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长安另类商人与市场发育——以《窦{K22Q676.JPG}传》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安论文,唐代论文,商人论文,另类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4-0071-08
唐代笔记小说中描绘了不少活跃在长安的商人。窦
，据《乾腰子》①记载，是唐德宗至文宗时期活跃在长安的商人，经常被史家引以为适逢其会、富有经济头脑、成功商人的范例，在《太平广记》收录的唐代商人专篇中，“窦”也是最长最完整的一篇。
迻录原文如下：
扶风窦，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尚书交，闲
使、宫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亲识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替归城。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甥侄，竞取之，唯独不取。俄而所余之一辆，又稍大，诸甥侄之剩者，再拜而受之。敬立问其故，不对，殊不知殖货有端木之远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千，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锸，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锸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乗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币帛布裘百结，日歉食而已。遂买蜀青麻布，百钱个疋，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
，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辆，以新麻鞋一辆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崇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功烂捣，候相乳尺，悉看堪为挺，从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垜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汙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遂求买之，其主不测，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遶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曰：亮终有所报大郎。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书契日，亮语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贞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
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銙二十副，每副直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买之，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垜一处，就耕之术，太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楼，常下瞰焉，晟欲并之为击球之所。他日乃使人向，欲买之，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晟休沐日遂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俯赐照纳。晟大悦，私谓，不要某微力乎？曰：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为戏马，荷之所惠。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语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又获钱数万。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当夜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因访遂兴，指其树曰：中郎何不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所居室宇。遂请买之，仍与中郎除之，不令有损，当令树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釿匠人议伐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类也，后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余干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会里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
