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妇女“病患”行为研究——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妇女“病患”行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病患论文,临夏论文,妇女论文,甘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4-0039-06
阿瑟·克雷曼(Arthur Kleiman)首先对“疾病”和“病患”两个概念进行了划分。Kaja Finkler给予了概括性地阐释：“疾病被定义为一种生物的、生物化学的功能失调；病患被定义为文化背景中的病人觉察到的、受到损害的功能。”可见，疾病是生物病理性事实；而病患是病人的感受和行为。戴维·麦肯尼克对“病患”行为①定义如下：“是个体以各种方式，对身体征兆作出反应，对体内状况进行监测，确定和解释躯体症状，寻求疾病的原因，采取治疗措施，和利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保健资源。”[2](P100)麦肯尼克的定义详细地阐述了“病患”行为所涵盖的内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一、“病患”拖延、忍耐的体验阶段
在实地调查和研究基础上，笔者得出回族妇女面对“病患”拖延、忍耐的体验阶段是“病患”行为第一阶段，并且是只有病人个人参与的阶段。在此阶段，“病患”仅是个人之事，病人倾向于自我承担，“重要他人”②未扮演参谋角色。在此阶段，患病回族妇女面临两种困境：其一，离家的丈夫远在千里，若得知妻子病情，不但无法给予照顾，反而徒增烦恼；其二，告诉家中老人和子女，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这是由临夏特定社会环境所致。临夏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男性回族多在外打工、经商，妇女、儿童留守家中。妇女责无旁贷地成为家中顶梁柱，肩负照顾老人和子女的重任。
回族妇女在身体出现不适症状前期，拖延、忍耐，不把病症告诉他人，但并非不作为，一般来说她们会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第一，清洁身体。从精神层面上来讲，清洁身体是伊斯兰教教义要求，真主喜爱清洁的穆斯林，会佑护他们；另外，伊斯兰教认为万物万事包括疾病的发生和免除都由真主安排。出现不适症状时，清洁身体会赢得安拉的喜爱，从而达到免除疾病的目的。从现实层面上讲，清洁身体能够舒缓疲惫，也能够去除一些细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患病回族妇女康复的机会。例如，“一位中年回族妇女，是某村的计划生育小组组长，身体出现不适症状后，首先是搞好个人卫生：洗澡、修剪指甲、换穿干净衣服，之后才会采取其它的措施。”③
第二，放松身体。一方面，减少家务和农田劳作的数量和强度，减轻身体所承受的负荷；另一方面，争取时间和空间使身体得到较多的休息，缓解疲劳，所采取的常规方法是“热炕治疗法”，临夏民俗喜炕而不喜床，热炕对于缓解疲劳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一位三十几岁的妇女，是4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在家照顾4个孩子和地里的庄稼。身体不舒服时，首先不是去看医生，而是躺在热炕上，多睡觉，多忍耐。”④
第三，调整饮食。日常饮食中回族妇女会增加蜂蜜和枣水的食用。蜂蜜和蜜枣在《古兰经》和圣训的记载中，是治病救人的良药，亦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圣人说：“病症，靠三种东西医治：放血、饮蜜和火灸。但我禁止教徒使用火灸。”[3](P231)另外，圣人令人为病人和守节者做坦勒秤，其为“用麸皮、蜂蜜和牛奶做成的汤”。[3](P231)可见伊斯兰文化对蜂蜜治疗病症的作用给予了肯定。而蜜枣能够治疗病症，伊斯兰教认为是“使者祈祷的福分所致”。[3](P219)圣人对此亦有论述，说道：“谁若在早晨吃七枚艾吉外蜜枣，当天毒物和魔法均不能触及他。”[3](P219)这种蜜枣在中国西北地区则演变为对红枣的认同和喜爱。回族妇女身体出现病症后，往往会食用红枣水和蜂蜜。
