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建设中贯穿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党的建设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把握住了这个精神，就是把握住了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全党的好学风和好的精神状态，概由此而来。什么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用精练的语言作了简洁的概括：“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把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贯穿在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之中，是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党的建设同样如此。我们党是面向新世纪的党，是正在领导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党。如何建设这个党，是新时期的若干个最重大课题之一，需要有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视点、新思路。所谓“新的伟大工程”，之所以新，主要新在这里；之所以伟大，也主要伟大在这里。没有在坚持以往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完成这项伟大工程就没有可能。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既继承，又发展，在探索中全面贯穿和体现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是党的十五大的一个逻辑结论，也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主题。
一、用改革的精神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
在党的建设探索中体现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首先是要用改革的精神充实、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在中国，曾经出现过无数个政党。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使国家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政党自身来讲，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依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的、有战斗力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不能丢。这是我们党的建设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我们所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毕竟已经完全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基本原理和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但总的说来，这些思想是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产生的，解决的主要是在处于在野地位和掌权初期需要巩固政权的情况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这个党的问题。虽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过一些重要的论断，但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他们既不可能预见到，更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结论。答案只能由我们自己到实践中去寻找。即使是邓小平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也只是对党的建设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回答，并没有穷其全部。这是因为，在现阶段，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仍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正在探讨和形成之中。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只能是初步的。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唯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才使之越来越成为科学。从这个角度说，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就是改革、探索的精神。
在党的建设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仍未完全搞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用这种精神去探讨。例如，在党执政的情况下，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党政关系？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弊端。因此，从列宁开始，党政分开就作为共产党执政的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但是，党政分开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党进行总的领导而不能代替国家机关进行管理？从传统党建理论中很难找到有充分说服力的答案。理论上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上总是不能摆脱一统就过度集权、一分就削弱党的领导的循环圈。从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践结果看，无一不是如此。又如，党要不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共产党来自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这种监督的理论依据和科学依据是什么？由劳动人民中“最先进、最有远见的分子”组成的党，为什么反过来要接受比较不先进、比较少有远见的分子的监督？传统党建理论没有系统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正因为此，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监督是不充分的，有时是乏力的，既缺乏科学性，又缺乏系统性；既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获得制度的保证。再如，共产党内为什么也会出现消极腐败现象？按照传统党建理论的解释，消极腐败现象是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影响下滋生的。然而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消极腐败现象几乎在所有执政或执过政的共产党中都不是个别现象，并且总是难以消除；而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在遏制消极腐败现象方面也有成功的经验。因此，仅用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来解释消极腐败现象，难以令人信服，而且实践上往往导致缺乏有效的办法。
非但如此，在党的建设实践中，还存在一个以什么为出发点来探索党的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如果用这个原则来衡量党的建设，那么应当承认，在党的建设方面，从固定的模式出发，从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教条理解出发，从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论点出发的现象，都是存在的。有些观点和观念还一直被当作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正宗诠释和理解。例如，在列宁时期不得不采用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一直被不少人当作是民主集中制的典型形式和唯一正确的样板；斯大林时期系统采用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常常被作为党的领导的集中体现来坚持；党直接掌握行政和经济权力，长期被认为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途径；等等。用这些观点来评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就可能得出当前党的领导地位在不断削弱、党的领导权在不断丧失的结论。
可见，在今天的条件下，用改革的精神重新审视现有的党建理论和体系，用时代的内容去充实、发展和完善它，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应当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党的建设理论（包括基本理论）进行新的创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否定原有的全部理论。恰恰相反，它是要清除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清除出于搞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强塞进党的建设理论中的一些集权的、武断的、僵化的内容，还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以辩证、灵活、清新、求实的本来面目。这也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二、批判地吸收国外政治文明的成果，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
把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贯穿于党的建设的探索，就是要求有开放的眼光，从世界的视野看党的建设，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通过比较、借鉴，获取有益的经验，形成我们党的优势。
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时代特征，就是它有宽广的眼界，从世界的角度看我们自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事实证明，通过比较、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是加快发展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一条捷径。这也是邓小平关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那么，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中包括不包括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不少政党，在长期的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这些经验中的许多内容其实既不姓“资”，也不姓“无”，是可以和应该被我们利用的。
实际上，不同政党之间可以比较、借鉴，通过比较和借鉴从中获得对我们党有益的经验，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早在建国不久就已经明确表达过的思想。在50年代，除了向苏共学习是全党上下的长期共识之外，党的领导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态度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周恩来在一次谈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时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在1956 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举出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在当了总司令、总统之后还可以去当大学校长等等例子，认为“资产阶段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7页）毛泽东在谈到苏共时认为， 斯大林破坏法制的行为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说明他也承认这些国家在操作机制上有某些可借鉴之处。这些思想都充分肯定了不同政党、政治制度间相互比较、借鉴的可能性，反映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态度。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得到发扬光大。相反，直到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前，在“左”的思想（此外还有大量复杂的客观原因）影响下，我们对几乎所有外来的东西都越来越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从而变得日益自我封闭、教条僵化，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泛滥，党内外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实行党政不分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都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教训。而正是在我们出现这些失误的同时，世界上有许多政党在探索克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克服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和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路子，有的党还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能坚持学习、借鉴的思想，认真吸取其他执政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完全有可能避免重大错误，为此付出的“学费”也肯定要少得多。