据载，窦十几岁独闯京城，以习业为名借居于京中任高官的伯父家庙，出售亲识所赠丝履得钱半千，以此为本，先后从事种植榆树待成材后出售、雇佣劳工制作法烛、西市买地填洼建旅店、加工玉器、木材加工、买卖官职经纪人、投资人等经营活动，行业涉及木材种植业、燃具加工业、旅店建造与租赁业、娱乐器具加工业、玉器加工业、经纪人、金融业，包括种植、加工、建筑、旅店、金融等行业，主要经营活动是在德宗至文宗开成初年。
从上述记载看，窦并不是那种直接从事大宗商品的批发、零售、转输的典型商人，更类似于产销一体的投资型商人，在唐代长安市场中，似乎属于“另类”。即便是在经营买卖官职的过程中，也是先将李晟看中的一块地打造好，再以此地作为今后权钱交易的筹码。晚年似乎不再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而是以金融资本投入市场，或委托他人不计利经营，成为食利阶层，或为入股分红形式。
以往研究多将注意力放在窦如何白手起家，如何因具有灵活的经营头脑，善于抓住商机而致富。但唐朝城市市场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进入城市市场的门槛与经营过程中的非市场因素，以及权力寻租在交易中的表现，在窦一文中都有反映，但往往被人们忽视。唐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非市场因素，以及唐代城市商业经营活动的非主流现象，这是本文想从窦一文中探讨的重点。
一、窦起步入“市”与政治家世背景
政治及家世背景不是市场准入的基本条件，但窦能凭艰苦奋斗起家，又持续发展，家世背景因素不应忽视。
扶风窦氏，可追溯至西汉末以贵戚发迹的窦氏先祖，东汉得势者见于史传的有窦融、窦武、窦宪等人。北魏孝文帝改制，改鲜卑豆纥陵氏为窦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此窦氏（豆纥陵氏）非彼窦氏（两汉贵戚窦氏），但进入北朝，攀缘比附，族支交错，盘踞高位，姻亲茂盛。逮及隋唐，“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②，因此，“诸姑累朝国戚”有史为据，并非虚言。③然虽同属窦氏，却鱼龙莫辨。
窦，祖、父不见史载，很可能属窦氏疏支，且已经没落，或者干脆就是攀附于窦氏的乡人，以扶风为籍。即使是真正的窦氏子弟，祖父辈没有官职、势力和资本，也失去依托。
窦原住地不详，借习业为名投奔在京城的伯父④，显然此前在长安城无立足之处。同姓附会，有权势者提携族人子弟也是一种社会风气，笔记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经常是士族大姓（如郑、卢、李、杜等），也是风气和需要使然⑤。笔记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姓，也是有讲究的，第一等族姓，如崔、卢、李、郑、杜，大都是以举子的身份在京城活动，如“枕中记”的卢生（山东著姓），“杜子春”中的杜子春（关中著姓），“李娃传”中的荥阳子郑氏（山东著姓），“谢小娥”中的谢小娥（山东著姓），唐初裴明礼（关中著姓）等。⑥
窦氏属于北朝大姓，进入隋唐已经衰落，虽然还有社会地位，“诸姑累朝国戚”，也有不少位居高官者，但整体来看，至少在唐朝，没有出现一个真正在朝中掌握实权的人物，这就决定了笔记小说中描述的窦，虽有依附，但无根基，闯荡于京城，最初只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⑦
但窦的初闯京城，还是充分利用了窦氏家族的政治社会“资源”，于是他的起步也就有了其他白手起家者没有的“优势”。
二、经营内容
窦的经营内容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1.13岁，初闯京城，约大历八年（773年）⑧，卖丝履得到小本（做官的亲戚关照，异地销售）。
2.扫榆荚种树（利用有权势的亲戚提供的地方）一卖榆条，一束十余钱，卖百余束；第二年，二百余束，鬻利数倍。约15岁。
3.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约20岁（780年）。
4.鬻榆材中车轮者，积累资金，创造条件。
5.建中初，采取雇人简单分工的做法，流水作业，做成蜡烛，每条售价百文，获利无穷。时间大约是780年—781年，经营活动类似简单的手工作坊的流水作业，但仅是一锤子买卖。
6.用三万钱买西市低洼地约十几亩，造店二十间，日获利数千，号称“窦家店”。大概是旅店或邸店类，经营时间较长。说明商品经济发展，外来人口中经商者和手工业者增加，所以店铺才获利无穷。
7.买宅得好玉，通过加工玉器，得钱数十万贯。说明追求豪华之风很盛，京城消费高档商品的市场潜力很大。
8.用二百十千，买一小宅，修整后送给有权势的李晟太尉，借机替五六巨商子弟求得官职，又获（中介费）数万贯。此项活动约在贞元七年(787)一贞元九年⑨。此时窦应不到30岁。买官也有经纪人，赚中介钱也是惯例。卖官经纪人。
9.出钱五千文买树，做成陆博局，计利百余倍，约五百万文（五万贯）。说明游乐之风颇盛，符合唐后期的社会风气，风气带动需求。做实业，手工作坊性质。
10.在街西⑩诸大市(11)投资(12)（相当于股本）各千余贯。
有人称赞窦是多种经营，其实，是以制造加工业起家，从策划、原料选材、雇佣工人、原材料加工、成品销售一条龙的独立经营，并向旅店（邸店）业发展，虽然有的项目已形成规模，但大多数经营项目都没有连续性（除窦家店外），也都没有规模经营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营方式与市场发育