回族妇女患病后一般是忍耐、拖延，自我采取措施缓解病情，效果往往不如人愿，大多数情况下，病情会加重，自然地将患病回族妇女带入第二阶段：重要他人介入，个人层面和他人层面对“病患”做出判断。
二、“病患”的判断阶段
麦肯尼克认为，在此阶段存在两个分析层次：“第一个层次被称为他人确定的层次，关系到病人之外的人看到病人的症状，并试图确定他有病，且需要寻求专业人员照顾的过程。……自己确定的层次是指个人承认他本人的症状，并确定需要自行寻求帮助。”[4](P183)麦肯尼克认为他人确定的层次多适用于精神病患者，同时适用于患有疾病的儿童和拒绝治疗疾病的成人，这些均是无法正常履行责任和行使权利的人。较之个人确定层次，其作用的范围和影响较小。但在回族社区，情况恰恰相反，他人确定的层次在回族妇女获取医疗资源中发挥着较之个人确定层次更为重要的作用。麦肯尼克将个人确定层次作为病患判断的主要方面，是与西方文化中个人自主、独立特性相关。回族社区中，病患的判断最终取决于他人确定层次，亦是与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密切相关。
身体症状是人们认知和接受疾病的首要因素，是最重要的疾病表现特征。在临夏回族社区，就个人确定层次而言，回族妇女无论患有大病还是小病，都会承认自己有病。就像一位调查对象所说：“妇女们没有一个没有病的，没有一个不腰酸背痛的。”⑤就他人确定层次而言，只有重大疾病患者才会引起其注意，并有判断的四大标准：
第一，不正常出血。分为如下几种情况：非月经期，女性非正常的、没有规律的阴道大量出血；大便和小便出血；口中吐血、咳血；皮肤表皮大量出血等。不正常出血是衡量妇女患有大病的一个重要标准，会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病人会得到家庭成员的重视、支持以及社区成员的关怀和正规医疗资源的治疗。
第二，突然晕倒。妇女突然间晕倒，被认为是身体出现了严重健康问题所致，是回族社区认识到的一个关涉妇女患有大病的表征。
第三，剧烈疼痛。在回族社区，检验妇女是否患有大病的另一个可感触的指标便是剧烈疼痛。这种疼痛包括身体各个部位的疼痛，如：头部、胸部、腹部、背部、四肢部位的剧烈疼痛。
第四，卧床不起。在调查田野点，总是能听到男性对于女性的评论：“妇女没有文化，有了病也不知道看，直到病情严重不能不起床时，才会去看病。”⑥“卧床不起”显然是回族妇女患大病的另一重大表征。当一位妇女躺在床上，忍受疾病的折磨，无法再进行正常活动时，便会引起家人的注意和重视。
回族妇女患病症状符合上述四大指标之一，便会被认为患有大病，需要正规的医疗资源进行治疗。相反，没有上述指标症状的患病妇女被认为患有小病。他们对小病的症状体验为：身体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感，但不会威胁生命，这些疾病不可能根除，需要长期的药物和其他方式的治疗。
被确定为患有大病的回族妇女，一般会跳过第三阶段，直接进入第四阶段——正规医院治疗阶段。患有小病的回族妇女则会按顺序依次进入各个阶段。但不难看出，有些患有小病的回族妇女在若干时间后病情会加重，成为患有大病的病人。可以说，现在的小病患者的经历亦是大病患者历史上经历过的。所以本文将按顺序进入患病行为的第三个阶段：大众医疗观念治疗阶段，亦是自我和重要他人治疗阶段。
三、大众医疗观念治疗阶段
经过第一、第二病患的体验和判断阶段，患病回族妇女便正式进入了医疗系统，寻找医疗资源，以求康复。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医疗系统都是多元的，与阿瑟·克雷曼的医疗模式理论相符。该理论的一个假设是“除了少数缺少专业人员或土俗医生的社会，一般社会之医疗系统应该均能利用三分法分出三个次体系：专业人员、大众医疗、土俗医生。”[5](P8-9)在临夏回族社区亦存在三元医疗体系，其一是大众医疗体系，被广泛利用。其二、其三是专业人员和土俗医生体系，因文章结构需要，将在下文论述。
回族社区中，个人和分布于家庭、社会、社区的重要他人是大众医疗观念的主要实践者。因社会环境限制，患病回族妇女的重要他人主要包括婆婆、母亲、妯娌、姐妹、姑子和丈夫等。患病回族妇女会首先运用自己的经验进行治疗。没有效果后，重要他人将其个人经验建议给患者。在此阶段，患者个人和重要他人的交流，对患病回族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有句俗语：“久病成良医”，患者在治疗疾病方面均会有其个人的特殊体验和颇为有效的经验，同时也有错误的经验和建议。如“一位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中年回族妇女，天气骤变、身体虚弱时，容易感冒，导致呼吸道发炎，这种情况下，她总是会吃上大剂量的消炎药和感冒药，躺在热炕上，盖上厚厚的被子，使身体发汗。