西方国家的政党在长期的政党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成体系的政党建设的理论。撇开其科学性不论，这套理论的功效在于，它能够使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党在即使社会上存在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情况下仍能有效地执掌政权。我们党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党的性质不同，所依凭的国情也完全不同，当然不能照搬这套理论。但是，共产党同样需要一套完备的执政理论。从这个角度看，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执政党建设理论还带有不少领导革命运动时期的党建理论的痕迹，有时显得陈旧、不完善，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
在党的建设领域对比较、借鉴问题不敢深入研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框框的束缚。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不敢谈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比较和借鉴，似乎一谈借鉴，就是要抹煞政党的阶级性，就是主张多党制、议会政治。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其实，政党活动经验的相互借鉴，正象社会运作机制的相互借鉴一样，是政党本身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西方国家，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基督教民主党与其他世俗政党之间都有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取长补短的关系。一些本来属于一党发明的理论、观念、主张常常逐渐为另一些党所吸收和利用。诸如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福利国家的政策，国家和平变革的道路，党内民主制约机制等等，都曾经为一党所独有，如今却成为绝大多数政党的共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在政党活动领域，既存在与政党的性质密切相连的因素，也存在本来并无“姓资姓无”之分的东西。共产党，包括我们党，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往往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自缚手脚、自弃阵地，把相当一些本属全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划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极为狭小、拥挤。这是很可惜的。在“计划”、“股份制”等问题上，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如此。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是我们的任务。而要发展，就一定要有比较，有借鉴。把自己封闭在小天地里是没有前途的，是发展不起来的。我们讲要在党的建设探索中贯穿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指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开放的观念和务实的态度，要有大胆开拓进取、又面对各种风险岿然不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如果我们一方面希望发展，另一方面却保留着封闭的、狭隘的和排他性的观念，这也害怕、那也不敢，那么党的建设就很难正确地接受他人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往往会重复别人的错误。这和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是大相径庭的。
三、通过制度化途径，完善执政党建设的机制
在党的建设探索中体现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就要把党的制度建设放在执政党建设的突出地位，着力探讨并不断完善党的运行机制，促进党的活动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党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说，这是顺应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要求而提出的重要思想，是用新的观点看待党的建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在新的时代进行发展得出的深刻结论。制度建设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担负着向党的其他各项建设提供实现机制和实现方式的功能，和其他方面的建设相比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执政党如何对国家进行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党本身是否坚强有力，当然首先与这个党的性质和目标、与这个党的指导思想是否科学有关。但是，不能说一个党的性质明确，目标远大，指导思想正确，其活动和运作就必然科学、先进。一个本质上先进的党，也可能会受思想和环境等方面的局限，采用不科学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和执政方式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党的目标的实现。对照时代的要求，我们可以说，党确实面临一个如何强化制度建设，使自己的活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逐步成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迫切。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五年，如十五大报告所说，“党内生活向制度化、规范化迈出新的步伐。”这一总体评价并不是自我拔高，而是符合实际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从体制和机制上说，党的建设离客观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反映在若干方面：
一是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够完善。由于理论的深度不足，没有对为什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权力相互之间也要制约、为什么共产党掌权也需要监督等基本问题作出得到合乎理论要求和全党共识的回答，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践是比较零碎、比较不系统的，有时各项操作性措施间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定位，如何在同一层次上使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的权力受到约束，权和钱之间的关系如何用科学的机制予以规范和界定等等，都是尚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种状况，导致了某些干部运用权力的失范。
二是干部任用制度尚不够完善。按照党章的规定，党的各级机关由普通党员自下而上选举产生。与此同时，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的是自上而下对党的干部的层级管理，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二者都是干部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二者更多的是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而非和谐状态。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往往被看作会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而强调选举的作用则往往会被看作是在削弱党管干部原则。这使干部的任用工作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选人失误的可能性也因此而增加。
三是民主集中机制尚不够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应当坚持。但是，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的集中，都需要具体的操作机制来落实。过去出于搞计划经济的需要，我们党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集中机制。与此相比，党内民主虽然不能说没有，却远远谈不上形成了机制。这客观上造成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失衡，使集中由于长期没有民主的约束而变成了高度集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应当说，迄今为止，问题还没有从机制上得到解决。例如，党章规定了党员有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普通党员往往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其原因盖在于，虽然我们已经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原则和主张，却缺乏落实党内民主的有效机制，党内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特别是保护党内不同意见者权利的机制尚未形成。这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党内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四是党群关系沟通机制尚不够完善。共产党的一个最大优势在于，从本质上说，它与人民群众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这个优势同样需要相应的机制来保证。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群众向上反映情况、问题和建议，领导干部了解基层和群众的实际，群众和普通党员对任用干部、制定决策施加影响等等，都往往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实现。这表明，党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制度不够规范，反馈不够灵敏；机制还未建立。沟通机制不完善通常不但会歪曲信息，使领导决策失误，而且使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淡化，群众对党和党的干部的隔阂加深，冷淡和不信任情绪增长。这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不和谐的重要症结。
所有这些方面表明，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的制度建设面临繁重的任务，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所涵盖的内容是广泛的：首先要着力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政关系（广义地说包括政企关系），建立科学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要把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的改革思路进一步具体化。其次，要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运作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要把理论基础建立在任何权力都具有腐蚀性的人类共识之上，靠制度，而不是只靠个人的自觉性来规范和约束权力的运用。要特别重视完善基于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把干部命运的决定权交到广大群众手中。再次，要切实提高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他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恢复党掌握政权以前那种党群关系的危机意识，着力摆脱旧的思维定势，把领导和管理区分开来，改变长期形成的那种似乎离开权力和行政手段就不会领导的习惯。要把建立党和群众之间的良好沟通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作为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职责。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推动党的活动和党内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只能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已有的结论出发；只能本着开拓、进取的精神去探索，而不能墨守成规，固守教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要把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贯穿到党的建设中去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和其他领域一样，党的建设也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能不能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伟大目标，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把我们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党，将取决于我们党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向上的精神状态，能不能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邓小平同志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来推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的探索。一句话，将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全面体现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