窦的经营方式类似游击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13岁（约大历八年）初闯京城，死时八十余（约文宗开成末年或武宗会昌初年），时间跨度约六十余年，先后从事的经营活动有：种植榆树出售木材（7年），雇佣劳工制作法烛（2年），西市买地填洼建旅店（1年），加工玉器（不详），木材加工（不详），买卖官职经纪人（临时），金融投资人（不详）等，行业涉及木材种植业、燃具加工业、旅店建造与租赁业、娱乐器具加工业、玉器加工业、经纪人、金融业、建筑业、旅店租赁业、金融投资等行业，与笔记小说中其他大商人业有专精不同（如专门从事长途运输的江淮俞大娘(13)，专门从事旅店业的洛州板桥三娘子(14)，专门从事邸店业的长安王元宝(15)，专门从事剔粪业的长安罗会(16)、长安邹凤炽(17)，专门从事“袭胡”业的定州何明远(18)，专门从事转运贸易的长安张高(19)等）。除旅店租赁业和金融投资业维持时间较长，收益较稳定，其他经营活动基本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赞誉者说他善抓商机，随机应变，有经营头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窦经营范围的不确定性，也说明京城市场发育的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买方市场）不成熟，生活型商品没有形成固定的市场；也可以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加，人口结构复杂，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有头脑的人才能抓住商机。
但他始终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规模经营，与邸店业（旅店货栈）、转运贸易相比，实业型的经营活动，似乎不确定性更大，经营的不稳定性更大。技术含量高的专门行业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顾客，往往是父子、师徒相传，具有可持续发展和经营的特点（如乐器、凶肆、餐饮、园艺、玉工等，有些是个体作坊手工业），因此，这种不确定性的经营，对个人可能成为致富的机遇，但对市场来讲，成熟的市场才能提供规模经营、持续经营的空间，显然，长安对窦这种以实业应用型商品为主的经营者，准入基础还有欠缺，才造成窦经营内容几乎是投机性的没有规律的转换。实业型经营，周期长，持续经营的市场潜力不可预测。实业经营从业者的经营是综合性的，对经营者综合性素质要求高，从策划、资金、生产到销售等环节，都需自己经营。如果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只能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经营方式。但培育市场是需要成本和时间的，这样的不稳定性，市场无法培育。
旅店、餐饮、转运等行业，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会出现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从而为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生活服务性行业在城市形成规模后，需求也具有稳定性。如罗会从事的剔粪业，只有具备稳定的需求，他才能长期从业经营并且可以有比较可观的收益。
前文所提到的邹凤炽，高宗时，经营综合性商品的转运贸易和邸店，是经营已成形的商品，而窦是制作市场需要的东西，转化成商品出售，类似临时性的手工工场主兼经销商。说明随着长安人口的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市场需求不仅扩大，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窦根据市场需要或预测市场需求，而变换制作品种，在唐后期的城市商人中，可能具有代表性。
市场发育可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几个不同层次，窦介入的是商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与王元宝、邹凤炽等大商人相比，窦的经营活动更贴近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人们常用“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来形容传统社会商人的价值取向与资本流动趋向，这种模式导致商业资本回流土地，似乎是中古商业资本流向形成的固定模式。但从笔记小说中的描述看，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下，很多情况下，不少商人已经脱离了与土地的基本联系，以城市市场为依托生存发展壮大，窦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窦，所有经营以及资金的使用都不涉及土地，最后自己不直接经营，也没有买土地回乡养老，显然老家并无根基。
