大波动中，前两次波动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同步增长；二是经济扩张是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一般领先6个月左右。然而后一个景气周期（“八五”）却出现了增长与通货膨胀异步，甚至反向运动的趋势。[①]这固然与此次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传导机制的变化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我们业已具备了抑制通货膨胀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体制基础——尽管尚需完善和夯实。
——物质基础。从总体上看，我们以往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短缺经济”下发生的通货膨胀。但是，经过4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国民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已显著增强。1995年物价涨幅之所以能够回落，在相当程度上是靠财政补贴压价和延缓价格改革措施取得的。据测算，物价上涨指数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需要支出2亿元的财政补贴（而1989年时只需9000多万元）。[②]即便如此，1995年全国财政赤字并未突破预算控制数字。可见财力已今非昔比。
——制度基础。最近一轮通货膨胀，始于1993年初的“四乱”（乱拆借、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和流通秩序混乱）和“三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炒股票热）。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993年6月，国家着手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秩序，实施了以紧缩为基本政策取向的宏观调控。经过两年半的努力，达到了预期调控目标。尽管改革与发展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但通过反通货膨胀实践，业已从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和调控内容既注重治标更注重治本的角度出发，完善了包括投资、金融、财政、外汇以及经济景气分析和预警等诸方面的政策措施，为中国今后的反通货膨胀奠定了制度基础。
——体制基础。经过近10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实践之后，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明确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着，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决定》的第17条对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主要调控工具以及各工具的首要目标，作出明确规定。1994年，为了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在税收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及企业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在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更加明确指出：“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把目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下来，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控制货币信用总量，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使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更具有法律效力。
二
然而，无庸讳言，中国宏观调控至今仍缺少理论基础，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缺乏宏观经济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当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此一全新的理论，尚待经济学人深入研讨，同时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践的检验、充实和丰富。因此，要求目前就形成适应于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建立由东方学者、首先是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的运行规律进行理论探索和作出科学概括的东方经济学[③]中，宏观经济理论当然是必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所周知，宏观经济学（或总量经济学或总体经济学），意指大规模的经济学。它是把经济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个的经济单位进行研究和统计的经济学。它在分析经济现象时，着眼于社会整体经济变量并将其规律性上升为理论。当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此一学说时，恰是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1939年凯恩斯《通论》问世，为医治特种萧条开出了“处方”，即政府干预市场，实行赤字财政，刺激需求，扩大就业，恢复供求均衡，从而引发了一场所谓的“凯恩斯革命”。
在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中，经济变化一般表现为：物价上涨时期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或下降，而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的特点则是物价下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维持高就业率、令人满意的生产增长和物价的稳定。因此，宏观政策的重点亦随经济变化态势作不断改变，即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工作重点为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以恢复充分就业而增加总需求；在50年代通货膨胀时则是紧缩货币和紧缩预算；60年代初又转而重新强调高就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衰退、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货膨胀以及物价持续上涨同时发生的情况。这种局面使得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要实行可以降低失业率、增加对货物和服务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那就要承担通货更加膨胀的风险；反之，如果要实行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限制性政策，这又得承担放慢经济发展速度，造成更高失业率的风险。从理论的高度看，这意味着凯恩斯经济学已陷入绝境。在时代的呼唤下，各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学派相继产生，一个被称作“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新学派脱颖而出。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宣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是缺乏微观基础的一个矛盾的体系因而“政策无效”这一层面切入的；目的是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导出宏观经济关系，以便保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因此，理性预期（有的称合理预期）概念便成为该理论的“细胞”。即：理性预期假设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显著的特征；理性行为（经济主体用其所有、尽其所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原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市场结算价格原则（或称作均衡价格假设）是其另一重要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是理性预期学派，核心人物是获得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小罗伯特E·卢卡斯。
三
“理性预期”是一个均衡概念。对未来的预期是所有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预期的词意是预先期待。经济学理论中的预期，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在对当前的行动作出决定之前，为了谋取自身的福利最大化，对将来的经济形势或经济变量（主要是价格波动）所作的预测。预期分为非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凯恩斯《通论》中的预期是非理性预期（他强调的是随机变换）；适应性预期指的是人们通常对价格的变动采取被动的适应性的方式（“蛛网理论”便是对这种方式的理论概括）；理性预期是一种易变的灵活的思想，它显示了比适应预期更多的合理性。“理性预期”的假设，指的是每个人都预期某种意义上的客观概率是什么。因此，它可以被应用于具有“自我参照”要素的动态经济模型之中。也就是说，在这种动态模型中，内生变量受到模型中各种经济行为者关于这些变量未来值的预期的影响。
世人公认，理性预期之父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生产管理学教授约翰·弗雷泽·穆斯（J·F·Muth）。1961年7月，时年32岁的他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首先引入和应用了理性预期概念，用来解释某些经济计量学的分布滞后模型。他认为，附加理性预期的蛛网模型具有如下的性质：模型中经济行为者所作出的预测，并不比拥有这个模型的经济学家作出的预测差。