她不仅利用此种经验为自己治疗疾病，还常常把经验告诉其他容易呼吸道发炎的亲戚、邻家妇女，为她们提供治疗方法。”⑦这是有效的经验，治疗作用较好，对患者有益。但错误的经验会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像“一位青年回族妇女，因麦收期间过于劳累，手腕突然间变得非常疼。她尝试着不让疼痛的手腕干重活，但几天之后，仍疼痛不已。便把情况告诉了婆婆。婆婆常年四肢疼痛，有关节炎等疾病，在缓解疼痛方面有一些独到经验，她建议媳妇吃一种叫安乃近的止痛片。”⑧安乃近”的主要功能“是退热，亦用于治疗急性关节炎、头痛、风湿性痛、牙痛及肌肉痛等，…70年代本品所致严重不良反应引起临床广泛关注，…建议安乃近仅限于其他解热镇痛药无效的患者短期应用，必须连续一周以上应用时，务必加强血象监护。”[6]可见，其副作用比较大，危险系数较高。该青年回族妇女服用“安乃近”是存在潜在危险的。
在临夏回族社区，大众医疗观念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鉴于慢性疾病的性质，大多数情况下，大众医疗观念的治疗，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病情，并不能解除患病回族妇女的痛苦。此阶段之后，她们将寻求专业人员的治疗和帮助。
四、专业人员治疗阶段
专业人员是经过专业培训和训练的中西医学医疗人员，他们既包括正规的医院、乡村级卫生室，还包括有营业许可执照的私人诊所和药店的医生和护士。根据笔者在临夏地区实地调查情况，将该阶段又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就近药店、诊所治疗阶段，其二是正规医院治疗阶段。
(一)就近药店、诊所治疗阶段
患病回族妇女选择就近药店、诊所治疗，有如下两点原因：一是经济困难，药店、诊所看病成本低；二是药店、诊所的大夫、护士平易近人，态度温和，能够耐心地解答疑问，不像正规医院大夫的冷漠和高傲。同时，就近药店、诊所治疗也存在弊端，即医疗条件和设备落后、简陋，大夫多是凭经验看病，不能够给病人做全面、科学的诊断。
“一位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中年妇女，丈夫在外3年，无法顾家，经济困难。多数情况下，她忍受疼痛或者随便吃些止痛药。但关节疼痛厉害无法忍耐时，她只得到镇上的药店、诊所看病。她详细地向大夫描述症状，大夫替她把脉后，开了关节类止痛药和几天的止痛针。就医过程并不长，5分钟左右，但一定程度上却实现了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⑨如果患者常来此大夫处就医，就医时间会延长一倍到两倍，大夫会听取病人的“唠叨”，同时也会给出一些解释和建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患者和医生的交谈能够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有利于病情的稳定和恢复。
该个案是在家内没有男性，患病回族妇女个人就医的情况。在家内有男性成员的情况下，多是由男性成员代妇女向大夫描述症状、抓取药品。笔者在临夏调查期间发现：患病回族妇女在就近药店、诊所治疗阶段存在依赖他人特别是男性家庭成员的现象。于是笔者选定2008年4月26日(非逢集日)和4月27日(逢集日)9：00至12：30和13：30至17：00两个时间段，在临夏县韩集镇某大药店内作实地考察。这两个时间段正是回族妇女最可能外出的时间段。笔者发现，无论是逢集日还是非逢集日，回族男性来购买药品的人数总是多于回族女性。26日，来该药店购买药品的回族男性有15人，回族女性有8人；27日，来该药店购买药品的回族男性有72人，回族女性有28人。两日内，回族女性总人数为36人，是回族男性总人数的41.38％。
可以看出，在男性大多外出打工的情况下，来药店购买药品的女性仍远远低于男性，不足男性人员的一半，对男性存在依赖。回族男性成员购买药品种类也证实了他们代妇女买药的事实。例如有的男性是为结扎妇女购买补血药品，有的是为妇女购买妇科药品，甚至还有男性要买打胎药。这有力地说明了妇女在治疗自身疾病上对重要他人的依赖性。
这一阶段，男性为妇女购买药品的情况说明患病回族妇女在利用医疗资源上的被动性；同时表明其对自身疾病亦不够重视。很多慢性病难以治愈，病情反复，就近药店、诊所治疗效果不明显，或者出现病情恶化情况。此时，不仅患病妇女个人层次，而且重要他人层次也会给予高度重视。将患病回族妇女推进至正规医院治疗阶段。