其他以经营城市生活服务业为主的商人，笔记小说也有记载，如罗会，长安富民，以剔粪为业，“家财巨万”，居室华丽，家人“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有士人问其既然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罗会的借口是“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其实，罗会的经营以城市存在为前提，经营对象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活垃圾”，正因为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是城市生活服务不可或缺的行业，罗会才能活得如此潇洒和快活，离开这个行业，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来源，家道当然要衰落。罗会的托词只是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经营远比经营土地稳定和收益丰厚，他生存的基础就是城市，应该是从城市居民中成长起来的服务性行业经营者，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去追逐“以本守之”的主流。
再如邹骆驼。高宗时人，“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风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即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20)俨然是京城首富，而且是敢于夸富的暴发户。
窦也是这种情况，他们与土地已无任何瓜葛，世代居住在城市。他们已经脱离了土地的羁绊，是城市土生土长的商人，所有经营活动都围绕城市展开，属于城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窦经营的特点与“另类商人”的局限
窦经营有特点也有局限性，表现在：
1.没有固定的经营内容，在有经济实力之后，也没有扩大成规模化经营，说明市场需要的不确定性与需求的多元化。经营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日常生活的经营空间更大，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在不断成长，如：剔粪、与娱乐有关的陆博、废品利用等。
2.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转而进行非实业性经营活动，如：出股本，由代理人进行经营和做中介经纪人。
3.投资性经营是否具有超前意识，似乎不是放高利贷？
窦氏有权势时，窦加紧发家，贞元时已成气候，既攀上李晟，又在两市大商人中树立了威信，有经济实力，因此可在两市与巨商对话，并为他们谋取政治利益，又有政治地位。朝中窦氏即使失势，与窦也无大碍。
当时，大士族的旁支、弱支很多只能靠经营、经商的方式生存。而经营、经商过程中，谁能有效利用政治资源，谁就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发展机遇，就如文化士族将家世门第与科举、辟署相结合才能连蹈高位，经营者则是将家世政治资源与商场机遇、经营结合，才能获得最大利润空间，才有可能在商场和官场呼风唤雨。
窦死时八十余，大约是公元840年，文宗开成初年。这一段时间（德宗—文宗），都有窦氏在朝中任要职。
《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其他成功商人，与窦又有不同：
唐初商人，如：
裴明礼，因是大族，经商只是一时，入仕并无障碍。他的经营方式与窦很相像，而且都有家世背景。只是裴明礼最终走上仕途，说明经商只是权宜，而非目的。
邹凤炽，虽财大气粗，但没有靠山背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经营所得，很多用作装饰屋宅、大宴宾客等奢侈性消费，没有实业性的经营活动。据载，“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子孙穷匮。”(21)
唐中叶以后商人，如：
三娘子(22)，书中记载她依靠不法经营致富，应是对女性的偏见和对商人的偏见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三娘子的经营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营，餐饮、旅店、交通工具租赁业，小说中的描述有些属诋毁之辞，不足信。
长安张高，转货于市，资累巨万。(23)这是直接进入市场经营转运贸易的商人。
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岁计所入，利亦百倍”(24)。药品是城市生活日用必需品，宋清专门经营，经营有“道”，凡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利润可观，口碑亦佳，已成规模经营。
窦的发家，说明长安市场发育的欠缺，发家有政治家世背景，尽管这种家世背景可能是攀附或远支，但也说明市场的准入门槛有非市场因素的介入。李晟的回报实际上是一种类似我们今天常提到的寻租行为，虽然这种行为不一定采取主动的方式进行，但恰恰是官商权钱交易造就了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窦经营项目多元化，被誉为有经营头脑的成功商人的代表，实际是市场发育欠缺，使窦没有稳定的经营范围，没有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带有更多投机色彩，不是市场发育正常化的表现，也使长时期对窦的评价定位不够准确。窦晚年的选择，似乎是商业资本深层化发展的表现，但书中记载不具体，也不明确，是专门的食利阶层还是入股经营，不清楚。
五、拾零缀语