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设孕育了宏观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然而，由于人们认识和水平所限，使之在整个60年代处于一种大体上被埋没的状态。一直到1971年，时年34岁的卢卡斯在一次经济学家聚会上提出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观点时，因他不仅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而且也否定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各个流派的经济政策，因而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与会者的激烈抨击并引起会后的广泛争论。由此，穆斯提出的预期假设才引起社会的关注。1972年，卢卡斯发表了《自然率假说的经济计量学检验》和《预期与货币中性》两文，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理性预期概念。随后，卢卡斯本人及其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掀起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在较短时间内，即至70年代中后期，终于在当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独树一帜，成为与货币主义学派及执中的后凯恩斯学派并驾齐名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派（REM），且日益为世人所称道。
在REM形成过程中，卢卡斯的朋友以及他的反对者，都一致公认他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人物。当年，当乔治·J·斯蒂格勒在荣获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为卢卡斯准备着。199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果然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卢卡斯，以表彰他对“理性预期假说的应用和发展”所做的贡献。由于他的研究，“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为各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理性预期理论给世人许多重要启迪，从“洋为中用”角度看，至少有以下三方面：
——经济理论研究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理论束缚，而要敢于：“破旧立新”，勇于探索，并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引进新的观念、新的见解、新的方法，并提出新的对策。理性预期学派结合70年代以后的西方市场经济实践，从理论深度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从而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神话”，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发人们反思传统理论，以使经济理论永保活力。[④]这对我们创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东方经济学来说，将起到一种示范的效应。
——理性预期学派把基于理性预期所可能采取的对策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包含有浓厚的类似中国古代“无为而治”的思想。卢卡斯等人断言，人们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行为，而且会学会形成理性预期。因此，他们崇尚市场自由经营。但是，他们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政策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干预应是一种在既充分考虑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同时又考虑干预行为的预期二者的原则下进行的有效、理性的干预。为此，他们提出了若干个政府作为主导者的对策模型：如作为历史上政府行为的实证模型；推荐对策模型；税收平稳模型以及后来成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学派主要部分的布罗克（Brock）一米尔曼（Mirma）模型的分散决策型等。这对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作到政府在市场中定位准确、到位迅速，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有现实意义。
——理性预期理论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从政府宏观调控与经济主体微观活动这一对矛盾体来分析，“政府有政策，人们有对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学现象。理性预期理论蕴涵着如下原理：各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将不会犯系统的预期错误，相反，经过“吃一堑”而“长一智”，从长期来看，他们对未来的推测一般来说总是正确的，即：他们的主观的、心理的预测将等于客观的理论预测。因此，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带有欺骗性，可是“你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或者长时期中欺骗一部分人，但决不可能在长时期中欺骗所有的人”（西方谚语）。这正是理性预期理论的精髓所在。就我国情况而言，预期还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使经济保持原有状态和水平，并使政府的经济政策暂时失灵；另一方面促使政府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加剧经济的波动。所以，为了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中，应充分注意公众的理性预期，并将政策目标与公众理性预期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如是，必将使经济干预从被动转为主动，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有效性。
四
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特定经济体制中的特殊类型此一论断，日益得到中外经济学家的认同。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叶莲娜·卡多索等人1994年在《挑战》杂志五、六期上撰文谈《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时，在全面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表象特征等后，提出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通货膨胀”的观点。文章说：“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远不止一个。包括被管制价格和工资的货币扩张合法化调节的成本推动力起了一定的作用。长期的预算赤字也是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这种压力与由相关价格变化的直接影响所造成压力无关”。“统计表明，预算赤字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86年的1.9%增加到1992年的2.5%。中国的预算仅占政府活动的一部分，这样，预算赤字仅部分反映中国的财政不平衡。预算外的政府活动包括GDP的3%的开支，他们由预算收入和非预算活动按资助率通过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借款提供资金”。
“有中国特色的通货膨胀”之说并非是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庸俗化，而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研究与回答的现实问题。然而，“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因此，有必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首先作到“能够解释世界”。为此，应在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前提下，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根据不同的经济态势运用不同的工具、进行不同的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各种宏观经济学流派的学说，创建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以便为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无通胀增长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将深入、系统研究理性预期理论摆在首要地位。理由是：虽然通货膨胀学说尚处于一种变动状态中，但是，“在理解通货膨胀的最近取得的进展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宏观分析中的理性预期革命”。理性预期假设认为，预期是通过根据实际通货膨胀产生的机制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预期而形成的。如果通货膨胀确实是货币迅速膨胀引起的，那么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预测未来的货币增长就是一回事。如果财政当局是主要推动者并执行独立于货币政策的税收和开支政策，那么，财政政策的调整对于结束通货膨胀就是至关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对付通货膨胀的对策上，理性预期革命的成果是，政策之争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如何设法控制诸如关键工资协定（价格和收入的政策解决法）或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货币主义者解决法）之类的变量，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考虑制度上的不同安排是如何互相作用从而产生不同的通货膨胀率的这一制度创新的根本问题上。这对正处于转轨建制、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中的我们，无疑是最需要的。
注释：
①国家体改委课题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研究（上）》，《管理世界》1996年第1期，第73～74页。
②杨继绳：宏观调控·通胀率·人民币，1996年3月5日《经济参考报》，第2版。
③李淳燕：《东方经济学》，《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④傅殷才：《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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