(二)正规医院治疗阶段
正规医院指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其设备先进，现代西医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尤其是患者往往对现代西医的科学性、权威性寄予厚望。进入此阶段的患病回族妇女，有一小部患者病情恶化，无法挽救；但大部分人仍为其慢性病所困扰，无法彻底康复。
其中“一位因胃癌过世的中年回族妇女，长期胃部疼痛，未及时治疗，待胃部出血时，家人才将之送入某县人民医院治疗，检查结果为胃癌晚期。”科学医学也已束手无策。而大多数患者则如“一位老年回族妇女一样，病情不见好转。该妇女常年关节疼痛，身体虚弱。子女成家立业后，经济略微宽裕，家人支持其去正规医院检查、治疗。做过若干项检查后，医生得出结论：‘该妇女所患疾病为风湿性关节炎’。医生仅开出药方，不主张住院治疗。”该妇女服用医生所开药品后，仍旧关节疼痛，受其折磨。
正规医院在为患者进行治疗时，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冰冷的生物医学模式。虽然医学系统和学界都在宣扬“现代医学逐渐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变”，但在临夏封闭、偏僻、传统的地域，思想观念的转变还遥不可见。二是过高的医疗门槛。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患者带来了利益，但受益的是急性、重大病患者，大多数慢性病患者与之无缘。另外，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其药价随之水涨船高，对慢性病患者而言弊大于利。
医院种种弊端，不利于患病回族妇女就医、治疗。医务人员对病人的隔阂、冷漠，使很多病人畏惧医院，放弃现代医疗资源，转而投向民俗医学，以求精神满足。
五、民俗医学治疗阶段
帕森斯“病人角色”概念的一个方面是：“认识到患病是不合社会需要的，并想要恢复健康。”[4](P158)很多批评者认为这带有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取向，其他阶层与之并不尽同。但不可否认，这种价值取向与临夏回族社区价值取向相符。伊斯兰文化教导穆斯林两世并重，珍惜生命，不可盼死。“艾乃斯·本·马力克传，圣人说：‘你们任何人切勿因疾病缠身而盼死。若一定要那样做，则应念：真主啊！如果活着于我好就让我活，如果死于我好，则请摄去我的灵魂。’”[3](P229-230)圣训中亦有记载，真主不喜爱自杀的人，会予以惩罚，如准杜甫传，圣人说：“一个负伤的人自杀了，真主说：‘我的仆人急于早死而自杀了，我禁止他进天园。’”[3](P323)在现实生活中，“珍惜生命”的观念很浓厚，有一位自杀被抢救的人受到了舆论谴责，承受了巨大压力。因为他是以非自然状态试图结束生命，违背真主之意。此信仰和思想观念，促使患病回族妇女积极寻求治疗，最终会利用本民族的特有民俗医疗资源“都阿”，⑩以获健康。
伊斯兰文化相信真主是万能的，唯有他可以治愈疾病。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向真主祈祷的记载多不胜数，如“阿依莎传，圣人去探视病人或病人来找他时，常念诵：‘全人类的真主啊！祈你免除疾病，恩赐良方，你是治疗者，惟你的治疗有效，祈你治疗他，勿留下病症。’”[3](P230)这一思想观念也是回族之民俗医学，即克雷曼之土俗医生能够产生的思想根源。
民俗医学是在伊斯兰文化中孕育产生的，伊斯兰文化认为人会遭到魔鬼“易卜劣斯”(11)的伤害，重者失去理智，头脑不清，患“不松凡”病，(12)轻者会出现身体部位疼痛和心理害怕的情况。针对此，在伊斯兰文化中便衍生出了治疗“易卜劣斯”所致疾病的医疗体系，其治疗者为清真寺执教阿訇和民间职业人员，(13)药物以“都阿”为核心，分为吃的、喝的、贴的、戴的“都阿”。药物“都阿”是阿訇或其他职业人员念诵一定的祷文后，在实物像糖类、干果类、水、油香等上面吹气，或者在纸上、碟子上写经文而形成的。
转入民俗医学治疗阶段的患病回族妇女包括两类人，其一是被“科学医学”宣判死刑的人，其二是科学医学未能治愈的患者。(14)这些病人多是去有名气的民间职业人员处开“都阿”。患者除了吃“都阿”，寓所也会被驱邪。治疗者还会向病人解释患病原因，一般原因为：行夜路遇见“易卜劣斯”；做出了违背教义的事情：不孝顺、吝啬、自私、懒惰等。为病人解开了一大心结：“为什么是我忍受这种病痛，而不是他人。”在心理上使患者易于平静地接受患病事实，对患者稳定病情有利。另外，家庭成员会为患者念“和亲”，(15)做“都阿”，这是一种向安拉祈祷的仪式，愿安拉赐福于患者，使其康复。