窦可能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他的活动场所也仅限于长安，但文中涉及的地名都有所本，涉及到的很多人，也与城市市场发育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嘉会坊：窦伯父家宅所在坊，即《长安志》卷十所载朱雀街西之第四街，位于西市正南第三坊。据考，权贵之家集中居住在东城南区和西城靠皇城坊区，因此，窦伯父家宅位于西城西市之南，显然不是最有权势之家。(25)
西市：窦活动的范围大都在西市内外。他得知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汀之地，目曰小海池，在旗亭之内，于是以低价买入，经过修整，建造二十间房，号称“窦家店”出租，获利丰厚。建店的场所，原为旗亭。
旗亭：市楼也，有二重，有三重，王涣之诗有“旗亭画壁”，旗亭一般设酒楼，很多诗文中都有描写在旗亭内饮酒。(26)
街西大市：《白孔六帖》卷83云：“大市小市：质人掌，凡卖买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注：质剂，契券也。大市，人民奴婢；小市，兵器珍异也。”但长安市场是否如此细分大小市，没有更详细的记载，大市还不只一处，小市也同样。可能是相对固定的交易场所和交易范围，形成众多的大市和小市。
崇贤西门水涧：崇贤坊位于朱雀街西之第三街，西市东南第二坊，与嘉会坊斜对角，可知窦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嘉会坊和西市附近。
延寿坊召玉工鉴定玉：延寿坊位于朱雀街西之第三街，西紧邻西市。西市胡商鏖集，珠宝买卖很兴盛，与珠宝生意相关的玉器加工业也很有市场，玉工选择居住在西市附近坊，是最佳选择。聚居在西市附近的玉工应不在少数。《太平广记》卷487《霍小玉传》载，霍小玉潦倒京城，曾差侍婢浣沙贷卖玉钗，路逢“内作老玉工”；《太平广记》卷340《李章武》云：“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靺鞨宝，工亦知，不敢雕刻。”说明上层消费群体在鉴定珠宝、加工珠宝时对玉工的需求很多，玉工选择聚居地也就围绕两市、皇城、官贵聚居区等中心繁华区。
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需即取。柜房行业的发达是以城市商品经济繁荣为依托的。窦在西市柜房有存钱，说明他主要在西市经营。
李晟太尉宅(27)：位于永崇坊，属于东城繁华地区的边缘，乃高官聚居之地。因此，窦买宅地仅是经营，并无居住的打算。
日用人：日用人通过“雇”、“广召”等形式招雇，特点一是工作技术含量少，基本属于出卖体力劳动，二是属于临时雇佣性质。窦多次雇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所雇之人，有“人”、“功人”、“日用人”、“工人”、“役人”等不同称呼，不知是否指同一伙人，还是不同阶段雇不同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窦只是临时性地短期雇佣，与雇工之间并没有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可知京城劳动力市场很活跃，需求量大，但又不固定、不稳定，于是有日用人、月用人，所谓“浮寄流寓不可胜计”者，大多应属这种流动性较强、以做临时工或打短工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外来流动人口，他们是京城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太平广记》中有很多这类的记载。但是这些流动性强的劳动力，基本从事的是手工业、运输业和服务性行业，出卖技术和劳动力，在京城的生计都不稳定。如车工奚乐山(28)，是外来流动技工。
小儿：文中的各类“小儿”，并不仅是指小孩(29)。文中出现的“两街小儿”、“两市小儿”、“长安诸坊小儿”、“金吾家小儿”，(30)应是京城中年纪较轻、无固定职业的小青年和少年，家境都不富裕，小利即有吸引力，所以可以作为潜在的临时劳动力。日用人、月用人大多是外来劳动者，而“小儿”中的青少年，则是京城常住居民中的年龄较轻无固定职业者，往往成为京城潜在的劳动力。(31)
胡人米亮：米姓为中亚九姓胡之一，中亚胡人聚居京城为数众多，多从事商业活动。米亮是否真有其人不一定，也可能作者随手找了一个在京城常见的胡姓。但胡商多聚居在西市附近，珠宝业是他们从事的主要行业，京城商人和投机者常常要与他们打交道，这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称窦为“另类”商人可能不准确，但如果我们能突破行业的观念分析唐代活跃在大都市市场的商人，就会发现有很多“另类”的存在，他们的类型和经营方式、经营规模，与市场的发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城市发展的规模与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经营的领域更多的是围绕城市生活服务展开的。换言之，城市的发展，是他们生长的基础，他们的出现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需求，只是唐代大都市的发展还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大的舞台，唐人笔记小说中也没有施予他们更多的笔墨，他们本身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因而，往往被忽略。这是我们探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必须关注的群体，探讨唐宋变革中的城市社会及城市生活，唐代大都市的“另类”商人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及市场的成熟，他们将逐渐进入城市社会的“主流”群体。(32)
［收稿日期］2005-12-28
注释：
①《太平广记》卷243《窦》，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②《旧唐书》卷61，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仅据《隋书》、两《唐书》记载，窦氏家族主要有以下出任显赫官职及为后妃者：窦炽，隋开皇初太傅（《隋书》卷1，中华书局1973年版）；窦荣定，隋初任洛州总管；窦抗，隋末幽州总管（《隋书》卷39）；窦毅，隋总管（《旧唐书》卷1）；唐高祖皇后（《旧唐书》卷51）；睿宗皇后（《旧唐书》卷51）；窦轨，唐贞观初益州大都督（《旧唐书》卷2）等。《元和姓纂》卷9有窦氏家族详细的世系记载，可参见。
④闲厩使：担任过此职的有王鉷、宋王成器、鱼朝恩、安禄山、李愬、王毛仲等人，从唐中叶以后，本职已失。宫苑使：李愬、（穆宗时）李鏦、其弟李銛、（贞元时）韩洄、李齐运、（唐末）李琢曾担任过此职。
⑤程国赋在《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章“唐五代小说与门第”中有具体叙述，可参考。
⑥以上诸人，杜子春见《太平广记》卷16（出《玄怪续录》），谢小娥见《太平广记》卷491，李娃见《太平广记》卷481（出《异闻集》）。裴明礼，贞观初曾经营城市生活服务活动，如收售废弃物、种植果树、养蜂等，但很快跻身仕途，一路升到太常卿，见《太平广记》卷243（出《御史台记》）。
⑦笔记小说中收录的其他比较成功的商人，如邹凤炽（《太平广记》卷495）、何明远（《太平广记》卷243）、俞大娘（《唐国史补》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三娘子（《太平广记》卷286）、张高（《太平广记》卷436）、王酒胡（《太平广记》卷499）、罗会（《太平广记》卷243）、仇生（《太平广记》卷52）等，都非著姓。王元宝（《太平广记》卷495）不着籍贯，也应属散姓，与“五姓”“七姓”无关。《新唐书》卷199《柳冲传》载：“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号五姓，盖不经也。”又，《隋唐嘉话》卷中云：“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婚娶。”（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⑧据《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第3210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卷8，兴元元年(784)赐李晟永崇里宅，则窦某买小宅当在此后，李晟死于贞元九年（793)，见《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34“德宗贞元九年八月庚戌”，据此可推算窦的活动年表。
⑨李晟，德宗贞元七年(787)拜太尉，贞元九年死，见《旧唐书》卷133《李晟传》。
⑩街西可以有两个解释：一是指长安城内朱雀大街以西地区，包括54坊和西市；二是指市区内划分的东西街区。这里似为西市街西更合适。
(11)《白孔六帖》卷83：“大市小市：质人掌，凡卖买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注：质剂，契券也。大市，人民奴婢；小市，兵器珍异也。”同书卷84：“大市小市：《周礼》：质人，凡买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注云：质，长券；剂，短券。价，卖也。”（《四库全书·子部·类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版）
(12)原文“至其余干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大概属于金融投资，或入股投资性质。
(13)《唐国史补》卷下。
(14)《太平广记》卷286，出《河东记》，作者薛渔思，《文献通考》卷215《经籍考·小说家》云：“鼌氏曰：唐薛渔思撰，亦记谲怪事。序云：续牛僧孺之书”。所记多为唐宪宗到文宗朝事。
(15)《太平广记》卷495。
(16)《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1979年版。
(17)《太平广记》卷495。
(18)《太平广记》卷243，一为“何名远”。
(19)《太平广记》卷436。
(20)《太平广记》卷495。
(21)《太平广记》卷495。
(22)三娘子活动的大致时间，应在宪宗到文宗朝。
(23)《太平广记》卷436，出李复言《续玄怪录》卷4，为续牛僧孺《玄怪录》之作。
(24)宋清卖药出自《唐国史补》卷中，书中记载多为玄宗开元至穆宗长庆年间事。
(25)文载，其伯检校工部尚书交（“交”疑为“充”，待考），闲使、宫苑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内职，但不属于权倾朝野的重臣，居宅不在最显赫区域，也是可能的。
(26)《说郛》卷18上“建中贞元间，藩镇至京师，多于旗亭合乐。郭汾阳