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患病回族妇女使用民俗医学治疗的案例比比皆是。患者相信民俗医学，其治疗亦能取得一定的效果。“有一位不孕患者，经多方治疗无效后，使用民俗医学后，不久便怀孕了，并顺利产下一女。”还有“一位被医院判了死刑的胃癌患者，民俗医学治疗后，竟能够吃下饭菜。”“大多数关节疼痛性患者，使用民俗医学后，感觉疼痛感减少。”在患病回族妇女看来，这都是吃了民俗医学的“都阿”，得到了安拉的护佑所致。不管她们的观点是否能够得到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俗医学在患病回族妇女的生活中所起到的精神支柱作用。民俗医学治疗阶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治疗阶段。
六、结语
如“帕森斯的‘病人角色’概念、费雷德森扩展的‘病人角色’概念及麦肯尼克的寻求帮助的一般理论和萨奇曼的疾病与医疗模式的阶段理论”[5](P154-221)一样，笔者提出的临夏地区回族妇女慢性疾病患者“病患”行为的5个阶段或5个特点，也是一种理想模式。并非每一位患者都会经历所有的阶段，也并非完全有序进行，而且最后一个阶段民俗医学治疗阶段也不是终点，患病回族妇女在接受民俗医学治疗后，仍可能回归到“病患”的再体验、判断阶段，也可能转而再投入到大众医疗观念和专业人员的治疗阶段，从而开始一个新的循环。但每一个阶段又是无法避免和缺失的，它们与回族妇女所患疾病多为慢性疾病及其伊斯兰文化密切相关。认识患病回族妇女患病行为的5个阶段，重视和认可患病行为中的文化信仰，有利于回族妇女认识到治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其有益的经验，帮助回族妇女恢复健康。同时也为外界欲为回族妇女提供医疗帮助和指导的有志人士提供实地调查信息，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注释：
①社会学术语称作患病行为。
②该观点由戴维·麦肯尼克提出，主要指家庭成员。
③2008年3月9日笔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调查资料。
④2008年4月5日笔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调查资料。
⑤2008年6月2日笔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调查资料。
⑥2008年6月3日笔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调查资料。
⑦2008年3月20日笔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调查资料。
⑧2008年3月23日笔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调查资料。
⑨2008年11月2日笔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调查资料。
⑩“都阿”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它既是祈祷的祷文，也是进行祈祷的仪式，还是可以治疗鬼魂所致疾病的“药物”。
(11)《古兰经》高处篇、黄牛篇。现实生活中指未被安拉收纳的鬼魂。
(12)伊斯兰教上也称为“中邪”，参见坎斯坦勒拉尼注释，[埃及]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穆萨·宝文安哈吉，买买提·塞来哈吉译：《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345页及注释③。
(13)病人也尊称其为阿訇。一部分为曾做过清真寺阿訇的人，大部分是民间普通的教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童。
(14)民俗医学针对的是“易卜劣斯”引起的疾病，有条件限定，可被医学治疗的疾病不在此列。但慢性病很难治愈，加上回族妇女文化水平低，常把无法治愈的慢性病归咎于“易卜劣斯”。
(15)阿訇念《古兰经》、赞圣，众人跟随做“都阿”，为病人向真主祈祷。