头彩率千匹，教坊梨园小儿所劳，各以千计”。说明旗亭内地方很宽敞，同书卷19上“又，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诣旗亭饮，梨园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第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伶唱适绝句，涣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子争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须臾，妓唱涣之诗，涣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事也”。说明伶官佳妓游旗亭也是经常的。旗亭原为公共之场所，现也有地主，可以自由出售土地十余亩地，造店二十间，说明旗亭这个位置，并不限制造店，接待客旅、商货也是很方便的好位置，还经常举办非官方的娱乐性质的活动。
(27)《长安志》卷9永崇坊：“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宅。注：兴元元年赐晟永崇里甲第，诏宰臣诸节将会送。是日，持赐女乐八人、锦彩银器等，令教坊及太常备乐，京兆府供具，鼓吹迎道集宴，京师以为荣。”
(28)《太平广记》卷84“奚乐山”，第541-542页。
(29)给役宫廷者，称“小儿”，《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二月“五坊小儿”注：“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小儿者，给役五坊者也。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如：苑监小儿，飞龙小儿，五坊小儿是也。五坊属宣徽院。”“窦”一文中的小儿，显然不是指给役内廷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曾服役内廷，但窦招徕时，他们应该是自由身。《资治通鉴》中有对“五坊小儿”的形象描述：“先是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里，索其直，多被驱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卷236，第7620页）
(30)两街的含义，应是指外城墙内的城区，因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两区管理（关于“两街”的含义和演变，拟另文考述）；两市，指东西两市；长安诸坊所指区域，与两街相同。
金吾家，应是对负责京城警卫的金吾系统的军将士兵的统称，他们人数很多，大多已在京城定居。宋人马永卿《懒真子》卷2载：“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为冠，公绰唱之，仲郢和之，其余名士，亦各修整。《旧传》柳氏出一婢，婢至宿卫韩金吾家，未成券，闻主翁于厅事上买绫，自以手取视之，且与驵侩议价，婢于牕隙偶见，因作中风状，仆地。其家怪，问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问曰：汝育此疾几何时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岂忍伏事卖绢牙郎也。其标韵如此，想是柳家家法清高，不为尘垢卑贱，故婢化之乃至如此，虽今士大夫妻有此见识者少矣，哀哉。”（《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五》）《太平广记》卷152“赵璟”载：“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之边有柳树，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听以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之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家见一小儿，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数日，赵薨。”（出《嘉话录》，作者韦絇，韦执谊子，所记应为唐长庆以后事）有可能“金吾家”是唐后期到宋、金，对宿卫军在原兵营的基础上，在城门一带聚集成随军军属驻地，演变为不在坊市之内的居住区（待考）。各街道上用于驻兵的街铺，后多被侵占，可能也是这些军士或下级军将及随军家属被迫所为？《唐会要》（《丛书集成》第0827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卷86“街巷”载：“（太和五年七月）其月，左街使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窃虑停止，奸人难为分别。今除先有勅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余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除折，所冀禁街整肃，以绝奸人。勒旨所折侵街舍，冝令二个月限移拆，如不碍勅文者，仍委本街使看便宜处分。”金吾小儿的称呼或许由此而来。金吾家小儿也应属于市井小儿，与两市小儿地位相同，社会地位不高，家境也不富裕，因驻军较多，小儿成群结伙，游荡于市井。
(31)关于唐代长安劳动力市场及“小儿”拟另文述论。
(32)近年，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学者，很多人注意到了服务性行业的兴起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参见陈衍德《试论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